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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1957年～2010年中国工业经济数据，运用基于VAR的计量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结果表明通货膨胀是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格兰杰原因，从脉冲响应上
[关键词]通货膨胀；工业经济；效率
[] A[文章编号]1673-0461（2012）10-0018-07
1972年～1995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明显放慢。不仅美国，在同一时期世界上其它发达国家也都纷纷出现了经济效率的下降。为此，许多西方学者试图解释这一不利的变动，并认为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大幅上升导致的高通货膨胀造成了经济效率的下滑。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较低且稳定的通胀水平使得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近1倍。这一现象引发了学术界对通货膨胀与经济运行效率之间影响关系的研究和探讨，但遗憾的是，关于通货膨胀冲击究竟是否影响经济运行效率，是促进还是阻碍抑或中性影响，目前还没有得出普遍认可的一致性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先后经历了数轮较为明显的通货膨胀。近年来在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国原材料、劳动力、资本、土地等各类生产要素纷纷进入快速上升期，导致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预期的压力与日俱增，“防通胀”与“保增长”成为国民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指出，通货膨胀已经超越农产品领域，正在朝制造业等工业领域扩散。2010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研究报告显示，当前我国工业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是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的压力不断加大。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其运行效率的高低决定着其他产业部门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与运行效率的高低，关乎当前整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成败。因此，深入研究通货膨胀对我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机制是当前工业经济管理的迫切需要。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选取1957年～2010年的经济数据，采用VAR计量模型来检验通货膨胀对我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冲击影响关系。之所以采用VAR计量方法是因为，传统的经济计量方法往往以经济理论为基础来描述变量的相互关系，但经济理论通常并不足以对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提供严密的解释，因此，在经济理论指导下建立的结构性经典计量模型存在不少问题。为解决这一不足，西姆斯（C.A.Sims，1980）提出了一种用非结构性方法建立各变量之间关系的模型——VAR （Vector Auto-Regression）模型，用于预测和分析随机扰动对系统的动态冲击，冲击的大小、正负及持续的时间。由于通货膨胀与经济运行效率之间的影响关系尚未明了，而且迄今为止亦未有人建立过直接的经济理论基础，因此，为研究通货膨胀对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本文运用VAR模型来进行分析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建国后，由于我国长期重视经济增长的总量，对经济增长的质量缺乏高度的重视，再加上相关资料的缺乏，以至于无法进行研究和分析。直到改革开放后，资料才逐渐丰富，相关研究才陆续问世。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工业经济效率的研究更是如火如荼。目前对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产权、所有权变革。刘小玄（2004）利用2001年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数据，考察了国民、集体、私营、股份合作等11种产权结构的效率差异；唐要家（2005）主要是检验竞争、所有权对中国工业经济效率的联合影响，将所有权结构内生化，建立了分析转型经济产业组织的SS —C—P分析框架。②市场化进程。孙巍、唐绍祥、李何（2005）从生产和消费两个领域出发研究了1995年～2003年中国各地区工业经济发展水平，指出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和加入世贸组织，国际市场的波动和国际贸易水平的变化显著影响了中国的工业经济增长。③技术进步。涂正革（2008）对1995年～2004年28个省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的非参数生产前沿分析，指出中国工业起飞阶段，技术进步是区域工业经济收敛的源泉。④环境影响。刘睿劼、张智慧（2012）对2000年～2008年的中国工业进行了基于WTP—DEA方法的经济—环境效率测算，揭示了相对于经济因素，环境对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程度尚不十分显著。⑤多因素观点。吴海民、王劲屹等（2012）运用1980年～2006年全国22个代表性省市工业经济的面板数据，测算了中国工业经济运行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在此基础上着重研究了技术创新、开放化、市场化、民营化、信息化、企业规模和人力资本对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的大小。总之，研究经济效率影响因素的文献很多，但关注通货膨胀对经济效率尤其是对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的文献还很少见，甚至空白，而通货膨胀又是宏观经济运行当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值得深入探讨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近年来，随着中国物价水平的不断攀升，通货膨胀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存在事实上的通货膨胀，而中国政府更是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迄今为止，有关通货膨胀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经济增长方面的探讨，且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①促进论：以凯恩斯、费利吉斯、贝尔等人为代表的“促进论”者认为，政府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实际上是一种通货膨胀政策，从而扩大了总需求，进而刺激经济增长。国内学者刘金全和谢卫东（2003）研究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认为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有助于加快中国经济增长。②促退论：坎普斯（1961）、哈尔伯格（1996）、琼和马歇尔等经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不仅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反而会损害经济的稳定运行，导致经济活动的低效率，特别是持续的通货膨胀会迫使政府采取全面管制措施，使得经济运行缺乏活力，微观主体间的竞争遭到人为扭曲，最终牺牲经济运行的效率。国内学者周旭东、陈斌、张兵（1999）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我国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起着阻碍作用。③中性论：希德劳斯基（1967）基于货币的超中性，认为通货膨胀也是中性的，对经济增长既不存在正效应，也不存在负效应。卢卡斯（1976）认为， 当人们能够事先预期到政府的政策时，相应的通货膨胀政策无法对实际经济产生作用。国内学者陈彦斌（2004）通货膨胀并不会抑制投资并损害长期经济增长，二者没有必然的关系。以上这些研究主要是集中在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几乎是空白，特别具体到中国工业经济领域，相关研究几乎不存在，因而针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背景，探索通货膨胀和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上述各变量指标的原始数据全部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1》、《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工业交通能源50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1999》、以及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其中，α是截距项，为常数；？啄t是趋势项；k是因变量的滞后阶数，？着t是独立同分布，且服从均值为零，方差为的δ2正态分布。运用软件检验结果如下表1所示。
从表1这两个序列的原值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CPI的检验统计量大于1%检验水平下的临界值，而E的检验统计量大于各个检验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这两个序列都包含单位根，即它们是非平稳序列。对序列CPI和E分别进行一阶差分，这两个序列的一阶差分的统计量小于各个检验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差分序列不包含单位根，从而表明差分序列是平稳的，进而可以进行下面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对方程（2）设定原检测设H0∶？茁■■=…=？茁■■=0，即通货膨胀率不是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格兰杰原因。如果拒绝原检测设，意味着通货膨胀率对工业经济运行效率有解释能力，反之，通货膨胀率对工业经济运行效率没有解释能力。同理，对方程（3）设定原检测设H0∶？琢■■
根据上面的ADF检验，通货膨胀率和工业经济运行效率一阶差分后平稳，所以，先对这两个序列进行一阶差分，然后用差分项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主要结果见表2，其中lags表示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中的滞后阶数。
由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依赖于检验回归模型中的滞后长度，因此表2提供了几个滞后长度的F检验结果。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滞后期从1到4时，原检测设“工业经济运行效率没有格兰杰引致通货膨胀率”的F统计量的相应概率水平都大于显著性水平10%，无法拒绝原检测设。因此，工业经济运行效率不是通货膨胀率的格兰杰原因。但是，观察表2可以发现，原检测设“通货膨胀率没有格兰杰引致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F统计量的相应概率水平均小于显著性水平5%，拒绝原检测设。因此，通货膨胀是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格兰杰原因。根据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大致地认为存在通货膨胀到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单项因果关系，但不存在反向的因果关系。
本文设定包含通货膨胀率CPI、工业经济运行效率E的VAR模型如下：
Yt=C+A1Yt-1+A2Yt-2+…+ApYt-p+εt；Yt=■ （4）
设定上述模型的理由是，VAR模型为无约束模型，因此每个变量当期都作为被解释变量，同时解释变量包含各个变量的滞后期。
建立VAR模型，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滞后期的确定。在选择滞后阶数时，一方面想使滞后阶数足够大，以便能完整反映所构造模型的动态特征，但另一方面，滞后阶数越大，需要估计的参数也就越多，模型的自由度就减少。所以通常进行选择时，需要综合考虑，既要有足够数目的滞后项，又要有足够数目的自由度。根据模型精简原则以及AIC和SC准则，本文模型滞后期选择为3，建立VAR（3）模型，如表3所示。
表3给出了VAR模型的估计结果，两个方程的决定系数分别约为0.72和0.50，因此，VAR模型相对效果良好， 估计方程式如下：
E = 0.8592×E（-1） + 0.0618×E（-2） - 0.1461
×E（-3） + 0.0071×CPI（-1） - 0.0137×CPI（-2）
+ 0.0095×CPI（-3） + 0.1430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滞后一期的通货膨胀对工业经济效率产生了正向的影响，弹性系数为0.0071，滞后二期的通货膨胀对工业经济效率产生了负向影响，弹性系数为-0.0137，这符合西方经济理论中适度的通货膨胀有助于刺激有效需求，刺激经济增长，但是过度的通货膨胀会拉动成本的上扬和抑制需求的持续增长，从而阻止工业经济效率的提升。另外从模型中可以看出，通货膨胀对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十分有限，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更多的是来自工业经济本身内部因素，从长期来看，通货膨胀不是抑制工业经济运行效率提升的根本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适度的通货膨胀有助于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从滞后三期的通
非稳定的VAR模型是不适合做脉冲响应的，所以首先有必要检验VAR模型的稳定性，具体操作方法是检验VAR模型的所有的特征根的倒数的模是否小于1。如果VAR模型的所有的特征根的倒数的模小于1，则VAR模型是稳定的；如果有一个特征根的倒数的模等于1或是大于1，则VAR模型不稳定需要重新设定。
如图3所示，对所有单位根倒数的模而言，所有的模都小于1，都位于单位圆内，表示本文中所建立的VAR模型是稳定的，可以进行下面的脉冲响应分析。
图4给出了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对来自自身冲击的响应函数图，反映了来自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现在和未来的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图中的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虚线表示响应函数值加/减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从图4中可以看出，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立即做出了响应，工业经济效率增加了约0.10个百分点，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正向冲击有助于自身的改善。响应函数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但是衰减速度比较慢，12期以后冲击所带来的响应才会变得不显著。
图5给出了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对来自通货膨胀率冲击的响应函数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对来自通货膨胀的扰动并没有立即做出响应，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在第一期的响应等于0，在第二期，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对CPI扰动所做出的响应达到了最大（大约0.03个百分点）且为正向的，有助于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改善。在第3、4期下降，且为负向冲击，对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抑制作用开始显露，至第5期又上升，在第6期达到了次最大（约0.02个百分点），之后一直下降，到第18期左右稳定地趋于0，主要因为所估计的VAR模型是稳定的。从中可以看出通货膨胀对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具有“滞后性”，这是因为物价的波动传递到生产资料的成本方面有一个时间差，另外从总体上看，适度的通货膨胀对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正向作用大于负向作用。
第一，通过单位根检验，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和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在1%、5%、10%的显著水平下均是一阶单整的，这说明二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也就是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和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因此我们在提升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过程中必须妥善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当前我国通胀危机不断升温的背景下，不能一味的注重经济增长，具体到工业领域内，不能一味地增加投资等而忽略了通货膨胀的危机。
第二，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我们发现通货膨胀是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格兰杰原因，说明通货膨胀会影响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尤其是从VAR模型分析结果来看，适度的通货膨胀也会刺激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这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定要完全彻底地消除通货膨胀，而是要把通货膨胀控制在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合理范围之内，从而有助于中国工业经济的发展，提升中国工业经济运行的效率水平。另外，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和通货膨胀二者的格兰杰原因是单向的，也即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并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率的上升。
第三，通货膨胀对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提升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短期，而且主要由高通货膨胀引起的，这可以从脉冲响应函数中看出， 从长期来看，适度的通货膨胀有助于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并且从影响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方差分解中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适度的、温和的通货膨胀对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贡献比例有增大的趋势。
第四，建国以来中国工业经济运行严重依赖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与生产规模的外延扩大，长期走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的粗放型工业化道路，严重制约了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从对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方差分解中也可看出，中国工业运行效率提升的92%以上的因素来自工业自身而非通货膨胀，这也和当前中国工业的现状相符。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节约型、效率型工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升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成为当前中国工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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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吴海民，王劲屹等.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 2012（3）.
Does Inflation Affect Industrial Economic Operating Efficiency？
——A Study Based on China's Industrial Economy by VAR Model
Wu Haimin，Xue Wenb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of WuYi University，Jiangmen529020，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industrial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inflation based on VAR analysis method by using China's economic data in 1957-2010 years.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inflation is China's industrial economic efficiency's Granger Causality， and the inflation， according to impulse response，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China's industrial economic efficiency in the short term， but in the long term moderate inflation can help enhance China's industrial economic efficiency， thus high inflation must be oided. What's more， the rate of inflation contributing to China's industrial economic efficiency is about 8%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riance decomposition， indicating that the root of restricting China's industrial economic efficiency's improvement lies in China's industrial economy itself， not the inflation. Therefore， changing industrial economy's development model and upgrad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fficiency is very vital and urgent in China's industrial economy.
Key words：inflation； industrial economy； efficiency
（责任编辑：张积慧）
源于：论文的写法www.udooo.com
来看，通货膨胀对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负面影响主要在短期，从中长期来看适度的通货膨胀有助于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但我们必须规避高通胀，从方差分解上来看，通货膨胀对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贡献约为8%，说明制约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提升的根本性因素在于工业经济自身，而不是通货膨胀，因此转变工业发展模式，提升工业发展效率成为当前中国工业经济的重中之重。[关键词]通货膨胀；工业经济；效率
[] A[文章编号]1673-0461（2012）10-0018-07
一、引 言
经济运行效率的测度与研究在学术界被称为“探索增长之谜”。自经济学产生开始，经济学家就不断探索经济增长的源泉、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以及经济增长的途径。1957年索洛（Solow）创立新古典增长模型，将产出增长率扣除资本劳动要素增长率后的“剩余”——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开启了揭示“增长之谜”的伟大探索。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推进，对经济增长的核心秘密——经济运行效率的认识日益深刻，对经济运行效率的测算特别是有关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一直是理论研究的前沿和热点。1972年～1995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明显放慢。不仅美国，在同一时期世界上其它发达国家也都纷纷出现了经济效率的下降。为此，许多西方学者试图解释这一不利的变动，并认为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大幅上升导致的高通货膨胀造成了经济效率的下滑。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较低且稳定的通胀水平使得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近1倍。这一现象引发了学术界对通货膨胀与经济运行效率之间影响关系的研究和探讨，但遗憾的是，关于通货膨胀冲击究竟是否影响经济运行效率，是促进还是阻碍抑或中性影响，目前还没有得出普遍认可的一致性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先后经历了数轮较为明显的通货膨胀。近年来在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国原材料、劳动力、资本、土地等各类生产要素纷纷进入快速上升期，导致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预期的压力与日俱增，“防通胀”与“保增长”成为国民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指出，通货膨胀已经超越农产品领域，正在朝制造业等工业领域扩散。2010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研究报告显示，当前我国工业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是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的压力不断加大。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其运行效率的高低决定着其他产业部门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与运行效率的高低，关乎当前整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成败。因此，深入研究通货膨胀对我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机制是当前工业经济管理的迫切需要。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选取1957年～2010年的经济数据，采用VAR计量模型来检验通货膨胀对我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冲击影响关系。之所以采用VAR计量方法是因为，传统的经济计量方法往往以经济理论为基础来描述变量的相互关系，但经济理论通常并不足以对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提供严密的解释，因此，在经济理论指导下建立的结构性经典计量模型存在不少问题。为解决这一不足，西姆斯（C.A.Sims，1980）提出了一种用非结构性方法建立各变量之间关系的模型——VAR （Vector Auto-Regression）模型，用于预测和分析随机扰动对系统的动态冲击，冲击的大小、正负及持续的时间。由于通货膨胀与经济运行效率之间的影响关系尚未明了，而且迄今为止亦未有人建立过直接的经济理论基础，因此，为研究通货膨胀对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本文运用VAR模型来进行分析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二、文献综述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经济运行效率是指实现最佳投入产出组合的能力，是经济运行中各部门各环节所蕴藏的规模效率、范围效率、技术效率、配置效率、竞争效率、制度效率、学习效率以及X效率等一系列内在效率的系统集成。自1957年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M.J.Farrell首次从投入的角度提出技术效率、效率和效率生产函数等概念，把效率分析扩大到所有产业领域，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分解成技术效率的变动和技术进步（主要是技术创新）之和，在理论研究上就可以通过技术效率的研究达到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研究的目的，从而解决了长期困扰经济学家们的“索罗余值”无法度量的问题，为经济效率的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之后，对经济效率的研究掀起了一股热潮，涌现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献，研究方法也日益多样化和成熟。建国后，由于我国长期重视经济增长的总量，对经济增长的质量缺乏高度的重视，再加上相关资料的缺乏，以至于无法进行研究和分析。直到改革开放后，资料才逐渐丰富，相关研究才陆续问世。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工业经济效率的研究更是如火如荼。目前对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产权、所有权变革。刘小玄（2004）利用2001年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数据，考察了国民、集体、私营、股份合作等11种产权结构的效率差异；唐要家（2005）主要是检验竞争、所有权对中国工业经济效率的联合影响，将所有权结构内生化，建立了分析转型经济产业组织的SS —C—P分析框架。②市场化进程。孙巍、唐绍祥、李何（2005）从生产和消费两个领域出发研究了1995年～2003年中国各地区工业经济发展水平，指出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和加入世贸组织，国际市场的波动和国际贸易水平的变化显著影响了中国的工业经济增长。③技术进步。涂正革（2008）对1995年～2004年28个省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的非参数生产前沿分析，指出中国工业起飞阶段，技术进步是区域工业经济收敛的源泉。④环境影响。刘睿劼、张智慧（2012）对2000年～2008年的中国工业进行了基于WTP—DEA方法的经济—环境效率测算，揭示了相对于经济因素，环境对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程度尚不十分显著。⑤多因素观点。吴海民、王劲屹等（2012）运用1980年～2006年全国22个代表性省市工业经济的面板数据，测算了中国工业经济运行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在此基础上着重研究了技术创新、开放化、市场化、民营化、信息化、企业规模和人力资本对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的大小。总之，研究经济效率影响因素的文献很多，但关注通货膨胀对经济效率尤其是对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的文献还很少见，甚至空白，而通货膨胀又是宏观经济运行当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值得深入探讨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近年来，随着中国物价水平的不断攀升，通货膨胀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存在事实上的通货膨胀，而中国政府更是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迄今为止，有关通货膨胀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经济增长方面的探讨，且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①促进论：以凯恩斯、费利吉斯、贝尔等人为代表的“促进论”者认为，政府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实际上是一种通货膨胀政策，从而扩大了总需求，进而刺激经济增长。国内学者刘金全和谢卫东（2003）研究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认为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有助于加快中国经济增长。②促退论：坎普斯（1961）、哈尔伯格（1996）、琼和马歇尔等经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不仅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反而会损害经济的稳定运行，导致经济活动的低效率，特别是持续的通货膨胀会迫使政府采取全面管制措施，使得经济运行缺乏活力，微观主体间的竞争遭到人为扭曲，最终牺牲经济运行的效率。国内学者周旭东、陈斌、张兵（1999）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我国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起着阻碍作用。③中性论：希德劳斯基（1967）基于货币的超中性，认为通货膨胀也是中性的，对经济增长既不存在正效应，也不存在负效应。卢卡斯（1976）认为， 当人们能够事先预期到政府的政策时，相应的通货膨胀政策无法对实际经济产生作用。国内学者陈彦斌（2004）通货膨胀并不会抑制投资并损害长期经济增长，二者没有必然的关系。以上这些研究主要是集中在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几乎是空白，特别具体到中国工业经济领域，相关研究几乎不存在，因而针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背景，探索通货膨胀和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三、指标选择与数据处理
依据实际分析需要，并基于我国统计规则和计量研究的惯例，本文需要获得如下两种数据：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和通货膨胀率。1.工业经济运行效率（E）
对于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度量，采用剔除规模因素的纯技术效率指标的变化来表示，其计算方法采用Banker. R. D、Charnes. A 和 Cooper .W. W（1984）提出的数据包络分析BC2模型。对BC2数据包络规划模型所涉及到的工业投入产出变量，在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基础上选取工业总产值作为产出指标，选取工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代替资本存量指标，选取工业从业人员代替劳动力投入指标。工业总产值由年鉴中的GDP平减指数（1952=100）平减后得到。由于统计年鉴中没有报告1976年以前的工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只提供了工业固定资产原值数据，对此，利用1976年～2010年固定资产净值与原值进行OLS简单回归，从回归系数推断出1976年以前各年工业固定资产净值大致为原值的70%左右，据此得到1957年～1975年的工业固定资产净值。此外，由于统计年鉴从1991年才开始报告固定资产投资指数，因此，对1991年以前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本文采用以1952年不变价计算的工业GDP指数进行了调整。将经过处理的指标数据利用DEAP2.1规划软件运算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如图1所示。
2.通货膨胀率（CPI）
对于通货膨胀，一般可以采用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消费者指数（CPI）以及工业品出厂指数（PPI）来衡量。通货膨胀率定义为当期水平对上期水平偏离的百分比，以统计年鉴中报告的1950年为定基的居民消费指数CPI为基础，依次计算出1957年～2010年的通货膨胀率，如图2。上述各变量指标的原始数据全部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1》、《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工业交通能源50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1999》、以及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四、格兰杰因果检验
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一个前提是时间序列必须具有平稳性，否则可能出现虚检测回归问题。因此，在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之前首先应对各指标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1.ADF检验：
本文对通货膨胀率（CPI）和工业经济运行效率（E）及其差分进行增广的迪基-富勒检验（ADF检验），检验中选择有趋势项和常数项的模型：其中，α是截距项，为常数；？啄t是趋势项；k是因变量的滞后阶数，？着t是独立同分布，且服从均值为零，方差为的δ2正态分布。运用软件检验结果如下表1所示。
从表1这两个序列的原值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CPI的检验统计量大于1%检验水平下的临界值，而E的检验统计量大于各个检验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这两个序列都包含单位根，即它们是非平稳序列。对序列CPI和E分别进行一阶差分，这两个序列的一阶差分的统计量小于各个检验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差分序列不包含单位根，从而表明差分序列是平稳的，进而可以进行下面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通货膨胀率序列和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序列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就是考察如下的双变量回归方程组：对方程（2）设定原检测设H0∶？茁■■=…=？茁■■=0，即通货膨胀率不是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格兰杰原因。如果拒绝原检测设，意味着通货膨胀率对工业经济运行效率有解释能力，反之，通货膨胀率对工业经济运行效率没有解释能力。同理，对方程（3）设定原检测设H0∶？琢■■
摘自：硕士论文答辩技巧{#GetFullDomain}
=…=？琢■■=0，即工业经济运行效率不是通货膨胀率的格兰杰原因。如果拒绝原检测设，意味着，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对通货膨胀率有解释能力，反之，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对通货膨胀率没有解释能力。根据上面的ADF检验，通货膨胀率和工业经济运行效率一阶差分后平稳，所以，先对这两个序列进行一阶差分，然后用差分项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主要结果见表2，其中lags表示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中的滞后阶数。
由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依赖于检验回归模型中的滞后长度，因此表2提供了几个滞后长度的F检验结果。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滞后期从1到4时，原检测设“工业经济运行效率没有格兰杰引致通货膨胀率”的F统计量的相应概率水平都大于显著性水平10%，无法拒绝原检测设。因此，工业经济运行效率不是通货膨胀率的格兰杰原因。但是，观察表2可以发现，原检测设“通货膨胀率没有格兰杰引致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F统计量的相应概率水平均小于显著性水平5%，拒绝原检测设。因此，通货膨胀是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格兰杰原因。根据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大致地认为存在通货膨胀到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单项因果关系，但不存在反向的因果关系。
五、VAR计量分析
由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只能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影响，但无法明确影响的方向，为了进一步确定变量之间的具体关系，我们需要建立VAR模型进行进一步的分析。采用VAR模型可以较好地反映通货膨胀对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因为传统的经济计量方法（如联立方程模型等结构性方法）是以经济理论为基础来描述变量关系的模型，遗憾的是，经济理论通常不足以对变量之间的动态联系提供一个严密的说明，而且内生变量既可以出现在方程的左边又可以出现在方程的右端使得估计和推断变得更加复杂，而采取VAR这种非结构性方法来建立各个变量之间关系的模型可以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本部分所采用的模型中的内生变量包括通货膨胀率和工业经济运行效率。首先构建VAR模型并确定最优滞后期，然后分别进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来研究通货膨胀与工业经济运行效率之间的动态关系。1.VAR模型构建及滞后期选取
VAR（Vector Auto-regression Model， VAR）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推广源于世界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Sims在1980年发表的著名文献。向量自回归模型是一种非结构化的模型，即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以经济理论为基础的，VAR模型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项的函数来构造模型。本文设定包含通货膨胀率CPI、工业经济运行效率E的VAR模型如下：
Yt=C+A1Yt-1+A2Yt-2+…+ApYt-p+εt；Yt=■ （4）
设定上述模型的理由是，VAR模型为无约束模型，因此每个变量当期都作为被解释变量，同时解释变量包含各个变量的滞后期。
建立VAR模型，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滞后期的确定。在选择滞后阶数时，一方面想使滞后阶数足够大，以便能完整反映所构造模型的动态特征，但另一方面，滞后阶数越大，需要估计的参数也就越多，模型的自由度就减少。所以通常进行选择时，需要综合考虑，既要有足够数目的滞后项，又要有足够数目的自由度。根据模型精简原则以及AIC和SC准则，本文模型滞后期选择为3，建立VAR（3）模型，如表3所示。
表3给出了VAR模型的估计结果，两个方程的决定系数分别约为0.72和0.50，因此，VAR模型相对效果良好， 估计方程式如下：
E = 0.8592×E（-1） + 0.0618×E（-2） - 0.1461
×E（-3） + 0.0071×CPI（-1） - 0.0137×CPI（-2）
+ 0.0095×CPI（-3） + 0.1430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滞后一期的通货膨胀对工业经济效率产生了正向的影响，弹性系数为0.0071，滞后二期的通货膨胀对工业经济效率产生了负向影响，弹性系数为-0.0137，这符合西方经济理论中适度的通货膨胀有助于刺激有效需求，刺激经济增长，但是过度的通货膨胀会拉动成本的上扬和抑制需求的持续增长，从而阻止工业经济效率的提升。另外从模型中可以看出，通货膨胀对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十分有限，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更多的是来自工业经济本身内部因素，从长期来看，通货膨胀不是抑制工业经济运行效率提升的根本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适度的通货膨胀有助于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从滞后三期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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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膨胀的弹性系数0.0095可以看出。2.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IRF）用来衡量来自随即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前面分析了通货膨胀是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下面进一步说明这种影响的动态调整随着时间变化的过程。非稳定的VAR模型是不适合做脉冲响应的，所以首先有必要检验VAR模型的稳定性，具体操作方法是检验VAR模型的所有的特征根的倒数的模是否小于1。如果VAR模型的所有的特征根的倒数的模小于1，则VAR模型是稳定的；如果有一个特征根的倒数的模等于1或是大于1，则VAR模型不稳定需要重新设定。
如图3所示，对所有单位根倒数的模而言，所有的模都小于1，都位于单位圆内，表示本文中所建立的VAR模型是稳定的，可以进行下面的脉冲响应分析。
图4给出了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对来自自身冲击的响应函数图，反映了来自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现在和未来的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图中的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虚线表示响应函数值加/减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从图4中可以看出，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立即做出了响应，工业经济效率增加了约0.10个百分点，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正向冲击有助于自身的改善。响应函数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但是衰减速度比较慢，12期以后冲击所带来的响应才会变得不显著。
图5给出了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对来自通货膨胀率冲击的响应函数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对来自通货膨胀的扰动并没有立即做出响应，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在第一期的响应等于0，在第二期，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对CPI扰动所做出的响应达到了最大（大约0.03个百分点）且为正向的，有助于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改善。在第3、4期下降，且为负向冲击，对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抑制作用开始显露，至第5期又上升，在第6期达到了次最大（约0.02个百分点），之后一直下降，到第18期左右稳定地趋于0，主要因为所估计的VAR模型是稳定的。从中可以看出通货膨胀对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具有“滞后性”，这是因为物价的波动传递到生产资料的成本方面有一个时间差，另外从总体上看，适度的通货膨胀对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正向作用大于负向作用。
(三)方差分解
一般情况下，脉冲响应函数捕捉的是一个变量的冲击对另一个变量的动态影响路径，描述的是VAR模型中的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对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影响，是一种绝对效果的描述，而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可以将VAR模型系统内一个变量的方差分解到各个扰动项上。因此方差分解提供了关于每个扰动项因素影响VAR模型内各个变量的相对程度。鉴于本文着重分析通货膨胀对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这里我们只给出了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方差分解，如图6所示。从图6中可以看出，在1-20的预测期内，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大部分可由它自己的信息解释，其比例一直占到92%以上，CPI可以解释3%到7.87%左右的信息，并且随着预测期的向前推移，工业经济运行效率中由其自身扰动所引起的部分的百分比在缓慢下降，而由通货膨胀扰动所引起的部分的百分比则缓慢增加，其中到第20期左右达到了峰值，即大约为8%的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可以由通货膨胀率变动解释。通过分析可知，通货膨胀对工业经济的影响存在但不是制约工业经济效率提升的根本性因素，对工业经济运行效率提升的贡献有限。六、结论及建议
中国特殊的国情及特殊的经济发展阶段，使得我们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既有的经济理论，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来加以深入研究，针对目前社会各界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判断，物价的上涨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我国政府采取了相应的宏观调控措施，主要是稳定物价总水平，妥善处理抑制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利用我国1957年～2010年的经济数据具体分析了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相关结论及建议如下：第一，通过单位根检验，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和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在1%、5%、10%的显著水平下均是一阶单整的，这说明二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也就是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和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因此我们在提升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过程中必须妥善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当前我国通胀危机不断升温的背景下，不能一味的注重经济增长，具体到工业领域内，不能一味地增加投资等而忽略了通货膨胀的危机。
第二，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我们发现通货膨胀是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格兰杰原因，说明通货膨胀会影响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尤其是从VAR模型分析结果来看，适度的通货膨胀也会刺激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这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定要完全彻底地消除通货膨胀，而是要把通货膨胀控制在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合理范围之内，从而有助于中国工业经济的发展，提升中国工业经济运行的效率水平。另外，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和通货膨胀二者的格兰杰原因是单向的，也即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并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率的上升。
第三，通货膨胀对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提升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短期，而且主要由高通货膨胀引起的，这可以从脉冲响应函数中看出， 从长期来看，适度的通货膨胀有助于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并且从影响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方差分解中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适度的、温和的通货膨胀对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贡献比例有增大的趋势。
第四，建国以来中国工业经济运行严重依赖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与生产规模的外延扩大，长期走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的粗放型工业化道路，严重制约了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从对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方差分解中也可看出，中国工业运行效率提升的92%以上的因素来自工业自身而非通货膨胀，这也和当前中国工业的现状相符。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节约型、效率型工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升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成为当前中国工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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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Inflation Affect Industrial Economic Operating Efficiency？
——A Study Based on China's Industrial Economy by VAR Model
Wu Haimin，Xue Wenb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of WuYi University，Jiangmen529020，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industrial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inflation based on VAR analysis method by using China's economic data in 1957-2010 years.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inflation is China's industrial economic efficiency's Granger Causality， and the inflation， according to impulse response，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China's industrial economic efficiency in the short term， but in the long term moderate inflation can help enhance China's industrial economic efficiency， thus high inflation must be oided. What's more， the rate of inflation contributing to China's industrial economic efficiency is about 8%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riance decomposition， indicating that the root of restricting China's industrial economic efficiency's improvement lies in China's industrial economy itself， not the inflation. Therefore， changing industrial economy's development model and upgrad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fficiency is very vital and urgent in China's industrial economy.
Key words：inflation； industrial economy； efficiency
（责任编辑：张积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