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
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字友三，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省蕲水县（今浠水）巴河镇望天湖畔闻家铺。从历史传承来看，闻一多的故乡，地处荆楚之腹地，深受古楚文化的润泽，有着悠久的历史与地域特色。“楚”从周朝一个不足百里的小城，发展到敢“问鼎之轻重”的泱泱大国，不仅创造出灿烂辉煌的文明，而且形成了异于中原的地域文化精神——这里不仅有着筚路蓝缕的创业思想、信神近鬼的浪漫风格，更重要的是，有着敢于轻生赴义、为国纾难的“国殇”精神。
楚国浪漫主义诗人屈原曾盛赞楚人乱世求存、勇毅刚强的性格特征。他在《九歌·国殇》中高吟道：“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随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这正是“国殇”精神的生动写照。“国殇”精神作为一种危机意识和救亡思想，既饱含着感时伤世的家国忧患，又抒发着顽强抗争的战斗情怀。如今跨越千年，同样生于乱世、长于楚国、作为诗人的闻一多，流淌的便是这样的荆楚文化血液，注入的便是这样的荆楚文化精神。纵观闻一多一生，他那嫉恶如仇、刚直不阿的性格特征，他那拍案而起、勇毅慷慨的爱国主义，以及诗文中强烈的“感愤”体验，在很大程度上，与这种荆楚“国殇”精神是气脉贯通的。
荆楚故乡风土人物的“国殇”精神深深影响着闻一多的人格塑形。闻家在浠水县巴河镇是大族，据家谱记载，闻氏是宋末抗元名臣文天祥的后代，公元1283年文天祥兵败就义后，家人为避祸，于是改姓“文”为“闻”，或隐居于江西，或迁移至湖北，至浠水定居。面对不凡家世，闻一多常常倍感自豪，而且对文天祥的爱国精神、民族气节充满崇拜之情，尤其是先祖“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壮烈诗句，更是铭刻于心。故乡的“屈原”崇拜同样给闻一多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每年端午，家家户户插艾枝、包粽子，辽阔的望天湖上，龙舟竞赛，锣鼓喧天，人们以最神圣的礼仪来表达对爱国诗人屈原的纪念。因而，在闻一多开阔的学术视野中，“屈原”始终是一个关注重点，包括1944年未发表的残文在内，涉及“屈原”的文章竟达六篇之多，可见“屈原”在闻一多心目中的地位。他尤其欣赏屈原“忧忿狷洁”个性下深沉凝重的国族忧患和慷慨激昂的政治抱负，爱屋及乌，他将李白、杜甫、苏轼、陆游、梁启超等也编入了这一精神谱系，并以此确立起自身的人格座标。
闻一多“国殇”人格的自我完善，既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又植入了现代文明的基因——闻一多出生在19世纪末，正是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文化开始新旧转换的时代。他出生的前一年，即1898年发生的“百日维新”虽如昙花一现，但康、梁思想已大为流行，闻一多的父亲闻固臣便是一位开明之士，赞同变法维新，他不再以科举应试而是以新式知识来教育子弟，这对闻一多的成长带来了深远的影响。1910年，闻一多被父亲送入新式学堂——武昌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读书。第二年，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起义的炮声震撼了全中国，时在武昌的闻一多虽不完全懂得这场起义的伟大意义，但仍让他感奋不已，受到革命氛围的感染，他毅然剪掉了“满清”的发辫，以示对共和的拥护和封建统治的决裂。正是少年时代特殊的教育背景与人生经历，才让传统的“国殇”精神获得了现代甦生并在闻一多身上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
首先是强烈的反思与批判意识。1912年，闻一多以湖北省第一名的身份考入清华学校。从1912年冬至1922年5月是闻一多的“清华十年”，在清华期间，无论是读书还是做人都有着绝不轻言从众的反思品格，并且往往能够独抒己见，切中时弊。如1918年北洋政府为庆祝“一战”胜利组织万名学生提灯为贺，面对全城的欢声潮涌，他却独发异声，在《提灯会》这首长诗中写道：“万邦申庆典，吾华亦追随”，“但使试内顾，得勿泪涟洏！”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外虎视眈眈，欲瓜分中国。面对居危而唱安的自欺短视，他敏锐地看到：“两伤饱强狼，祸迫岂不知？”既有如此的忧患意识，何乐之有？因此，他才会在华灯闪烁中，“孤怀厌喧嚣，彼乐增我悲”，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既清醒地认识到国家危机，也批判了国人的麻木浅薄，浓郁的忧患意识之中饱含着反思精神。这种清醒的独立意识是终其一生的，1922年7月，闻一多赴美留学，于芝加哥美术学院主攻绘画。在美期间，他并没有像其他留学生那样对欧美文明趋之若鹜，尽管在理智上接受美国文化，却在情感上归依于传统民族文化，是“文化国家主义”的坚定拥护者，努力在西方的文化“入侵”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可见，闻一多的反思是全面开放又是清醒独立的，为的是在不损伤民族优良基因的情况入新鲜的血液，跨越国家种族的边界创造文化对接的最佳交点，以历史、理性的眼光为国家、民族及其文化寻找一条生路。
其次是刚强而坚韧的反抗意志。1925年5月，闻一多结束了三年的留学生活，满怀憧憬地回到中国。刚刚摆脱充满的美国社会，却在上海遭遇了血淋淋的“五卅惨案”。后任教于北京艺术学校，与友人同创《诗镌》，北洋政府制造的“三·一八惨案”又击碎了他的艺术梦想；离京赴沪重振诗文，“四·一二政变”却迫其退入书斋；归乡执教于武汉大学，却因性格耿直，备受排挤……这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和生活变故都使他对社会现实感到失望。回国后的闻一多生活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从北京到上海，从南京到武汉，又从青岛回北京，七年间易地五次，每处最多只住一两年，短则数月，频频更换学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数年来的人生经历多是“痛苦的回忆”。然而“终刚强兮不可凌”，正是残酷的现实激发了其“国殇”人格中的反抗潜能，无论身处何境，闻一多始终坚守着个性、自由和的立场去应对种种社会压迫与精神绞杀：打破了国家幻梦，他毅然参加“大江会”，文化与爱国主义从此贯穿其思想的始终；政治变局击碎了诗美追求，他开始思索诗人与时代的关系，将柔弱的诗歌化为悲愤的怒吼；专制主义禁锢了诗情爆发，他转入学术研究，从古代文化中发掘民族血性剔除精神糟粕；恐怖统治压制进步力量，他“拍案而起”，用自己的生命来诠释对自由和的向往……可以说，闻一多的一生，是反抗的一生，是从“绝望”中向着理想战斗的一生，正如朱自清所言，他是“一个诗人和学者”，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这种“斗士”精神正是其反抗人格的准确归纳。
最后，还有慷慨赴义的牺牲精神。“殇”是同死亡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闻一多的诗文创作还是人生追求，都彰显出“国殇”人格中轻生赴义、解
荆楚“国殇”精神作为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品格，经过世纪的锤炼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发扬光大，已经具有鲜明的现代特征。闻一多表现出的反思意识、反抗潜能与牺牲精神，都是与荆楚“国殇”的核心价值是气脉贯通的，它们都深深植根于知识菁英对国家民族的真诚热爱并在这种爱国情怀面前融为一体，化为光彩照人的人格魅力。
参考文献：
闻一多著，孙党伯主编.闻一多全集（第12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442页.
闻一多著，孙党伯主编.闻一多全集（第2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134页.
（李汉桥湖北武汉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430074）
楚国浪漫主义诗人屈原曾盛赞楚人乱世求存、勇毅刚强的性格特征。他在《九歌·国殇》中高吟道：“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随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这正是“国殇”精神的生动写照。“国殇”精神作为一种危机意识和救亡思想，既饱含着感时伤世的家国忧患，又抒发着顽强抗争的战斗情怀。如今跨越千年，同样生于乱世、长于楚国、作为诗人的闻一多，流淌的便是这样的荆楚文化血液，注入的便是这样的荆楚文化精神。纵观闻一多一生，他那嫉恶如仇、刚直不阿的性格特征，他那拍案而起、勇毅慷慨的爱国主义，以及诗文中强烈的“感愤”体验，在很大程度上，与这种荆楚“国殇”精神是气脉贯通的。
荆楚故乡风土人物的“国殇”精神深深影响着闻一多的人格塑形。闻家在浠水县巴河镇是大族，据家谱记载，闻氏是宋末抗元名臣文天祥的后代，公元1283年文天祥兵败就义后，家人为避祸，于是改姓“文”为“闻”，或隐居于江西，或迁移至湖北，至浠水定居。面对不凡家世，闻一多常常倍感自豪，而且对文天祥的爱国精神、民族气节充满崇拜之情，尤其是先祖“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壮烈诗句，更是铭刻于心。故乡的“屈原”崇拜同样给闻一多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每年端午，家家户户插艾枝、包粽子，辽阔的望天湖上，龙舟竞赛，锣鼓喧天，人们以最神圣的礼仪来表达对爱国诗人屈原的纪念。因而，在闻一多开阔的学术视野中，“屈原”始终是一个关注重点，包括1944年未发表的残文在内，涉及“屈原”的文章竟达六篇之多，可见“屈原”在闻一多心目中的地位。他尤其欣赏屈原“忧忿狷洁”个性下深沉凝重的国族忧患和慷慨激昂的政治抱负，爱屋及乌，他将李白、杜甫、苏轼、陆游、梁启超等也编入了这一精神谱系，并以此确立起自身的人格座标。
闻一多“国殇”人格的自我完善，既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又植入了现代文明的基因——闻一多出生在19世纪末，正是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文化开始新旧转换的时代。他出生的前一年，即1898年发生的“百日维新”虽如昙花一现，但康、梁思想已大为流行，闻一多的父亲闻固臣便是一位开明之士，赞同变法维新，他不再以科举应试而是以新式知识来教育子弟，这对闻一多的成长带来了深远的影响。1910年，闻一多被父亲送入新式学堂——武昌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读书。第二年，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起义的炮声震撼了全中国，时在武昌的闻一多虽不完全懂得这场起义的伟大意义，但仍让他感奋不已，受到革命氛围的感染，他毅然剪掉了“满清”的发辫，以示对共和的拥护和封建统治的决裂。正是少年时代特殊的教育背景与人生经历，才让传统的“国殇”精神获得了现代甦生并在闻一多身上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
首先是强烈的反思与批判意识。1912年，闻一多以湖北省第一名的身份考入清华学校。从1912年冬至1922年5月是闻一多的“清华十年”，在清华期间，无论是读书还是做人都有着绝不轻言从众的反思品格，并且往往能够独抒己见，切中时弊。如1918年北洋政府为庆祝“一战”胜利组织万名学生提灯为贺，面对全城的欢声潮涌，他却独发异声，在《提灯会》这首长诗中写道：“万邦申庆典，吾华亦追随”，“但使试内顾，得勿泪涟洏！”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外虎视眈眈，欲瓜分中国。面对居危而唱安的自欺短视，他敏锐地看到：“两伤饱强狼，祸迫岂不知？”既有如此的忧患意识，何乐之有？因此，他才会在华灯闪烁中，“孤怀厌喧嚣，彼乐增我悲”，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既清醒地认识到国家危机，也批判了国人的麻木浅薄，浓郁的忧患意识之中饱含着反思精神。这种清醒的独立意识是终其一生的，1922年7月，闻一多赴美留学，于芝加哥美术学院主攻绘画。在美期间，他并没有像其他留学生那样对欧美文明趋之若鹜，尽管在理智上接受美国文化，却在情感上归依于传统民族文化，是“文化国家主义”的坚定拥护者，努力在西方的文化“入侵”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可见，闻一多的反思是全面开放又是清醒独立的，为的是在不损伤民族优良基因的情况入新鲜的血液，跨越国家种族的边界创造文化对接的最佳交点，以历史、理性的眼光为国家、民族及其文化寻找一条生路。
其次是刚强而坚韧的反抗意志。1925年5月，闻一多结束了三年的留学生活，满怀憧憬地回到中国。刚刚摆脱充满的美国社会，却在上海遭遇了血淋淋的“五卅惨案”。后任教于北京艺术学校，与友人同创《诗镌》，北洋政府制造的“三·一八惨案”又击碎了他的艺术梦想；离京赴沪重振诗文，“四·一二政变”却迫其退入书斋；归乡执教于武汉大学，却因性格耿直，备受排挤……这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和生活变故都使他对社会现实感到失望。回国后的闻一多生活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从北京到上海，从南京到武汉，又从青岛回北京，七年间易地五次，每处最多只住一两年，短则数月，频频更换学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数年来的人生经历多是“痛苦的回忆”。然而“终刚强兮不可凌”，正是残酷的现实激发了其“国殇”人格中的反抗潜能，无论身处何境，闻一多始终坚守着个性、自由和的立场去应对种种社会压迫与精神绞杀：打破了国家幻梦，他毅然参加“大江会”，文化与爱国主义从此贯穿其思想的始终；政治变局击碎了诗美追求，他开始思索诗人与时代的关系，将柔弱的诗歌化为悲愤的怒吼；专制主义禁锢了诗情爆发，他转入学术研究，从古代文化中发掘民族血性剔除精神糟粕；恐怖统治压制进步力量，他“拍案而起”，用自己的生命来诠释对自由和的向往……可以说，闻一多的一生，是反抗的一生，是从“绝望”中向着理想战斗的一生，正如朱自清所言，他是“一个诗人和学者”，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这种“斗士”精神正是其反抗人格的准确归纳。
最后，还有慷慨赴义的牺牲精神。“殇”是同死亡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闻一多的诗文创作还是人生追求，都彰显出“国殇”人格中轻生赴义、解
源于：毕业设计论文总结www.udooo.com
国危悬的自我牺牲精神。作为一名接受西方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一名新文化的卫士与传播者，闻一多一生都在同那些的阻拒力量做斗争。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面对压制、自由的政治屠杀，闻一多从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良心出发，愿作“泪洒龙床请北征”的陆游和“战死疆场”的拜伦，将“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流在笔尖，流在纸上”，并认为作为一名诗人，“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一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大学南迁至偏远的云贵地区，闻一多与学生跋涉三千里，身体力行的考察民情、宣传抗日，为中国抗战贡献绵薄之力。抗日战争结束时，闻一多加入中国同盟，从书斋走出来，正式过问政治。从1945年至1946年，他将自己投入到水深火热的斗争，不断参加各种集会，如保卫大西南群众大会、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五四”纪念晚会、云南护国起义纪念会等等，都活跃着闻一多的身影，听见他反抗专制的自由呼声，这种斗争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面对专制政府的强权与残暴，闻一多在创作与政治场合中多次提到“死亡”，但他却不畏惧死亡，“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是闻一多送给昆明“一二·一惨案”烈士的挽词，也是其死亡观的真实写照。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李公朴死难经过报告会上，面对特务的捣乱，拍案而起，发表了《最后一次的演讲》。会后，闻一多在回家途中，遭到而牺牲，最终以一死确证了他作为伟大的斗士的价值。荆楚“国殇”精神作为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品格，经过世纪的锤炼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发扬光大，已经具有鲜明的现代特征。闻一多表现出的反思意识、反抗潜能与牺牲精神，都是与荆楚“国殇”的核心价值是气脉贯通的，它们都深深植根于知识菁英对国家民族的真诚热爱并在这种爱国情怀面前融为一体，化为光彩照人的人格魅力。
参考文献：
闻一多著，孙党伯主编.闻一多全集（第12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442页.
闻一多著，孙党伯主编.闻一多全集（第2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134页.
（李汉桥湖北武汉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43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