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日元人民币升值与国际化和日元历史比较评估怎样

自2005年7月我国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7年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累积超过23%，而且没有任何反转迹象。对此，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断加速和人民币升值加快的情况下，人们不免将日元升值的历史过程与当前人民币的升值联系起来，有关议论也纷至沓来，各种论点莫衷一是。究竟人民币升值与日元升值的历史过程有什么异同？人民币是否会重现日元升值的历史过程？美元长期性和战略性贬值的出发点是什么？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如何实施？这些都需要我们从多方面和深层次进行评估和分析。

一、人民币升值与日元升值比较分析

(一)从历史背景的角度分析

日元升值的历史过程与人民币的现实情况有着很大的不同。众所周知，二战后在国际体系中日美经济、政治关系带有一定的依附性，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与美元霸权地位不在同一层面，同样带有一定的依附性，需要服从于美国主导下的国际汇率的调整和需要，由此决定了日元在西方货币体系中的从属地位，日元汇率的变动要看美国的“脸色”，取决于美元的走势。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宣布停止美元和黄金兑换，西方10国财长于1971年12月在华盛顿签署了著名的《史密森协议》（ithsonian agreement），决定将日元汇率升值16.8%，至此国际汇率制度进入了浮动汇率时代，从而也开启了日元升值的历史过程。到1985年9月，西方国家又签署了对日元走势带有深刻影响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日元急速升值的“序幕”就此拉开，至今日元都没能摆脱这两个协议的阴影。
而从当前人民币升值和汇率形成机制看，人民币的升值与日元的升值截然不同，不同在于，人民币的升值和我国的汇率形成机制不依附任何国家和货币关系，体现的是汇率的自主权，从而决定了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国家主体。因此，从这一层面上讲，目前人民币的升值不是屈服于外部的压力，与日元升值过程有着实质性的区别。

(二)从日元升值的历史演变过程分析

日元大致经历了三次大幅度的升值过程：第一次升值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止于70年代末，持续时间长达7年，其间升值超过了95%；第二次升值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止于90年代中期，持续时间有10年之久，其间升值超过了200%；第三次升值始于上世纪末，延续至今，持续时间已经超过10年，迄今为止升值也在8%以上。在这三次过程中，日元对美元累积升值不下400%，从最初的约360日元兑1美元升至目前的约76日元兑1美元，日元始终笼罩在升值的阴霾下。
而从人民币升值的情况看，我国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7年间，虽然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步伐逐渐加快，但人民币升值依然没有出现不可控制的大幅上涨局面，与日元升值比较相对稳健和富有弹性，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升值过程。因此，人民币升值过程与日元升值过程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急剧不可控的升值过程，而后者是渐进可控的升值过程，在这一点上同样有着质的区别，可比性也不大。

(三)从“美元因素”所起作用分析

当年美国逼日元升值的同时，日本经济和贸易仍保持快速发展，使日本对美贸易顺差过大和外汇储备增长过快。为了减少贸易逆差和减轻就业压力，美国采取了美元贬值的汇率政策，从而导致日元升值压力增大。当前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与当年日本的情况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即主要来自美元的主动性贬值和人民币一定程度的被动升值。
从这一要素上看，美元贬值无论是对日元还是人民币都同样能够形成升值压力，而“美元因素”又来自美国为扭转贸易逆差和增加就业方面的需要，以及缓解国内政治压力的考虑。因此，人民币升值与日元升值或许又有类似的惊人之处和可比性。

(四)从人民币升值与当年日元升值是否有可比性分析

实际上日元的历史演变或日元升值带来了资产泡沫的形成和破灭；目前，中美汇率之争的分歧和焦点主要围绕在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上。美方批评人士，特别是国会议员纷纷指责称，中国一直在通过市场干预维持人民币的低汇率水平，使得中国的出口更加廉价，也更具吸引力，使美国的就业状况持续恶化。在美国国内各种舆论的压力下，奥巴马政府也多次公开表示，如果中方不能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美国将采取更强硬的手段。而中国政府则一再重申，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不断演变和完善的过程。我国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国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国际上也有一些相关机构和学者认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复苏，同时指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形成与人民币汇率低估没有必然的联系。美国再次重提人民币汇率问题依然是故伎重演，为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下一步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寻找借口。

二、人民币重现日元历史的可能性分析

无论人民币升值与日元升值有什么相同和不同，是否存在着可比性，但当年日本的经济模式与发展道路，以及日元升值的历史过程，对当前人民币的升值有着一定的国际经验可吸取和历史教训可借鉴。
从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和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看，尽管不能等同于当年的日本，但也不是没有相同点。如果参照日元升值的历史过程以及随后长达20年的经济停滞，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会给我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深刻影响，是重演日元升值的历史过程，还是通过对日元升值过程带来的历史教训引以为戒，避免重蹈日元升值的覆辙，这是当前人民币升值需要探讨和考虑的现实问题。因此，既有必要回顾日元升值的历史过程及其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也有必要从两国不同时期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和所面临的外部环境进行比较分析，为探索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提供更多的借鉴。
从日元三次升值过程看，在此期间都伴随着出口不同程度的下降和经济增长的严重衰退。虽然现阶段人民币的升值对我国经济形势的影响还远远没有达到日元三次升值的严重程度，但其影响已然显现端倪。战后很长一段时期，日本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主要依赖于对外贸易的急速扩大，而对外贸易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日元汇率的低水平，但日元被迫大幅升值后情况便发生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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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产生的直接恶果便是对外贸易受到严重打击，严重依赖外需的日本经济随后进入了日元升值的衰退期。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样也是建立在对外贸易扩大的基础上，而对外贸易的扩大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人民币汇率相对低的水平，自人民币升值加速后也在渐渐发生变化，对外出口增长放慢，经济增长放缓，人民币的被动升值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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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对中国来说，目前所面临的是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不确定性。为了减轻在对外贸易与跨境投资等方面对美元的依赖度、降低外汇储备的风险，中国现实的国际金融策略主要应体现在：有步骤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强区域性货币合作；外汇储备向多元化发展。这是当前中国应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最大程度地减少外汇储备和汇率变化风险最现实的举措。在国际货币体系重建以及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中，中国曾经提出将IMF的特别提款权（SDR）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创设一个超主权货币，抵消美元贬值带来的国际外汇储备风险。尽管设立超主权货币的构想在目前来看极难实现，但前不久IMF债券的发行，被普遍认为解决了短期内缺乏可信的储备货币问题，部分替代了美元的储备功能，相应降低了主权投资的风险。而中国政府认购500亿美元的IMF债券的出发点，正是基于降低国际储备风险的选择，同时也是出于创造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考虑。
从当前中国的现状看，实现人民币不折不扣的国际化，有许多方面的工作需要做：首要的也是先决的条件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加深，现阶段人民币实现可自由兑换也是恰逢其时，实现可自由兑换增加SDR构成的权重份额也就顺理成章。二是与相关国家达成广泛共识并加强合作，其中既包括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三是向IMF提供资金，相应增加中国在IMF权重份额的比重，同时在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中实现SDR构成的改造。人民币改革在不断加快，人民币从本国结算货币正在向区域性结算货币扩展，走向国际贸易结算货币是早晚之事。同时通过双边货币互换，人民币的储备地位在有关国家已然既成事实，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必然是大势所趋。当前IMF现有SDR构成的改造，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影响和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是否能够深入，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不仅是中国现实的需要，也是世界货币体系改革的需要。我们必须看到，改革世界货币体系是防范金融危机重蹈覆辙的必要举措。中国要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中发挥更多的作用，不受西方发达国家的牵制，就需要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实现自由兑换。同时，在IMF的改革过程中，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不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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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发言权，而且需要打破IMF现有SDR构成格局，减轻国际外汇储备资产对西方货币依赖性的危害和风险，改变美欧联手垄断IMF的局面。当然，实现人民币彻底国际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条件。
目前，在美元大量投放所引发的未来大幅贬值预期的情况下，许多国家都在考虑调整外汇储备的构成，增加具有保值和升值潜力的币种。其中，由于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前景预期看好，以及未来人民币升值具有不可估量的潜力，增强了部分国家选择人民币作为储备资产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