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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两广地区35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测算了各个城市的专业化系数与多样化系数，通过构建包含知识溢出效应的城市产出模型，实证检验了两广地区城市的知识溢出效应，并得出了相关结论。
【关键词】 专业化产业集聚多样化产业集聚MAR溢出Jacobs溢出
当前，集群产业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产业集聚进行深入研究。产业集聚实际上是把产业发展与城市、区域的经济紧密结合起来，达成分工专业化与便利的内部交易状态，形成一种高效的生产组织形式，依托其内在机制，推动城市及区域的经济增长、创新系统的运转、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两广地区位置相近、文化同源、自然条件相近，但两地区的产业发展现状却存在较大差异：广东地区作为先发区域，产业高级化优势明显；广西作为后发区域，产业发展相对落后、单一。因此，对比研究两广地区产业集聚促进经济增长的不同机理具有重要意义，可为后发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促进两广地区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1）专业化产业集聚。在特定区域内，生产相关或相同产品的企业集中而使单位产品成本减少，就产生了规模集聚效应，从而形成专业化集聚。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最早阐述了“产业区”
（2）多样化产业集聚。城市或区域内企业的集中可能因不同行业部门的集聚获益，其规模经济的产生来自不同行业部门的互动，从而形成多样化产业集聚经济。多样化集聚的外部性可以惠及到特定区域的所有行业，便于各类知识交流和互补，加强区域内部的创新搜索和实践能力。雅各布斯指出城市产业多样化集聚的形式对企业的吸引力：导致偏好多样性，方便不同知识的交流与互补。其中，尤其强调知识溢出效应是区域创新的强大“助推器”。
对于两种不同形式的产业集聚，国内外的实证研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的效应。Glaeser依据美国城市的数据，从城市就业增长角度探析了两种不同形式集聚的作用；Audretsch和Feldman利用美国企业创新数据，考察了多样化和专业化程度对创新活动的影响；Henderson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剖析了两种产业集聚方式的贡献。而对于中国实际问题的研究文献却不多，主要研究的是长三角和东部地区的产业发展状况，对西部、南部地区研究较少，且中国的区域差异较大，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MAR溢出。在动态条件下，专业化产业集聚的知识溢出称为MAR溢出。MAR溢出是指某一产业在特定空间内聚集的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知识在同一行业内传播、扩散，降低知识信息成本，形成知识溢出效应，为技术创新提供空间和支持。
（2）Jacobs溢出。多样化产业集聚形式的知识溢出称为Jacobs溢出。Jacobs理论认为在特定的区域内，不同的产业之间形成互动互补性的产业带来多样化的资源、知识、信息在产业集群中流动，通过频繁的交流和经济活动往来，改善产业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
为了对不同城市间专业化水平指数进行横向比较，本文采纳的是相对专业化指数，并将城市的i产业部门相对专业化指数定义为：
Si=max（Sij/Sj）
其中，Sij是指部门j在城市i中的就业份额，Sj是该部门的就业份额占全国该部门总就业额的份额，若Si值越高，该城市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反之亦然。
衡量多样化的指标有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HHI）的倒数、基尼系数、Theil熵值法等，本文用相对多样化指数来衡量产业多样化集聚程度，将城市的i产业部门的相对多样化指数定义为：
其中，Sij表示的含义同上，若Sij-Sj的绝对值越小，DIi就越大，说明城市的就业分散在各个部门，城市的产业聚集呈现多样化特征。
本文选取的数据来源主要是2003—201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广东、广西两省的35个城市、19个行业的统计资料。鉴于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是两广城市的产业发展情况的对比分析，所使用的数据都为市辖区数据。
图1表明，2010年两广地区的城市主要集中分布于第二、三和四象限：第二象限的城市专业化指数较高、多样化指数较低，这一象限主要是以农业和采矿业为主且产业布局较为单一的城市；第三象限的城市专业化指数和多样化指数均较低，如贵港、贺州、梅州等城市，产业的规模化生产水平与追求多样化的能力不足，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产业种类少且发展力量薄弱；第四象限的城市专业化指数较低、多样化指数较高，主要是一些产业布局科学、产业发展高级化的较发达城市，如广州、深圳、桂林、柳州等经济发展形势良好的城市。
yj=g（Aj）f（xj）
其中，y为产出量，x为传统生产要素投入量。通常设定f（x）为规模报酬不变，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A代表对外部性的衡量，Rosenthal和Strange指出，A的度量包含三个维度，即产业维度（I），地
鉴于知识生产函数源于内生性增长理论，并且涵盖了对知识生产和技术创新的分析。借用国外学者的研究，知识生产函数可表示为K=f（R&D），即知识的生产来自于研发（R&D）。虽然在实践中函数的形式灵活多样，但任何经济体的绩效都取决于知识的积累，知识溢出多来自于知识要素的生产和传播，而非其他传统生产要素。只有当上式中的投入要素为知识性要素时，其所度量的外部性指标才是产业集聚所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
综合传统生产函数和知识生产函数的思想，构建如下面板数据模型：
通过对上式进行人均计算并取对数，得到：
其中，A为常数项，i代表城市，t为时间，？着为随机误差项，u为非观测个体效应，cityproduct为两广地区各城市市辖区的GDP，labor是每年在岗职工平均人数，二者之比代表对城市生产力的测度，humcap为人力资本，其与labor的比值为人均人力资本，market和open指标分别测度城市的市场化水平和对外开放度，market变量用1减去政府支出占GDP比重来衡量，open变量为外商直接投资数额。变量spillover为衡量溢出效应的指标，主要通过上一节测算的相对专业化指数speciality和相对多样化指数diversity来衡量，这也是多数国内外经验研究中所使用的常规方法，即从总体上表达两种溢出效应的作用。具体待估计的方程如下：
为了对两广地区进行对比分析，本文运用上述两个方程分别对两广地区整体、广东、广西进行OLS估计，从而得到六组系数结果（见表1）。
就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F统计量表明各模型的解释变量均联合显著。各控制变量的符号与预期一致：人均人力资本humcap/labor和开放程度open均对城市人均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衡量市场化水平的变量market在各个模型中均不显著。
分析各个模型的关键变量系数speciality和diversity，可以得到如下主要结论：第一，就两广地区城市总体而言，专业化集聚带来了显著的正向MAR溢出效应（5%的显著水平），而多样化集聚带来了显著的Jacobs溢出效应（10%的显著水平）；从两种溢出系数的估计值相等可以推断在该地区城市之间两种知识溢出的效应相当，即每增加1%会使城市人均产出增加0.131%。第二，分地区来看，广东城市的MAR溢出效应显著，而Jacobs溢出效应不显著，说明广东主要城市的产业专业化集聚显著地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增长，而多样化聚集的效应不明显；广西地区无论是产业专业化集聚还是多样化集聚都显著地促进了本地区城市经济的增长。
广西地区经过近十年的积累，整体经济已步入高速增长期，实证结果也表明广西地区城市产业集聚的两种溢出效应均显著地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这说明广西的主要城市已初步具备承接广东地区转移产业的能力。一方面，作为我国中西部条件较好的地区，广西应承接高梯度地区的产业转移，从而发挥示范作用，通过产业的合理发展，辐射整个西部地区，为西部大开发建设添砖加瓦；加大产业转移承接园区的建设力度，逐步完善交通基础设施、产业配套实施，构筑良好的硬件和软件设施，积极“筑巢引凤”，吸引广东地区的产业进驻，发挥示范区的先锋指引功能。另一方面，在承接产业转移时，不能盲目追求经济绩效的增长，还要考虑产业对环境的影响，严格执行产业入驻标准，推动产业生态化发展和城市可持续能力的提高，在吸纳产业的同时，使同质企业与异质企业的互通有无，进而实现MAR溢出效应和Jacobs溢出效应的双丰收。
作为文化同源、地理条件相近的两广地区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摆脱本位主义的思维桎梏，加强两地城市间的产业互动，增强产业的吸收能力，为知识积累、传播和扩散创造条件，进而形成知识溢出对产业的积极影响，打造良好的产业发展循环链，以促进两广地区整体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陈钊、陆铭：中国区域发展中的城市整合和工业集聚[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罗勇：产业集聚、经济增长与区域差距[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3] Krugman.Geography and Trade[M].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1.
[4] Audretsch，Feldman. 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Geography of Innovation，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M].Amsterdam：North Holland，2004.
[5] Glaeser，Kallal，Scheinkman， Shleifer. Growth in Citi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2（100）.
[6] Audretsch，Feldman.Innovation in Cities：Science-based Diversity，Specialization and Localized Competition[J]，Euro Economic Review，1999（43）.
[7] Henderson，Tuene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iti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5（103）.
[8] 李金滟、宋德勇：专业化、多样化与城市集聚经济：基于中国地级单位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8（2）.
[9] 张宗庆、张寅：产业集聚、知识溢出与区域增长：基于长三角区域的实证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4）.
[10] Rosenthal，Strange. Evidence on the Nature and Sources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cs[M].Amsterdam： North Holland，2004.
（责任编辑：刘冰冰）
【关键词】 专业化产业集聚多样化产业集聚MAR溢出Jacobs溢出
当前，集群产业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产业集聚进行深入研究。产业集聚实际上是把产业发展与城市、区域的经济紧密结合起来，达成分工专业化与便利的内部交易状态，形成一种高效的生产组织形式，依托其内在机制，推动城市及区域的经济增长、创新系统的运转、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两广地区位置相近、文化同源、自然条件相近，但两地区的产业发展现状却存在较大差异：广东地区作为先发区域，产业高级化优势明显；广西作为后发区域，产业发展相对落后、单一。因此，对比研究两广地区产业集聚促进经济增长的不同机理具有重要意义，可为后发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促进两广地区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一、研究综述
1、产业集聚的分类
产业集聚将一定范围内的关联企业、专业化供给企业、怎么写作机构等集中在特定的领域，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状态。按照投入要素特征的不同，产业集聚可分为劳动力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按照形成原因的不同，产业集聚可分为市场主导型、政府推动型；按照产品属性的不同，产业集聚可分为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1）专业化产业集聚。在特定区域内，生产相关或相同产品的企业集中而使单位产品成本减少，就产生了规模集聚效应，从而形成专业化集聚。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最早阐述了“产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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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认为产业集群是外部规模经济导致的，专业化的分工又推动产业集中的特定区域经济增长，不断吸收新思想，营造创新环境，有利于区域创新的形成。在马歇尔研究的基础上，克鲁格曼总结出专业化集聚的三种收益：共享的劳动力市场、非贸易的中间投入品、知识溢出带来生产函数的改变。（2）多样化产业集聚。城市或区域内企业的集中可能因不同行业部门的集聚获益，其规模经济的产生来自不同行业部门的互动，从而形成多样化产业集聚经济。多样化集聚的外部性可以惠及到特定区域的所有行业，便于各类知识交流和互补，加强区域内部的创新搜索和实践能力。雅各布斯指出城市产业多样化集聚的形式对企业的吸引力：导致偏好多样性，方便不同知识的交流与互补。其中，尤其强调知识溢出效应是区域创新的强大“助推器”。
对于两种不同形式的产业集聚，国内外的实证研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的效应。Glaeser依据美国城市的数据，从城市就业增长角度探析了两种不同形式集聚的作用；Audretsch和Feldman利用美国企业创新数据，考察了多样化和专业化程度对创新活动的影响；Henderson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剖析了两种产业集聚方式的贡献。而对于中国实际问题的研究文献却不多，主要研究的是长三角和东部地区的产业发展状况，对西部、南部地区研究较少，且中国的区域差异较大，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知识溢出
无论是同质还是异质企业的聚集，都会促进相互间信息、技术、经验、知识的交流，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形成知识溢出效应。知识溢出是促进经济内生性增长的关键因素，其与产业集聚一起成为城市或区域经济增长的两大驱动力。但知识溢出效应受空间距离的制约，其影响力既是多层面的也是局部的。根据专业化和多样化不同的集聚形式，可将知识溢出分为两类。（1）MAR溢出。在动态条件下，专业化产业集聚的知识溢出称为MAR溢出。MAR溢出是指某一产业在特定空间内聚集的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知识在同一行业内传播、扩散，降低知识信息成本，形成知识溢出效应，为技术创新提供空间和支持。
（2）Jacobs溢出。多样化产业集聚形式的知识溢出称为Jacobs溢出。Jacobs理论认为在特定的区域内，不同的产业之间形成互动互补性的产业带来多样化的资源、知识、信息在产业集群中流动，通过频繁的交流和经济活动往来，改善产业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两广地区产业集聚现状
本文运用Duranton和Puga等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用就业部门在部门间的分布来衡量两广地区各个城市的专业化和多样化水平，并以此判断两广地区的产业聚集特征。1、专业化指数和多样化指数计算方法
最简单的衡量方法是利用就业指标来阐释一个城市部门专业化水平。不同城市的专业化程度体现在其就业最多的那个部门所占的比重，由于本文是以两广地区的35个城市为样本进行研究，需要每个城市各部门就业情况和全国各部门的就业情况的数据支持，用于更精确地测度专业化相对程度。为了对不同城市间专业化水平指数进行横向比较，本文采纳的是相对专业化指数，并将城市的i产业部门相对专业化指数定义为：
Si=max（Sij/Sj）
其中，Sij是指部门j在城市i中的就业份额，Sj是该部门的就业份额占全国该部门总就业额的份额，若Si值越高，该城市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反之亦然。
衡量多样化的指标有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HHI）的倒数、基尼系数、Theil熵值法等，本文用相对多样化指数来衡量产业多样化集聚程度，将城市的i产业部门的相对多样化指数定义为：
其中，Sij表示的含义同上，若Sij-Sj的绝对值越小，DIi就越大，说明城市的就业分散在各个部门，城市的产业聚集呈现多样化特征。
本文选取的数据来源主要是2003—201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广东、广西两省的35个城市、19个行业的统计资料。鉴于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是两广城市的产业发展情况的对比分析，所使用的数据都为市辖区数据。
2、两广地区城市产业专业化与多样化测度
根据上述方法收集数据并统计分析，本文测度了两广地区35个城市的相对专业化指数和相对多样化指数。通过对两广地区各城市的相对专业化指数进行排序和对比分析发现，从2003到2010年广西城市的相对专业化指数普遍高于广东，但从专业化程度较高的产业来看，广西多数城市的专业化集聚效应体现在农业、采矿等低层次产业上，这也与广西地区欠发达现状相吻合；另外，广东的一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城市专业化水平较高，比如广东省的云浮市，其采矿业较为发达，其专业化指数在8年间基本名列两广地区城市之首。从产业多样化集聚的角度来看，广东的相对多样化指数普遍高于广西，且从历年排名来看，相对多样化指数较高的城市一般都是各产业比重分配较为合理的城市，也是产业发展程度高、经济效益好的城市。由于8年的数据样本过多，本文为了阐述两广地区产业发展的最新情况，截取2010年的相对专业化和相对多样化指数，做成相关图（见图1）。图1表明，2010年两广地区的城市主要集中分布于第二、三和四象限：第二象限的城市专业化指数较高、多样化指数较低，这一象限主要是以农业和采矿业为主且产业布局较为单一的城市；第三象限的城市专业化指数和多样化指数均较低，如贵港、贺州、梅州等城市，产业的规模化生产水平与追求多样化的能力不足，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产业种类少且发展力量薄弱；第四象限的城市专业化指数较低、多样化指数较高，主要是一些产业布局科学、产业发展高级化的较发达城市，如广州、深圳、桂林、柳州等经济发展形势良好的城市。
三、两广地区产业集聚实证分析
从传统生产函数的角度分析，无论专业化集聚所产生的MAR溢出效应还是多样化集聚所带来的Jacobs溢出效应，都被看作是常规生产要素之外的外部性收益指标。因此，度量产业集聚溢出效应的可行性的方法是在传统生产函数的基础上估计其相应的外部性收益。Rosenthal和Strange总结度量城市经济活动外部性的一般性函数是：yj=g（Aj）f（xj）
其中，y为产出量，x为传统生产要素投入量。通常设定f（x）为规模报酬不变，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A代表对外部性的衡量，Rosenthal和Strange指出，A的度量包含三个维度，即产业维度（I），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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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纬度（G）和时间维度（T）。在对溢出效应指标的测度中，检测定溢出来自城市或区域的产业集聚，从而包含了产业维度和地理纬度，并利用跨期度量反应时间维度。鉴于知识生产函数源于内生性增长理论，并且涵盖了对知识生产和技术创新的分析。借用国外学者的研究，知识生产函数可表示为K=f（R&D），即知识的生产来自于研发（R&D）。虽然在实践中函数的形式灵活多样，但任何经济体的绩效都取决于知识的积累，知识溢出多来自于知识要素的生产和传播，而非其他传统生产要素。只有当上式中的投入要素为知识性要素时，其所度量的外部性指标才是产业集聚所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
综合传统生产函数和知识生产函数的思想，构建如下面板数据模型：
通过对上式进行人均计算并取对数，得到：
其中，A为常数项，i代表城市，t为时间，？着为随机误差项，u为非观测个体效应，cityproduct为两广地区各城市市辖区的GDP，labor是每年在岗职工平均人数，二者之比代表对城市生产力的测度，humcap为人力资本，其与labor的比值为人均人力资本，market和open指标分别测度城市的市场化水平和对外开放度，market变量用1减去政府支出占GDP比重来衡量，open变量为外商直接投资数额。变量spillover为衡量溢出效应的指标，主要通过上一节测算的相对专业化指数speciality和相对多样化指数diversity来衡量，这也是多数国内外经验研究中所使用的常规方法，即从总体上表达两种溢出效应的作用。具体待估计的方程如下：
为了对两广地区进行对比分析，本文运用上述两个方程分别对两广地区整体、广东、广西进行OLS估计，从而得到六组系数结果（见表1）。
就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F统计量表明各模型的解释变量均联合显著。各控制变量的符号与预期一致：人均人力资本humcap/labor和开放程度open均对城市人均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衡量市场化水平的变量market在各个模型中均不显著。
分析各个模型的关键变量系数speciality和diversity，可以得到如下主要结论：第一，就两广地区城市总体而言，专业化集聚带来了显著的正向MAR溢出效应（5%的显著水平），而多样化集聚带来了显著的Jacobs溢出效应（10%的显著水平）；从两种溢出系数的估计值相等可以推断在该地区城市之间两种知识溢出的效应相当，即每增加1%会使城市人均产出增加0.131%。第二，分地区来看，广东城市的MAR溢出效应显著，而Jacobs溢出效应不显著，说明广东主要城市的产业专业化集聚显著地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增长，而多样化聚集的效应不明显；广西地区无论是产业专业化集聚还是多样化集聚都显著地促进了本地区城市经济的增长。
四、政策建议
根据广东地区产业专业化溢出效应明显，而多样化溢出效应不显著的实证结果，结合广东省经济规模大、产业较为高端的事实，说明广东产业高级化进程较早。因此，应大力发展自身已有的高端产业，而将低端产业转移至广西；广东地区各城市应明晰自身的优势，发展特有的高端产业，避免出现与其他主要城市的产业同构问题，积极提升产业竞争力，并审时度势，利用良好的产业基础，继续加深产业的专业化程度，为企业提供更广泛的交流互动平台，重视知识溢出效应对产出的促进作用，充分利用知识加强产业创新，增强MAR溢出效应，带动产业升级，提高产品附加值，打造全国性的龙头产业、企业。广西地区经过近十年的积累，整体经济已步入高速增长期，实证结果也表明广西地区城市产业集聚的两种溢出效应均显著地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这说明广西的主要城市已初步具备承接广东地区转移产业的能力。一方面，作为我国中西部条件较好的地区，广西应承接高梯度地区的产业转移，从而发挥示范作用，通过产业的合理发展，辐射整个西部地区，为西部大开发建设添砖加瓦；加大产业转移承接园区的建设力度，逐步完善交通基础设施、产业配套实施，构筑良好的硬件和软件设施，积极“筑巢引凤”，吸引广东地区的产业进驻，发挥示范区的先锋指引功能。另一方面，在承接产业转移时，不能盲目追求经济绩效的增长，还要考虑产业对环境的影响，严格执行产业入驻标准，推动产业生态化发展和城市可持续能力的提高，在吸纳产业的同时，使同质企业与异质企业的互通有无，进而实现MAR溢出效应和Jacobs溢出效应的双丰收。
作为文化同源、地理条件相近的两广地区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摆脱本位主义的思维桎梏，加强两地城市间的产业互动，增强产业的吸收能力，为知识积累、传播和扩散创造条件，进而形成知识溢出对产业的积极影响，打造良好的产业发展循环链，以促进两广地区整体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陈钊、陆铭：中国区域发展中的城市整合和工业集聚[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罗勇：产业集聚、经济增长与区域差距[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3] Krugman.Geography and Trade[M].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1.
[4] Audretsch，Feldman. 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Geography of Innovation，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M].Amsterdam：North Holland，2004.
[5] Glaeser，Kallal，Scheinkman， Shleifer. Growth in Citi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2（100）.
[6] Audretsch，Feldman.Innovation in Cities：Science-based Diversity，Specialization and Localized Competition[J]，Euro Economic Review，1999（43）.
[7] Henderson，Tuene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iti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5（103）.
[8] 李金滟、宋德勇：专业化、多样化与城市集聚经济：基于中国地级单位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8（2）.
[9] 张宗庆、张寅：产业集聚、知识溢出与区域增长：基于长三角区域的实证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4）.
[10] Rosenthal，Strange. Evidence on the Nature and Sources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cs[M].Amsterdam： North Holland，2004.
（责任编辑：刘冰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