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豪”刘禹锡君子人格成因探微

摘要：刘禹锡具有中唐诗人参与时政的政治热情，其人生也因此而倍感坎坷：既有家世之痛，也有贬谪之苦，更有老病蹉跎之叹。面对这些痛苦，他总能很好的超脱，达到人生的自足，这和他坚定的政治信念有关，也和他作为博学之士的开阔视野有关，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融合儒、佛、道三者思想，以此很好地调整心境，最终铸就了“诗豪”的美名。
关键词：刘禹锡；豪迈乐观；儒佛道
1005-5312（2012）23-0023-01

一、坚定的政治信念

刘禹锡出生于一个中下层官僚家庭。父亲刘绪在朝廷做一个叫做幕僚的小官，父亲罢官后，家庭生计一时变得异常困难。“同生无手足之助，终岁有病贫之厄”（《上杜司徒书》），“内无手足之助，外乏强劲之亲”（《上中书李相公启》）。幼时的他聪明好学，不仅攻读儒家经典，对诸子百家也有广泛涉猎，“九流宗指归，百氏旁裙披”。他孜孜不倦，企图救民于水火之中。步入成年后刘禹锡对社会的认识逐渐深刻,面对藩镇的骄横,宦官的,人民的困苦,他感慨万分，怀抱着“兼济”之志，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贞元九年，刘禹锡与柳宗元一道同登进士第，同年登博学宏词科。贞元十一年，应吏部取士科的考试合格，授太子校书。抱着施道展志的愿望，他积极参加王叔新集团，竭力想刷新政治，但是“永贞革新”终于以失败告终。面对失败，刘禹锡上书杜佑，剖析自己的心迹“常谓尽诚可以绝嫌猜，拘公可以饵谗诉”。然而窦群却弹劾他“挟邪乱政”，给他以沉重的打击。
失去了在朝廷中发挥才干，实现抱负的机会，刘禹锡被迫寄情笔墨，把诗文作为“见志之具”继续为坚持自己的操守、理想而斗争。元和四年，“八司马”中的程异承召回京，刘禹锡曾语重心长地嘱咐他“初心不忘”。这所谓“初心”显然是指他们共同致力改革，刷新政治的理想。可见，刘禹锡的理想之火自幼时在心中点燃后便始终在胸中燃烧，并散发出维持其精神生命的光和热。

二、博学达士，才识超群

刘禹锡很少耽于痛苦,因为他不仅是一个政治家,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学问广博的学者。他在很多领域都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使人生失意只成为他人生的一个注脚。
他对身外的一切都怀有一种探究的态度,并要在文字中讨论出个所以然,这其中包括反映自然界和社会的普遍规律的哲学。《天论》是刘禹锡的主要哲学著作,《问大钧赋》、《何卜赋》、《鉴药》、《儆舟》等,也富有哲学思想。他的这些思想与马克思著作中的唯物主义以及辩证法、认识论思想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使他比同时代的其他文人更加睿智和达观。
“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体现了刘禹锡的辩证法思想。作者经过思考，得出自己的境遇不能怨天尤人，事物运势的好恶都是事物客观运动的结论，于是“尽释郁怀，心憎故术，腹饱新授”。作为一位思想家和哲学家，刘禹锡的心灵世界是思辨而通达的，他在逆境中真正做到了心不为形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脱了痛苦。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贬谪中不仅仅把视野放在内在心灵世界，而是在顾及内在精神追求的同时又不忘却社会责任。他关怀社会民生、富有社会责任感并且积极作为，他的心灵在现实中有所依托，由此他能超越小我的痛苦，乐观面对多舛的人生。

三、寄心佛道，流连老庄

青少年时期,刘禹锡同诗僧皎然、灵澈有过一段师生关系,这为他亲近佛教打开了方便之门。晚年的刘禹锡因道不售,就同白居易一样,开始寄心佛教。他与江湖上的诗僧交往,问法讲道,用佛教的教义来平衡精神上的苦闷。
刘禹锡“家本儒素,业在艺文”,尤其精通大中之道,只是苦于实践中达不到中庸的境界,晚年借助佛教才达到了这种境界:“突奥于《中庸》,启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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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内典,会而归之,犹初心也。”刘禹锡从儒家思想中汲取了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却在后来的仕途中屡屡受挫,于是,道家的无为、无待的主张也为刘禹锡所喜爱,并用来调整自己受挫后的不平衡心理。刘禹锡对庄子的哲学还有自己的理解,他所认为的“逍遥”境界,是由于“足性安分”所得的逍遥,既积极入世,又保持心境的宁静。他不以陶渊明的超出世俗为然,但又对其表示出宽容的态度。所以说,刘禹锡始终坚持儒家的人生理想,并借道家境界、佛教思想来排解精神上的压抑与苦闷。正是凭借着宠辱不惊的气概和去留无意的心态，使他摆脱了被贬的痛苦与羁绊，转而投身到文学的探索与创作中，去寻找自我实现的另一个途径并大获成功。
参考文献：
刘禹锡.刘禹锡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p245.
刘禹锡.游桃源一百韵.
[3]刘禹锡.上杜司徒书.
[4]卞孝萱.刘禹锡丛考[M].成都:巴蜀书社,1988.p101.
[5]刘禹锡.赠别君素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