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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贵州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内生增长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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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贵州目前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应加大对人力资本的培育和支持力度,延长优势资源的产业链,培育非资源和低碳产业,积极承接产业转移,积极参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以及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逐渐培育起经济发展的内生增长动力,实现贵州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贵州经济  可持续发展  内生增长  动力

一、问题的提出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贵州作为西部省区之一,也在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布局中得到新的发展和进步。尤其是今年年初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更是体现了党、国务院对贵州的亲切关怀和国家有关部门对贵州的鼎力支

摘自:本科生毕业论文范文www.udooo.com

持。它必将激发贵州省不断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和时代要求的后发赶超之路。但从贵州目前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看,贵州经济的发展主要还是依靠要素投入和经济刺激,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难以实现科学、持续和稳步发展。如何培育自身实现经济发展的内生增长动力成为亟须研究的新课题。

二、内生增长动力的相关理论分析

自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后,内生增长动力一词频频出现在国内各种文件中。在大部分语境中,内生增长动力主要是与国际市场需求相对应的国内需求,简称“内需”,不仅如此,还包括自主创新能力、产业转型升级等内涵。
就经济增长而言,“内生”与“外生”的术语来自经济学数理模型。人们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很早就注意到,增长动力主要来自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这里的“技术进步”是指除要素投入以外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的所有因素。以索洛模型为代表的“外生”经济增长模型把“技术进步”作为“外生”给定,而随后人们发现“技术进步”可以由经济系统内部的特征决定。于是,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众多学者致力于研究“技术进步”的“内生”化经济增长模型。“内生”增长模型的本质就是把“技术进步”及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所谓“内生动力”就来自内生变量的作用,是相对于外生变量提供的增长动力而言的。检测设外生变量在数量和质量上相同,不同经济系统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效益更高的系统就可判断为具有较高的“内生动力”。
因此,区分“外生动力”与“内生动力”可简化为对经济系统外生变量与内生变量的划分。现代经济学认为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主要是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以及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得自这些因素变动的经济增长可以认为是“外生增长动力”。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一般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等可由外生变量变化引致改变的变量,然而决定内生变量更为重要的是产业结构、分配结构等经济结构的变化。因此,来自经济结构优化,进而通过经济模型结构和参数的优化影响内生变量,最终引起经济增长效果改变的动力,可以认为是“内生增长动力”。通常,“内生增长动力”包括除要素投入和政府干预以外的所有经济结构的优化。当然,内生动力的培育离不开外生动力的供给,区域政策的目标就是通过外生动力的有效供给,促使区域内部结构的优化使之获得内生动力,进而更多地依靠内生动力发展,最终摆脱对外生动力的依赖。内生动力的缺乏不仅会造成区域经济各要素的低效率使用,而且,当外生动力成为长期的主动力时,区域经济增长将因过度依赖要素投入而变得不可持续,也将因过度依赖区域外部刺激而增加波动性和风险性。

三、内生增长动力不足是困扰贵州经济发展的根源

(一)产业成长对资源的依赖

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将贵州定位为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资源深加工基地、特色轻工业基地、以航空航天为重点的装备制造基地和西南重要陆路交通枢纽。这样战略定位的目的在于使贵州尽可能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工业基础和位置要冲的优势,推动贵州经济的发展。虽然资源要素投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进经济增长并提高收入水平,但是资源作为一种外生于经济系统的要素,其投入量毕竟是有限的。如果产业结构以单一的资源开采为主,一旦资源枯竭,经济发展将陷入极大困境。同时,依靠丰裕的资源获得增长可能使经济体丧失内在创新的动力,产生“荷兰病”、资源寻租与腐败、轻视人力资本投资、可持续发展能力衰退等负效应。另外,高度依赖资源的产业结构,也常常使经济发展出现较大的波动性以及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

(二)经济增长对资源的依赖

自然资源作为物质生产活动的必要投入品,成为产业形成、经济增长的重要物质基础。近代经济发展史表明,自然资源的确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财富的初始积累和经济增长起到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外界的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资源,例如土地的肥力,渔产状况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资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资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贵州目前的经济发展中对资源的依赖仍旧严重。如以2008年为例,在贵州的工业中,电力、煤炭、烟草、饮料(白酒)、化工、黑色金属、有色冶金、医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等行业的贡献排在前10位,10大行业实现工业增加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84.3%,其中电力、煤炭、饮料(白酒)、烟草、医药五个行业实现工业增加值607.50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57.8%,形成了贵州工业经济的支柱产业,可见贵州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对资源的依赖性十分明显。

(三)市场活力对国有部门的依赖

与国有经济相比,民营经济具有产权清晰、经营灵活、效率较高等特征,民营经济不仅可以组织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投入生产,而且可以填补国有经济难以涉足的竞争性及低有机构成的产业,并不断创造出新的产业门类,因此,民营经济较之国有经济具有更强的经济活力。贵州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国有经济,是贵州经济缺乏活力的重要原因之一。贵州非公有制经济2008年只占GDP的32.4%,换言之,公有制经济主要是国有经济占GDP的67.6%。国有经济仍然是贵州经济活动、经济运行的主体,政府依然是主要经济活动的主导性力量,在资源配置中依然起着支配性作用,制约市场机制发挥和市场竞争,影响经济发展的活力生机。同时,国有经济占GDP的67.6%,带来贵州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对外贸易、社会就业、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等全方位的主体要求,造成“国有经济依赖”,使非公有制经济难以“突出重围”。

(四)经济发展对政府财政的依赖

政府对于经济体系的主要作用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预防经济发展的大幅波动,相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政府的干预是一个外生变量。但是,贵州各级政府在经济增长中却扮演着不可或缺,甚至是主导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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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自2009年起地方一般性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开始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从西部各省情况看,重庆、云南、贵州这三个省最高,分别为10.03%、10.64%、11.32%,而全国平均水平仅为8.92%。从时间序列看,2006—2010年,西部地区无论从整体还是从分省数据看,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均在不断提高,表明西部财力在不断增长,政府可使用的调控经济的资源不断增加,但也同时表明,经济发展对财政的依赖性仍旧较强。

(五)经济发展对国家的依赖

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给贵州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尤其是今年年初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更是对贵州经济发展的巨大支持,但这些支持政策的最终目标在于培育贵州的自我发展能力,启动贵州经济发展的内生增长动力。但是,由于贵州在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产业基础、人力资本及文化建设等方面的严重不足,使国家的投入和支出在短期内难以见到预期的成效,反而使贵州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剧了对国家投资和政策照顾的高度依赖。要提高国家战略的有效性,还必须将国家投资和政策倾斜与贵州经济发展内部因素相结合,逐步实现贵州经济发展的主动性和自主性。

四、培育贵州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内生增长动力的战略意义

培育内生增长动力是贵州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任务,只有培育起了内生增长动力,才能使贵州经济发展逐步摆脱对资源投入和外部援助的高度依赖,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自主发展。而贵州依靠内生动力实现向自主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仅对贵州本身具有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意义,而且也是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探索经济发展新路径的新尝试。

(一)内生动力培育有利于贵州发挥后发优势

后发优势的获得以引进发达地区的先进要素和经验为前提,但是后发优势的发挥并不仅仅是“引进”或“模仿”后的消化吸收,这就需要贵州具备适宜的基础设施、社会结构、制度文化等一系列内生结构作为条件,只有具备了这些结构条件,才能以此为动力,推动本地要素与外部要素、区域结构与政府政策的高效组合,保证贵州在开发优势资源禀赋的过程中获得充分的利益,并不断催生新的动态比较优势,从而使后发优势得以有效发挥。否则,长期依靠资源开发和政府投资等外生动力,贵州很可能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锁定于低效率的经济结构,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有利于实现生态文明

初级的产业结构和制度结构给贵州带来了巨大的生态压力,而贵州地处长江和珠江上游,生态环境本来就十分脆弱,如果单纯依靠要素投入作为增长的动力,必然形成对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对环境的永久性破坏,这与建设生态文明背道而驰。保护生态环境目标的实现不可能单纯依靠资金和劳动力对生态工程的投入,更需要贵州降低经济增长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扩大经济内生创新能力,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实现经济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双赢”。

(三)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

贵州不仅是我国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省份,同时也是少数民族分布最为聚集的地区,因此,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十分重要。尽快培育贵州的内生增长动力,可以为贫困民众和少数民族地区提供充足而稳定的工作岗位,改善贫困地区居民的生活条件和收入条件,提高民族地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这是实现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

(四)有利于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

只有具备了强劲的内生增长动力,贵州才能拥有与其他地区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条件,并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否则,贵州将只能在低水平循环中徘徊,成为国家财政的包袱,或长期扮演发达地区“原料产地”的依附性角色,很难成为引领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角,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不可能真正实现。

五、贵州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内生增长动力着力点

(一)加大对人力资本的培育和支持力度

培育内生增长动力的关键一环是增强经济系统的创新能力,而决定创新能力的核心要素是人力资本。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反映了一个地区现在和将来人力资本情况,是影响一个地区经济持久增长与竞争力的关键。从西部各省情况来看,2006年和2009年平均受教育年数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006为8.04年;2009年为8.38年)的仅有陕西、新疆、内蒙古,其余九个省份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贵州省2006年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为6.59年,不仅低于西部平均受教育年数7.41年,更低于全国平均受教育年数8.04年;贵州省2009年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为7.08年,不仅低于西部平均受教育年数7.76年,更低于全国平均受教育年数8.38年。因而,贵州一方面要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和培训力度,另一方面要采取相应政策和措施,营造更浓厚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从事业、感情和待遇等方面吸引各类人才。

(二)延长优势资源的产业链

资源禀赋优势是贵州最为重要的比较优势之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资源仍将是贵州参与区域分工的重要基础。按照培育内生增长动力的标准,贵州应逐步降低对资源的依赖程度,但并不意味着要彻底放弃对资源的利用,而是要通过实施资源的“就地转换”战略,尽量延长本地资源型产业的产业链条,充分利用本地优势资源,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在本地经济系统内的价值增值,实现从“卖资源”到“卖加工品”或“卖成品”的转变,从而降低资源投入在整个经济系统中的价值比重。贵州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和资源基地,如果能成功引进或培育一批下游产业,实现优势资源与现造业的对接,将大大改善贵州省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收入状况。加快建设国家重要的煤电磷、煤电铝、煤电钢、煤电化等一体化资源深加工基地,积极推进铝、钛、钡、钒、锰等资源精深加工一体化,建成煤电铝、煤电化循环经济示范基地。

(三)培育非资源和低碳产业

要降低产业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增加非资源产业和低碳产业的比重,这对增强经济发展的抗风险能力和促进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虽然贵州与发达地区相比资金和技术不占优势,但是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优势明显,适合大型工业的发展,为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等非资源产业和低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条件,贵州应抓住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机会,积极增加非资源产业和低碳产业的比重,对传统产业结构进行根本改造。发挥国防科技工业优势,鼓励地方科研单位和军工科研院所合作,促进军工、民用技术双向转化和科研机构资源共享,发展壮大产业,推动军工经济与地方经济融合发展。大力发展航空航天装备、汽车及零部件、能矿产业装备和工程机械。巩固壮大精密数控装备和关键基础件、新型电子元器件和电力装备、铁路车辆及备件等产业。

(四)积极承接产业转移

内生增长动力来自区域经济内部,但内生动力的培育过程应积极利用好区域外部资源,其中极为关键而有效的措施就是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受到外部市场需求不稳定性的影响,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微观动力增强,中西部交通、物流成本低廉的地区成为东部产业跨区域转移的重要选择地。贵州作为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资源深加工基地、特色轻工业基地、以航空航天为重点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和西南重要陆路交通枢纽。一方面要大力实施优势资源转化战略,构建特色鲜明、结构合理、功能配套、竞争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另一方面要依托地理区位优势,重点完善软环境,加强与东部沿海地区政府的沟通协调,选择适宜地区,争取建成“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并建立合理的政府间税收分成机制,努力吸引符合贵州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落地生根,实现“移民就业”向“移业就民”的转换,改善贵州省内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

(五)积极参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

培育贵州内生增长动力,国家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仍是不可或缺的。随着我国工业规模的扩大,我国战略性的产业项目也趋向于大型化。目前东部地区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抬高了大型项目建设成本,而西部地区则具有明显的低成本优势,随着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西部地区的交通劣势正在逐渐弱化,使得西部地区的能源和资源优势更加突显。因此,在西部地区布局大型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变得更为经济。“十二五”期间,国家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的支持力度,在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中,明确指出“西部地区要加快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有选择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尽快形成产业竞争新优势。加强政策支持和规划引导,强化核心关键技术研发,形成一批发展潜力大、带动能力强、比较优势突出的高技术产业链、集聚区和产业基地。”]根据国家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的要求,贵州要发展新材料、电子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重点开发一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六)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

近300年的经济史和经济理论反复证明这样一个基本原理,技术进步是国家竞争力的源泉,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突破资源和制度约束的主要利器,是实现经济发展内生增长动力的源泉。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发展的机理在于它能有效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结构升级,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知识和技术生产效率提高,改进资源配置与利用效率;有广阔市场前景的技术进步可诱发大规模技术创新,引起经济的长波增长;初始的创新可能诱发技术进步的路径依赖,进而形成网络效应,可给企业带来持久利润增长。贵州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过度依赖投资和资源开发,经济发展偏离一般经济发展常态。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重视技术进步,其意义不仅在于对经济发展偏离常态的一种矫正,更为关键的是它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为此,贵州要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所建立产学研联盟,加强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研发。推进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平台和创新载体建设,鼓励和支持国家大型科研单位、重点高校在贵州设立科研机构和成果转化中心,支持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
贵州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逐步培育起内生增长动力。但从贵州目前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看,贵州经济的发展还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和经济刺激,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难以实现科学、持续和稳步发展。因而,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的培育和支持力度,延长优势资源的产业链,培育非资源和低碳产业,积极承接产业转移,积极参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以及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等措施,才能逐渐培育起经济发展的内生增长动力,实现贵州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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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文彬,1967年生,贵州遵义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院长,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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