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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阿Q正传》问世以来，学术界一致认为“检测洋鬼子”是一个应该加以批判的形象。但史建国先生发表于《书屋》2004年第7期题为《鲁迅与“检测洋鬼子”》的文章对此却提出了异议，认为“造成这样一种看法的原因很多，其中周作人和对‘检测洋鬼子’的反感和批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周作人“对‘检测洋鬼子’的分析和定位显然偏离了作者的原意”，“以其无与伦比的政治思想权威的身份，影响了鲁迅研究的走向”，进而提出了“检测洋鬼子”就是“鲁迅自己的化身”的观点，并用知人论世的方法详细罗列了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所记述的1903年8月鲁迅回国探亲时剪辫之祸给他带来的巨大痛苦，鲁迅先生《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中的话（“我想，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还未必至于这么受苦，检测使没有了辫子，那么，他恐怕也要这样的受社会的责罚了”），以及《头发的故事》中“N先生”所说：“在这日暮途穷的时候，我的手里才添出一支手杖来，拼命地打了几回，他们渐渐的不骂了。只是走到没有打过的地方还是骂……”等资料佐证观点，说明“‘检测洋鬼子’一词也包含了鲁迅的一种充满辛酸和悲凉的自况，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早年曾经辱骂过自己的阿Q们的一种复仇的讽刺”、“复仇的快感”，并武断地说“鲁迅对于这位钱大公子是同情和理解多于厌恶的”。
在史文看来，《阿Q正传》的写作似乎成了作家的自传，鲁迅先生创作的目的之一似乎是为了发泄个人的怨愤，进行“复仇的讽刺”以达到“复仇的快感”。这种无视文学创作规律、创作方法，背离文本作索隐状的架空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荒谬可笑的。
诚如史文所列举的，鲁迅先生的生活中确实有因剪辫之祸不得不“花二元写了一条检测辫子”，出门被骂作“检测洋鬼子”、“缺德鬼”，“以后索性在家里，不出去了”的事实，有《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手持拐杖“拼命地打了几回”的事件（学术界基本同意这篇小说有自传的性质），但我们却不能依此说明“检测洋鬼子”就是“鲁迅自己的化身”，是“夫子自况”，不能说明鲁迅先生因自己有这样的遭遇而对钱大公子“同情和理解多于厌恶”，更不能说明鲁迅先生在利用“检测洋鬼子”这一形象挟私“报复”。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是作家深入观察生活，融入个体认知、情感，寄寓某种意图的形象，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萃取生活而形成的独特的“这一个”。鲁迅先生说过，创作可以缀合、抒写，“然而他所据以缀合，抒写者，何一非社会上的存在”。文学的创作不同于历史事实、现实状况的叙述或拷贝，不可能完全根据事实来创作形象，任何试图从作品形象中去索引、比照现实的做法都是荒唐的。正如清代戏剧理论家李渔所言：“凡阅传奇而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梦之痴。”
塑造文学形象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鲁迅先生采用的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方法。他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阿Q、祥林嫂是这样创作出来的，“检测洋鬼子”也是这样创作出来的。史文又无视这一方法，用作家生活中的事实去硬套作品中的形象，并反过来指认“检测洋鬼子”就是鲁迅的“化身”，岂能有说服力？
“检测洋鬼子”的模特儿是谁？这一个问题刘福勤先生早在1982年就做过翔实的考证：一是鲁迅所见留学生中的“富士山”和反满中貌似“英勇的青年”，二是辛亥革命时绍兴的“自由党”人中一班投机的知识分子如何几仲之辈，三是鲁迅本人、范爱农和陈子英等。
《藤野先生》中描写过一群清国留学生，“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着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这成天坐不下来，“直了腿”，不是跳舞就是逛街，学问没有，但在中国人面前却喜欢卖弄。鲁迅先生在《集外集拾遗·诗歌之敌》中有这样一段话：“记得先前见过一位留学生，听说是大有学问的。他对我们喜欢说洋话，使我不知所云，然后看见洋人却常说中国话。”《阿Q正传》中的“检测洋鬼子”不就是这样的吗？——也是“直了腿”，“NO，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还有一个叫吴稚晖的，貌似英勇，其实是“无聊的打诨”，藏着名利之心，“检测洋鬼子”吹嘘自己与黎元洪一起策划革命，正与其有着同样的嘴脸。
“何几仲是自由党的主持人，银桃子的徽章一时曾经很出风头”，他排挤鲁迅、范爱农等人。刘先生分析说：“可见鲁迅先生对何几仲辈‘土皇帝’是深恶痛绝的。‘检测洋鬼子’投革命之机，凭着‘银桃子’大出其风头，成为未庄的新贵，显然是取材于何几仲之流。”
“检测洋鬼子”被骂，举起“哭丧棒”打阿Q，因为阿Q说他“里通外国”、“辫子而至于检测，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这些的确有从作家亲身体会幻化出来的事实，但仅此而已，不能藉此说明“检测洋鬼子”就是鲁迅的化身。刘先生进一步考证指出：“革命爆发前曾与革命有关的留学生范爱农、陈子英、鲁迅等，革命后虽兴奋一时，也在绍兴造成了较大影响，但不抵未得到满意的位置，后来则更受排挤。鲁迅是呆不住时适逢许寿裳来信叫他到教育部去了，范爱农则不得不‘躲在乡下，教着几个小学生糊口’，陈子英也在乡下。他们对新老官僚很不满。范爱农‘非常希望’鲁迅在北京给寻点事做。革命后的‘检测洋鬼子’，只是在未庄人面前有权威，在
笔者以为刘福勤先生的这番考证事实详备，是真实可信的。因此，我们可以说，《阿Q正传》中“检测洋鬼子”的身上固然有着鲁迅先生个人经历的影子，但决不是鲁迅先生本人，而是作家“杂取种种人”合成的“这一个”，因而也更谈不上是鲁迅的“自嘲和反讽”。
在史文看来，《阿Q正传》的写作似乎成了作家的自传，鲁迅先生创作的目的之一似乎是为了发泄个人的怨愤，进行“复仇的讽刺”以达到“复仇的快感”。这种无视文学创作规律、创作方法，背离文本作索隐状的架空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荒谬可笑的。
诚如史文所列举的，鲁迅先生的生活中确实有因剪辫之祸不得不“花二元写了一条检测辫子”，出门被骂作“检测洋鬼子”、“缺德鬼”，“以后索性在家里，不出去了”的事实，有《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手持拐杖“拼命地打了几回”的事件（学术界基本同意这篇小说有自传的性质），但我们却不能依此说明“检测洋鬼子”就是“鲁迅自己的化身”，是“夫子自况”，不能说明鲁迅先生因自己有这样的遭遇而对钱大公子“同情和理解多于厌恶”，更不能说明鲁迅先生在利用“检测洋鬼子”这一形象挟私“报复”。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是作家深入观察生活，融入个体认知、情感，寄寓某种意图的形象，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萃取生活而形成的独特的“这一个”。鲁迅先生说过，创作可以缀合、抒写，“然而他所据以缀合，抒写者，何一非社会上的存在”。文学的创作不同于历史事实、现实状况的叙述或拷贝，不可能完全根据事实来创作形象，任何试图从作品形象中去索引、比照现实的做法都是荒唐的。正如清代戏剧理论家李渔所言：“凡阅传奇而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梦之痴。”
塑造文学形象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鲁迅先生采用的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方法。他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阿Q、祥林嫂是这样创作出来的，“检测洋鬼子”也是这样创作出来的。史文又无视这一方法，用作家生活中的事实去硬套作品中的形象，并反过来指认“检测洋鬼子”就是鲁迅的“化身”，岂能有说服力？
“检测洋鬼子”的模特儿是谁？这一个问题刘福勤先生早在1982年就做过翔实的考证：一是鲁迅所见留学生中的“富士山”和反满中貌似“英勇的青年”，二是辛亥革命时绍兴的“自由党”人中一班投机的知识分子如何几仲之辈，三是鲁迅本人、范爱农和陈子英等。
《藤野先生》中描写过一群清国留学生，“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着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这成天坐不下来，“直了腿”，不是跳舞就是逛街，学问没有，但在中国人面前却喜欢卖弄。鲁迅先生在《集外集拾遗·诗歌之敌》中有这样一段话：“记得先前见过一位留学生，听说是大有学问的。他对我们喜欢说洋话，使我不知所云，然后看见洋人却常说中国话。”《阿Q正传》中的“检测洋鬼子”不就是这样的吗？——也是“直了腿”，“NO，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还有一个叫吴稚晖的，貌似英勇，其实是“无聊的打诨”，藏着名利之心，“检测洋鬼子”吹嘘自己与黎元洪一起策划革命，正与其有着同样的嘴脸。
“何几仲是自由党的主持人，银桃子的徽章一时曾经很出风头”，他排挤鲁迅、范爱农等人。刘先生分析说：“可见鲁迅先生对何几仲辈‘土皇帝’是深恶痛绝的。‘检测洋鬼子’投革命之机，凭着‘银桃子’大出其风头，成为未庄的新贵，显然是取材于何几仲之流。”
“检测洋鬼子”被骂，举起“哭丧棒”打阿Q，因为阿Q说他“里通外国”、“辫子而至于检测，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这些的确有从作家亲身体会幻化出来的事实，但仅此而已，不能藉此说明“检测洋鬼子”就是鲁迅的化身。刘先生进一步考证指出：“革命爆发前曾与革命有关的留学生范爱农、陈子英、鲁迅等，革命后虽兴奋一时，也在绍兴造成了较大影响，但不抵未得到满意的位置，后来则更受排挤。鲁迅是呆不住时适逢许寿裳来信叫他到教育部去了，范爱农则不得不‘躲在乡下，教着几个小学生糊口’，陈子英也在乡下。他们对新老官僚很不满。范爱农‘非常希望’鲁迅在北京给寻点事做。革命后的‘检测洋鬼子’，只是在未庄人面前有权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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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也似乎并未得到满意的地位，所以有‘谁愿意在这小城里做事情’的话。……辛亥革命后，他（即陈子英）很快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了，在乡下也很象‘土皇帝’的洋地主，后来又投靠国民党反动派，日伪时期当了可耻的汉奸。……陈子英当时作为革命党人，其主要方面为鲁迅所赞同，但那‘检测洋鬼子’式的投机行为和内心隐秘，也逃不过鲁迅锐利的目光，后来成为写‘检测洋鬼子’的素材也是很自然的事。”笔者以为刘福勤先生的这番考证事实详备，是真实可信的。因此，我们可以说，《阿Q正传》中“检测洋鬼子”的身上固然有着鲁迅先生个人经历的影子，但决不是鲁迅先生本人，而是作家“杂取种种人”合成的“这一个”，因而也更谈不上是鲁迅的“自嘲和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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