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20世纪30年代中国对现代化道路

[摘 要]20世纪30年代中国提出了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主张，新主义理论逐步形成，推动中国走上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以现代化的视角审视30年代中国人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并且通过对这一时期中国人关于现代化的思想和主张的，将对当今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
[]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3）01-0016-03
1931年9月，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掀起侵略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巨大危机，中国现代化遭遇重大挫折。在国难之际，中国坚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出了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主张，新主义理论逐步形成，推动中国走上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

一、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化面临的两大问题

20世纪30年代，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动力不仅有中国迫切需要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愿望，还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对生产力突破的要求。

(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依然是中华民族最紧迫的任务

1929～1933年，爆发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危及东亚各国，日本首当其冲，其政治经济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日本为了缓和国内阶级矛盾、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从中国掠夺黄金白银医治本国经济创伤，1931年9月18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国民党政府大部分军力正竭尽全力“围剿”红军，给日本侵略中国以可乘之机；“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以为首的国民政府下令采取不抵抗政策，张学良及其东北军在反抗日本“九一八”侵华战争中消极抵抗。因此，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中国东北三省全部沦陷。1932年，日本扶植清废帝溥仪建立傀儡政权，成立伪满洲国，东北三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日本政府逐步向华北以及中国内陆侵略，中华民族危机空前。
（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摘自：本科毕业论文www.udooo.com

发展受到严重障碍
上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得到了发展，但是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仍然是阻碍民族资本向前发展的最大障碍。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各种手段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向中国大力倾销商品和输出资本以及在中国许多行业形成绝对性优势和垄断地位。此外，西方资本还在财政金融方面控制着中国。外国银行可以在中国自行发行纸币，比如当时的汇丰银行，不仅操纵着中国的外汇，还享有经营外债、发行兑换券、保管关税、盐税等项特权。资本主义经济新因素的发展与壮大，对社会结构以及上层政治制度的变革形成了倒逼之势，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经济关系才能适应新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二、20世纪30年代中国对现代化问题的主张

伟大的实践源于正确理论的指导，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离不开中国人对现代化问题的深刻认识。

(一)追求政治的目标

中国人自建党以来就主张实行政治。上世纪30年代，抗日形势日益紧张的时候，中国人依然坚持政治的追求，认为与抗日互为条件。“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在如何实现政治的问题上，曾在与美国进步记者尼姆·韦尔斯的谈话中指出：政治必须由民众来推动，“政治的实现，依赖运动，没有广大人民的要求与推动运动，则政治不会实现。……运动的具体进行，应注意国民大会的选择、召集与开会，应注意争取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与爱国救国的完全自由。这是起码的权利。”对于抗日胜利之后建立怎样的工农的国家，1938年，在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出：“在这个国家内，有一个独立的的政府，有一个代表人民的国会，有一个适合人民要求的宪法。在这个国家内，经济是向上发展的，农业、工业、商业都大大地发展，并由国家与人民合作去经营，订定八小时工作制，农民应该有土地，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对外国和平通商，订立互利的协定。在这个国家内，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的完全自由，各种优秀人物的天才都能发展，科学与一般文化都能提高，全国没有文盲。”[3]张闻天进一步指出，中国要建立国家必须首先进行革命，然后才能建立统一的政府。“这一工农对于最大多数的工农民众则是最大限度的德谟克拉西（即主义的意思）。它真正实现了广大群众言论、集会、结社与出版的自由，使广大群众真正参加苏维埃政权，开始自己管理他们自己的国家”。[4]1932年5月21日，瞿秋白发表《中国的经济和阶级关系——对方亦如的批评》，明确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必要性，提出“工人阶级领导农民的基本群众的土地革命，彻底的完成民权革命的基本任务——解放中国，推翻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工农政权，这是中国唯一的出路。”[5]

(二)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的关系

中国历来重视经济建设。上世纪30年代，强调指出，要动员群众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一切必要的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为夺取政权打下基础。“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那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6]中国人不仅意识到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更是认识到工、农、商协调发展的重要性。1934年1月，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表明了既重视经济建设，又重视国营经济、私人经济之间以及工业、农业、商贸业之间协调发展的思想，指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7]张闻天主张利用资本主义发展苏区经济，强调不能对资本家实行“一棒子打死的政策”。1933年4月19日、22日及5月26日，他连续在苏区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和《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等文章，提出“想用强迫、命令、紧闭、决以致没收财产等‘毫不妥协’的办法，来对付苏区内所有的商人资本家，这不但是愚蠢，而且在政治上是错误的。”[8]他认为利用私人资本为我所用，不但不会影响苏区的统治，反而能够巩固苏区统治，“要发展苏维埃的经济，在目前不尽量利用私人资本是不可能的。私人资本主义的部分的发展，对于我们并不是可怕的。这种发展，可以增加我们苏区内的生产，流通我们的商品，而这对于苏维埃政权现在是极端重要的。”[9]至于资本的性质应该由什么来决定，瞿秋白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革命要夺取全国政权，才能掌握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是要由帝国主义的侵略所产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去领导封建剥削束缚之下的农民群众的阶级斗争，是要这些斗争的发展引导革命胜利的突变，方才能够改变中国的经济性质，把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变成脱离帝国主义而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中国社会。”[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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