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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湖南统一战线思想在湖南和平解放中运用

收藏本文 2024-01-24 点赞:34702 浏览:159077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要: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1949年8月,国民党将军程潜、陈明仁在湖南长沙成功地举行了和平起义。湖南和平解放是统一战线思想在解放战争中的成功运用。在湖南和平解放的进程中,从打击国民党顽固势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出发,指挥我党做程、陈二将军的统战工作,采取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既联合又斗争等方法,终于使程、陈走上了和平之路,实现了湖南和平解放。
关键词:;统一战线; 湖南;和平解放
1008-6269(2012)06-0005-04
1949年8月4日,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程潜、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将军在长沙高举义旗,实现湖南和平解放。湖南和平解放是统一战线思想取得成功的光辉典范。在湖南和平解放中,代表起草了30多封电文。这些电文充分体现了的统一战线思想。

一、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认为,新主义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主义共和国。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必须团结劳动群众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统一战线。从1949年2月首次提出和平解放湖南、5月中旬形成初步方案、到8月和平解放湖南,始终坚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结成最广泛的同盟军,反对共同的敌人。
十分重视劳动者联盟,把湖南和平解放的希望寄托在人民群众身上,坚定地认为人民群众是湖南和平解放的基础。在旧中国,除了一无所有的工人外,农民、学生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深恶痛绝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渴望早日结束内战,实现国内和平,他们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广泛团结他们是我党争取斗争胜利的关键。明确指示:“要发动湖南人民,争取地方势力,这样和平解决湖南问题才有希望。” 在的指导下,湖南省工委积极开展工人、农民、学生等运动,推动湖南和平解放的进程。在省工委的具体领导下,从1949年春开始,工人们就积极行动起来,开展护厂、护矿、“反对破坏”、“反对迁移”的斗争;在农村,党组织农民开展“反征粮、反征兵、反征税”运动;在学校,尤其是在1949年4月,在我党的具体指导下,学生发动大规模的“反对检测和平、争取真和平”的游行活动,并迅速席卷全省,掀起了“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运动。湖南省工委还发动和联络湖南各界爱国人士,成立了“湖南人民自救促进会”(后改为“湖南各界人民争取和平联合会”),推动湖南人民大团结、自保自救的和平运动。以上这些标志着争取湖南和平解放运动达到了一个,工农、力量是我党争取和平解放湖南的基础力量,是湖南和平解放的内在动力。
在湖南和平解放斗争中,既联合劳动者,也注意与非劳动者联合。一再强调,在革命战争年代,必须利用敌人的矛盾,以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站到革命方面来。在湖南和平解放的斗争中,认为“程潜是孙中山的老干部……近年治湘措施表现进步”,虽然他们曾一度反共,但因程潜长期与蒋在观点上不同,没有在南京国民党政府中掌握过实权,1948年回湖南主持事务,一边利用他牵制桂系,一边又派自己的黄埔系亲信李默庵、黄杰等紧随其后回湘,意在限制程潜的行动。而陈明仁虽为嫡系(1949年2月回湖南),在1947年的“四平之战”中又有功,却反遭陈诚打击,被撤职。因此,陈明仁认定处事不公,遂滋生反蒋情绪。程潜、陈明仁与桂系素无渊源,1928年程潜还被李宗仁囚禁过。因此,认为可以利用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和裂缝,在程潜、陈明仁对离心离德时,把他们从国民党的营垒中分化出来,走上和平道路。于是,要求湖南省工委“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528,使“程潜、陈明仁及其一派站在我们方面”,并把此事“当作一件重要工作去做”525,意即把原来对我们持敌对态度的人转化为我们的朋友。在的指示下,湖南省工委成立了以余志宏为组长的策反小组,通过各种途径,做程潜、陈明仁的统战工作。还请章士钊等爱国人士转告程潜、陈明仁我党“既往不咎”的政策,团结二人,争取使他们走上和平解放的道路。在各方面的推动下,1949年6月,程潜向湖南省工委递交了致和关于湖南和平起义的《备忘录》[3]。
同程潜、陈明仁结成同盟军是统一战线思想的具体实践,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及其顽固分子的统一战线思想的具体应用。

二、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

为了尽最大可能地联合和争取同盟者,十分注意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在坚持我党的纲领、路线和战略方针的前提下,对同盟者的利益和要求做出一些必要的妥协和让步。
在策划湖南和平解放,争取程潜、陈明仁的合作中,不墨守成规,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采取了一系列必要的让步和妥协。例如在起义时间进程上,就充分考虑了程潜、陈明仁部的利益。程潜部的周围都是白崇禧的部队,如果程潜起义过早,有可能遭致白部的镇压,造成流血牺牲。因此,指示:程潜起义不要发动太早,“应在解决白崇禧部后再发动(程潜)归入我方”[4] 。正当我军乘胜追击蒋、白势力的情况下,致电四野:“要求各部均不要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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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长沙,以便和程潜谈判和平解决湖南问题”543,并要求我军“对长沙暂不进攻” 532。为了使谈判顺利进行,对陈明仁、程潜等提出的要求,在保持原则性的前提下,作了一些必要的让步。例如,在谈判中,陈明仁提出:“希望保证其司令职务俾其努力杀敌立功。” [5] 称:“可以答应陈明仁保留兵团司令的名义。”540尤其是程潜在未经谈判、双方未订立和平条文的情况下,宣布“成立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由临时委员会推定陈明仁任湖南省政府临时主席”等决定时,灵活地回电,声称“均属必要、可既施行”,并指出:“只要对人民解放军进军及革命工作有利,各事均可商量”542,还主动向程潜提出:“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可谅解”526。程潜的举动本是违反常例的,一般来说,谈判双方须先作和平谈判,订立和平条文,然后再行动,但程潜却先斩后奏。这再次表明不但充分信任程潜,而且在有利于湖南和平解放的原则下作出一些让步。特别是当程潜、陈明仁起义时,提出起义部队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的名义,也非常灵活,同意“在程潜、陈明仁等宣布脱离伪后,可以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出现”[4]385。这是我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第一次允许国民党起义部队使用这种名称。灵活地接受这一名称,是因为用此名称有利于起义部队内部暂时团结,解除陈明仁部将起义被视作投降的顾虑,有利于在政治上打击、白崇禧,有利于区别蒋、桂的国民党军队。当然,这些让步是有条件的,必须是程潜、陈明仁宣布脱离、白崇禧反动政府,保证起义顺利进行的原则下的让步和妥协,是在不伤害我党根本利益为原则的妥协。这些必要的妥协换来了湖南的和平解放,使我党能消灭数倍于我军的集团,缩短了战争时间,也使我党和人民付出更少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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