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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认知社会语言学是一门新边缘汉民族转喻思维模式的认知社会语言学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学科，其特征是将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应用于语言的社会性研究。依据其研究的策略与原理，本文以汉语熟语为语料，运用概念转喻理论，来揭示汉民族转喻思维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并借此再探语言、思维与文化各自的特性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认知社会语言学；熟语；转喻思维模式；语言、思维与文化
1005-5681（2013）04-0177-03
收稿日期：2013-08-21
作者简介： 徐景亮（1958-），男，江苏武进人，江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语用学、英语教学法等研究。
The Research of Cognitive Social
Linguistics into the Hans’ Metonymic Thinking Models
XU Jing-liang
Abstract： Cognitive social linguistics is a new frontier science， featured by applying its theories to studying the sociality of language. Based on its methods and principles， the present paper， with Chinese idioms as its subject and by employing conceptual metonymy theories， attempts to disclose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Hans’metonymic thinking models and meanwhile re-explore their own traits of language， thinking and culture as well as their mutual relationship via the study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Hans’ metonymic thinking models.
Key words： Cognitive Social Linguistics； Idioms；Metonymic Thinking Models； Language； Thinking and Culture
一、引言
“认知社会语言学（Cognitive Social Linguistics）”是一门新边缘学科，是认知语言学同社会语言学的合流。[1]
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范围甚广，涉及到语义和言语变异理论的研究、语言与认知文化模式研究、社会政治和社会经济体制的意识形态研究。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工作方式是把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如原型理论、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模式等应用于语言的社会性研究之上。本文在认知语言学的概念转喻理论框架下，以汉语熟语为研究语料，揭示汉民族的思维模式，并探析思维、语言与社会文化各自的特征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熟语记载的是人们感知、体验、想象、谈论当下事件、情况或环境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2]其概念作用具有极强的暗示作用与认知力，是人们籍以思维的重要方式之一。熟语在汉语中的广泛使用反映了说汉语的人的思维特性。
1. 次事件与复杂事件。事物、现象间具有概念的邻近性，概念相邻的事物、现象能够彼此取代。“印累绶若”等熟语较好地印证了这一点。
“印累绶若”语出《汉书·石显传》。印：指官印。官印，顾名思义是指官吏或官署之印，是官吏职掌或政府机构行使权力的凭证。累：重叠，多；绶：绶带，一种彩色用来系官印的丝带；若：长的样子。
“印累绶若”作为来源域呈现的是长长的彩色丝带系着许多官印的概念场景。这个概念场景映现到目标域，比喻官吏身兼数职，权势显赫。这种映现机制与人们的一些转喻思维模式有关。其一，印转喻官职是因为印的特征及功能与执政掌权有着直接的联系。概念上的“邻近性”使这两个概念以此代彼成为可能。其次是“次事件代复杂事件”或“部分代整体”的转喻思维。长长的彩色丝带系着许多官印是一个次事件，被概念化为职掌、行使权力复杂事件的一个次事件，达到了指称这一复杂事件的目的。
2. 行为/事件/过程与状态。一些事物与现象的概念是具体、形象的，而其他的是抽象、隐性的。在特定转喻思维模式应用的基础上，能够进行以此代彼的认知运作。熟语“琴瑟不调”的实际运用展示了这一认知运作的过程。
“琴瑟不调”出自汉·荀悦《汉纪·武帝纪一》：琴、瑟：两种弦乐器名。琴瑟二字均从珏。珏为二玉相并之形，意为二玉相碰之声，表示这是一种玉声即悦耳声音。
“琴瑟不调”字面上的概念表述的是实际的、客观存在的、有界的情景——琴瑟合奏时，声音没有调整得和谐；其规约熟语义表征的则是一种潜在的、无界的情景——政令不当，失去调节。琴瑟不调，则改弦更张，自当别订致治保邦之计。”“琴瑟不调”使政令不当，失去调节得以概念化的理由，是其字面概念背景提供了转喻认知参照点，经“实际代潜在”的转喻思维，前者用于代替后者。“实际代潜在”就是一种行为/事件/过程与状态的关系。[4]
3. 总体与单个实体。许多熟语是人们对社会文化现象观察与认知的概念化表征。这类熟语有“三班六房”、“五行八作”、“三姑六婆”、“三教九流”、“六街三市”等等。可以看得出来，此类熟语均是事物概念的总称，但在发挥转喻思维模式——“总体代单个实体”作用的情况下，可以转喻地指称组成总体的单个成分。以“三班六房”的分析为例：“三班六房”是明清时代州县吏役的总体称谓。三班指皂、壮、快三班，都是差役。六房指吏、户、礼、兵、刑、工书吏房，都是文书小吏。作为“总体与单个实体”转喻思维模式应用的结果，“三班六房”用来代作为个体的小官小吏。
4. 理由与结果、结果与理由。转喻思维根植于人们的感知体验，除了源自对实际现象直接把握之外，还有人类认知的主观能动性在其间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以理由代结果和以结果写作技巧由的转喻思维方式。这从“积羽沉舟”等熟语可见一斑。
“积羽沉舟”语出西汉·刘向《战国策·魏策一》：“臣闻积羽沉舟，群轻折轴，众口铄金，故愿大王之熟计之也。”羽毛虽然很轻盈，但积集多了也能使船沉没。在“理由代结果”的转喻映现基础上，人们用“积羽沉舟”来表述一个积聚小祸患就会铸造成大祸的概念。宋·苏轼《杭州召还乞郡状》：“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积羽沉舟。’言寡不胜众也。”
这种对因果关系的认识体现了人类理性思维的作用。这是他们在长期的进化中获得的抽象的逻辑思维能力，使其对事物、现象间的相关关系由具体的感知体验提升到抽象层面的认识。[5]
5. 生理反应/行为反应与情感。人类概念结构的各成分之间具有网络式的关联性。当其中的某些概念被激活时，其它相邻的概念也有可能随即被激活。例如，当说到“怒发冲冠”时，人们就会想到愤怒。尽管如愤怒情绪的概念十分抽象，但人们借助于一些转喻思维模式依然将其有效地概念化了，不会留下思维的真空。熟语“奋袂而起”是一个典型的实例。
“奋袂而起”指袖子一挥（奋袂）站起来，形容奋然而起，比喻愤怒。语见明·冯梦龙《东周列国志》五五回：“庄王方进午膳，闻申舟见杀，投箸于席，奋袂而起。”
“奋袂而起”是通过挥袖而起这一行为反应表达愤怒的情绪，这与利用转喻思维模式有关。
6. 特征与范畴。在语言交际中，人们为了恪守语言经济原则的思维规律，会借助于转喻思维模式来实现这样的目的。
熟语“越凫楚乙”语出《南史·顾欢传》：“昔有鸿飞天首，积远难亮，越人以为凫，楚人以为乙，人自楚越，鸿常一耳。” 凫：野鸭。乙：燕子。同一只飞鸿，有人以为野鸭，有人以为燕子。“越凫楚乙”的对同一只飞鸟做出错误识别的性质通过转喻模式——“特征代替范畴”，映射到目标域，代表由于主观片面，对于事物认识不清而判断错误的这一类现象。如下面的例句所示。柴萼《李纫兰》：“越凫楚乙休题品，识字何曾为近名。”“越凫楚乙”用来表达在对事物的认知中，囿于个人的知识水平，导致判断失误的一类现象，言简意赅、清晰明了。
7. 类属与具体。转喻思维模式的应用不仅使语言交际者能用突显重要的部分代替所要表达的全部信息，经济省力，而且还能实施为数不少的间接言语行为。言语行为亦是社会行为，须与社会行为规范、交际场合相适配。熟语“塞翁失马”在如下的使用场景中实现了这样的意图。
“塞翁失马”出自《淮南子·人间训》：“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故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极，深不可测也。” 比喻一时虽然受到损失，也许反而因此能得到好处。“塞翁失马”呈现了一个事态场景：马跑丢→安慰→马领胡人骏马归…。根据“事态场景”理论，事态包括状态、事件、过程和行为。[6]一个事态场景主要包括如下几个组成部分：首先是“事态前”部分，即动机、潜在性、能力和性格等可以导致事态的必要前提条件；其次是“事态核心”和“事态效力”部分，前者指现存的或真实的事态，后者指紧跟事态的必定结果；最后是“事态后”部分，指事态的非必定后果。“塞翁失马”借“事态后”来指代整个事件的事态：坏事变好事。
“塞翁失马”经长久使用之后，汉民族转喻思维模式的认知社会语言学由优秀论文网站www.udooo.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坏事变好事的作用概念最终成为其规约熟语义，用来对一般情况进行识解。范畴和其成员的关系体现的是整体与部分、类属与具体之间的关系。[7]在“类属代具体”的转喻映现基础上，人们将“塞翁失马”用于其他具体的事件。例如，宋·陆游《贺蒋尚书出知婺州启》：“鲁人获麟以为不祥，虽爱憎之叵测，塞翁失马未必非福，抑倚伏之何常。”再如鲁迅《呐喊·阿Q正传·优胜记略》：“但真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罢，阿Q不幸赢了一回，他倒几乎失败了。”在上述两例中的类属代具体的转喻过程中，“塞翁失马”实施的特定间接言语行为分别是安慰与戏谑。
首先，语言的现实结构是人类心智活动的产物。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基石是体验哲学观，其核心是心智的体验性。据此，语言不是自足、独立的封闭系统，而是人的大脑同外部世界以互动形式进行信息加工的结果。语言结构同人类的思维结构是异质同构关系，语言能力是人类认知能力的一部分。再者，语言的现实结构和功能都积淀了人类的经验与文化知识观念。因此，研究语言就成为探究和洞察人类思维结构模式、意识形态的变化及其来龙去脉和文化观的延续的直接途径。
其次，正如本文的研究所示，语言中存在大量转喻现象，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转喻思维的存在。转喻现象的产生和使用实际上是由幕后的转喻思维决定的。只有在人类的思维机制和社会性思维能力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才具备创造人类的语言的条件。换言之，语言是在一定的社会性的思维能力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也随着思维机制和能力的发展而发展；另一方面，作为人类思维主要资源的间接经验，要依靠语言来传承和传递，所以语言自然是推动思维发展的主要因素。正如转喻和转喻思维构成互为因果、互相推动的那样的关系。转喻现象推动和巩固了转喻思维的形成与发展。“塞翁失马”就是一个例证。“塞翁失马”比喻坏事变好事，是一个语言转喻的用法，指称类似的一般情况。但在“类属代具体”的转喻思维基础上，它的所指得以发展，可以针对具体的事物现象。而蕴涵其中的“类属代具体”的转喻思维也为人们广泛应用。
思维与语言虽然是两种机制，却是互相影响，汉民族转喻思维模式的认知社会语言学相关论文由www.udooo.com收集互相推动，共同发展的。
再次，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一种互相关联，彼此制约的关系。语言根深于文化，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知识又是语言的内涵。文化影响语言的结构和内涵。“琴瑟不调”等熟语就是最好的佐证。
汉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注重人的道德修养、人际关系、社会和谐，倡导仁爱、宽容、义务、奉献、等级。“琴瑟不调”难以做到政通人和，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而“印累绶若”、“三班六房”更是打上了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无处不在的森严等级的烙印。它既是政治的体现，也是思想文化的潮流。
同时，语言又能反过来影响文化的发展。语言形成的本身与人类文化密不可分，因为人类社会性的生产和其他活动是产生语言的先决条件。语言形式尽管受思维、文化的制约，但语言形式却从根本上确定了思维和文化的作用范围与作用模式。语言形式是某一特定思维与文化的编码规则，所有该文化群体内的成员都必须在该标准下进行思维活动和文化活动。[8]汉民族“愤怒”熟语的产生理据是汉民族的认知思维，如《淮南子·本经》中所描述的那样“人之性，有侵犯则怒，怒则充血，血充则气激，气激则发怒，发怒则有所释憾矣。”同时，“发指眦裂”、“勃然变色”“火冒三丈”、“气涌如山”、“咬牙切齿”、“捶胸顿足”这些语言形式成为了人们在汉文化背景下表征“愤怒”的规约说法。
总之，思维方式是联系文化与语言的纽带。一方面，思维方式与文化关系密切，是文化心理诸特征的集中体现，又对文化心理诸要素产生制约作用。另一方面，思维方式又与语言密切相关，是语言生成和发展的深层机制，语言又促使思维方式得以形成和发展。语言是思维的主要工具。
（本文的熟语及示例均引自《中国成语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参考文献：
[1]Kristiansen，Gitte & René Dirven.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 Language Variation， Cultural Models， Social Systems[C].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8：21～45.
[2]季广茂. 隐喻视野中的诗性传统[J].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13.
[3]Peiran， Y. & Geeraerts， D. Metonymy as a prototypical category[J]. Cognitive Linguistics，2006，17（3）.
[4] [7]张辉，卢卫中.认知转喻[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24～2
[6]Panther， K.-U. & Thornburg， L. The potentiality for actuality metonymy in English and Hungarian[J]. In Klaus-Uwe Panther & Gunter Radden （eds.）. Language Arts and Disciplines[M].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9：337.
[8]程冰， 张建军. 语言、文化、思维模式的互动关系与外语学习[ J ]. 经济师， 2009，（5）.
[责任编辑 马 伟]
[责任校对 马 伟]
关键词：认知社会语言学；熟语；转喻思维模式；语言、思维与文化
1005-5681（2013）04-0177-03
收稿日期：2013-08-21
作者简介： 徐景亮（1958-），男，江苏武进人，江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语用学、英语教学法等研究。
The Research of Cognitive Social
Linguistics into the Hans’ Metonymic Thinking Models
XU Jing-liang
Abstract： Cognitive social linguistics is a new frontier science， featured by applying its theories to studying the sociality of language. Based on its methods and principles， the present paper， with Chinese idioms as its subject and by employing conceptual metonymy theories， attempts to disclose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Hans’metonymic thinking models and meanwhile re-explore their own traits of language， thinking and culture as well as their mutual relationship via the study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Hans’ metonymic thinking models.
Key words： Cognitive Social Linguistics； Idioms；Metonymic Thinking Models； Language； Thinking and Culture
一、引言
“认知社会语言学（Cognitive Social Linguistics）”是一门新边缘学科，是认知语言学同社会语言学的合流。[1]
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范围甚广，涉及到语义和言语变异理论的研究、语言与认知文化模式研究、社会政治和社会经济体制的意识形态研究。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工作方式是把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如原型理论、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模式等应用于语言的社会性研究之上。本文在认知语言学的概念转喻理论框架下，以汉语熟语为研究语料，揭示汉民族的思维模式，并探析思维、语言与社会文化各自的特征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熟语记载的是人们感知、体验、想象、谈论当下事件、情况或环境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2]其概念作用具有极强的暗示作用与认知力，是人们籍以思维的重要方式之一。熟语在汉语中的广泛使用反映了说汉语的人的思维特性。
二、汉民族转喻思维模式
国外学术界对转喻模式的分类有多种，其中最典型的是Panther和Thornburg的语用角度的分类和Peiran和Geeraerts提出的原型结构范畴角度的分类。[3]本文相关的讨论参照的是后者的分类标准。1. 次事件与复杂事件。事物、现象间具有概念的邻近性，概念相邻的事物、现象能够彼此取代。“印累绶若”等熟语较好地印证了这一点。
“印累绶若”语出《汉书·石显传》。印：指官印。官印，顾名思义是指官吏或官署之印，是官吏职掌或政府机构行使权力的凭证。累：重叠，多；绶：绶带，一种彩色用来系官印的丝带；若：长的样子。
“印累绶若”作为来源域呈现的是长长的彩色丝带系着许多官印的概念场景。这个概念场景映现到目标域，比喻官吏身兼数职，权势显赫。这种映现机制与人们的一些转喻思维模式有关。其一，印转喻官职是因为印的特征及功能与执政掌权有着直接的联系。概念上的“邻近性”使这两个概念以此代彼成为可能。其次是“次事件代复杂事件”或“部分代整体”的转喻思维。长长的彩色丝带系着许多官印是一个次事件，被概念化为职掌、行使权力复杂事件的一个次事件，达到了指称这一复杂事件的目的。
2. 行为/事件/过程与状态。一些事物与现象的概念是具体、形象的，而其他的是抽象、隐性的。在特定转喻思维模式应用的基础上，能够进行以此代彼的认知运作。熟语“琴瑟不调”的实际运用展示了这一认知运作的过程。
“琴瑟不调”出自汉·荀悦《汉纪·武帝纪一》：琴、瑟：两种弦乐器名。琴瑟二字均从珏。珏为二玉相并之形，意为二玉相碰之声，表示这是一种玉声即悦耳声音。
“琴瑟不调”字面上的概念表述的是实际的、客观存在的、有界的情景——琴瑟合奏时，声音没有调整得和谐；其规约熟语义表征的则是一种潜在的、无界的情景——政令不当，失去调节。琴瑟不调，则改弦更张，自当别订致治保邦之计。”“琴瑟不调”使政令不当，失去调节得以概念化的理由，是其字面概念背景提供了转喻认知参照点，经“实际代潜在”的转喻思维，前者用于代替后者。“实际代潜在”就是一种行为/事件/过程与状态的关系。[4]
3. 总体与单个实体。许多熟语是人们对社会文化现象观察与认知的概念化表征。这类熟语有“三班六房”、“五行八作”、“三姑六婆”、“三教九流”、“六街三市”等等。可以看得出来，此类熟语均是事物概念的总称，但在发挥转喻思维模式——“总体代单个实体”作用的情况下，可以转喻地指称组成总体的单个成分。以“三班六房”的分析为例：“三班六房”是明清时代州县吏役的总体称谓。三班指皂、壮、快三班，都是差役。六房指吏、户、礼、兵、刑、工书吏房，都是文书小吏。作为“总体与单个实体”转喻思维模式应用的结果，“三班六房”用来代作为个体的小官小吏。
4. 理由与结果、结果与理由。转喻思维根植于人们的感知体验，除了源自对实际现象直接把握之外，还有人类认知的主观能动性在其间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以理由代结果和以结果写作技巧由的转喻思维方式。这从“积羽沉舟”等熟语可见一斑。
“积羽沉舟”语出西汉·刘向《战国策·魏策一》：“臣闻积羽沉舟，群轻折轴，众口铄金，故愿大王之熟计之也。”羽毛虽然很轻盈，但积集多了也能使船沉没。在“理由代结果”的转喻映现基础上，人们用“积羽沉舟”来表述一个积聚小祸患就会铸造成大祸的概念。宋·苏轼《杭州召还乞郡状》：“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积羽沉舟。’言寡不胜众也。”
这种对因果关系的认识体现了人类理性思维的作用。这是他们在长期的进化中获得的抽象的逻辑思维能力，使其对事物、现象间的相关关系由具体的感知体验提升到抽象层面的认识。[5]
5. 生理反应/行为反应与情感。人类概念结构的各成分之间具有网络式的关联性。当其中的某些概念被激活时，其它相邻的概念也有可能随即被激活。例如，当说到“怒发冲冠”时，人们就会想到愤怒。尽管如愤怒情绪的概念十分抽象，但人们借助于一些转喻思维模式依然将其有效地概念化了，不会留下思维的真空。熟语“奋袂而起”是一个典型的实例。
“奋袂而起”指袖子一挥（奋袂）站起来，形容奋然而起，比喻愤怒。语见明·冯梦龙《东周列国志》五五回：“庄王方进午膳，闻申舟见杀，投箸于席，奋袂而起。”
“奋袂而起”是通过挥袖而起这一行为反应表达愤怒的情绪，这与利用转喻思维模式有关。
6. 特征与范畴。在语言交际中，人们为了恪守语言经济原则的思维规律，会借助于转喻思维模式来实现这样的目的。
熟语“越凫楚乙”语出《南史·顾欢传》：“昔有鸿飞天首，积远难亮，越人以为凫，楚人以为乙，人自楚越，鸿常一耳。” 凫：野鸭。乙：燕子。同一只飞鸿，有人以为野鸭，有人以为燕子。“越凫楚乙”的对同一只飞鸟做出错误识别的性质通过转喻模式——“特征代替范畴”，映射到目标域，代表由于主观片面，对于事物认识不清而判断错误的这一类现象。如下面的例句所示。柴萼《李纫兰》：“越凫楚乙休题品，识字何曾为近名。”“越凫楚乙”用来表达在对事物的认知中，囿于个人的知识水平，导致判断失误的一类现象，言简意赅、清晰明了。
7. 类属与具体。转喻思维模式的应用不仅使语言交际者能用突显重要的部分代替所要表达的全部信息，经济省力，而且还能实施为数不少的间接言语行为。言语行为亦是社会行为，须与社会行为规范、交际场合相适配。熟语“塞翁失马”在如下的使用场景中实现了这样的意图。
“塞翁失马”出自《淮南子·人间训》：“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故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极，深不可测也。” 比喻一时虽然受到损失，也许反而因此能得到好处。“塞翁失马”呈现了一个事态场景：马跑丢→安慰→马领胡人骏马归…。根据“事态场景”理论，事态包括状态、事件、过程和行为。[6]一个事态场景主要包括如下几个组成部分：首先是“事态前”部分，即动机、潜在性、能力和性格等可以导致事态的必要前提条件；其次是“事态核心”和“事态效力”部分，前者指现存的或真实的事态，后者指紧跟事态的必定结果；最后是“事态后”部分，指事态的非必定后果。“塞翁失马”借“事态后”来指代整个事件的事态：坏事变好事。
“塞翁失马”经长久使用之后，汉民族转喻思维模式的认知社会语言学由优秀论文网站www.udooo.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坏事变好事的作用概念最终成为其规约熟语义，用来对一般情况进行识解。范畴和其成员的关系体现的是整体与部分、类属与具体之间的关系。[7]在“类属代具体”的转喻映现基础上，人们将“塞翁失马”用于其他具体的事件。例如，宋·陆游《贺蒋尚书出知婺州启》：“鲁人获麟以为不祥，虽爱憎之叵测，塞翁失马未必非福，抑倚伏之何常。”再如鲁迅《呐喊·阿Q正传·优胜记略》：“但真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罢，阿Q不幸赢了一回，他倒几乎失败了。”在上述两例中的类属代具体的转喻过程中，“塞翁失马”实施的特定间接言语行为分别是安慰与戏谑。
三、语言、思维与文化
上文通过对熟语的语义扩展，或对其事物现象概念化的路径的探析，揭示了汉民族的一些典型的转喻思维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例如，次事件与复杂事件、行为/事件/过程与状态、总体与单个实体、理由与结果、结果与理由、生理反应/行为反应与情感、特征与范畴以及类属与具体。汉语熟语数量浩瀚，从中可洞察到的汉民族的转喻思维模式亦是林林总总。因此，此处的研究所涉及的语料与呈现的研究成果只能算是沧海一粟。但在认知社会语言学视阈下所进行的此类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语言、思维与文化其各自的特性的认识，有助于进一步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首先，语言的现实结构是人类心智活动的产物。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基石是体验哲学观，其核心是心智的体验性。据此，语言不是自足、独立的封闭系统，而是人的大脑同外部世界以互动形式进行信息加工的结果。语言结构同人类的思维结构是异质同构关系，语言能力是人类认知能力的一部分。再者，语言的现实结构和功能都积淀了人类的经验与文化知识观念。因此，研究语言就成为探究和洞察人类思维结构模式、意识形态的变化及其来龙去脉和文化观的延续的直接途径。
其次，正如本文的研究所示，语言中存在大量转喻现象，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转喻思维的存在。转喻现象的产生和使用实际上是由幕后的转喻思维决定的。只有在人类的思维机制和社会性思维能力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才具备创造人类的语言的条件。换言之，语言是在一定的社会性的思维能力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也随着思维机制和能力的发展而发展；另一方面，作为人类思维主要资源的间接经验，要依靠语言来传承和传递，所以语言自然是推动思维发展的主要因素。正如转喻和转喻思维构成互为因果、互相推动的那样的关系。转喻现象推动和巩固了转喻思维的形成与发展。“塞翁失马”就是一个例证。“塞翁失马”比喻坏事变好事，是一个语言转喻的用法，指称类似的一般情况。但在“类属代具体”的转喻思维基础上，它的所指得以发展，可以针对具体的事物现象。而蕴涵其中的“类属代具体”的转喻思维也为人们广泛应用。
思维与语言虽然是两种机制，却是互相影响，汉民族转喻思维模式的认知社会语言学相关论文由www.udooo.com收集互相推动，共同发展的。
再次，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一种互相关联，彼此制约的关系。语言根深于文化，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知识又是语言的内涵。文化影响语言的结构和内涵。“琴瑟不调”等熟语就是最好的佐证。
汉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注重人的道德修养、人际关系、社会和谐，倡导仁爱、宽容、义务、奉献、等级。“琴瑟不调”难以做到政通人和，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而“印累绶若”、“三班六房”更是打上了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无处不在的森严等级的烙印。它既是政治的体现，也是思想文化的潮流。
同时，语言又能反过来影响文化的发展。语言形成的本身与人类文化密不可分，因为人类社会性的生产和其他活动是产生语言的先决条件。语言形式尽管受思维、文化的制约，但语言形式却从根本上确定了思维和文化的作用范围与作用模式。语言形式是某一特定思维与文化的编码规则，所有该文化群体内的成员都必须在该标准下进行思维活动和文化活动。[8]汉民族“愤怒”熟语的产生理据是汉民族的认知思维，如《淮南子·本经》中所描述的那样“人之性，有侵犯则怒，怒则充血，血充则气激，气激则发怒，发怒则有所释憾矣。”同时，“发指眦裂”、“勃然变色”“火冒三丈”、“气涌如山”、“咬牙切齿”、“捶胸顿足”这些语言形式成为了人们在汉文化背景下表征“愤怒”的规约说法。
总之，思维方式是联系文化与语言的纽带。一方面，思维方式与文化关系密切，是文化心理诸特征的集中体现，又对文化心理诸要素产生制约作用。另一方面，思维方式又与语言密切相关，是语言生成和发展的深层机制，语言又促使思维方式得以形成和发展。语言是思维的主要工具。
（本文的熟语及示例均引自《中国成语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参考文献：
[1]Kristiansen，Gitte & René Dirven.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 Language Variation， Cultural Models， Social Systems[C].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8：21～45.
[2]季广茂. 隐喻视野中的诗性传统[J].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13.
[3]Peiran， Y. & Geeraerts， D. Metonymy as a prototypical category[J]. Cognitive Linguistics，2006，17（3）.
[4] [7]张辉，卢卫中.认知转喻[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24～2
5. 22
[5]蔡晖. 转喻思维产生动因的多元深思[J]. 外语学刊， 2006，（6）.[6]Panther， K.-U. & Thornburg， L. The potentiality for actuality metonymy in English and Hungarian[J]. In Klaus-Uwe Panther & Gunter Radden （eds.）. Language Arts and Disciplines[M].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9：337.
[8]程冰， 张建军. 语言、文化、思维模式的互动关系与外语学习[ J ]. 经济师， 2009，（5）.
[责任编辑 马 伟]
[责任校对 马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