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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说新语》一直备受学者关注，对此研究颇多。然而，透过它来看待魏晋人深情美及其成因的探讨却不多。深情美是魏晋士人精神世界的核心，也是《世说新语》中着力突出的部分，对它们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关键词：深情 率性任情 魏晋士人 世说新语
1672-1578（2013）01-0238-01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曾说：“汉魏六朝是易个社会极为动荡黑暗的时代，然而也是思想解放、人性觉醒，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宗先生的观点在魏晋六朝的许多文献资料中都可以得到佐证。但最能体现这种观点的应该是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他记载了许多名士“奇妙的举动和玄妙的清淡”，“差不多可以是一部名士的人教科书”。后人所追慕的魏晋风度这本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阐释。本文就试图从魏晋士人深情的成因角度对本书进行一番探讨。
《品藻》. 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识鉴》. 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见机。
好一个“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好一个“人生贵适意耳”，这两句可以作为作为魏晋士人们自我意识觉醒，率性任情的最好解释。
总之，从政治和社会这个层面来说，是战乱的频繁，统治者的残忍，还有儒教体系的崩塌等综合因素导致了魏晋士人自我意识的觉醒。而这种觉醒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士人们那些匪夷所思为后世文人追慕而有难以理解的在对待友人，亲人，人生伴侣以及大自然时所表现出来的一往深情！
魏晋玄学的
王弼在其《论语释疑》中也提到：“夫喜惧哀乐，民之自然，应感而动，则发乎生歌。”连圣人都应物而动拥有情感，何况我们凡夫俗子呢。喜怒哀乐是人们心中的感情“应感而动”之后的自然流露。梁人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可以作为“应感而动”的注脚。王认为的圣人自然是指孔子，但其中圣人所感的“自然”则反映的是道家的顺应自然和重视人的个性。王弼运用本末体用的方法用圣人有情的观点，成功地融儒道于一体，调和了“体”与“用”，“名教”与“自然”，理想境界与现实生活的矛盾，把圣人从天上召回到人间，给有情之人以成圣的可能，这自然也为这一“情”提供了更高一层的价值依据。
综上所述，社会的动乱和思想上的转变最终导致了后世文人所心追神慕的魏晋士人的深情之美，由于时代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这种流行于整个社会的率性任情是不可复制的。魏晋人士无论从精神上还是他们所付诸的实际行动，都留给了我们后人以巨大的精神财富，而这笔财富最集中地体现便是《世说新语》一书。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还是多一些有着新思想，能够勇于发表自己独立见解的人好。这样无论是对学术还是对社会的发展都是有益的，在这一点上，还是学学魏晋士人的率性任情吧。
参考文献：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鲁迅.魏晋风度及其它[M].
[3]李泽厚.华夏美学[M].
[4]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
关键词：深情 率性任情 魏晋士人 世说新语
1672-1578（2013）01-0238-01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曾说：“汉魏六朝是易个社会极为动荡黑暗的时代，然而也是思想解放、人性觉醒，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宗先生的观点在魏晋六朝的许多文献资料中都可以得到佐证。但最能体现这种观点的应该是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他记载了许多名士“奇妙的举动和玄妙的清淡”，“差不多可以是一部名士的人教科书”。后人所追慕的魏晋风度这本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阐释。本文就试图从魏晋士人深情的成因角度对本书进行一番探讨。
1 时代的造就
后人往往折服于魏晋士人的深情，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一种深情之美到后世竟成为了绝响呢，再没有那个朝代的士人文人像魏晋时期那样率性任性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这是为什么呢？之所以如此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我们要知其人就必须论其世，魏晋士人生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我们可以从那时诗人的诗歌中找到答案。“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这是何等惨烈的景象。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个乱世，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战乱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大量的生命非自然死亡。许多文人因政治惨遭杀戮，《晋书 阮籍传》：“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许多名士都死在了司马氏的屠刀之下。名士们的活动区域被大大缩减，除依附司马氏政权外，别无选择。政权的暴力导致了凝聚力的丧失殆尽，自欺欺人的统治思想导致了士人们原有价值体系，信仰情操，行为准则的坍塌，但是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既然无法将感情寄托于统治者，那么士人们该寄情于何处呢？政治环境的险恶让他们的自我价值体系退缩到了个人和小群体的狭窄天地中，如“竹林七贤”，他们在那里找到了自己情感寄托的地方，即钟情于自己，钟情于友人，亲人。社会责任感的消失使他们更加关心自己，关心亲人，关心朋友，关心自己身边的一草一木，关心大自然。因为他们可以从友人，亲人和大自然中找到自己苦闷心情的情感慰藉。只有在这里，他们的真情，深情与至情才能得到酣畅淋漓的释放，这是他们人生价值的所在。宗白华认为“个性价值之发现，是‘世说新语时代’最大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自我的认同，肯定和赞美。《品藻》. 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识鉴》. 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见机。
好一个“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好一个“人生贵适意耳”，这两句可以作为作为魏晋士人们自我意识觉醒，率性任情的最好解释。
总之，从政治和社会这个层面来说，是战乱的频繁，统治者的残忍，还有儒教体系的崩塌等综合因素导致了魏晋士人自我意识的觉醒。而这种觉醒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士人们那些匪夷所思为后世文人追慕而有难以理解的在对待友人，亲人，人生伴侣以及大自然时所表现出来的一往深情！
2 玄学思想的影响
上面我们已经提到魏晋士人追求人生价值的首要表现就是率性任情。这无疑是对两汉时人们所崇尚的儒学礼教的一种反叛，当然，这种反叛是建立在统治者以儒学治理天下的荒谬而自欺欺人的基础上的。儒学式微，代之而起的则是适应士人心里的玄学。魏晋玄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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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与汉末儒家经学思潮陷入危机，老庄思想开始复兴有着莫大的关系。在老庄思想复兴的同时，儒家思想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依然存在，这就形成了一对矛盾。儒家所提倡积极有为的改造社会，改造人的自身。而道家要求顺应自然，要求无为，要求顺应人的个性，不压抑自己的感情。那么如何调和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便成为了玄学家们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两者的调和，直到正史时期才有了较大的进展。在正史时期，清谈之风盛行，玄学家们纷纷提出了许多命题进行辩论，“圣人有情无情”就是其中一个重要论题。王弼在其《论语释疑》中也提到：“夫喜惧哀乐，民之自然，应感而动，则发乎生歌。”连圣人都应物而动拥有情感，何况我们凡夫俗子呢。喜怒哀乐是人们心中的感情“应感而动”之后的自然流露。梁人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可以作为“应感而动”的注脚。王认为的圣人自然是指孔子，但其中圣人所感的“自然”则反映的是道家的顺应自然和重视人的个性。王弼运用本末体用的方法用圣人有情的观点，成功地融儒道于一体，调和了“体”与“用”，“名教”与“自然”，理想境界与现实生活的矛盾，把圣人从天上召回到人间，给有情之人以成圣的可能，这自然也为这一“情”提供了更高一层的价值依据。
综上所述，社会的动乱和思想上的转变最终导致了后世文人所心追神慕的魏晋士人的深情之美，由于时代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这种流行于整个社会的率性任情是不可复制的。魏晋人士无论从精神上还是他们所付诸的实际行动，都留给了我们后人以巨大的精神财富，而这笔财富最集中地体现便是《世说新语》一书。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还是多一些有着新思想，能够勇于发表自己独立见解的人好。这样无论是对学术还是对社会的发展都是有益的，在这一点上，还是学学魏晋士人的率性任情吧。
参考文献：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鲁迅.魏晋风度及其它[M].
[3]李泽厚.华夏美学[M].
[4]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