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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辽宁省支持辽宁省县域经济进展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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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壮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最重要的一环。自辽宁省九届十一次全会以来,辽宁省实施“保运转、重激励、促发展”的财政政策来支持县域经济的发展,县域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然而辽宁省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与江苏、浙江和山东等地相比依然有明显的差距。文章通过对辽宁县域经济发展现状分析,发现其中的问题,并结合现行财政政策的不足,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期能促进辽宁省县域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 辽宁; 县域经济; 财政政策
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壮大一直以来都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重要一环,由于县域经济主要是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依托,以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为主要发展方向的区域性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组成单元,因此县域经济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败。自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壮大县域经济”以来,县域经济的发展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辽宁省九届十一次全会明确提出,发展县域经济,要以工业化为主导,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走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道路。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推进,辽宁省要想顺利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立足省情,狠抓机遇,结合辽宁省县域经济发展现状,及时对辽宁省县域经济的财政收支作出合理调整。同时继续优化对县域经济的财政支出和投入,继续深化对财政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激励、引导和导向作用,促进辽宁省县域经济的持续、高速、稳定发展。

一、辽宁省县域经济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特别是“十一五”时期辽宁颁布一系列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以来,辽宁省县域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005年辽宁县域地区生产总值还仅为2 962.6亿元,到2010年已增长至8 467.8亿元,所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由37%涨至45.9%。县域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稳步提高,分别从2005年的34.5亿元和28.5亿元增长至2010年的45.8亿元和35.6亿元。县域地方财政收入则呈现迅速增长的态势,从2005年的88.1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492.5亿元,县域地方财政收入占全省财政收入的比重也由原来的1

3.1%增长到2010年的24.6%(见图1、图2、图3)。

从整体上来看,辽宁省县域经济发展在经济总量、人均水平等主要指标上均已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2011年,辽宁省县域经济生产总值为22 025.9亿元,同比增长12.1%(按可比计算);44个县(市)中有31个县(市)生产总值超600亿元,同比增长43.2%。第十一届中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名单中,新增的8个“百强县”,辽宁省就独占3席,至此,辽宁省已有10个百强县,居第四位。但与东部较发达省份相比,特别是与江苏、浙江和山东等省份相比较,辽宁省的县域经济综合实力仍然不强,县域经济的发展仍显滞后。归纳辽宁省县域经济发展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县域经济的发展极其不均衡

辽宁省县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现象极为明显,从2010年辽宁省各县(市)县域经济的评价结果中可以看出瓦房店的实力指数是兴城市的6倍之多。具体表现为全省44个县市可以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以瓦房店市、海城市和普兰店市等11个县市为代表,其县市总数、人口及经济总量大致占全省县域总数(量)的1/4、1/3及1/2,而近十年增速大致相当于其他县市的总和;第二梯队以辽阳、凤城市等11个县市为代表,其县市总数、人口及经济总量大致占县域总数(量)的1/4、1/4 及1/4,发展水平大致与全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相当;剩下的22个县市为第三梯次,其县市总数、人口及经济总量大致占全省县域总数(量)的1/2、2/5及1/4,其规模也仅相当于第一、二梯队水平的1/2。从以上数据中不难看出辽宁省县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而辽宁省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也制约着辽宁省县域经济的发展。

(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显著,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辽宁省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显著,劳动力和技术严重不足,且呈分离之势。就县域经济体系本身而言,农村劳动力明显过剩,技术相对落后;而城镇技术相对领先,劳动力却明显不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为显著。2011年城镇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0 467元,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仅为8 297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近1.5倍之多。此外农村劳动力过剩也限制了农村人均土地面积的增加,不利于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集约化,阻碍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步伐。
城乡经济的二元化还体现在城乡经济间缺乏合作与共赢,缺乏城乡一体化的供应链条和产业布局。尽管统计数据表明2011年辽宁省县域经济第一、二、三产业间的比重已达3:5:2,然而数据的背后却掩盖了城乡彼此分离、产业间彼此孤立的事实,产业布局和结构尚需优化。2011年城镇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0 467元,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仅为8 297元,城乡二元经济模式依然显著。

(三)产业格局呈现“聚而不群”的态势,未能真正发挥产业集群优势

虽然辽宁省根据自身的省情、市情基本确立了“一县一业”的政策方针,也针对各地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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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产业建成了相应的产业园区,但园区内的企业大部分仅仅是空间的集聚,产业格局多为“聚而不群”,即企业虽然积聚于同一地区,但实际上彼此间缺乏关联、缺乏相互依存的产业体系,企业间也很少有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园区内的企业大都各自为战,缺乏相互关联、配套作战与协同效应,从表面看企业均在园区规划之内,形成了积聚之态,然而实际上往往呈现“聚而不群”的态势。企业间同质性较强,缺乏明确的产业分工和产业特色,协同合作能力较差,造成1+1+1+……=N,而未能不断优化产业的物流、信息流,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实现规模化生产,达到降低生产成本的效果,从而使1+1+1
+……>N。

(四)县域经济发展缺乏必要的科技和人才的支撑

目前,辽宁地处县域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少之又少,2012年辽宁省认定的第一批科技怎么写作县域经济的试点单位仅有28个,而地处县市一级的企业,自身又缺乏相应的科技投入,县域经济发展缺乏相配套的科技和人才的支撑。
从短期来看,科技和人才的缺乏会影响招商引资的质量。由于县域经济缺少必要的科技和人才的有力支撑,加之支持县域经济发展财政政策吸引力的不足,投资金额较大、科技含量较高的企业更倾向于到市区去投资,而很少入驻城镇和农村。
从长期来看,科技和人才的缺乏又会阻碍县域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县域经济缺乏强有力的外来投资项目的带动,企业和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间缺乏协同合作,就不可能培育出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龙头企业,来拉动县域经济的发展。

二、辽宁省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自2005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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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和举措(如《关于支持县域经济发展若干政策意见的通知》、《辽宁省县(市)财政综合绩效评价暂行办法》及《关于县(市)财源建设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等),通过保运转、重激励的转移支付手段,辅之以县域经济相关的专项配套政策,不断强化对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不断调整县(市)财政与省、市财政之间的税收分配,不断加大对县域经济的扶持力度,促进了县域经济的长足发展。特别是自2010年以来,缓中县和昌图县相继实行“省直管县”的试点改革以来,极大缓解了两县财政紧张的状况,两县的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揭开了辽宁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新篇章,为今后辽宁省“省直管县”的全面推行,开辟了道路。然而就辽宁省现行财政体制而言也存在着以下不足之处。

(一)财权与事权分离,县乡财政较为困难

自我国财政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权主要集中在及省(直辖市),而事权则主要集中于县(市)一级,县级政府的决策权与财政权相分离。县、市大部分财政收入需要上交及省(直辖市)级财政,县级财政相对匮乏,而重大项目的投资资金,又需要及省级政府财政的层层审批、层层下拨,无形之中加大了政府间的行政成本,阻碍着县域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此外,国家农村税费改革、地方债务众多也对县域财政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县级财政的持续紧张,又不得不依靠省级及财政的补贴支出,而财政支出金额往往会出现补贴不够及时、不到位的现象,从而加剧了县乡财政的困境。
(二)财政支农的力度不够,对象单

一、结构不够合理

相比国家而言,辽宁省对财政支农的投入比重较大,约占财政总投入的80%,辽宁省每年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总量虽然基本上能满足《农业法》的要求,然而与现代农业发展的实际需求量而言,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财政支农的力度仍显不足。
虽然地方财政支农的总额与国家投入相比较多且逐年在上升,然而财政支农金额占全部地方财政支出总量的比重却呈下降之势,财政支农用于农业生产支出的比重逐年降低,用于各项事业费的支出比例却呈逐年增加之态。此外用于事业费的增长大部分应用于人员、机构建设,业务经费增长较为缓慢,财政支农结构极不合理。
除此之外,财政支农对象较为单一,支农对象几乎集中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及农业系统本身,很少涉及到私人及股份制公司,几乎没有较大的财政支出是直接针对农民本身的,因而不利于有效地调动全社会投资农业的积极性,缺乏公平稳定的市场竞争环境,阻碍着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财政监督、评价及激励体系尚未形成,财政政策的目的性、协同性尚需优化

及省级财政每年都会拨付一部分资金给地方,支持县域经济的发展,同时地方也会拿出一部分财政基金来促进当地县域经济的发展,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事实上对大部分县市而言,财政金额总量的增加并未使农民的生活水平有明显改善,也并未使县域经济取得快速的发展。
一方面是因为辽宁省支持县域经济的财政手段未能结合各县市的实际情况而有区分、有目的地重点应用和择优选择而是往往不加以区分就混合使用,此外财政政策的实施又很少与金融、货币政策相结合使用,缺乏政策间的协同、联动效应,影响着财政政策的效果。
另一方面是因为辽宁省缺乏有效的财政监督、评价及激励体系,财政资金下拨后不能够有效地监督资金的使用情况、评价资金的使用效率,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反馈激励来促进县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要实现县域经济的持续、高速、稳定发展必须继续优化财政,建立健全财政监督、评价及激励体系。

三、辽宁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方面辽宁省各县市同处于辽宁省财政体系的格局之下,县域经济的发展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另一方面辽宁省县域经济发展极不均衡,各个县市县域经济发展又具特色,辽宁省的财政政策必须与辽宁省省情相结合,与各县市的发展状况相适应。因此政策建议的提出既要把握辽宁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需要,又要兼顾各个县市的发展。

(一)结合县域经济财政状况,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培育稳定的县乡财政

辽宁省县乡财政日益困难,一方面应该继续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继续推行“省直管县”、“乡财县管”的财政体制,促进事权与财权的统一,提高专项资金的利用效率,加快财政转移支付的速度,以确保县级财政的充足性和稳定性。浙江、山东推行“省直管县”、“乡财县管”以来,县域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有效地解决了事权与财权不协调的矛盾,有效地缓解了县乡财政困难这一难题。辽宁省自“省直管县”试点改革以来效果也十分显著,此刻应紧抓机遇,总结缓中县和昌图县在“省直管县”试点改革中的经验,并逐步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减少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以走出县乡财政的困境。
另一方面县级政府应着重培育一些具有发展潜力的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以形成县级政府稳定的财政来源,同时地方政府应该鼓励地方金融的发展,建立县级金融体系,鼓励民间投资,成立县域经济发展基金,从而盘活县域经济的市场环境。通过利用民间资金,也可以缓解政府投资的压力,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更加长效、稳定的市场机制。由于现行的税收征管体系,增值税、消费税和所得税等主要税种的征收税款大部分集中在及省级财政,而作为县级行政单位很少有独立稳定的税收收入。县级政府即使有持续稳定的政策导向,也常常因为缺乏长期稳定的财政收入而无法践行自己的政策方针,致使县域经济缺乏持续稳定的政策支持,发展后劲明显不足,因此积极培育中小企业,发展地方金融就显得十分必要。

(二)结合县域经济财政收支状况,调整财税结构,促进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融合

辽宁省在继续加大对县域经济财政支出力度的同时应该逐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减少不必要的事业型费用,将财政支出真正转移到县域经济的生产性活动中去,减少不必要的人员、机构等事业费,使其真正转移到业务经费上来。
进一步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加快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对在县市新开办的企业减免相应的土地增值税和房产税,对县域经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予以一定的所得税及城建税的减免或优惠或返还。鼓励金融企业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对中小企业从企业分得的利润在投资部分给予40%的所得税减免,从而吸引企业的投资,增强县域经济的竞争力,从而盘活县域经济的发展。
创新金融体制,在贯彻财政政策的同时,积极发行债券,建立基金,建立有效的金融担保体系;在对县域基础设施进行财政投入的同时,积极运用BOT(建设—转让—经营)、PPP(公用事业市场化)的融资经营管理模式,鼓励民间投资,促进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融合。

(三)结合县域经济发展现状,调整财政职权,优化财政手段

辽宁省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针对第一梯队的海城市、普兰店市和瓦房店市等11个县域经济发展较好的县市,可以借鉴浙江、安徽等地采取“强县扩权”、“强镇放权”的财政政策,即赋予强县、强镇更多的财政决策权、公共怎么写作权和社会管理权,做到“依法下放,能放就放”,使其财权与事权相协调、相适应,从而优化资源配置。培养一部分中心县、中心镇,通过中心县、中心镇的发展带动周边乡镇的发展,使其成为连接县城和农村的重要经济增长极。
对经济发展状况良好的县市(第一、二梯队的县市)要特别注重帮扶与激励并重,在继续贯彻财政支出的同时,更加注重调动县市的主动性去解决困难,通过“以奖代补”,鼓励技术创新,健全怎么写作体系,争取国家试点,立足独立发展,立足增收减支,引导县乡经济发展向更加独立、更具市场竞争力的方向发展。
针对第三梯队的22个县市,除继续加大对基础设施的直接投资力度,更加注重财政补贴、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垫息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外,还应给予其特别的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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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税收减免。如自2012年起上述县市应缴入省、市财政的营业税、企业所得税较上年增长的部分可予以减免或退还等。

(四)结合县域经济的功能定位,加大财政支持,强化财政措施

辽宁省各县市应根据自身的资源及历史发展状况,确定主导产业,在农业基础较雄厚的县市(如东港、岫岩等),除继续加大对其主导产业的财政投入、调整投入时间(对农业财政的补贴从“事后”调整到“事前”)外,还应特别重视科技和人才的引进,大力发展现代农业。通过财政政策的引导,努力实现“一乡(镇)一业”、“一村一品”的战略规划,逐渐打造一条集农产品生产、加工、运输的产业链条,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障碍,促进城乡经济的融合,打造新农村经济,加快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在矿产资源丰富,工业基础设施较齐全的县市(如瓦房店市、庄河市等),加大财政支持,强化财政措施,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引导作用,引导企业地理上的集聚、经济上的合作,真正做到互利共赢。同时积极发展高等教育,将高校的人才优势与企业的实践优势相结合;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的流入,将城镇的区位优势与农村的劳动力优势相结合;积极推进招商引资的步伐,将外商的技术优势与各个县市的市场优势相结合,通过财政政策的激励引导,将科技、人才、劳动力、市场等要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实现工业产业园区的集聚和融合。

(五)结合县域经济间的发展战略,创新财政合作机制,实现互利共赢

县域经济是一种开放性的区域经济,而并非孤立的县级行政区划经济,因此对于县域经济的发展规划也不应当只局限于一个县市之内,而应该站在整个辽宁省战略的高度上,处在辽宁省整体的规划体系之中。根据各县市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寻求与其他县市经济的融合,通过优势集聚或产业互补形成更具市场竞争力的“带状的经济模式”,并创新各县市间的财政合作机制;通过各县市同步或互补财政政策,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从而实现各县市经济的互利共赢。
辽宁中部的优势产业集群,辽南沿海区的外向型经济和海洋经济集群,辽西滨海走廊的新兴农业、食品加工业、旅游业的一条龙怎么写作体系和辽西北新兴工业的产业格局,各县市都可以通过财政部门通力合作,在加大财政投入的同时,建立专项财政基金,创新多种融资渠道,将县域经济发展纳入区域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此外省、市、县财政应创新合作机制,同步和互补性地投入财政资金,使县级财政支出与省市级财政相协调,使县域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相融合。

(六)结合县域财政的利用状况,增强财政监管意识,建立健全财政监督、评价、激励体系

辽宁省用于县域经济的财政资金的利用状况总体良好,然而也存在着财政基金支出不到位、不及时,财政资金利用不合理的现象,因此增强财政监管意识,建立健全财政监督、评价、激励体系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更加稳定、更加健康的财政环境就显得更加紧迫和必要。
财政监督要特别注重预算管理、编制及执行的一系列环节。它既要求各级政府财政机关规范自己的行为,合理利用资金,做到专款专用,形成良好的自我监督,同时又要求督查、审计机关做好有关财政资金使用等情况的跟踪报告,及时纠正有关单位财政资金利用不到位、不及时的问题。
财政评价体系的构建既要体现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的指标和规模结构,又要体现居民生活与社会发展水平和政府行政能力,还要兼顾投资与开放。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指标的确定可选取地方税收发展速度和人均地方可用财力等数据,规模结构指标的确定可选取怎么写作业增加值与GDP之比和地方税收收入等数据,居民生活与社会发展水平指标的确定可选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等数据,政府行政能力指标的确定可选取城镇登记失业率和每万人中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职工数等数据,而投资与开放指标的确定又可以选取投资增长速度和实际利用外资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等数据,并赋予各指标以相应的权数,从而组成一套完整的财政评价指标体系。 财政激励主要体现在对县域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政策贯彻实施效果好的县市给予一定的财政返还或减免,对县域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滞后、政策贯彻落实不到位的县市予以一定程度的批评或处罚。财政激励是对财政监督、评价的反馈调节,是决定财政政策持续有效的助推器。针对辽宁省县域经济各个不同的发展时期制定不同的财政激励政策,必将大大促进辽宁省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财政政策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府进行市场引导的有效途径,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可以加快县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县域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逐步实现产业的一体化和集约化,从而使县域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价值达到最大化。辽宁省应该抓住县域经济发展的蓬勃势头,继续深化对各县市经济的了解,继续采取更加具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和措施,充分利用财政政策的导向、驱动及激励作用,积极引导县域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积极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协调,使县域经济的发展不单单是一个县市的孤立发展,而是辽宁省整体战略规划的一部分,从而实现各县市经济发展的互利共赢,提升辽宁省县域经济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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