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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黔滇喀斯特石漠化防治生态功能区中贵州9县生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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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贵州是典型的西部民族地区,是中国石漠化最为严重省份。国家级的限制开发区桂黔滇喀斯特石漠化防治生态功能区包括贵州省的9个县区。9县由于先天喀斯特地貌发育强烈,区域内山高坡陡,生态脆弱性极高,同时更由于人口压力的增加、不适当的土地利用和生活方式等后天多重因素叠加,加剧了该区域生态环境退化进程。要从根本上遏制石漠化增长的趋势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局面,必须发挥主体功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关键词:限制开发;石漠化;喀斯特;贵州
1673-291X(2012)27-0166-04
主体功能区建设是党、国务院在改革发展关键时期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西部民族地区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战略。中国“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十二五”时期必须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西部民族地区限制开发区经济发展落后,迫切需要实现跨越发展。限制开发区如何发挥主体功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发展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桂黔滇喀斯特石漠化防治生态功能区域是国家层面限制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并被划归到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类型中。目前由于人口压力的增加、不适当的土地利用和资源开发利用,已使这一地区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严重制约了这一地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本文选择桂黔滇喀斯特石漠化防治生态功能区中的贵州省的9个县为例进行分析研究,以期能对西部民族地区水土保持型限制开发区转变发展方式提供思路和方向。
贵州是典型的西部民族地区。贵州省有3个民族自治州、11个民族自治县,地级行政区划单位占全省的30%,县级行政区划单位46个,占全省的52.3%;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国土面积9.78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55.5%。2009年末,贵州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9%。喀斯特是贵州的最基本的省情,特殊的喀斯特人地系统,使得石漠化问题在中国乃至于世界喀斯特地区都具有显著性和典型性。因此贵州省的9个县存在的生态问题,不光在桂黔滇喀斯特石漠化防治生态功能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在西部民族地区限制开发区中也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一、桂黔滇喀斯特石漠化防治生态功能区中贵州9县生态现状

贵州省划为国家层面限制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为桂黔滇喀斯特石漠化防治区。桂黔滇喀斯特石漠化防治生态功能区域面积76 286.3平方公里,人口1 064.6万,该区域属于以岩溶环境为主的特殊生态系统,生态脆弱性极高。贵州省限制开发区域分为国家级和省级两个层面,分布于西部、南部、东部和东北部,共包括19个县。其中,国家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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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9个,即桂黔滇喀斯特石漠化防治区包括贵州省的9个县:赫章县、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平塘县、罗甸县、望谟县、册亨县、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分别隶属于四个地区(州)等。①贵州省9县是典型的西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比重高,例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居住有汉、布依、苗、仡佬、彝等22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61.15%。9县总面积26 454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1

5.02%,2009年总人口386.09万,占全省总人口的10.17%。

综合考虑这9个县区的自然地理状况,可以详细划分为四个生态区域,具体情况(见下页表1):
1.威宁—赫章高原分水岭水源涵养区。威宁—赫章高原分水岭水源涵养区,包括毕节地区的威宁自治县和赫章县。国土面积9 541km2,占全省的5.42%;森林覆盖率分别为26.46%和37.26%;土壤侵蚀面积为6 135.56km2,占该区的64.31%;石漠化面积1 755.97km2,占该区的18.4%。2009年常住半年总人口175.14万,占全省的4.61%。
2.关岭—镇宁高原峡谷石漠化治理区。关岭—镇宁高原峡谷石漠化治理区,包括安顺市的镇宁自治县、关岭自治县、紫云自治县。国土面积5 472km2,占全省的3.11%;森林覆盖率分别为35.58%、35.87 %和34.92%;土壤侵蚀面积2 332.71km2,占该区的42.63%;石漠化面积1 787km2,占该区的32.66%。2009年常住半年总人口99.68万,占全省的2.62%。
3.罗甸—平塘高原槽谷石漠化治理区。罗甸—平塘高原槽谷石漠化治理区,包括黔南自治州的罗甸县和平塘县。国土面积5 838km2,占全省的3.31%;森林覆盖率分别为41.35%、53.5%;土壤侵蚀面积2 801.04km2,占该区的47.98%;石漠化面积2 027.99 km2,占该区的3

4.74%。2009年常住半年总人口61.01万,占全省的1.61 %。

4.册亨—望谟南、北盘江下游河谷水土保持区。册亨—望谟北盘江下游河谷水土保持区,包括黔西南自治州的册亨县和望谟县。国土面积5 603km2,占全省的3.18%;森林覆盖率分别为54.54%和53.2%;土壤侵蚀面积1 980km2,占该区的35.34%;石漠化面积933km2,占该区的16.65%。2009年常住半年总人口50.26万,占全省的

1.32%。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贵州民族地区限制开发区9县四个生态区域土壤侵蚀问题普遍存在,土壤侵蚀面积总面积13 249.31km2,占该区土地面积的比率高达50.08%。威宁—赫章高原分水岭水源涵养区该比率令人惊讶的高达64.31%。同时在以上四个生态区域石漠化问题也普遍存在,总面积达到6 503.96 km2,占该区土地面积的比率24.59%,罗甸—平塘高原槽谷石漠化治理区该比率高达34.74%。9县土壤侵蚀和石漠化面积合计总面积19 753.27 km2,占9县土地面积的74.67%。如此之高的比率令人瞠目结舌,也进一步佐证了该地区生态系统退化问题的严重性。总体来看,该地区普遍存在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岩石逐渐裸露、土地生产力衰退丧失现象,区域内石漠化、水土侵蚀的生态恶化趋势加剧。土壤侵蚀的进一步演变就是石漠化。因此以上9县存在生态环境问题最突出表现可以归结为石漠化。“石漠化”是喀斯特地貌的一种独特地质现象,被学术界称为“生态癌症”。贵州是中国石漠化最为严重省份,数据表明:贵州省石漠化面积从2000年35 920km2(占全省总面积的20.39%)发展到2005年的37597km2(占全省总面的21.34%),5年间平均每年增加334.7km2。列入桂黔滇喀斯特石漠化防治区的9个县又是贵州石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也是中国石漠化最严重的地区。

二、桂黔滇喀斯特石漠化防治生态功能区中贵州9县区域石漠化成因分析

1.先天局限。桂黔滇喀斯特石漠化防治区中贵州省的9个县所在区域,由于先天属于喀斯特地貌发育强烈,区域内山高坡陡,生态脆弱性极高。喀斯特地区具有一类最典型的脆弱生态环境和复杂的人地系统,其脆弱性表现出环境变异敏感度高、环境容量低、承灾能力低、稳定性差、生态系统竞争程度高、生物量小等鲜明特征。贵州的喀斯特环境自然条件非常恶劣:地表崎岖破碎,山多坡陡,石多土少,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全省土地平均坡度为17.78度,6度~15度的占26.85%,15度以上陡坡占59.65%,山丘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92.5%,山间平坝地区面积仅占全省国土面积的7.5%,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例如赫章县:2008年末,全县总土地面积为486.75万亩。其中耕地130.79万亩,占总土地面积的26.87%;在耕地中,稻田3.73万亩,旱地127.05万亩,菜地0.01万亩。耕地大部分分布在海拔1 800m~2 600m之间。全县土地中,近94.11%是坡地,其中有264 897.3亩耕地分布在25度以上的陡坡地上,占总耕地面积20.25%。望谟县的耕地中山地面积占76.8%,丘陵占20.4%,河谷盆地仅占2.8%。桂黔滇喀斯特石漠化防治区中贵州省的9县情况类似,地貌具有高低起伏大,类型复杂多样的特征,碳酸盐岩分布广泛,地貌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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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姿百态,石芽、竖井、漏斗、洼地、谷地、盲谷、丘峰、峰林等到处可见,溶洞、暗河、地下廊道比比皆是。总体来看该区域喀斯特地貌发育强烈,地表崎岖破碎,地形起伏大,土质疏松,土层浅薄,植被稀少,暴雨集中,生态脆弱性极高,土壤一旦流失,生态恢复难度极大。
2.人口压力大,人地矛盾突出。一般西部民族地区都是人口稀少的地区,但贵州9县情形不同。贵州人口密度和农业人口比重都比较大,对资源环境构成极大的压力。2009年全省人口密度为216人/平方公里,远高于全国143人/平方公里的水平。从表2可以看出,贵州民族地区限制开发区9县人口密度比较高,总的人口密度146人/ km2,虽说低于贵州216人的水平,但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关岭县、赫章县和镇宁县,竟然超过了或者接近200人/ km2。由此可见人口压力之大。同时农业人口比重大。全省3 955万人口中,农业人口占73.1%(全国为57%),其中绝大部分的农村人口又分布在喀斯特地区,人口形势十分严峻。例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是少数民族自治县,也是典型的农业大县。居住有汉、布依、苗、仡佬、彝等22个民族。全县总人口323 092,其中少数民族人口197 571,占总人口的61.15%。农业人口296 466,占总人口的91.76%。这更加剧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
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2008年底贵州耕地面积总资源有4 485 300公顷,人均可以达到1.77亩。但从常用耕地情况看,贵州全省人均耕地仅0.68亩,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56.7%,坡度25度以上的耕地占全省总耕地的40%。从上表可以看出,贵州9县人均耕地面积很少,平均人均耕地面积0.77亩,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9县中人均耕地最多的望谟县,达到1.4亩,还不及全国人均水平,最低的赫章县人均耕地仅仅0.31亩。由此可见,贵州9县人地矛盾的严峻程度。
由于人多地少,人口密度大,特别是在耕地中,一等地少,大部分为石旮旯地,地里石芽林立,土壤极少,呈“鸡窝状”零星散布在石芽之间的凹地或石缝中,土壤保水保肥性能差,肥力低,单产多在200公斤以下,人均口粮少。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人们不断开垦新的耕地,甚至不惜毁林开荒、在已经石漠化土地的石头缝中进行种植,破坏了植被,加重了水土流失;水土流失导致耕地越来越浅薄,理化性质越来越差,耕地地力不断下降,为保证农业总产出,需要有更多的劳动投入,加上传宗接代等传统思想的影响,农村生育率居高不下,于是形成“人增—耕进—水土流失”的恶性循环。
3.不适当的土地利用模式。贵州9县都地处深山少数民族地区,区域内山高坡陡,交通不便,现代工业难以波及,农业产业结构单一,农村经济仍然以农业为主,种植业仍占主导地位。从产业结构看,9县第一产业比重相对高,还是传统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据统计2009年9县三次产业结构为34∶22.2 ∶43.8,与贵州省三次产业结构14.2∶37.9∶47.9相比,第一产业比重高,高于贵州的平均水平。9县中紫云县第一产业比重,达到47.5%,镇宁县最低,为19.2%,都高于贵州省的14.2%的平均水平。贵州省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9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875.2亿元,其中农业(种植业)总产值501.5亿元,占57.3%;林业总产值为36.9亿元,占4.2%;牧业总产值281.5亿元,占32.2%;渔业总产值为11.1亿元,占1.3%;而农林牧渔怎么写作业为44.2亿元,仅占5%。同样在9县产业结构中种植业仍然占较大比重,尚没有形成能与以粮食为主的种植业相抗衡的替代产业。
这种以种植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在这片极不适宜大规模农耕的山区,对土地的利用以农业种植为主,加上耕作方式落后,利用粗放,进一步加剧了水土流失。从耕地情况看,全省仅有50%的田和30%的土得以保灌和半保灌。黔南州第二次农业普查主要数据显示:2006年,机耕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为0.45%,机电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为0.9%,喷灌面积和滴灌渗灌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分别为0.13% 和0.06%。大部分田、土靠天吃饭。因为地形破碎、耕层浅薄,加上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缺乏保水保土的必要措施,陡坡耕地种植很容易导致水土流失,带来土地理化性质下降,造成土地资源的衰退,加上农业科技含量低,所以种植业产出效益十分低。同时贵州9县近几年畜牧业有较快的发展,但不少地方仍然是传统的散放牧羊方式。据测算,一头山羊在一年内可以将10亩三至五年生的石山植被吃光。以山上散放方式养殖牛羊严重破坏了林草植被,同样导致了水土流失。另外,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一直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造成土地的分散和细碎化,细碎的土地分配状况影响了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农业规模效益的提高,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困难。贵州属于经济欠发达、欠开发省份,农民收入很低,贫困人口较多。2009年贵州人均GDP为10 258元,全国倒数第一,而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 005.41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2006年有73%以上的就业人员集中在第一产业,消耗农业资源创造的价值只占全省生产总值的17%。可见,贵州绝大多数人口主要以粗放式利用土地、破坏性开发资源等不计生态环境代价的方式确保生存,带来生态的严重破坏和资源的极大消耗,造成大量的水土流失,从而形成“经济贫困—生态恶化”的恶性循环。
4.生活方式。低下的农村生活水平、不良的生活方式加剧了石漠化的形成。贵州农村能源结构单一,对生态环境也造成了不利影响。贵州虽然煤炭资源丰富,在全省87个县中,有67个县产煤,但煤炭资源地域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西部,加上地势崎岖、农户居住分散、交通运输成本高,致使全省60%以上的农户(约420万户)仍然以薪材、秸秆为主要生活燃料。据统计,全省农民消耗柴草总量从2003年的7 409.6万公担,上升到2005年的9 711.4万公担,增长31.1%。黔南州第二次农业普查统计公报显示,黔南州农村居民炊事使用的能源中,以柴草和煤居多。主要使用柴草的43.2万户,占61.46%。薪材的大量消耗造成对灌木的过度樵采,对脆弱的植被造成进一步破坏。同时贵州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落后,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仅有6.79年/人,农民素质总体偏低,一些生活陋习,如乱挖滥砍,焚烧秸秆、荒坡牲畜放养,随地乱丢生活垃圾等,对生态环境都有一定的破坏作用。
综上所述,桂黔滇喀斯特石漠化防治区中贵州省的9个县所在区域,由于先天属于喀斯特地貌发育强烈,区域内山高坡陡,生态脆弱性极高,同时更由于人口压力的增加、不适当的土地利用和资源开发利用等后天多重因素叠加,加剧了该区域环境退化进程。9县的石漠化问题,不仅危及贵州本土,也将威胁长江中上游和珠江流域的生态安全,而且也危及长江、珠江流域的生态安全。
桂黔滇喀斯特石漠化防治区中存在生态环境问题最突出表现可以归结为石漠化,其成因与贵州省的9个县类似。喀斯特石漠化导致土壤侵蚀性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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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土壤贫瘠化和土壤结构性恶化,使水土流失加剧,可耕地面积减少;喀斯特石漠化使地表裸岩增加、森林植被减少、生物多样性降低、珍稀动植物资源丧失、导致其调节缓冲地表径流的能力降低、水源涵养能力下降以及抗干扰(包括人为和自然干扰)能力的降低等,使区域性的旱涝灾害发生和小气候环境恶化的几率增加。这将导致这些地区农民贫困问题加剧,而这又将进一步促使喀斯特石漠化的发生和发展。这就形成了中国西部“PPE”(powerty,population,environment)现象。这种PPE怪圈不仅从根本上威胁了区域内人民的生存基础和社会稳定,而且从长远看,该区域社会、生态、经济系统生态债务沉重,潜在威胁巨大,成为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在“十二五”乃至更长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瓶颈之一。
如何对喀斯特石漠化发生和发展的机理与机制进行详细和综合的研究,并进一步找出控制和治理喀斯特石漠化的可行的方法,已是迫在眉睫的问题。要从根本上遏制石漠化增长的趋势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局面,必须发挥主体功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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