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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触田中禾先生的作品较晚，但读了他的小说和思想随笔，却有很多感触。田中禾是一位视野开阔、学养丰厚的“学者型作家”。从年龄阶段来说，田中禾是40后作家，然而，他的创作却是跨越代际的，表现出了一个创造力旺盛的文学家持续性的自我艺术建构。
小说《父亲和她们》的叙事探索性很强，小说分别从父亲马文昌的视角，“我”（马长安）的视角，林春如和肖芝兰的视角出发，以复调叙事的手法，制造出一幅众声喧哗的现场化历史，从而将一个世纪中国的历史沧桑巨变，化为近距离的时空感受，纤毫毕见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从而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近代史的变迁，反思革命思潮给中国人带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用著名评论家刘思谦的话说，三位主人公均以第一人称“我”的言说主体身份言说，这样不仅避免了当事人主体身份的被遮蔽被代言，同时也是塑造人物凸显个性的一种有效的艺术手段，收到了闻其声而见其人的艺术功效。小说的对话很多，心理分析少。小说末尾的几个附件，更像是对父亲之死的补充说明材料，又像是对正文的互文性阐释。小说为我们展现了历史的“别样可能性”。马文昌为寻求真理，从包办婚姻的妻子肖芝兰身边逃离，和林春如一起踏上革命之路，他的狂热反叛，造就了他一生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也是一代青年人命运的缩影。父亲也是一个矛盾集合体，他向往自由和爱情，却又软弱怯懦，他在朝鲜战场上九死一生，却在肖芝兰和林春如之间犹豫不决。而几个女性形象，尤其出彩。例如，林春如，作为女性革命者，她最后的回归家庭之路却异常荒诞而坎坷。在胜利的第二天，革命不可逆转地走向了平庸。没有了革命生活的林春如，也在日常生活的磋磨之中，变成了一个庸碌的小学教师。而受尽了苦难的马文昌，则在他的晚年，以一种喜剧的方式生存着，他变得谦卑、木讷，对权力俯首帖耳，认真地写大字报挣钱，对每一次生命的设置从不反抗。小说最后，由于苏联解体的刺激，父亲猝死于电视机前的一次采访。这无疑是具象征意义的，也有相当的寓言性。然而，这部小说，又不是一部《白鹿原》似的“以家族史写革命史”的版本。在对家族历史细节的追述中，小说家为我们展示历史的复杂性和可能性，而不是某种确切的拯救。小说展示了当革命不能承受之轻的情况下，中国人内心复杂曲折的嬗变。图尼埃说过：“小说的基本功能在于秘传，即小说家应该显示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所有复杂的发展阶段，这一个过程就像生命本身一样是无穷无尽的，往往也是无法解读的，作品的意义往往是悬置的，潜在的，是读者参与其中的。”小说以无尽的伤感、遗憾和沉思，为我们展现了作家对历史复杂性的好奇心和责任感。
同时，就小说艺术而言，《十七岁》丝毫不逊色于《父亲和她们》，是一部另类的历史成长小说，小说奇特地将“十七岁”定格为独特的青春气质：对外界充满热情，却又因敏感和真诚而屡受伤害。小说的叙事结构更有意思，是一种“空间化”的隐喻：不但消解了线性叙事的历史宏大叙事的专制性，且在跳跃性的众多
田中禾的散文，也很独到。这些散文，既是他小说创作理念重要的旁证，又表现出了独特的散文美学追求。田先生爱好广泛，杂学旁收，无论是小说、诗歌、戏剧，还是天文学、经济学、数学、电影，他的广泛涉猎，使得他的小说文字表现出较强的文体意识，而在杂文和散文中，则表现为嬉笑怒骂的老辣从容，一针见血的尖锐，及鞭辟入里的深刻。例如，杂文《关于礼仪之邦之瞒和骗》，先从孟德斯鸠和康德说起，似乎是为中国文化辩护，中间杂以乡间笑话，汉代趣闻逸事，“大跃进”诗歌，小时候的亲身经历，远兜远转，寄寓反讽于事实，又能使读者在古今中外的故事中增长知识，同时，这种上天入地，运笔洒脱的写法，恰恰揭示了我们文化的劣根性，看似旁逸斜出，不料却歪打正着。《关于诚和信》，则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的缺失谈起，对民族文化劣根性的挖掘，十分深刻，所用的例子，既有历史故事，又有现实教训，而对斗争哲学的反思，语言幽默，但泪中有笑，笑中有泪，也令人深感人世沧桑。思想永远是朴素的。田中禾曾撰文诉说自己的文学理想为：“在自己心中迷失”，实际上是要树立非道德、非革命化的、非政治化的“写人性”的文学理想。
小说《父亲和她们》的叙事探索性很强，小说分别从父亲马文昌的视角，“我”（马长安）的视角，林春如和肖芝兰的视角出发，以复调叙事的手法，制造出一幅众声喧哗的现场化历史，从而将一个世纪中国的历史沧桑巨变，化为近距离的时空感受，纤毫毕见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从而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近代史的变迁，反思革命思潮给中国人带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用著名评论家刘思谦的话说，三位主人公均以第一人称“我”的言说主体身份言说，这样不仅避免了当事人主体身份的被遮蔽被代言，同时也是塑造人物凸显个性的一种有效的艺术手段，收到了闻其声而见其人的艺术功效。小说的对话很多，心理分析少。小说末尾的几个附件，更像是对父亲之死的补充说明材料，又像是对正文的互文性阐释。小说为我们展现了历史的“别样可能性”。马文昌为寻求真理，从包办婚姻的妻子肖芝兰身边逃离，和林春如一起踏上革命之路，他的狂热反叛，造就了他一生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也是一代青年人命运的缩影。父亲也是一个矛盾集合体，他向往自由和爱情，却又软弱怯懦，他在朝鲜战场上九死一生，却在肖芝兰和林春如之间犹豫不决。而几个女性形象，尤其出彩。例如，林春如，作为女性革命者，她最后的回归家庭之路却异常荒诞而坎坷。在胜利的第二天，革命不可逆转地走向了平庸。没有了革命生活的林春如，也在日常生活的磋磨之中，变成了一个庸碌的小学教师。而受尽了苦难的马文昌，则在他的晚年，以一种喜剧的方式生存着，他变得谦卑、木讷，对权力俯首帖耳，认真地写大字报挣钱，对每一次生命的设置从不反抗。小说最后，由于苏联解体的刺激，父亲猝死于电视机前的一次采访。这无疑是具象征意义的，也有相当的寓言性。然而，这部小说，又不是一部《白鹿原》似的“以家族史写革命史”的版本。在对家族历史细节的追述中，小说家为我们展示历史的复杂性和可能性，而不是某种确切的拯救。小说展示了当革命不能承受之轻的情况下，中国人内心复杂曲折的嬗变。图尼埃说过：“小说的基本功能在于秘传，即小说家应该显示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所有复杂的发展阶段，这一个过程就像生命本身一样是无穷无尽的，往往也是无法解读的，作品的意义往往是悬置的，潜在的，是读者参与其中的。”小说以无尽的伤感、遗憾和沉思，为我们展现了作家对历史复杂性的好奇心和责任感。
同时，就小说艺术而言，《十七岁》丝毫不逊色于《父亲和她们》，是一部另类的历史成长小说，小说奇特地将“十七岁”定格为独特的青春气质：对外界充满热情，却又因敏感和真诚而屡受伤害。小说的叙事结构更有意思，是一种“空间化”的隐喻：不但消解了线性叙事的历史宏大叙事的专制性，且在跳跃性的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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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岁”的描述中（母亲的十七岁、二姐的十七岁，大哥的十七岁，二哥的十七岁和“我”的十七岁），而这几个人的“十七岁”，又是互相交织的，并统摄在“我”的视角之中。在网状叙事之中，作家凸显了“青春气质”的价值意义。多个青春回忆，都是在通灵般的少年视角中完成的，小说的前半部分，有关外祖父和父亲、母亲和大姐等人物的故事，“我”的视角是超越性的、魔幻性的和在场性的，这使整个叙事有了某种魔力，类似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而在小说后半部分，亲历性加强，作家将回忆性第一人称和亲历性第一人称限制视角，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融合，产生了独特的叙事沧桑感。同时，这种青春气质，既形成了对现代中国历史的反思，又表现出了自我塑造的勇气。青春的成长，意味着一种合乎理性的自我主体的确立。小说中，大历史是残酷的。母亲有关于幸福的梦想，二姐对包办婚姻的拒绝，二哥与许小玉，我和谢敏芝的纯真爱情，读来十分感人。而这些十七岁的梦，共同构成了对历史强烈的质疑。无论是民国乱世对母亲发家梦的毁灭，还是革命叙事对青春爱情的压抑，都表现出了强烈的人性批判的维度。田中禾的散文，也很独到。这些散文，既是他小说创作理念重要的旁证，又表现出了独特的散文美学追求。田先生爱好广泛，杂学旁收，无论是小说、诗歌、戏剧，还是天文学、经济学、数学、电影，他的广泛涉猎，使得他的小说文字表现出较强的文体意识，而在杂文和散文中，则表现为嬉笑怒骂的老辣从容，一针见血的尖锐，及鞭辟入里的深刻。例如，杂文《关于礼仪之邦之瞒和骗》，先从孟德斯鸠和康德说起，似乎是为中国文化辩护，中间杂以乡间笑话，汉代趣闻逸事，“大跃进”诗歌，小时候的亲身经历，远兜远转，寄寓反讽于事实，又能使读者在古今中外的故事中增长知识，同时，这种上天入地，运笔洒脱的写法，恰恰揭示了我们文化的劣根性，看似旁逸斜出，不料却歪打正着。《关于诚和信》，则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的缺失谈起，对民族文化劣根性的挖掘，十分深刻，所用的例子，既有历史故事，又有现实教训，而对斗争哲学的反思，语言幽默，但泪中有笑，笑中有泪，也令人深感人世沧桑。思想永远是朴素的。田中禾曾撰文诉说自己的文学理想为：“在自己心中迷失”，实际上是要树立非道德、非革命化的、非政治化的“写人性”的文学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