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
[摘要]陈云是长期担任新中国财经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对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和平稳运行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后，陈云虽然不再具体领导经济工作，但他对中国经济发展和运行仍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他认为调整产业结构、加强粮食生产是中国经济平稳运行的前提，正确处理计划和市场关系是经济运行的体制基础，加强经济权威、完善宏观调控是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改革开放；陈云；经济运行
[]A[文章编号]1009-928X(2012)08-0005-04
宏观经济运行主要是指经济总体状态，供求状况和经济质量的发展状况。宏观经济运行工作的内容因工作的对象、任务、环境不同而有所不同。宏观经济运行调节是政府的重要职能，是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以食为天，在农业的发展中，陈云把粮食的发展放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强调必须在粮食问题上立于不败之地。1979年陈云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要注意粮食……粮食一定要有人管，这是周总理早已定了的。我看这个问题要注意。钢铁是硬的，我看粮食更硬。”[4]粮食更硬，说明了其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至关重要作用。粮食是稳定市场、保证建设最重要的物资。粮食是市场物价稳定的核心，粮价被称为“百价之基”，保持粮价稳定对中国经济宏观经济平稳运行至关重要。改革开放后陈云进一步指出：我们国家人口多、耕地少，这在相当长的时间不会好转，而进口粮食要受到港口、铁路运输条件的限制，一时也很难再增加。如果粮食库存不断下降，一旦城市用粮接不上，哪怕断三天，就会闹乱子。所以，粮食安全保证也是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前提。这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经验教训的深刻认识。从实践上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压缩重工业规模和投资，而把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1982至1986年接连出台了几个涉农一号文件，从政策、财政信贷、市场、等多个方面对农业进行支持，使农业生产在短时期内就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粮食生产发展很快，1982年粮食产量达到35450万吨，1984年达到了40731万吨，从而为其他方面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乡镇企业的发展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民的一个伟大创造，对农民增收，推进国家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也带来一些问题，如环境污染、产品质量差，外延式盲目发展等，造成了农村大量耕地被占用，乡镇企业相对于种粮的比较收益大大增加，吸引了农村的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到乡镇企业工作。这些都对粮食生产造成了一定的冲击。陈云注意到了这一问题。1985年9月，在中国
随着实践的发展，建立新的经济体制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陈云在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进行书面发言中指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对计划体制改革的基本点所作的四点概括，完全符合目前的实际情况。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比20世纪50年代大得多，也复杂得多。50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很多现在已不再适用。如果现在再照搬50年代的做法，是不行的。并指出：“这次体制改革涉及范围相当广，还会出现一些现在难以预见的问题，必须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6]陈云的发言和表态，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通过发挥了关键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对中国经济发展起了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运行平稳，并获得了一个发展的加速期，正如在南方谈话时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这五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民购写力增加了，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这五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6万多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1.7%。吃、穿、住、行、用等各方面的工业品，包括彩电、冰箱、洗衣机，都大幅度增长。钢材、水泥等生产资料也大幅度增长。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开放初期所进行的经济调整和新的经济体制的建立。
在现代社会化商品经济条件下，只有合理运用计划与市场这两种配置资源的经济手段，才能更有效地实现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计划与市场两者，市场处在更基础的位置，计划则是在市场作用下发挥宏观调节功能和微观指导功能。只有将计划和市场有机结合，才能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从历史上看，本级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在一五时期曾高达77.7％，以后本级财政收入虽然大幅下降，但由于当时中国的财政体制保证了地方财力向的上缴，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例仍比较高。改革开放后，财政对地方和企业放权让利，实行各种类型的包干制，财政收入出现大幅下降的现象。为了履行必须的职能，被迫向地方借款，“从1981年到1989年的9年间，财政通过1981年和1982年向地方借款和1983年的借款进基数的方式，共从地方取得财力422.16亿元。”[7]这个时期就是按国际通例计算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的话，这个比重已由1980年的15％左右跌至1990年代的5％左右。这个比重在当今世界各国中，也许是最低的。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般在25％以上。发展中国家的比重也在15％至25％之间。人口超过5000万的大国中，没有一个国家的这项比重低于10％，多数超过15％。[8]关于财力的分配掌握在还是地方手里，不仅关系到经济问题，而且关系到政治问题，具体到当时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
纵观1980年代的财政收支状况，财政赤字是主要问题，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呈直线下降的趋势。1980－1989年9年发生赤字，总额高达569.75亿元。[9]从1984年至1988年，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2.8％下降到15.7％，本级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由40.5％下降到32.9％。[10]而与此同时，预算外资金与国家预算资金的比例，则由1980年的48.1：100上升到1987年的92.2：100，1988年超过1：1。[11]这造成了国家财力不足特别是财政不足，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能，有时还不得不向地方财政借钱。预算外资金的迅速扩张，也造成了经济运行中的一些问题。1988年10月8日，陈云针对当时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指出：“要扭转当前混乱的经济局面，首先要靠财政平衡、特别是财政平衡。”[12]财政赤字中的要害问题仍然是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问题。陈云认为集中与分散之间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度。陈云曾经表示过要提高两个比重问题，他主张财政收入占国民
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财政银行关系，财政可以用银行透支的方式弥补赤字，造成货币的被动性发行。这就在原定货币计划发行上打开了缺口。需要集中资金解决财政赤字，否则就要向银行透支，造成货币的财政性发行，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加，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就会弱化，需要尽快解决的重大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这“不利于改革”。
从1983年开始，货币投放呈快速增长的态势，1983年的货币投放量为90.7亿元，1984年为262.3 亿元，1985年为195.7亿元，1986年为230.6亿元，1987 年为236.1亿元，1988年更是达到679.5亿元。[13]货币投放这么多，主要是财政透支、财政借款、基建、工资等增加的因素造成的。货币投放过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1988年通货膨胀率高达18.5％，各地出现抢购风潮。陈云及时提出了要控制货币发行的意见，他指出：“现在票子发得太多。票子发行的权力要高度集中，我看还是要‘一枝笔’。”[14]另外，这种发行权不但指货币发行的数量，而且也指货币发行的种类。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同志打算发行特区货币。陈云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坚决反对特区发行货币的提议。1984年5月26日，在中国银行两位工作人员为反对发行特区货币写给并、、陈云的信上批示：“特区货币发行权必须在。决不能让特区货币与人民币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流通。如果不是这样做，就会出现国民党时期法币发行之前的状况。”[15]
中国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但是如何加强和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思路并不很清晰。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财政和金融是两个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陈云关于提高财政收入两个比重和货币发行权集中在的思想为政府拥有宏观调控所具有的能力和手段提供重要的指导。
关于财政收入方面，为了提高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及提高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规范与地方财政收入，1992年６月，财政部开始在9个省、自治区、计划单列市进行分税制试点。分税制与“分灶吃饭”和“大包干”等办法相比，其着眼点就在于提高财政收入比重，集中的财力。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指出，实行分税制将大大增强财政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有利于增强宏观调控的能力。这一做法与陈云关于要适当集中资金的思想是相符合的。分税制的实施，增强了财政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同时也使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得到了一个大的提升。而这对于加强的宏观调控能力有着重大的作用。关于货币的集中发行方面，国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切断了财政赤字和货币被动发行之间的传统关系。1994年后相继出台的《预算法》和《银行法》规定了弥补政府赤字杜绝采取银行透支的解决方式。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改革和货币发行权集中到，使政府掌握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控经济的最重要的经济手段，为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陈云关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这些思考，是对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经济运行和发展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改革开放后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现实回答。他的这些思想，是中国领导中国经济不断成长壮大的经验结晶，对今天保持中国经济稳定运行仍然具有较大的现实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3][4][5][12][14]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
[7]王丙乾.中国财政60年回顾与思考[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311.
[8]王绍光.分权的底限[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 责任编辑：晏蔚青
[关键词]改革开放；陈云；经济运行
[]A[文章编号]1009-928X(2012)08-0005-04
宏观经济运行主要是指经济总体状态，供求状况和经济质量的发展状况。宏观经济运行工作的内容因工作的对象、任务、环境不同而有所不同。宏观经济运行调节是政府的重要职能，是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调整产业结构、确保粮食生产是中国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前提
产业结构是一国经济结构中最主要部分，也是一国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中国是一个人口多、耕地少的发展中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探索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虽然提出要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建设，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复杂的国内外因素，使中国的经济建设实施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的赶超战略。这种战略使得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作为国民经济发展基础的农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真正得到重视。这造成了中国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在“”结束后的1976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构成中，农业总产值为27.7%，工业总产值为72.3%，其中轻工业产值比重为31.9%，重工业产值比重为40.3%。其后两年，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继续下降，到1978年下降到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4.8%。我国农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农村长期落后，农民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提高。针对这种情况，改革开放初期陈云指出：“从我国国情看，农业在经济建设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农业对财政对经济建设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经济不摆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建设是不稳固的。从农业与工业的关系看，陈云指出，农业发展不起来，工业就很难发展。工业搞多了，农业搞少了，吃饭穿衣解决不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便站不稳，还是要回过头来搞农业。陈云总结道：“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农业好转了，工业和其他方面才会好转。所以，工业不能挤农业，城市不能挤农村，而要让农业，让农村。”[3]民以食为天，在农业的发展中，陈云把粮食的发展放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强调必须在粮食问题上立于不败之地。1979年陈云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要注意粮食……粮食一定要有人管，这是周总理早已定了的。我看这个问题要注意。钢铁是硬的，我看粮食更硬。”[4]粮食更硬，说明了其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至关重要作用。粮食是稳定市场、保证建设最重要的物资。粮食是市场物价稳定的核心，粮价被称为“百价之基”，保持粮价稳定对中国经济宏观经济平稳运行至关重要。改革开放后陈云进一步指出：我们国家人口多、耕地少，这在相当长的时间不会好转，而进口粮食要受到港口、铁路运输条件的限制，一时也很难再增加。如果粮食库存不断下降，一旦城市用粮接不上，哪怕断三天，就会闹乱子。所以，粮食安全保证也是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前提。这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经验教训的深刻认识。从实践上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压缩重工业规模和投资，而把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1982至1986年接连出台了几个涉农一号文件，从政策、财政信贷、市场、等多个方面对农业进行支持，使农业生产在短时期内就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粮食生产发展很快，1982年粮食产量达到35450万吨，1984年达到了40731万吨，从而为其他方面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乡镇企业的发展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民的一个伟大创造，对农民增收，推进国家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也带来一些问题，如环境污染、产品质量差，外延式盲目发展等，造成了农村大量耕地被占用，乡镇企业相对于种粮的比较收益大大增加，吸引了农村的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到乡镇企业工作。这些都对粮食生产造成了一定的冲击。陈云注意到了这一问题。1985年9月，在中国
一般论文格式范文www.udooo.com
全国代表大会上，针对部分地区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中出现的忽视粮食生产的倾向，陈云告诫全党：“现在有些农民对种粮食不感兴趣，这个问题要注意。”“发展乡镇企业是必要的。问题是‘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5]二、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问题，建立宏观经济运行的体制基础
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而经济体制则是宏观经济运行的体制基础。1956年，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云曾就我国的经济体制提出过“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重要思想，这是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总体构想。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陈云就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李先念在1979年2月22日的一次讲话中说：“我同陈云同志谈，他同意，在计划经济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个补充，不是小补充，是大补充。”此后不久，1979年３月８日，陈云在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讲话提纲中，联系苏联和中国计划经济的实际，专门就计划与市场问题作了深刻的总结：“一九一七年后苏联的经济计划和一九四九年后中国的经济计划，都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办事的。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做是完全对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这就导致现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无论苏联还是中国，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这种植根于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中国的实践基础上的分析是切中时弊的，有着很重的历史分量。这个提纲是陈云改革开放初期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讨论的重要文献。它剖析了原有经济体制的弊端，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陈云的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推动全党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突破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对建立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的探索，都曾经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随着实践的发展，建立新的经济体制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陈云在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进行书面发言中指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对计划体制改革的基本点所作的四点概括，完全符合目前的实际情况。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比20世纪50年代大得多，也复杂得多。50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很多现在已不再适用。如果现在再照搬50年代的做法，是不行的。并指出：“这次体制改革涉及范围相当广，还会出现一些现在难以预见的问题，必须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6]陈云的发言和表态，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通过发挥了关键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对中国经济发展起了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运行平稳，并获得了一个发展的加速期，正如在南方谈话时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这五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民购写力增加了，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这五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6万多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1.7%。吃、穿、住、行、用等各方面的工业品，包括彩电、冰箱、洗衣机，都大幅度增长。钢材、水泥等生产资料也大幅度增长。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开放初期所进行的经济调整和新的经济体制的建立。
在现代社会化商品经济条件下，只有合理运用计划与市场这两种配置资源的经济手段，才能更有效地实现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计划与市场两者，市场处在更基础的位置，计划则是在市场作用下发挥宏观调节功能和微观指导功能。只有将计划和市场有机结合，才能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三、加强经济权威，完善宏观调控，是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保障
中国地域广博，地区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和地方关系问题，是中国发展中所必需处理好的各种关系中最重要关系之一。改革开放前，中国主要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政府制定计划并负责计划的实施。这个时期中国经济虽然取得了很大发展，但经济运行却很不稳定，甚至出现了大起大落的现象。改革开放初期，为了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对地方和企业实行放权让利的政策，中国经济虽然发展很快，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主要是经济权威受到了一定的挑战，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经济过热，地方重复建设较多，基础设施和能源交通滞后，通货膨胀率高企等。对此，陈云提出要加强经济权威，并论及了加强经济权威的具体措施，主要是货币的发行权要集中到，提高财政收入占到全部财政收入的70%左右。陈云加强经济权威的思想对建立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了积极性的建设作用。(一)提高财政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改善财政状况
“”结束以后，提出对经济管理体制逐步进行改革，在财政方面给地方以更大的权力，1980年决定对15个省市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这一改革有利于调动地方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便于地方统筹安排和加强管理，增加收入，提高效益。但是，这一摘自：本科毕业论文www.udooo.com
改革也使财政收入向地方倾斜，国家财政收入尤其是财政收入缺乏严格的保障监督机制，造成财政收入的严重流失。从历史上看，本级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在一五时期曾高达77.7％，以后本级财政收入虽然大幅下降，但由于当时中国的财政体制保证了地方财力向的上缴，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例仍比较高。改革开放后，财政对地方和企业放权让利，实行各种类型的包干制，财政收入出现大幅下降的现象。为了履行必须的职能，被迫向地方借款，“从1981年到1989年的9年间，财政通过1981年和1982年向地方借款和1983年的借款进基数的方式，共从地方取得财力422.16亿元。”[7]这个时期就是按国际通例计算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的话，这个比重已由1980年的15％左右跌至1990年代的5％左右。这个比重在当今世界各国中，也许是最低的。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般在25％以上。发展中国家的比重也在15％至25％之间。人口超过5000万的大国中，没有一个国家的这项比重低于10％，多数超过15％。[8]关于财力的分配掌握在还是地方手里，不仅关系到经济问题，而且关系到政治问题，具体到当时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
纵观1980年代的财政收支状况，财政赤字是主要问题，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呈直线下降的趋势。1980－1989年9年发生赤字，总额高达569.75亿元。[9]从1984年至1988年，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2.8％下降到15.7％，本级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由40.5％下降到32.9％。[10]而与此同时，预算外资金与国家预算资金的比例，则由1980年的48.1：100上升到1987年的92.2：100，1988年超过1：1。[11]这造成了国家财力不足特别是财政不足，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能，有时还不得不向地方财政借钱。预算外资金的迅速扩张，也造成了经济运行中的一些问题。1988年10月8日，陈云针对当时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指出：“要扭转当前混乱的经济局面，首先要靠财政平衡、特别是财政平衡。”[12]财政赤字中的要害问题仍然是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问题。陈云认为集中与分散之间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度。陈云曾经表示过要提高两个比重问题，他主张财政收入占国民
源于：大学毕业论文格式www.udooo.com
生产总值的比例以保持25％为宜，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重以保持70％为宜，并不意味要花满 70％，比如花50％左右，余下20％左右还是帮助地方来做事的，掌握大头，可以多办些大事，而且可以有计划地来帮助地方。(二)货币的发行权必须集中在
货币的发行权属于，这一点从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货币伊始就是非常明确的。早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明确规定：“货币发行权属于国家。”1986年1月7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具体规定：货币发行必须集中统一管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提币发行计划，报经国务院批准后组织实施。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财政银行关系，财政可以用银行透支的方式弥补赤字，造成货币的被动性发行。这就在原定货币计划发行上打开了缺口。需要集中资金解决财政赤字，否则就要向银行透支，造成货币的财政性发行，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加，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就会弱化，需要尽快解决的重大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这“不利于改革”。
从1983年开始，货币投放呈快速增长的态势，1983年的货币投放量为90.7亿元，1984年为262.3 亿元，1985年为195.7亿元，1986年为230.6亿元，1987 年为236.1亿元，1988年更是达到679.5亿元。[13]货币投放这么多，主要是财政透支、财政借款、基建、工资等增加的因素造成的。货币投放过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1988年通货膨胀率高达18.5％，各地出现抢购风潮。陈云及时提出了要控制货币发行的意见，他指出：“现在票子发得太多。票子发行的权力要高度集中，我看还是要‘一枝笔’。”[14]另外，这种发行权不但指货币发行的数量，而且也指货币发行的种类。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同志打算发行特区货币。陈云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坚决反对特区发行货币的提议。1984年5月26日，在中国银行两位工作人员为反对发行特区货币写给并、、陈云的信上批示：“特区货币发行权必须在。决不能让特区货币与人民币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流通。如果不是这样做，就会出现国民党时期法币发行之前的状况。”[15]
中国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但是如何加强和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思路并不很清晰。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财政和金融是两个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陈云关于提高财政收入两个比重和货币发行权集中在的思想为政府拥有宏观调控所具有的能力和手段提供重要的指导。
关于财政收入方面，为了提高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及提高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规范与地方财政收入，1992年６月，财政部开始在9个省、自治区、计划单列市进行分税制试点。分税制与“分灶吃饭”和“大包干”等办法相比，其着眼点就在于提高财政收入比重，集中的财力。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指出，实行分税制将大大增强财政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有利于增强宏观调控的能力。这一做法与陈云关于要适当集中资金的思想是相符合的。分税制的实施，增强了财政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同时也使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得到了一个大的提升。而这对于加强的宏观调控能力有着重大的作用。关于货币的集中发行方面，国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切断了财政赤字和货币被动发行之间的传统关系。1994年后相继出台的《预算法》和《银行法》规定了弥补政府赤字杜绝采取银行透支的解决方式。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改革和货币发行权集中到，使政府掌握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控经济的最重要的经济手段，为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陈云关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这些思考，是对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经济运行和发展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改革开放后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现实回答。他的这些思想，是中国领导中国经济不断成长壮大的经验结晶，对今天保持中国经济稳定运行仍然具有较大的现实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3][4][5][12][14]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
1.55.164. 234.309.366.366.
[6][15]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下）[M].北京：文献出版社，2000.365-366.355.[7]王丙乾.中国财政60年回顾与思考[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311.
[8]王绍光.分权的底限[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
7.44.
[9][10][11] 中国财政杂志社.中国财政年鉴[C]. 2007. 370-371398-399. 374-410.
[13]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C].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72.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 责任编辑：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