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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孔子论孔子音乐思想逻辑路径如何写

收藏本文 2023-12-15 点赞:29363 浏览:133787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 要:本文从政治与自由之间的精神悖论的角度,谈孔子音乐思想的逻辑路径。作为终极追求的“尽善”、“尽美”,既是精神的自由,又是政治的理想:唯有在闻《韶》中实现出来。孔子由“知于乐”的现实之维,到“游于乐”的个人审美之维,再到“成于乐”的自由意志之维,构成一个首尾呼应、螺旋上升的逻辑进路。孔子音乐思想的三维逻辑路径,最终通向“尽善”、“尽美”的自由意志的彼岸世界,揭示了孔子政治哲学的形上理想。
关键词:音乐艺术;孔子;音乐思想;逻辑路径;知于乐;游于乐;成于乐;艺术精神;文化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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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称,“孔子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最明显而又最伟大的艺术精神的发现者”①,如探讨孔子艺术精神的来源,可以发现有二:一是周公旦以政治权力与礼乐文化合谋,形成普遍的礼乐文化氛围。少年孔子对典章文物,应是耳濡目染;且他一生以《韶》、《武》为“为邦”之大事,又搜集、整理并阐释经典,由此而集礼乐之大成。二是孔子政治举措“不试”,以“游于艺”的人生态度,沉浸于由“艺”带来的个人精神自由之中,陶冶了艺术情操,培育了艺术精神。此两种源头,互为牵制,又互为生发,引出了一个关于政治与自由相互沟通的难题。为论述集中需要,本文以“礼乐”中的“乐”为研究对象,结合其与政治的离合关系,从逻辑可能的角度,厘清孔子音乐思想的三重维度,以求发现某些看似无序的观念中那内在运思的可能性。

一、知于乐:现实之维

于经验世界中,孔子重视学知,故从知识接受角度而言,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孔颖达《正义》云此乃“劝人学”之旨②,朱熹《集注》亦言“君子惟学之为贵”③,于此解释中,皆突出其“学而知之”的意义。孔子以“生而知之”为上,却自认当属“学而知之”者,曾云:“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缘此,如果说孔子“知于乐”的话,我们认为,当从他“始于学技”谈起,并进而探寻他多闻多见宗周乐政之制、并为以此重构政治秩序而不断思索的心迹。
孔子对音乐的“学而知之”,首先是通过反复磨练,获得对乐的曲调、技艺及内在韵致等感性层面的“知”,且已到了凡人望尘莫及的境界。《史记·孔子世家》记录了少年孔子师从师襄子,从“习其曲”到“习其数”,再“习其志”,至终“得其为人”的知乐过程。其间,孔子经历的熟悉曲调、技艺雕琢、对乐曲情绪的把握的过程,是所有习琴者的必由之路。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能接通曲作者的心路,甚至辨识出此曲“非文王能为此也”,其师也只能叹服得“避席再拜”。
孔子对乐的“知”,更有着安邦治国的理性深思。“乐者,天地之和也。”古人通过“乐”调顺风雨,和谐天地。所以,在孔子眼中,乐云非云钟鼓,他更想推行一套以音乐为凭依的秩序法则。作为政治改良的实践,孔门弟子为邦治城,尝勉力推行乐政。如宓子贱,据《韩诗外传》,“子贱治单父,谈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又称“子贱则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气,而百官理,任其数而已” ④。还有子游,据《论语·阳货》记载:“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对此,据《史记·集解》引孔安国释以“治小何须用大道”,又称“道谓礼乐也。乐以和人,人和则易使”⑤。可知宓子贱、子游皆以弦歌持政,小有所成,在孔子看来,自是值得鼓励的,但终究还是有些可惜此制未得大用。
孔子认为,礼乐得大用者,当在宗周。他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在他看来,似乎以托古改制的方式,回望理想政治,更具现实说服力和操作性。宗周俨然就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理想国”。而且,据《国语》、《左传》等儒典所记,此“理想国”不但不驱逐诗人、歌者,相反,礼乐之邦还需他们箴谏,诸如“瞽献曲”之类。在孔子看来,“其或继周者,虽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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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也。”(《论语·为政》)意思是说应当学习、仿效宗周制度,而且要结合现实加以“损益”。
金岳霖说:“知识的大本营既然是耳闻目见的世界的知识,主要的知识者也就是耳能闻目能见的知识者。” ⑥宗室或诸侯国乐师为该制直接或间接的耳闻目见者,自然是孔子拜访、问学的主要对象。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孔子周游鲁、卫、齐、宋等列国,对流播的宗室及地方音乐,无不倾心观览、学习。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云:“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钱穆释云:“盖谓孔子闻《韶》乐而学之,凡三月。”⑦另外,孔子还向鲁太师问乐,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论语·八佾》)又据《论语·卫灵公》记孔子见师冕,“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从齐太师、鲁太师到师冕处访乐,可见孔子“知乐”无常师,甚至可以说,类似于季札以乐观政,孔子访乐有对各国进行政治考察的意味。
在孔子看来,当时现实是散播各地的德音若存若亡,而郑声、夷声溺而不止、荡人心魄,音乐表达的过度必须限制,故当“正乐”。孔子云:“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须知,“正乐”的首要条件,必是对宗室保存的“正声”要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孔子周游列国,固然“学而知之”到不少古乐,但前往洛邑探寻德音之源,当更显必要。试想当日孔子仅有一乘车、两马、一竖,竟欣然往之,路途遥远与境况艰辛皆不足畏,足见其志。《孔子家语》记孔子曾对南宫敬叔说:“吾闻老聃博古通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南宫敬叔也向鲁侯说过:“今孔子将适周,观先王之遗制,考礼乐之所极,斯大业也。”⑧据此,孔子向老子所咨问者,乃是“礼”与“乐”。诚然,老子对音乐有独到见解,如“音声相和”、“大音希声”、“五音令人耳聋”之类;但是,其它典籍皆记孔子向老子“问礼”,并非“问乐”。按常理言之,孔子不会轻易放弃此次考察“正声”的机会的。孔子适周,曾访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当更接近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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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孔子周游到匡,被卫人围了数帀,仍然“弦歌不惙”,泰然以处。孔子释之云:“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当尧舜之时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当桀纣之时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时势适然。……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怯者,圣人之勇也。由处矣,吾命有所制矣。”孔子处境困穷,怡然自娱,逍遥自在。由此,孔子的“知命”的精神,可与庄子“穷亦乐,通亦乐”的人生态度相互注解。因为“天命”来不可拒,去不可留,唯有安而任之,才能无往而不适,这才算人生运命本然之道。所谓“非知得也”、“非知失也”,不知所以然而然,泯灭有执的之“知”,在弦歌之美的自由畅想中,进于天命与人生谐和的道知。
孔子酷爱音乐,“游于艺”,即是“游于乐”,正如今道友信称《论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关于艺术的大文章”,还称艺术分层次,“音乐占最高位置”,的确,“游于乐”能引起对无限的眺望,“超越学问的界限,在此之上培养人类精神,并导向更高的、超越的东西”。抑或说,个体从形体、世俗的世界中解放出来,不再受、利害关系的束缚,进入与“天命”绝对一致的本然存在之域。

三、成于乐:自由意志之维

通过以上引用论述,我们发现:一方面,孔子以知性智慧,有条理、有逻辑地对社会秩序进行梳理,在经验世界中,“乐通”便是梳理方式之一,却又处处受现实因果所制;另一方面,在寻求精神愉悦而溺于音乐之美时,他又超越功利政治,无关现实利害,进入自由之境。这两方面精神追求构成的内在张力,紧系于孔子一生的思想行为中,那么,孔子音乐思想的逻辑进路,又该如何圆成他的政治理想呢?
“游于艺”是对政治理想“不试”的克服,为孔子音乐思想向更高层次的提升,埋下动力、奠定方向。知性智慧可为礼乐诸现象立法,为经验世界的政治改良而用;但是,礼乐诸现象的发展规律,有内在的理路及其限制。而“游于艺”者,不受据律制约,是通向绝对自由的必然之途,故能打破“有待”的政治秩序牢铐,而在个人审美体验之时,向无限、永恒的自由王国靠近。当然,此“游于艺”的局限,在于仅解放只身,“知天命”仅自由个人。孔子并非个人主义者,“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孔子在本质上所关心的都是人类及其社会”。他的最高音乐理想,不是独善个人,而是普惠众生。故孔子音乐思想的致思逻辑,将不会仅停留于个人式的超越体验,而在终极性眷注层次上,构设一个既有秩序又有自由的普世理想:“尽善”、“尽美”之绝对精神王国。在我们看来,孔子赞《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并不仅是一次偶然的、瞬间的历史事件。当时孔子奔齐,希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却难以实现;而断绝游宦之心,又有不甘。在此两难处境下,他闻《韶》而觅得心灵突围,甚至可以说,这是他毕生处于此境之下而不得已的心灵诉求。因此,此事件具有强烈的哲学内涵和象征意味,以音乐带来形上哲思的顿悟,让“尽善”、“尽美”成为儒家音乐政治理想的最高尺度,即是说,“尽善”、“尽美”乃孔子音乐政治的形上理想,标志着他政治理想的圆成。
且不言“尽美”,能称“尽善”者,犹如后儒所说的“至善”。在经验世界中有“至善”吗?伏尔泰说:“并没有至善,也就好像并没有什么至上的方形,至上的紫红一样。”为何人们常谈“至善”呢?朱熹认为,所谓“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宋儒以此构设“天理”等范畴的形而上学。在西方,“至善”也是柏拉图“理想国”之构设的核心支柱,可谓他所言哲人政治的终极理想。同样,孔子何曾不会设想此“至善”之国?他称“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此是孔子的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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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理想。《周礼·地官》疏云:“一曰至德,以为道本。”“至善”、“至德”都是建立在哲人政治的形上构想之上的。
抑或说,“尽善”是绝对的善,即自由意志,犹如“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集注》云:“随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过于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此又类似于康德所云:“不论做什么,总应该做到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准则永远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理。”即是说,所有的行为准则,同时也是最普遍、最高的道德原则。钱穆云:“此乃圣人内心自由之极致,与外界所当然之一切法度规矩自然相洽。”最高的道德自由,不依于对特殊、个别结果的,也不要求任何特殊的行动,只是行动与道德普遍规律自身无条件的绝对一致。兰自我说:“矩即法则,万法惟心,矩即是心,心即是矩,真心所欲,为矩之根,此而克从,所以不逾,是大智慧,是大自然,《大学》所谓‘法矩之道’、‘止于至善’,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也是谈的这个道理。
尤为重要的是,“尽善”意味着脱离一切牵制,惟能在对“美”的观照中实现出来。在此情况下,纯粹的认识主体洞悉一切,进于“尽善”的道知,所以,孔子闻《韶》、《武》,皆叹“尽美”。钱穆《孔子传》云:“孔子由艺见道,道德心情与艺术心情兼容并茂,两者合一,遂与当时儒士之为学大不同。”儒分为八,而由艺见道,似由庄子发挥至极。关于庄子的师门传承,韩愈称庄子出自儒门,拜于田子方门下,也是有一定理据的。无独有偶,《庄子·田子方》记老子游心于“物之初”,“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孔子问如何才能至于此呢?老聃云:“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则游乎至乐”,正是体现逍遥、自由的人生境界,与叹称《韶》乐“尽美”有类似之处。
朱熹《集注》云:“美者,声容之盛也。”则“尽美”言形式美之极致,以高低长短不同形式的排列、配合,在参差互异中,达到最高的和谐、统一。在孔子那里,《韶》、《武》可谓最高的形式之美。又据《礼记·乐记》称“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即音乐带来安定、持续地快乐,而与永恒的天和合,到达神性的自由境界。如果说世俗之乐被赋予“德”与“名”,而为“有意味的形式”,被批“胥易技系,劳形怵心”的话,那么,《韶》、《武》之乐,因其至美之故,则让主体不再溺于欲求动机,忘怀一切赏心乐事,免除一切现实关系桎梏,进入人生完全解放、本然自由之境。孔子与众弟子言志,惟有曾点“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孔子欣然慕之,畅谈他“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之志。由沉浸于至乐而触及到形上政治理想,即是把判断力集中到超越现实利害的至美上去,以自失于瞬间的超越之思。
所以,可以说,孔子建构“尽善”、“尽美”的绝对精神王国,是独立于逻辑认知之外纯精神和心灵的绝对自由,外化为政治道德理想,以《韶》乐为符号表达出来。这最高层面的政治道德理想,与孔子在现实层面以乐干政的终极目的是一致的。而如何至于斯境?“多学而识之”,自无可能,唯有由音乐为之提供路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将体悟到艺术的境界视作君子的成人礼,在宇宙秩序之乐的沉浸中,完满人性,为构设“尽善”、“尽美”绝对之域提供可能。
总而言之,黑格尔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的确,孔子并没注重思想的系统性和逻辑性,更无黑格尔哲学体系的三段式论证。但是,如没有历史简择的偏颇,孔子思想的深邃和自洽,也不容完全否定其自成体系的逻辑可能。孔子是现实主义者,更是理想主义者。作为终极追求的“尽善”、“尽美”,既是精神的自由,又是政治的理想:唯有在闻《韶》中实现出来。孔子由“知于乐”的现实之思,到“游于乐”的个人审美追求,再到“成于乐”的政治理想圆成,构成一个首尾呼应、三阶渐进的逻辑进路。孔子音乐思想的三阶逻辑路径,最终通向“尽善”、“尽美”的彼岸世界,揭示了孔子政治哲学上的形上理想。
(责任编辑:陈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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