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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演化经济学微观视角企业惯例形成和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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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纳尔逊和温特于1982年发表《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以来,演化经济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他们提出的企业惯例理论,成为当今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文集中研究探讨了该理论对企业演进的影响,并针对其不足之处,对惯例的形成和层次架构进行了整理,并对一些理论进行了补充,以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和掌握该理论的核心要义,完善理论框架,为将来的研究夯实理论基础。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 企业惯例 潜意识 条件反射'
提起演化学说,一定不可不提达尔文和他的生物演化学说,实际上,在达尔文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一书问世之前,演化这个名词已经被不少学者广泛提及,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2000),他将演化这个名词应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从那时候开始,演化学说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已经开始了;同样在生物学领域,在达尔文之前的拉马克和加法洛意的形态学说已经表现出了演化思想的雏形,这些思想为后来的演化经济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隐喻和指引。
由于人和人类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决定了人类个体和集体意识的高度复杂性,生物演化的目的性和方向性问题,这些问题至今仍是达尔文学说无法解释的,当做默认条件而存在,因此,达尔文以及他的后来者将进化理论应用于人类和人类社会上是十分谨慎的。在谈到演化的目的和方向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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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时,不可避免地将决定人类演化目的和方向的最原始的推动力——自主意识引入研究范畴,恰恰意识的高度复杂性,而由此引申出来的思想界到底是物质第一性还是意识第一性讨论,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在可见的未来还将持续下去,因此现今的生物进化论研究基本上停留在过去达尔文的研究成果上。
然而,演进学说在生物学方面的研究陷于停滞的时候,在经济学领域,自纳尔逊和温特于1982年发表《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以来,却得到了长足地发展,对于生物学无法解释的决定演进目的和方向的意识问题,演化经济学有着严谨的富有逻辑性的解释:个人的意识,构成了集体的意识,集体的意识,构成了社会的意识,社会的整体意识在国家和社会中是以意识形态的形式来体现,而这些意识客观上在经济学领域被体现和解释为人类理性自利和效用最大化原则,这一些恰恰就是当今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检测设,在生物学领域无法解决的问题,在经济学领域以“基本检测设”的形式,轻而易举的解决了,客观上这也为未来的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铺平了前进的道路。
与达尔文同一时代的思想家马克思说过,“经济生活呈现的现象,和生物学和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马克思,1867),无疑达尔文的研究成果对马克思产生了很大的启发和触动,这一点也深刻地反映在他后来对社会制度演进的研究成果上,在他的不朽的著作《资本论》里,他把推进社会演进的动力总结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生产关系是属于上层建筑,因此它是由经济基础——生产力水平决定的,而并非直接来自于社会整体意识形态,而社会整体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部分,同样也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他的这些思想恰恰反映了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基础,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
达尔文提出的的生物演进路径是:遗传、变异、选择,排除了生物体通过主动学习、模仿和强化,造成的生物机体结构发生变化,使之能够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在自然选择中成为优胜者,并将此优势遗传给下一代的理论。在他之前,率先提出生物演进理论的法国科学家拉马克,他的生物演进理论的核心是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对于达尔文无法解释的生物演进的目的和方向性问题,他用生物体内自有的向上演进的来解释,凡勃伦解释为本能,他将制度的演进路径归结为本能—习惯—习俗—制度(Veblen,1914),这一点无疑缺乏可靠的科学实验结果支持,这些拉马克演进思想却体现了鲜明的唯心主义思想基础,他的理论成了后来纳尔逊和温特在演化经济学领域取得开拓性成果的生物学基础。
后来的学者,包括斯宾塞和海格尔等,以及对拉马克理论进行修正的被称为新拉马克主义者都认为,只有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和拉马克理论进行结合,才能真正解释生物演化。直到近年来,随着微观生物科学的发展,科学家发现,生物体的一些行为,一部分是有通过基因由上一代遗传而来,而另一部分行为由后天学习而获得,自然选择不是驱动生物进化的唯一动力,而后天学习获得强化的机能,可以改变基因排列组合,并将受强化的机能遗传给下一代,也就是说获得性遗传检测说被当今的科学实验所逐步证实(李启剑等,2010)。在生物学领域,虽然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理论在生物学上长期以来处于被否定的地位,尽管该理论与达尔文进化理论的应用并不抵触,但是它在经济学研究中却颇受欢迎,达尔文的理论强调自然选择,变异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动的;而拉马克的理论强调变异的主动性,这在由具有主观意识的人类,以及以人类所组成的社会经济体中的确有一定普遍的适用性。
演化经济学家纳尔逊和温特(1982)应用生物演化理论开创性地提出了企业惯例理论的概念,他们在拉马克生物演化的生物学隐喻和熊彼得的创新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惯例为遗传机制,创新为变异机制,竞争是自然选择机制的演化经济学理论框架。
纳尔逊和温特创造性地将企业的惯例类比于生物学上的基因,首次将生物学的选择理论应用于演化经济学领域。该理论首先批判了古典经济学的企业利益最大化的检测设,和企业对未预期到的环境变化做出瞬时的最优反应的检测设,他认为,基于西蒙有限理性原则检测设,以及现实经济前景的复杂性和难以预测性,企业只能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做出企业认为满意的回应,决策的基础是企业内部的惯例机制,该惯例类似于生物学上的无意识反应,这里隐含着一个纳尔逊和温特未提及的理论检测设:企业决策时间和管理资源的稀缺性;他还特别强调了惯例的缄默性,他认为企业的惯例主要是指存在于企业内部的非正式约束,而这些非正式约束决定了正式约束即企业管理模式的设置。
纳尔逊和温特还引入了一个属于企业惯例一部分的学习功能,类似于拉马克演化理论中的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的隐喻,企业会自动搜寻它认为满意的结果,并对造成该结果的过程进行模仿,直至满意为止,满意的结果在经济学上的表现就是均衡,然而,演化经济学接受均衡,但不停留于均衡,类似于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经济活动被界定为是一种动态的平衡,而非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均衡理念。这一种搜寻和学习的企业惯例显然与反应机制惯例有着层次上的区别,搜寻和学习只是一个模仿的过程,而非熊彼得式的创新,或者说只是一个创新的扩散过程,创新的外延,而真正熊彼得式的创新的内涵,是知识为内核的,知识是经济系统决定性的内生变量(罗默,1986),谈到这里,另一种更高层次的惯例呼之欲出——企业持续创新惯例,将以上思想的模型化,得出初步企业惯例理论架构模型,如图1所示;
经济的演化过程,在微观角度,实际上是企业惯例最高层:熊彼得式持续创新的内涵——知识增长的过程(何梦笔,2004),在一个有目标的企业中,成长实质上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并以集体知识的累积成长为基础(Penrose, 1959),持续创新惯例与其他低层次的惯例的关系是一种逐层延伸、传递、扩散的互动关系,各惯例层次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他们是如何形成,以及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将在下文研究分析章节深入探讨。

1.研究分析

生物学的隐喻,往往给我们研究经济学问题很多的启发,这就是演化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相比较的不同之处,也是魅力之处。正如古希腊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一个人不能两次跨入同一条河流,企业惯例在不停地推进企业演进之余,企业惯例自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惯例也是不断演进发展,企业的成长周期(Penrose, 1959)和企业的生命周期(Greiner, 1972, E.G. Flamliolt, 1998, Icha Adizes, 1997)只是企业内部惯例和惯例演进的外部反映和延伸。
将生物进化论引入经济学研究领域,是从产权经济学家开始的,凡勃伦率先引用生物学类比和隐喻,作为对企业制度的变迁研究的基本方法,他提出,经济学必须抓住演化和过程两个主题,而非停留在主流经济学的静态和均衡的方法立场(Veblen,1954)。后来的产权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经典公司制度理论:只要存在商品交换,就存在交易成本的,只要存在着交易成本,公司的设置便成为必然(张五常,1984);科斯认为,企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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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在于降低交易成本(Coase,1937),由于企业的存在,制度的设置成为必然,同样,依据科斯的理论,制度设置的目的也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对于制度,诺斯给予的定义是制度是人类自身给人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施加的约束,他把制度演进的原因归纳为,信念与制度的关系,文化,路径依赖,以及执行各种选择的决策结构之间的交互影响的结果(North,1990)。这些理论解释了企业和制度为什么存在,和存在的目的,却解释不了企业和制度为什么演进,如何演进的以及演进的推动力是什么。
演化经济学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上,企业的演进的原因是适应外部竞争,纳尔逊和温特认为,决定企业的演进的基因是企业惯例,企业的演化和如何演化是由企业惯例决定的,正如一个生物体的演化是由基因的遗传变异而产生的。研究企业惯例的演化,首先从惯例如何形成开始。演化经济学跳过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对物质和意识哪一个第一要素的争论,将推进经济演化的推动力——意识,以基本检测设的形式确立下来,然而,研究惯例的形成机理,却跳不过对意识自身内涵和外延的研究。
谈到人类的意识,弗洛伊德和他的著作《精神分析学》开创性的提出,人类除了显意识,即我们通常提到的意识之外,还有一种隐藏在意识之后的潜意识,他提出,潜意识是一种与理性相对立存在的本能,是人类固有的一种动力,他认为,人类有一种本能,也就是追求满足的、享受的、幸福的生活潜意识。这种潜意识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一直在不知不觉中控制着人类的言语行动。在适当的条件下,这种潜意识可以升华成为人类文明的原始动力(弗洛伊德,1900),他高度肯定潜意识的力量,他认为如果将人类的整个意识比喻成一座冰山的话,那么浮出水面的部分就是属于显意识的范围,约占意识的5%,换句话说,95% 隐藏在冰山底下的意识就是属于潜意识的力量,他认为,潜意识是可以开发,培养和改变的。
弗洛伊德认为推动人类文明的原始动力是潜意识的话,企业在法律上具备了人的概念——法人,这个定义的本身就默认了企业的生物属性,马克思提出的“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 (马克思,1867),实际上企业也是企业家的人格化,因此企业经营活动具备人类活动的一切特征。企业惯例决定、推动、影响着企业的演进和经营活动,从演化经济学的微观角度,企业惯例无疑就是企业的“潜意识”最佳类比,人类的潜意识是人类在长期生活实践中逐步累积的,那么企业的“潜意识”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鲁迅先生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如果浅显地说,惯例是路径的话,在企业发展的初期,企业并没有路径可依赖,任何事物都不是与生俱来的,企业惯例亦然,它同样也是经过长期的企业经营实践而逐步形成的。
长期以来,生物学家认为行为是受意识支配的,而生物学家巴甫洛夫通过研究发现,动物的行为是受意识支配的,也可以不受意识支配的,直接受神经系统支配的;他在他的著作中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动物的高级神经活动——条件反射的规律(巴甫洛夫,1927)。反射活动是动物高级神经系统活动的基本形式之一,反射包括条件反射与非条件反射(又称无条件反射)两类,二者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后天形成的,需要特定的条件;后者是先天固有的,是长期生物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巴甫洛夫发现,某些无关动因或中性刺激(如铃声、灯光)与非条件刺激(如食物)在出现的时间上相结合(专业术语称为强化),经过若干次训练以后,单独的中性刺激(即条件刺激)也能引起与非条件刺激相同的反应(狗的唾液分泌),这就是著名的条件反射理论和狗的实验。
在演化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以微观视野的角度观察企业经营活动,在企业遇到外部环境变化时,在无路径可依赖的条件下,探索可行的路径是企业生存的本能,惯例是组织成员在执行任务过程中的试错性学习、经验的积累,以及对过去行为选择和保留之后逐渐形成的行为习惯和模式(易静蓉等,2010),任何一次的理性决策和决策实施过程,都是一次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探索的结果成果与否,就是对决策的非条件刺激,只有重复的成功结果会对探索行为以及决策内涵起到强化作用,久而久之,当企业在经营活动中,遇到相同的问题时(中性刺激,铃声),企业会产生相应的决策反应(受强化的回应,唾液分泌),在重复强化之后,惯例就这样形成了,在低层次的反应惯例形成之后,对于反应惯例无法解决的问题,企业作为理性个体,在决策时间和管理资源稀缺的检测设条件下,模仿同类企业的经验成为了优先的选择,蒙哥马利(2000)认为,模仿是企业对竞争行为的一种回应,在演化经济学理论框架内,竞争被类比为选择机制;遵循同样的路径,模仿的行为受到模仿结果的强化,从而形成了更高一级的惯例——模仿惯例;同样的道理,当企业通过模仿无法解决遇到的问题时,特别是企业成长成行业的领跑者时,无参照物可供模仿时,追求创新成了唯一的选择,而创新带来的垄断性利润(熊彼得,1954),极大地强化了企业持续创新行为,从而成为当今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来源,而创新行为的后面,就是企业持续创新惯例的形成,有形的表现为持续创新企业内部激励机制,无形的表现为鼓励持续创新的企业文化。在这里有必要强调一点的是,无论是达尔文主义还是拉马克主义,都认为无论变异还是搜寻学习都是一个被动的适应自然选择的反应,因此,霍奇逊等(2002)认为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拉马克主义理论也是达尔文的。虽然拉马克的演进理论包含了主动的学习模仿,与达尔文完全被动的变异有着显著的不同;对于演化经济学理论来说,反应惯例和模仿惯例同样有着明显的被动性,而创新确实是一种主动的行为,体现出明显的目的性和方向性,这是生物学隐喻(除了人类之外)所无法解释的,无疑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创新惯例处于企业惯例模型中的最高层次,与此相类比的唯一适用的生物学隐喻就是人类是万物之灵。
由以上的条件反射理论与惯例形成过程的推演过程可以总结出,企业惯例的形成有下列特征:
*惯例的形成和发展是自下而上,从低级到高级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惯例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个重复和强化过程。
*惯例的产生是不需要外力主导,它可以在企业经营活动中自发产生。
*惯例的形成过程告诉我们,惯例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可改变的,它推进着企业的演进,同时,它自身也是不断发展演进的,并遵循一定的机制(Mechani),该机制类比于生物学的条件反射机理。
了解了惯例的形成路径之后,下一步研究不同的惯例层之间是如何互动和影响的。在无论如何扁平化的企业管理架构里,都存在着三个具备不同职能分工的管理层次,又下至上为操作层、管理层和策略层,不同的层次的惯例,由于各个层次的分工不同,在公司的经营实践中,各自形成了不同层次的惯例,将这一思想与图1的初步模型相结合,得出以下比较完整的惯例理论模型,如图2所示:
该模型比较直观地阐述和表达了惯例的层次架构和企业管理层的对应关系,将企业惯例理论进一步清晰化、明朗化和模型化。
以上大致分析总结了企业惯例又下至上的形成机制和惯例层次框架。企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管理层次之间相对独立,又是有机协作、有效分工的一个整体。基于时间和管理资源稀缺性检测设,在企业经营活动中,企业的操作层会将无法通过反应惯例解决的问题提升至管理层,管理层如果在现有的企业资源上可以将问题解决,管理层的部分职能会将受到结果证实的可行的解决方法变成有形或无形内部约束和反应机制,向操作层传递,经过反复强化后,从而形成新的反应惯例;如果问题无法解决,企业的模仿惯例就会自动搜寻,直到满意的解决方案被学习和掌握,然后落实执行,同样,经过结果验证和强化的解决方案又会成为新的惯例的一部分而向操作层传递,以此类推,惯例在策略层与管理层之间的互动关系亦是如此,只是由于创新的内涵为知识,创新惯例属于知识管理的范畴,在这一创新管理领域,惯例大都依靠无形的约束来影响有形的企业管理机制的形成和演进过程。
企业内部的选择表现为企业战略,企业外部的选择表现为竞争。企业惯例决定着企业发展战略的拟定和选择,产业环境决定了竞争的激烈程度,企业的管理层是存在着分工,企业惯例亦是如此,企业的宏观发展战略往往由创新惯例决定的,模仿和反应惯例决定了企业的中观和微观发展战略。
从以上的企业惯例层次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以进一步总结出企业惯例有以下特点:
*惯例的形成效率和更新的速度与经营活动频次成正相关性,企业的经营活动越频繁,和竞争的激烈程度越高,越快形成和更新企业惯例。
*企业的模仿惯例和反应惯例是企业因应外部选择做出的反应,是被动的,外生的。
*企业的创新惯例由于其内核是知识,而知识的内生特性决定了企业创新惯例也是内生的,这一种惯例不一定会存在于所有企业中,它往往存在于一些已经缺少可模仿对象的行业领先者,或者以科技创新为目的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形成该惯例的驱动力是创新可获得的垄断性利润。

2.结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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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演化经济学是采用生物范式对经济学进行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与古典经济学研究中的采用的物理范式相比较,这种生物范式更加符合人类自身的性质与特点,以及由人类行为构成的经济活动的特点,人类社会是超有机的机体,有着与生物众多的共同特征(斯宾塞,2000),透过这个崭新的研究视角,有利于打破目前经济学研究所面临的停滞状态,对于拓宽经济学研究视野和研究思路有着积极的意义和广阔的学科发展前景。
本文在纳尔逊和温特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企业惯例多层次的架构模型,从上而下依次为:创新、模仿、反应;形成和作用于企业不同的管理层次:策略、管理、操作层;它们之间是交互作用的,发挥不同的功能,影响着企业管理模式的形成和演进,同时又是企业管理模式的演进的驱动力,而企业惯例自身又是动态的,它自身也是不断更新、演进的,它的演进和形成机制是类似于生物学的条件反射机理,模仿和反应惯例有着显著的外生特征,因为它们是企业相对应于外部选择的内部反应,而创新的内核是知识,知识是经济系统内的决定性的内生变量,因此创新惯例有着显著的内生特征。
参考文献:
著作:道格拉斯.C 诺斯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著作:熊彼得 1954 [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1995年1月.
[3]著作: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1867年,中国党校出版社,1975年10月,第一卷,第23页.
[4]著作:黄凯南 [现代演化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
[5]著作:赫伯特.斯宾塞 [国家权力和个人自由],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17页.
[6]著作:理查德 R 纳尔逊,悉尼 G温特,1982,[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重印.
作者简介:
李小彤(1972-),福建上杭人,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和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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