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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自2003年成立了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在2009～2010年，该项目组共发布了24篇与当代中国经济有关的工作手稿，分别涉及当代中国的经济、人力资本、对外贸易等问题。通过这些手稿，可以了解到国外机构对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一些新特点以及最新的发展趋势；可以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得到比较全面的见解和看法，从多角度审视这些重要理论，在面对国内现实问题时提出更为有效的解决办法。
[关键词]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当代中国 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
[]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2)02－0111－08
自2003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成立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以来，各方面专家已经陆续发表了63篇相关的工作手稿。本文所要评析的是其中的25篇(2009—2010年)。在这些研究成果中，除1篇研究中国古代金融理论的发展之外，其余24篇均是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其中7篇涉及中国的人力资本问题，6篇研究中国的对外贸易问题，4篇探讨中国的金融市场问题，3篇论及企业问题，另外3篇则研究中国的土地市场、行贿和受贿问题，以及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一是从宏观上对中国人力资本总量的研究。由于中国目前还没有系统的关于人力资本估算的统计方法，之前对于人力资本的计算多数是从劳动力受教育平均年限或总体教育水平等局部特征作为人力资本的度量指标。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财经大学成立了专项基金，并联合中外专家开展“中国人力资本测量和人力资本指数”的研究项目，以期计算和预测出中国1985—2020年的人力资本水平。李海峥等多人合作发表的《中国的人力资本》一文，主要介绍了该项目关于1985～2007年期间中国人力资本的总量及人均人力资本量的阶段性研究报告。该报告运用并改进了国际主流的人力资本计算方法，如JF(Jorgenson—Fraume，ni)的终生收入法，认为1985～2007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增长了3倍，并以每年6.74％的增长率递增，特别是1995—2007年增长率达到7.86％。从区域发展角度分析，由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移民的流入和教育资源的优化等因素，城镇地区的人力资本总量则以8.95％的速度增长，高于农村地区4.19％的增长率；从时间角度分析，1995年之前人力资本总量的增长率快于人均人力资本量，1995之后这两个指标的增长率趋于一致，作者把这一现象归因于中国教育的快速发展；从性别角度分析，以性别为区分因子的人力资本差异，并没有以教育为区分因子的差异大，但男性由于退休年龄较晚(女性退休年龄为55岁，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有更多的时间在要素市场中获取收入，因而终身收入也会高于女性。报告在肯定中国人力资本总量不断增长和人均人力资本量都保持了较快增长
二是关于人力资本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约翰·惠利(John Whalley)和赵西亮的《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文，把人力资本因素从全要素生产率(TFP)中剥离出来，通过比较索洛(Solow)模型和巴罗一李(Bam and Lee)模型，以及改进的舒尔茨(Schuhz)人力资本理论，从机会成本和真实工资方面分析人力资本因素对于中国GDP的贡献。与之前对中国人力资本的研究观点相比，该文认为，人力资本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至关重要。1978～1999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43％，1999～2008年上升到54％。其中，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扩招，2003～2008年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达到59％(TFP为－6.68％)，所以固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比例仍然达到48％，而负的全要素生产率则表明中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产出效率有待提高，固定资本和人力资本在分配过程中也存在不均匀现象。通过对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的论证，作者一方面肯定了中国高等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强调“中国奇迹”的背后有着强大的人才支撑；另一方面也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更加合理地利用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以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
三是关于工资收入问题的研究。约翰·惠利和邢春冰的《中国城市不同地区的雇员技能溢酬的分配》一文，认为近年来中国内地员工技能溢酬(即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差额)的地区差异性越来越大。作者运用了三个年度的重要研究报告资料，即1995、2002和2007年中国城市家庭收入情况，对中国收入分配中的技能溢酬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该文认为，1995～2002年各个地区技能溢酬的增长速度差不多，但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2002～2007年沿海地区技能溢酬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国内其他地区，这与出口经济活动以及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有明显的关联性，而1995年和2002年各个地区技能溢酬的增长则是制度变迁的结果。从作者对技能溢酬地区差异性的深入研究中，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探究中国城镇职工工资不平等的变化情况。正如作者所揭示的，中国的工资和收入水平呈现出地区和行业间的不平等，这不仅仅是教育不均所导致，也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沿海地区因其具有良好的对外贸易基础和吸引了较多熟练的劳动力，所以这些地区的工资收入和技能溢酬与内陆地区相比普遍较高，而这也进一步吸引优秀人才前往沿海城市和地区就业，加剧了技能溢酬的地区差距。四是关于劳动力市场问题的研究。美国学者拉塞尔·库珀(Russell Cooper)、中国学者龚关和鄢平共同完成的《中国劳动力需求的动力：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的不同目标》一文，着重研究了中国制造业的不同所有制企业对于劳动力需求的动力问题。作者认为，中国不同企业间的生产投入再分配会产生巨大的潜在生产力增益，而特点鲜明的劳动力调整成本(adjustmentcost)则是生产力增益总量的必要决定因素。作者通过对2005～2007年年收入超过500万元人民币的企业的研究分析，认为无论是私人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有劳动力的调整成本问题，它们会以固定成本、线性解雇成本和二次调整成本的形式存在。非国有企业的折旧速度快于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对于员工的调整成本要高于非国有企业，这一结论已在汽车和钢铁等代表性行业中得到初步印证。国有企业在劳动力需求上既没有预算软约束，也没有招募劳动力的积极效应。
五是关于企业主对人才招聘条件变化的研究。美国学者彼特·库恩(Peter Kuhn)和厦门大学的沈凯玲合作完成的《关于雇主招聘员工广告的偏好：基于性别、年龄、身高和外貌要求的数据分析》一文，通过对2008年5～6月和2008年12月至2009年2月期间招聘网(Zhaopin，eom)的招聘广告资料，从微观角度考察企业对于人才需求的基本情况。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在发布招聘广告时，会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岗位对应聘人员的不同要求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以适应企业对于人才需求的变化。作者认为，目前中国企业在招聘员工时，其偏好有所改变，更为重视应聘者的受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等能够体现其内在素质的信息，而不是其年龄、性别、身高和外貌等表面要求。
此外，美国学者方海(Hai Fang)等人发表的《女性就业与中国农村的生育率》一文，研究了生育与劳动力市场的互动关系。作者从涵盖中’国人口总数44％的黑龙江、辽宁、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和贵州等九个省份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计划数据中，研究了2288名女性农民工的调查问卷。通过对目标数据的计量分析，作者发现女性的就业会使其实际生育数量和意愿生育数量显著下降，家庭收入、教育与生育率呈负相关，而医疗保障水平低、经济欠发达和农业密集地区的生育率往往较高。因此，作者指出，政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增加女性就业率和受教育机会来实现人口总量的控制，而不应采取简单的行政处罚方式。
在中国的储蓄总额中，企业储蓄占总储蓄的比例相当大，因此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过高的企业储蓄是中国目前经常性项目盈余的主要原因，而过高的企业储蓄现象的出现则是因为中国国有企业的不当政府规制(mis—governance)行为所导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工商研究院主任、商学院金融与经济学讲席教授魏尚进(Shang—Jin Wei)等人的研究成果——《中国企业储蓄率之谜：不同国家比较》一文，通过翔实的数据，比较了中国的1557家上市公司和美国、德国、日本等51个国家的29330家上市公司在2002～2007年的储蓄行为。作者把企业储蓄分为总储蓄和净储蓄(净储蓄=总储蓄一投资)，如果从总储蓄分析，中国企业的总储蓄率从2002年开始就逐年下降；如果从净储蓄来分析，因为对于投资的支出比较大的缘故，中国企业在很多年份净储蓄一直为负。对于储蓄行为，作者发现中国的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的表现并无二致，上市公司的储蓄行为与政治也无大关联。从各个国家的上市公司行为的横向比较来看，近年来企业都在逐渐提高比率以应对企业可能出现的各种危机，分红的企业已经由1978年的66.5％下降至1999年的20.8％，因此，作者认为较高的企业储蓄率是一种国际趋势而非“中国特色”，这不足以解释中国的“储蓄率”之谜。
魏尚进等人所撰写的另一篇研究报告——《竞争性储蓄的动机：高性别比率与储蓄率之间的证据》，认为生命周期理论无法解释家庭层面的储蓄行为；收入不确定理论也不能解释中国自2003年医疗改革以来储蓄率不断增加的现象；而中国金融市场比过去更加发达是一个可见的事实；传统文化的顽固性也不能解释过去20年中国人的储蓄行为。该文认为，对于1990—2007年中国家庭50％以上的储蓄行为可以由家庭生育男女的不同所带来的婚姻压力来解释。而对于家庭储蓄率与经常性账户盈余之间的联系，他写的另一篇论文《基于性别不平衡的经常性账户失衡模型》，则在《竞争性储蓄的动机：高性别比率与储蓄率之间的证据》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构造模型来分析性别比例不平衡对于家庭储蓄行为的影响，进而研究其与经常性贸易账户盈余之间的关联。作者发现，性别比例的失衡不仅使得男方家长为了保证其儿子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而增加储蓄，也会让女方家长为了保持其女儿在婚后新家庭的地位而同样增加储蓄。所以当一国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时候，会对全球产生影响。总之，作者认为中国目前性别比例失衡是导致其现在过高储蓄行为和经常性账户盈余的主要原因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储蓄率问题，不像经济研究检测设的那么简单，它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影响因素远远比经济行为更为复杂，需要从更为宏观和系统思维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
约翰-惠利以宏观数据为基础，运用比较研究和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了中国的对外贸易问题，其《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后亚洲国家的贸易表现》一文，首先比较了2008年1月至2010年4月主要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对外贸易月度数据，分析了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对亚洲国家和地区对外贸易的影响。作者认为，总的来说，在金融危机之前韩国和印度在对外贸易中表现抢眼，而日本则比较一般，金融危机之后韩国在对外贸易中恢复速度较快，而日本和中国台湾则陷入了较大的衰退之中。虽然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对外贸易量在2009年底前就恢复了正的增长率，但是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还是存在的。如2009年1月的全球贸易水平与2008年9月相比就下降了17.5％，其中中国台湾和日本分别下降了50％和46％，即使是对外贸易表现较好的中国和韩国也在金融危机中分别下降了42％和29％。其次，分别统计分析了在金融危机期间亚洲国家和地区与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表现，以及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表现。在金融危机中，虽然美国从日本和中国的进口量受到较大影响，但是这种状况在2009年底已逐渐得到改善。此外，亚洲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量是在迅速增长的，这对于亚洲国家和地区快速走出金融危机阴影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而相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而言，此次金融危机对亚洲国家和地区虽然具有较大的短期冲击，但由于持续时间较短，因此，总体来说消极影响较小，中国、印度和越南等亚洲国家还保持着正的经济增长率，对外贸易活动尚属于正常状态。约翰·惠利的另一篇论文——《中国贸易相关政策的模型结构、整体福利和贸易效应》，是在总结之前研究的基础上发表的最新研究成果。0作者把影响对外贸易福利的政策因素分为关税自由化、人民币汇率、国有企业改革几个主要变量，并利用2006年的有关数据，构建和设计了相关的定量模型以区别中国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的经济结构。研究表明，中国目前贸易顺差是由内生变量因素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对于提高中国对外贸易福利的作用比关税自由化要大得多，而人民币升值和中国货币量的不断增加则会减少贸易盈余；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贸易自由化既会影响进口也会影响出口相比，作者则认为，贸易自由化对于进口的影响较小，而对出口和贸易盈余的影响比较大；国有企业改革对于出口的影响只是减少了其出口量占制造业的比重，而提高了其他行业的比重。这些基本结论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观点有着显著不同之处。
卡琳娜·马诺娃和张智威合作发表的《中国的进出口：从企业、产品和贸易伙伴角度》以及《不同的企业和目的地：产品出口的质量不同》两篇工作手稿，从企业微观主体的角度研究中国的对外贸易问题。前一篇文章主要是以2003～2005年中国海关发布的相关数据为基础，根据所有制标准，把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划分为跨国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四种类型，然后分别研究其不同的进出口总量、产品以及贸易伙伴。作者认为，目前极少数的跨国企业控制着中国很大一部分的进出口量，排名前1％的公司占总进口量的51％以及总出口量的60％，前10％的公司占进出口总量的80％～90％，而在此期间40％～50％的新增进出口总量都是由这些公司创造的；与国内企业相比，跨国公司和外商独资企业参与国际贸易更加频繁和稳定，它们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进口，而向相对比较固定而少量的国家出口产品。后一篇文章是利用2003—2005年中国海关发布的相关数据，分析取得成功的中国出口企业其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情况。作者在研究中发现，公司出口产品与其营利能力、产品销售范围呈正相关；公司进口原料也与其出口产品、产品销售范围正相关；出口产品的与出口目的地的经济发展程度、市场大小、距离远近也呈正相关。这也说明了在研究对外贸易问题时，要对企业和产品类型进行细分，才能准确把握国际贸易中福利不平等的不同影响因素。
除了从宏观和微观角度研究中国的对外贸易问题之外，还有从历史角度加以研究的。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沃尔夫冈·凯勒(Wolfgang Keller)、李斌和薛凯洛合著的《中国的对外贸易：过去150年的视角》一文，利用中国旧海关(CMC)的资料，将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而参与国际市场同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主动参与国际市场进行对比分析，把150多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研究表明，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加，中国进口产品的种类和对外贸易量也在不断增长，其中香港作为贸易中转站在进出口贸易，特别是与其他中小国家之间的贸易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作者认为中国对外贸易在过去的150年间经历了几次循环，1925年中国对外贸易额就占世界进出口总量的2.3％，1950年则是1.7％，1970年更是下降为0.7％，直到1990年初才恢复到1925年的市场份额，前后近70年完成一次循环，随后不断上升至2008年的近8％。通过对比1913年、2006年主要国家的出口与产出比率(export-to-GDP ratio)，过去的经验认为人口越多的国家开放程度也较低，现在则越发不明显，中国现在的开放程度与丹麦和墨西哥较为相似。
一是研究队伍的独特性。这是一个以中外中青年学者为主的研究群体，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熟悉西方学术界的研究套路。而参与的中方学者都曾留学海外，有的在国内名校任教，有的仍留在国外，他们单独或与原来就读院校的老师或其他研究者合作发表论文。近年来中方参与的科研力量在不断加强，这样的变化趋势通过对2003～2010年工作手稿的统计分析可见一斑。2003年和2005年发布的工作手稿，基本上没有中方科研人员参与。2007年的14篇文稿中，也仅有2篇是中国学者参与的，而到2009年，12篇文稿中就有7篇、2010年的13篇中有8篇是中国学者参与的。中方科研力量参与到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中来，不仅仅体现在研究人员参与撰写和发表工作手稿，而且还体现在所发布的工作手稿中，有许多基金会和国际机构的资助，如福特研究基金和“国际管理创新中心”(CIGI)、世界银行等，2009年发布的工作手稿《中国的人力资本》则是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财经大学成立专项基金联合中外专家开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二是逐步形成了核心学者和积极参与者。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来说，核心的研究者是该研究项目组主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魏尚进，以及加拿大著名智库“国际管理创新中心”(CIGI)特聘研究员、西安大略大学经济系约翰·惠利教授。自2003年以来，前者贡献了11篇工作手稿，而后者则参与了14篇工作手稿，两人的研究成果共25篇，约占工作手稿总数的40％。魏尚进的主要关注点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储蓄率和金融市场，而约翰·惠利则集中于对外贸易、人力资本、金融市场和企业组织等方面。
三是以定量分析为主的研究范式，且注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这是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的主要研究特点，在2009年以来的25篇工作手稿中，定量分析和模型建构的文章占到2／3以上，他们试图运用西方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理论来分析和解读中国的经济问题。同时，研究人员在分析中国问题时都比较注意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研究者会在模型的影响因子中进行选择性的检测设。比如分析中国企业制度时，认为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的企业制度，把其基本功能和目标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加以区分考虑；《中国劳动力需求的动力：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的不同目标》一文，则不仅仅把企业分为国有和非国有进行比较分析，更是按照企业对于就业岗位创造的贡献大小(新增就业岗位还是缩减就业岗位)来比较研究；又如关于储蓄率的工作手
四是注重国际比较。对于经济问题的研究，跨国比较总是可以发现和辨别许多争论。比如《中国企业储蓄率之谜：不同国家比较》一文，作者就是通过对比中国的1557家上市公司和美国、德国、日本等51个国家的29330家上市公司在2002～2007年的储蓄行为，得出中国上市企业储蓄行为同其他国家的企业并无二致的基本论断；再如《不同国家的企业组织结构》一文，作者通过对美国、欧洲和亚洲的近4000家企业的经理访问，发现不同国家的文化宗教背景、不同地区和行业、不同的法律，企业的组织结构也有着显著不同；《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后亚洲国家的贸易表现》一文，作者不仅比较亚洲国家内部之间的贸易表现，也研究亚洲国家整体与美国、欧盟等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变化；《中国贸易相关政策的模型结构、整体福利和贸易效应》一文，则是作者修改传统的新古典贸易基本模型而构建管理模型的研究成果；《中国的人力资本》一文，作者在研究中国人力资本总量时也运用相同的模型估算其他国家的人力资本情况。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自2003年成立以来，其所搭建的研究平台已基本形成自己独有的研究风格，其影响力在不断扩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参与其中。研究人员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也由传统的重视中国外向型经济，开始转到中国的国内经济的问题层面，试图从多角度和多维度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方方面面。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研究者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密切联系，而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平台的搭建也使中外学者有了更多对话和合作的机会，可以预见，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在推动中外学者合作交流、共同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等方面将会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李强]
[关键词]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当代中国 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
[]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2)02－0111－08
自2003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成立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以来，各方面专家已经陆续发表了63篇相关的工作手稿。本文所要评析的是其中的25篇(2009—2010年)。在这些研究成果中，除1篇研究中国古代金融理论的发展之外，其余24篇均是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其中7篇涉及中国的人力资本问题，6篇研究中国的对外贸易问题，4篇探讨中国的金融市场问题，3篇论及企业问题，另外3篇则研究中国的土地市场、行贿和受贿问题，以及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一、中国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
人力资本和劳动力是社会生产的关键要素，近年来国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近两年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有关这一话题的文献差不多占1／3，与之前的研究成果相比出现了“后来居上”的现象。这也反映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即人才的竞争和人力资本的形成。目前，中国经济不断增长并面临再次的艰难转型，经济发展逐渐转变为依靠“中国创造”和扩大内需，人力资本问题就显得愈发重要，并已成为不少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近两年来发表的7篇相关论文，试图从多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和解读。一是从宏观上对中国人力资本总量的研究。由于中国目前还没有系统的关于人力资本估算的统计方法，之前对于人力资本的计算多数是从劳动力受教育平均年限或总体教育水平等局部特征作为人力资本的度量指标。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财经大学成立了专项基金，并联合中外专家开展“中国人力资本测量和人力资本指数”的研究项目，以期计算和预测出中国1985—2020年的人力资本水平。李海峥等多人合作发表的《中国的人力资本》一文，主要介绍了该项目关于1985～2007年期间中国人力资本的总量及人均人力资本量的阶段性研究报告。该报告运用并改进了国际主流的人力资本计算方法，如JF(Jorgenson—Fraume，ni)的终生收入法，认为1985～2007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增长了3倍，并以每年6.74％的增长率递增，特别是1995—2007年增长率达到7.86％。从区域发展角度分析，由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移民的流入和教育资源的优化等因素，城镇地区的人力资本总量则以8.95％的速度增长，高于农村地区4.19％的增长率；从时间角度分析，1995年之前人力资本总量的增长率快于人均人力资本量，1995之后这两个指标的增长率趋于一致，作者把这一现象归因于中国教育的快速发展；从性别角度分析，以性别为区分因子的人力资本差异，并没有以教育为区分因子的差异大，但男性由于退休年龄较晚(女性退休年龄为55岁，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有更多的时间在要素市场中获取收入，因而终身收入也会高于女性。报告在肯定中国人力资本总量不断增长和人均人力资本量都保持了较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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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的同时，也指出了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及固定资本来说，人力资本相对比重呈下降趋势，人均人力资本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作者指出，中国现在虽然已经是人力资本大国，但并非人力资本强国。与GDP的增长速度和固定资本的增长速度相比较，中国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仍较为缓慢，未来有必要增加对于人力资本的投入。二是关于人力资本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约翰·惠利(John Whalley)和赵西亮的《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文，把人力资本因素从全要素生产率(TFP)中剥离出来，通过比较索洛(Solow)模型和巴罗一李(Bam and Lee)模型，以及改进的舒尔茨(Schuhz)人力资本理论，从机会成本和真实工资方面分析人力资本因素对于中国GDP的贡献。与之前对中国人力资本的研究观点相比，该文认为，人力资本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至关重要。1978～1999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43％，1999～2008年上升到54％。其中，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扩招，2003～2008年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达到59％(TFP为－6.68％)，所以固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比例仍然达到48％，而负的全要素生产率则表明中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产出效率有待提高，固定资本和人力资本在分配过程中也存在不均匀现象。通过对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的论证，作者一方面肯定了中国高等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强调“中国奇迹”的背后有着强大的人才支撑；另一方面也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更加合理地利用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以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
三是关于工资收入问题的研究。约翰·惠利和邢春冰的《中国城市不同地区的雇员技能溢酬的分配》一文，认为近年来中国内地员工技能溢酬(即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差额)的地区差异性越来越大。作者运用了三个年度的重要研究报告资料，即1995、2002和2007年中国城市家庭收入情况，对中国收入分配中的技能溢酬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该文认为，1995～2002年各个地区技能溢酬的增长速度差不多，但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2002～2007年沿海地区技能溢酬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国内其他地区，这与出口经济活动以及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有明显的关联性，而1995年和2002年各个地区技能溢酬的增长则是制度变迁的结果。从作者对技能溢酬地区差异性的深入研究中，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探究中国城镇职工工资不平等的变化情况。正如作者所揭示的，中国的工资和收入水平呈现出地区和行业间的不平等，这不仅仅是教育不均所导致，也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沿海地区因其具有良好的对外贸易基础和吸引了较多熟练的劳动力，所以这些地区的工资收入和技能溢酬与内陆地区相比普遍较高，而这也进一步吸引优秀人才前往沿海城市和地区就业，加剧了技能溢酬的地区差距。四是关于劳动力市场问题的研究。美国学者拉塞尔·库珀(Russell Cooper)、中国学者龚关和鄢平共同完成的《中国劳动力需求的动力：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的不同目标》一文，着重研究了中国制造业的不同所有制企业对于劳动力需求的动力问题。作者认为，中国不同企业间的生产投入再分配会产生巨大的潜在生产力增益，而特点鲜明的劳动力调整成本(adjustmentcost)则是生产力增益总量的必要决定因素。作者通过对2005～2007年年收入超过500万元人民币的企业的研究分析，认为无论是私人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有劳动力的调整成本问题，它们会以固定成本、线性解雇成本和二次调整成本的形式存在。非国有企业的折旧速度快于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对于员工的调整成本要高于非国有企业，这一结论已在汽车和钢铁等代表性行业中得到初步印证。国有企业在劳动力需求上既没有预算软约束，也没有招募劳动力的积极效应。
五是关于企业主对人才招聘条件变化的研究。美国学者彼特·库恩(Peter Kuhn)和厦门大学的沈凯玲合作完成的《关于雇主招聘员工广告的偏好：基于性别、年龄、身高和外貌要求的数据分析》一文，通过对2008年5～6月和2008年12月至2009年2月期间招聘网(Zhaopin，eom)的招聘广告资料，从微观角度考察企业对于人才需求的基本情况。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在发布招聘广告时，会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岗位对应聘人员的不同要求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以适应企业对于人才需求的变化。作者认为，目前中国企业在招聘员工时，其偏好有所改变，更为重视应聘者的受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等能够体现其内在素质的信息，而不是其年龄、性别、身高和外貌等表面要求。
此外，美国学者方海(Hai Fang)等人发表的《女性就业与中国农村的生育率》一文，研究了生育与劳动力市场的互动关系。作者从涵盖中’国人口总数44％的黑龙江、辽宁、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和贵州等九个省份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计划数据中，研究了2288名女性农民工的调查问卷。通过对目标数据的计量分析，作者发现女性的就业会使其实际生育数量和意愿生育数量显著下降，家庭收入、教育与生育率呈负相关，而医疗保障水平低、经济欠发达和农业密集地区的生育率往往较高。因此，作者指出，政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增加女性就业率和受教育机会来实现人口总量的控制，而不应采取简单的行政处罚方式。
二、关于中国金融市场的研究
在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储蓄行为和储蓄量一直都具有中国特色，高额的储蓄率成为支撑中国乃至源于：毕业设计论文网www.udooo.com
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因此，中国的“储蓄率之谜”已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他们试图从不同方面进行解释。在中国的储蓄总额中，企业储蓄占总储蓄的比例相当大，因此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过高的企业储蓄是中国目前经常性项目盈余的主要原因，而过高的企业储蓄现象的出现则是因为中国国有企业的不当政府规制(mis—governance)行为所导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工商研究院主任、商学院金融与经济学讲席教授魏尚进(Shang—Jin Wei)等人的研究成果——《中国企业储蓄率之谜：不同国家比较》一文，通过翔实的数据，比较了中国的1557家上市公司和美国、德国、日本等51个国家的29330家上市公司在2002～2007年的储蓄行为。作者把企业储蓄分为总储蓄和净储蓄(净储蓄=总储蓄一投资)，如果从总储蓄分析，中国企业的总储蓄率从2002年开始就逐年下降；如果从净储蓄来分析，因为对于投资的支出比较大的缘故，中国企业在很多年份净储蓄一直为负。对于储蓄行为，作者发现中国的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的表现并无二致，上市公司的储蓄行为与政治也无大关联。从各个国家的上市公司行为的横向比较来看，近年来企业都在逐渐提高比率以应对企业可能出现的各种危机，分红的企业已经由1978年的66.5％下降至1999年的20.8％，因此，作者认为较高的企业储蓄率是一种国际趋势而非“中国特色”，这不足以解释中国的“储蓄率”之谜。
魏尚进等人所撰写的另一篇研究报告——《竞争性储蓄的动机：高性别比率与储蓄率之间的证据》，认为生命周期理论无法解释家庭层面的储蓄行为；收入不确定理论也不能解释中国自2003年医疗改革以来储蓄率不断增加的现象；而中国金融市场比过去更加发达是一个可见的事实；传统文化的顽固性也不能解释过去20年中国人的储蓄行为。该文认为，对于1990—2007年中国家庭50％以上的储蓄行为可以由家庭生育男女的不同所带来的婚姻压力来解释。而对于家庭储蓄率与经常性账户盈余之间的联系，他写的另一篇论文《基于性别不平衡的经常性账户失衡模型》，则在《竞争性储蓄的动机：高性别比率与储蓄率之间的证据》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构造模型来分析性别比例不平衡对于家庭储蓄行为的影响，进而研究其与经常性贸易账户盈余之间的关联。作者发现，性别比例的失衡不仅使得男方家长为了保证其儿子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而增加储蓄，也会让女方家长为了保持其女儿在婚后新家庭的地位而同样增加储蓄。所以当一国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时候，会对全球产生影响。总之，作者认为中国目前性别比例失衡是导致其现在过高储蓄行为和经常性账户盈余的主要原因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储蓄率问题，不像经济研究检测设的那么简单，它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影响因素远远比经济行为更为复杂，需要从更为宏观和系统思维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
三、关于中国的对外贸易研究
对于国外学者来说，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和对外贸易问题一直是他们关注和研究得比较充分的课题，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自2009年以来，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约翰·惠利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卡琳娜·马诺娃(Kalina Manova)和香港金融管理局经济研究部高级经理张智威(Zhiwei Zhang)等人，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解读。约翰-惠利以宏观数据为基础，运用比较研究和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了中国的对外贸易问题，其《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后亚洲国家的贸易表现》一文，首先比较了2008年1月至2010年4月主要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对外贸易月度数据，分析了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对亚洲国家和地区对外贸易的影响。作者认为，总的来说，在金融危机之前韩国和印度在对外贸易中表现抢眼，而日本则比较一般，金融危机之后韩国在对外贸易中恢复速度较快，而日本和中国台湾则陷入了较大的衰退之中。虽然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对外贸易量在2009年底前就恢复了正的增长率，但是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还是存在的。如2009年1月的全球贸易水平与2008年9月相比就下降了17.5％，其中中国台湾和日本分别下降了50％和46％，即使是对外贸易表现较好的中国和韩国也在金融危机中分别下降了42％和29％。其次，分别统计分析了在金融危机期间亚洲国家和地区与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表现，以及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表现。在金融危机中，虽然美国从日本和中国的进口量受到较大影响，但是这种状况在2009年底已逐渐得到改善。此外，亚洲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量是在迅速增长的，这对于亚洲国家和地区快速走出金融危机阴影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而相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而言，此次金融危机对亚洲国家和地区虽然具有较大的短期冲击，但由于持续时间较短，因此，总体来说消极影响较小，中国、印度和越南等亚洲国家还保持着正的经济增长率，对外贸易活动尚属于正常状态。约翰·惠利的另一篇论文——《中国贸易相关政策的模型结构、整体福利和贸易效应》，是在总结之前研究的基础上发表的最新研究成果。0作者把影响对外贸易福利的政策因素分为关税自由化、人民币汇率、国有企业改革几个主要变量，并利用2006年的有关数据，构建和设计了相关的定量模型以区别中国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的经济结构。研究表明，中国目前贸易顺差是由内生变量因素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对于提高中国对外贸易福利的作用比关税自由化要大得多，而人民币升值和中国货币量的不断增加则会减少贸易盈余；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贸易自由化既会影响进口也会影响出口相比，作者则认为，贸易自由化对于进口的影响较小，而对出口和贸易盈余的影响比较大；国有企业改革对于出口的影响只是减少了其出口量占制造业的比重，而提高了其他行业的比重。这些基本结论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观点有着显著不同之处。
卡琳娜·马诺娃和张智威合作发表的《中国的进出口：从企业、产品和贸易伙伴角度》以及《不同的企业和目的地：产品出口的质量不同》两篇工作手稿，从企业微观主体的角度研究中国的对外贸易问题。前一篇文章主要是以2003～2005年中国海关发布的相关数据为基础，根据所有制标准，把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划分为跨国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四种类型，然后分别研究其不同的进出口总量、产品以及贸易伙伴。作者认为，目前极少数的跨国企业控制着中国很大一部分的进出口量，排名前1％的公司占总进口量的51％以及总出口量的60％，前10％的公司占进出口总量的80％～90％，而在此期间40％～50％的新增进出口总量都是由这些公司创造的；与国内企业相比，跨国公司和外商独资企业参与国际贸易更加频繁和稳定，它们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进口，而向相对比较固定而少量的国家出口产品。后一篇文章是利用2003—2005年中国海关发布的相关数据，分析取得成功的中国出口企业其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情况。作者在研究中发现，公司出口产品与其营利能力、产品销售范围呈正相关；公司进口原料也与其出口产品、产品销售范围正相关；出口产品的与出口目的地的经济发展程度、市场大小、距离远近也呈正相关。这也说明了在研究对外贸易问题时，要对企业和产品类型进行细分，才能准确把握国际贸易中福利不平等的不同影响因素。
除了从宏观和微观角度研究中国的对外贸易问题之外，还有从历史角度加以研究的。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沃尔夫冈·凯勒(Wolfgang Keller)、李斌和薛凯洛合著的《中国的对外贸易：过去150年的视角》一文，利用中国旧海关(CMC)的资料，将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而参与国际市场同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主动参与国际市场进行对比分析，把150多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研究表明，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加，中国进口产品的种类和对外贸易量也在不断增长，其中香港作为贸易中转站在进出口贸易，特别是与其他中小国家之间的贸易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作者认为中国对外贸易在过去的150年间经历了几次循环，1925年中国对外贸易额就占世界进出口总量的2.3％，1950年则是1.7％，1970年更是下降为0.7％，直到1990年初才恢复到1925年的市场份额，前后近70年完成一次循环，随后不断上升至2008年的近8％。通过对比1913年、2006年主要国家的出口与产出比率(export-to-GDP ratio)，过去的经验认为人口越多的国家开放程度也较低，现在则越发不明显，中国现在的开放程度与丹麦和墨西哥较为相似。
四、富有特色的研究范式
范式(paradigm)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塞缪尔·库恩(Thomas Samuel Kuhr)于1962年在其经典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一书中首先提出的。库恩认为，科学家之所以能对共同研究的课题使用大体相同的语言、方式和规则，是由于他们具有一种解决问题的标准方式，即范式。用这样的术语来概述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这样一个特殊群体的话，他们确实具有别的研究团队所不曾有的研究范式。一是研究队伍的独特性。这是一个以中外中青年学者为主的研究群体，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熟悉西方学术界的研究套路。而参与的中方学者都曾留学海外，有的在国内名校任教，有的仍留在国外，他们单独或与原来就读院校的老师或其他研究者合作发表论文。近年来中方参与的科研力量在不断加强，这样的变化趋势通过对2003～2010年工作手稿的统计分析可见一斑。2003年和2005年发布的工作手稿，基本上没有中方科研人员参与。2007年的14篇文稿中，也仅有2篇是中国学者参与的，而到2009年，12篇文稿中就有7篇、2010年的13篇中有8篇是中国学者参与的。中方科研力量参与到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中来，不仅仅体现在研究人员参与撰写和发表工作手稿，而且还体现在所发布的工作手稿中，有许多基金会和国际机构的资助，如福特研究基金和“国际管理创新中心”(CIGI)、世界银行等，2009年发布的工作手稿《中国的人力资本》则是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财经大学成立专项基金联合中外专家开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二是逐步形成了核心学者和积极参与者。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来说，核心的研究者是该研究项目组主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魏尚进，以及加拿大著名智库“国际管理创新中心”(CIGI)特聘研究员、西安大略大学经济系约翰·惠利教授。自2003年以来，前者贡献了11篇工作手稿，而后者则参与了14篇工作手稿，两人的研究成果共25篇，约占工作手稿总数的40％。魏尚进的主要关注点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储蓄率和金融市场，而约翰·惠利则集中于对外贸易、人力资本、金融市场和企业组织等方面。
三是以定量分析为主的研究范式，且注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这是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的主要研究特点，在2009年以来的25篇工作手稿中，定量分析和模型建构的文章占到2／3以上，他们试图运用西方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理论来分析和解读中国的经济问题。同时，研究人员在分析中国问题时都比较注意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研究者会在模型的影响因子中进行选择性的检测设。比如分析中国企业制度时，认为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的企业制度，把其基本功能和目标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加以区分考虑；《中国劳动力需求的动力：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的不同目标》一文，则不仅仅把企业分为国有和非国有进行比较分析，更是按照企业对于就业岗位创造的贡献大小(新增就业岗位还是缩减就业岗位)来比较研究；又如关于储蓄率的工作手
摘自：毕业论文提纲www.udooo.com
稿——《竞争性储蓄的动机：高性别比率与储蓄率之间的证据》与《基于性别不平衡的经常性账户失衡模型》，作者的研究起点就是中国目前非常突出的性别不平衡问题，进而分析其与家庭储蓄率、房价和对外贸易盈余之间的关联。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来设计变量因子、引用和修改原始模型、得出基本结论成为研究人员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基本范式，而这种范式在最近两年的工作手稿中，因为中方学者的积极参与以及研究的不断深入，其结论也更为接近中国的实际。四是注重国际比较。对于经济问题的研究，跨国比较总是可以发现和辨别许多争论。比如《中国企业储蓄率之谜：不同国家比较》一文，作者就是通过对比中国的1557家上市公司和美国、德国、日本等51个国家的29330家上市公司在2002～2007年的储蓄行为，得出中国上市企业储蓄行为同其他国家的企业并无二致的基本论断；再如《不同国家的企业组织结构》一文，作者通过对美国、欧洲和亚洲的近4000家企业的经理访问，发现不同国家的文化宗教背景、不同地区和行业、不同的法律，企业的组织结构也有着显著不同；《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后亚洲国家的贸易表现》一文，作者不仅比较亚洲国家内部之间的贸易表现，也研究亚洲国家整体与美国、欧盟等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变化；《中国贸易相关政策的模型结构、整体福利和贸易效应》一文，则是作者修改传统的新古典贸易基本模型而构建管理模型的研究成果；《中国的人力资本》一文，作者在研究中国人力资本总量时也运用相同的模型估算其他国家的人力资本情况。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自2003年成立以来，其所搭建的研究平台已基本形成自己独有的研究风格，其影响力在不断扩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参与其中。研究人员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也由传统的重视中国外向型经济，开始转到中国的国内经济的问题层面，试图从多角度和多维度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方方面面。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研究者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密切联系，而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平台的搭建也使中外学者有了更多对话和合作的机会，可以预见，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在推动中外学者合作交流、共同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等方面将会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李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