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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启动遇到了多重阻力，这些阻力包括中国的自足自然经济体系、重农抑商政策、封建皇权专制、儒家文化、稳定的传统社会结构、闭关锁国政策以及华夏文明中心论等。这些因素重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启动，并继续阻碍启动后的中国经济现代化。
【关键词】启动；中国经济现代化；阻力；阻碍
西方经济现代化是从18世纪后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的，而中国经济现代化从1861年才开始启动，比西方晚了近80年。尽管曾经有着马戛尔尼访华和战争等可以启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机遇，但中国还是没有能够抓住机遇而推迟到1861年在内外交困下才艰难地启动了中国经济现代化。
为什么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起步姗姗来迟呢？究其根底，由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启动遇到了多重阻力，主要包括以下传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及思想等方面的内容。
一
自从春秋战国以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长期占据中国经济的统治地位。它的特点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男耕女织，将牛耕农业与手工业紧密结合，自产自销绝大多数生产及生活必须品，社会分工水平低，生产量小，消费量小，又实行家族子嗣分产制而不是长子继承制，“富不过三代”是常见现象，多数家庭都只是一种仅足糊口的经济。这种“自足体系不可能创造大量剩余产品，也没有大规模的远程贸易往来的必要性，没有出现追求增进效益与创新经济组织的客观需求，因而很难形成巨大财富积累，自然也就不可能发生突破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经济革命。”乾隆给英王的敕书中所说的天朝“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也反映了这种自足体系经济在中国占据支配地位的状态。中国经济现代化启动的缓慢就在于传统经济结构严重阻碍了农业和商业的经济剩余转移到工业部门，阻碍了中国社会从传统经济中产生新的经济因素。
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中国封建王朝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其农本思想造成不管是官吏、士绅，还是商人都将所聚集钱财用于购地，成为地主，而不是投入更大的商品生产，其实中国的商品经济在唐代就很繁荣，宋代就已经开始出现早期资本主义萌芽，但由于得不到鼓励和发展，并没有能够突破传统经济的束缚，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清时期被牢牢地禁锢不但没有发展反而退步了，中国经济长期裹足不前、发展非常缓慢。传统商业是依附于农业—地主经济的，并且处在封建官府的卵翼与控制下，课税重。地主兼营商业，商人兼为地主，地主、商人、三位一体，可相互转化。商业利润和利息主要用于挥霍或购地，而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工业（主要是手工业）也就长期保持低水平，不能形成产生技术革新和大机器生产的条件。
中国传统的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和封建王朝长期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重重地束缚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启动。
二
从秦代以来，中国建立在自足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封建皇权专制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具有高度成熟性，到明清时更是形成高度集权专制，通过儒家文化、科举取士等形成的官僚体系也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同时采取重农抑商政策来维护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最终维护皇权专制。
封建王朝采用儒家文化作为统治哲学，而儒家文化有着重文轻理传统，重视人文统治之术，而不重视理性思维、工艺之学和自然科学，使得中国的工艺之学到明清时已经寂然无闻。实行以儒家文化为固定内容的科举取士制度限制了知识分子的思维，在明清时采取更加程式化的“八股文”则更不用说了。由科举制被选拔出来的儒学知识分子组成官僚系统，实际治理国家，对皇帝负责，但他们既缺乏专业技术知识，又缺乏独立负责制与首创精神，只会因循敷衍，使国家、社会缺乏生机活力，不利于产生领导现代化的政治力量。
儒家文化还形成了浓厚的乡土情结，“中庸思想”和安分守己传统，也束缚了中国人的身心，不利于向外学习，不利于形成突破传统的新生动力。
三
中国经济现代化启动的缓慢还在于具有高度稳定性的传统社会结构。在中国，由皇室、官吏、士绅、商人等主宰的社会结构非常稳定。“学而优则仕”，士出为官，官退为绅，官吏、士绅又同时可能是商人，商人也可以捐钱为官，而需要长时脱离劳动、需要花钱求学、应试的学子又大多为官吏、士绅、商人的子弟，这样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当然也有寒士为官的，但比例小得多。而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乡村社会与封建官
从地理位置看，中国处于特殊地理环境中，东濒临浩瀚的海洋，西接茫茫的沙漠和高山雪域，西南壁立庞大险峻的高原，北临漫漫戈壁和无际的原始森林，有利于中国进行自我封闭。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漫长前资本主义时期中，它自成一个世界。特别是明中叶以后的统治者在面对来势汹汹的西方经济潮流时相继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因为天朝统治者自认建立在自足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天朝“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内地物产丰饶，岂需远洋些微不急之货”[3]。天朝无求于“外夷”，只有“外夷”来求天朝财货。所以天朝统治者不重视对外贸易，认为可以随意限制对外贸易。由于盲目自大，天朝统治者在世界贸易从大陆转向海洋的重要时期却背道而驰，采取退缩的闭关锁国政策，限制了中对外贸易的发展，也限制了中国人民与外界的接触与交流，结果是坐失良机。战争前，清政府和中国人民生活在与世隔绝的蒙昧状态。
闭关锁国政策不限于外贸和外交的领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都带有与世隔绝和盲目排外的倾向。清政府不仅限制中外交往，不重视商业和外贸，还对中外文化交流实行严厉限制。康熙帝之后的清朝统治者对西方自然科学和新兴文化采取深闭固拒态度，对西方制造品，也不加分析地一概视为“玩好”或“奇技淫巧”，予以排斥。天朝自视“无所不有”，“从不贵奇巧”，认为外国人经营的是“奇巧”而无用的玩物。甚至林则徐初赴广东时也不免有“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既非中国需要，何难闭关绝市”[4]的观念。这种偏激、自大思想长期以来阻止天朝统治者正视外来先进事物，不能学习、汲取和利用世界文化的先进成果，造成中国不能尽早启动经济现代化，跟上世界先进经济潮流。四
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国古代文明，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创造了璀璨的农耕文明，出现了汉唐盛世。中华文明形成为东方各国所仰慕和汲取的华夏文明。由于中国处于复杂、特殊的封闭地理环境中，在生产力相对较低时期，这种复杂的地理环境成为人们难以逾越的自然障碍，人们处于一种封闭与保守的生活状态。又由于地理知识知之甚略，中国人自古就认为自己是居于世界地理和文化的中心，他们把世界分为以神州为中心的“九州”，而“中原”又是神州的中心，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包含着“天下”，它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小部分，中国以外没有能够与中国平起平坐的国家。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周边国家与各民族发展的相对落后，人们便产生了相应的“华夏文明中心论”世界观和传统文化价值观，中国是惟一的“天朝上国”，它所有的制度和文化都是尽善尽美的。中国的四周皆为夷狄蛮戎之邦，他们只有向天朝称臣纳贡、输诚沐浴教化的资格。在经历了历史上屡次外来落后民族入主中原却反被先进的华夏文化所征服的事实证明之后，在人们的心中不断得以强化，形成为一种文化优越感。华夏文明是最
“天朝”观念反映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即是藩属外交理念，视外来国家和民族为中原王朝的臣属。这种外交制度是一个同心圆的系统，居于核心的是帝国，属于中国版图的位置偏远的藩部处于半边缘状态，中国版图以外的、更远的属国则处于边缘状态。中国在和周边国家交往时以王朝自居，天朝统治的目的就是要使远方归附、使四夷宾服。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天下”观逐步发展，与儒家思想进一步融合，产生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5]的观念。外国只能是中国的属国，外人来中国只能俯首称臣，向中国大皇帝“进贡”。即使到了清时期，中国人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中国在所有方面都是“天朝上国”。天朝“抚有四海”，“统驭万国”，“德威远被，万国来王”，中华文明无所不“化”。即使是与东亚以外的国家接触，同样会把它们纳入传统的宗藩关系体制加以解释，只不过它们与中国的关系比属国更远而已。因为天朝“无所不有”，从来不求与“外夷”贸易，所以对华贸易特权被“天朝”用来笼络那些诚心恭顺的藩属，是一种恩赐，即所谓“朝贡贸易”。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特别允许西洋各国在澳门贸易。
这种“华夏文明中心论”之下的中国中心观、天朝大国思想及藩属外交观念等阻扰了明、清政府对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和近代国家主权平等外交理念的接受，也阻碍了中国人了解世界大势，弄不清中国在变化着的世界中的真正位置，延缓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启动。
正是由于自足自然经济体系、重农抑商政策、封建皇权专制、儒家文化、稳定的传统社会结构、闭关锁国政策以及华夏文明中心论等不利于中国内部形成突破传统经济的新生动力，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起步因为这些阻力而迟迟不能启动，所以起步比西欧晚得多。即使作为在内外交困重压下中国经济现代化启动的开端——洋务运动也因受到这些传统阻力的重重阻碍而步履维艰。
参考文献：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8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Z].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15，172.
[3]清实录（第16册）[Z].北京：中华书局，1986：676.
[4]林则徐.林则徐集·公牍[M].北京：中华书局，1985：126.
[5]葛培岭注译.诗经[Z].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371.
作者简介：任清平（1975-），男，土家族，贵州印江人，历史学硕士，铜仁市委党校、铜仁行政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关键词】启动；中国经济现代化；阻力；阻碍
西方经济现代化是从18世纪后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的，而中国经济现代化从1861年才开始启动，比西方晚了近80年。尽管曾经有着马戛尔尼访华和战争等可以启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机遇，但中国还是没有能够抓住机遇而推迟到1861年在内外交困下才艰难地启动了中国经济现代化。
为什么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起步姗姗来迟呢？究其根底，由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启动遇到了多重阻力，主要包括以下传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及思想等方面的内容。
一
自从春秋战国以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长期占据中国经济的统治地位。它的特点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男耕女织，将牛耕农业与手工业紧密结合，自产自销绝大多数生产及生活必须品，社会分工水平低，生产量小，消费量小，又实行家族子嗣分产制而不是长子继承制，“富不过三代”是常见现象，多数家庭都只是一种仅足糊口的经济。这种“自足体系不可能创造大量剩余产品，也没有大规模的远程贸易往来的必要性，没有出现追求增进效益与创新经济组织的客观需求，因而很难形成巨大财富积累，自然也就不可能发生突破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经济革命。”乾隆给英王的敕书中所说的天朝“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也反映了这种自足体系经济在中国占据支配地位的状态。中国经济现代化启动的缓慢就在于传统经济结构严重阻碍了农业和商业的经济剩余转移到工业部门，阻碍了中国社会从传统经济中产生新的经济因素。
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中国封建王朝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其农本思想造成不管是官吏、士绅，还是商人都将所聚集钱财用于购地，成为地主，而不是投入更大的商品生产，其实中国的商品经济在唐代就很繁荣，宋代就已经开始出现早期资本主义萌芽，但由于得不到鼓励和发展，并没有能够突破传统经济的束缚，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清时期被牢牢地禁锢不但没有发展反而退步了，中国经济长期裹足不前、发展非常缓慢。传统商业是依附于农业—地主经济的，并且处在封建官府的卵翼与控制下，课税重。地主兼营商业，商人兼为地主，地主、商人、三位一体，可相互转化。商业利润和利息主要用于挥霍或购地，而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工业（主要是手工业）也就长期保持低水平，不能形成产生技术革新和大机器生产的条件。
中国传统的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和封建王朝长期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重重地束缚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启动。
二
从秦代以来，中国建立在自足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封建皇权专制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具有高度成熟性，到明清时更是形成高度集权专制，通过儒家文化、科举取士等形成的官僚体系也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同时采取重农抑商政策来维护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最终维护皇权专制。
封建王朝采用儒家文化作为统治哲学，而儒家文化有着重文轻理传统，重视人文统治之术，而不重视理性思维、工艺之学和自然科学，使得中国的工艺之学到明清时已经寂然无闻。实行以儒家文化为固定内容的科举取士制度限制了知识分子的思维，在明清时采取更加程式化的“八股文”则更不用说了。由科举制被选拔出来的儒学知识分子组成官僚系统，实际治理国家，对皇帝负责，但他们既缺乏专业技术知识，又缺乏独立负责制与首创精神，只会因循敷衍，使国家、社会缺乏生机活力，不利于产生领导现代化的政治力量。
儒家文化还形成了浓厚的乡土情结，“中庸思想”和安分守己传统，也束缚了中国人的身心，不利于向外学习，不利于形成突破传统的新生动力。
三
中国经济现代化启动的缓慢还在于具有高度稳定性的传统社会结构。在中国，由皇室、官吏、士绅、商人等主宰的社会结构非常稳定。“学而优则仕”，士出为官，官退为绅，官吏、士绅又同时可能是商人，商人也可以捐钱为官，而需要长时脱离劳动、需要花钱求学、应试的学子又大多为官吏、士绅、商人的子弟，这样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当然也有寒士为官的，但比例小得多。而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乡村社会与封建官
源于：论文大纲怎么写{#GetFullDomain}
僚体系是紧密结合的，在城市没有形成欧洲资本主义早期的市民阶层，也缺乏自主性的法人团体，没有保护商人的法制，轻商思想强调“重义轻利”，商人地位低下，不能促进商业和工业的迅速发展。从地理位置看，中国处于特殊地理环境中，东濒临浩瀚的海洋，西接茫茫的沙漠和高山雪域，西南壁立庞大险峻的高原，北临漫漫戈壁和无际的原始森林，有利于中国进行自我封闭。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漫长前资本主义时期中，它自成一个世界。特别是明中叶以后的统治者在面对来势汹汹的西方经济潮流时相继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因为天朝统治者自认建立在自足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天朝“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内地物产丰饶，岂需远洋些微不急之货”[3]。天朝无求于“外夷”，只有“外夷”来求天朝财货。所以天朝统治者不重视对外贸易，认为可以随意限制对外贸易。由于盲目自大，天朝统治者在世界贸易从大陆转向海洋的重要时期却背道而驰，采取退缩的闭关锁国政策，限制了中对外贸易的发展，也限制了中国人民与外界的接触与交流，结果是坐失良机。战争前，清政府和中国人民生活在与世隔绝的蒙昧状态。
闭关锁国政策不限于外贸和外交的领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都带有与世隔绝和盲目排外的倾向。清政府不仅限制中外交往，不重视商业和外贸，还对中外文化交流实行严厉限制。康熙帝之后的清朝统治者对西方自然科学和新兴文化采取深闭固拒态度，对西方制造品，也不加分析地一概视为“玩好”或“奇技淫巧”，予以排斥。天朝自视“无所不有”，“从不贵奇巧”，认为外国人经营的是“奇巧”而无用的玩物。甚至林则徐初赴广东时也不免有“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既非中国需要，何难闭关绝市”[4]的观念。这种偏激、自大思想长期以来阻止天朝统治者正视外来先进事物，不能学习、汲取和利用世界文化的先进成果，造成中国不能尽早启动经济现代化，跟上世界先进经济潮流。四
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国古代文明，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创造了璀璨的农耕文明，出现了汉唐盛世。中华文明形成为东方各国所仰慕和汲取的华夏文明。由于中国处于复杂、特殊的封闭地理环境中，在生产力相对较低时期，这种复杂的地理环境成为人们难以逾越的自然障碍，人们处于一种封闭与保守的生活状态。又由于地理知识知之甚略，中国人自古就认为自己是居于世界地理和文化的中心，他们把世界分为以神州为中心的“九州”，而“中原”又是神州的中心，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包含着“天下”，它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小部分，中国以外没有能够与中国平起平坐的国家。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周边国家与各民族发展的相对落后，人们便产生了相应的“华夏文明中心论”世界观和传统文化价值观，中国是惟一的“天朝上国”，它所有的制度和文化都是尽善尽美的。中国的四周皆为夷狄蛮戎之邦，他们只有向天朝称臣纳贡、输诚沐浴教化的资格。在经历了历史上屡次外来落后民族入主中原却反被先进的华夏文化所征服的事实证明之后，在人们的心中不断得以强化，形成为一种文化优越感。华夏文明是最
摘自：学年论文www.udooo.com
优秀、优越的文明，华夏文明会教化、驯服所有外来的民族，只有“用夏变夷”，不能“以夷变夏”。长久以来，更多的是中国影响外界（也包括西方），而不是外界影响中国。“天朝”观念反映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即是藩属外交理念，视外来国家和民族为中原王朝的臣属。这种外交制度是一个同心圆的系统，居于核心的是帝国，属于中国版图的位置偏远的藩部处于半边缘状态，中国版图以外的、更远的属国则处于边缘状态。中国在和周边国家交往时以王朝自居，天朝统治的目的就是要使远方归附、使四夷宾服。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天下”观逐步发展，与儒家思想进一步融合，产生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5]的观念。外国只能是中国的属国，外人来中国只能俯首称臣，向中国大皇帝“进贡”。即使到了清时期，中国人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中国在所有方面都是“天朝上国”。天朝“抚有四海”，“统驭万国”，“德威远被，万国来王”，中华文明无所不“化”。即使是与东亚以外的国家接触，同样会把它们纳入传统的宗藩关系体制加以解释，只不过它们与中国的关系比属国更远而已。因为天朝“无所不有”，从来不求与“外夷”贸易，所以对华贸易特权被“天朝”用来笼络那些诚心恭顺的藩属，是一种恩赐，即所谓“朝贡贸易”。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特别允许西洋各国在澳门贸易。
这种“华夏文明中心论”之下的中国中心观、天朝大国思想及藩属外交观念等阻扰了明、清政府对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和近代国家主权平等外交理念的接受，也阻碍了中国人了解世界大势，弄不清中国在变化着的世界中的真正位置，延缓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启动。
正是由于自足自然经济体系、重农抑商政策、封建皇权专制、儒家文化、稳定的传统社会结构、闭关锁国政策以及华夏文明中心论等不利于中国内部形成突破传统经济的新生动力，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起步因为这些阻力而迟迟不能启动，所以起步比西欧晚得多。即使作为在内外交困重压下中国经济现代化启动的开端——洋务运动也因受到这些传统阻力的重重阻碍而步履维艰。
参考文献：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8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Z].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15，172.
[3]清实录（第16册）[Z].北京：中华书局，1986：676.
[4]林则徐.林则徐集·公牍[M].北京：中华书局，1985：126.
[5]葛培岭注译.诗经[Z].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371.
作者简介：任清平（1975-），男，土家族，贵州印江人，历史学硕士，铜仁市委党校、铜仁行政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