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一、贵州发展速度的历史解读
在贵州的发展过程中，贫困一直伴随着贵州的历史进程，从速度的视角看，贵州经济社会的历史发展始终围绕零上下小幅度徘徊。贵州之穷，自古以来，已成定论。《贵州通志·财赋》（嘉靖）中说：“天下布政司十有三，而贵州为最后，故贵州财赋所出，不能当中原一大部，诸所应用大半仰给于川湖。”郭子章<黔记·止榷>中说：“贵州崎岖……国家以滇南门户而郡县之，兵倚协川、湖征解，愆期动欲脱中，商苦贱盗，却往来稀少，天下最为苦之地，不宜惊扰”。明代全国十三布政司中，贵州田赋最少，十五年（1502年），全国共征夏税大小麦462.559万贵州发展速度的历史解读与哲学解读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udooo.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石、秋粮2216.6665万石、平均数为夏税35.5814万石，秋粮170.5128万石，而贵州征夏税玫荞255石、秋粮4.7442万石，分别为全国平均数的0.7‰和2.78‰。当年，夏税以陕西布政司72.5796万石为最高，秋粮以江西布政司的252.8269万石为最高，它们分别是贵州布政司的2846.26倍和53.29倍。与邻省相比，贵州也显得很少，当年，四川夏税39.9594万石、秋粮71.7078万石：湖广夏税13.14万石、秋粮203.6102万石；广西夏税3390石、秋粮42.6636万石，云南夏税3.3708万石、秋粮16.6913万石。
到了清代，清政府推行地丁制，将丁赋摊入地亩的纳税人丁额为3.7731万。这是全国定额最少的，当时除云南14万，其他省都在三四十万以上，最多的是四川，额定丁数为380万。但由于贵州户籍无定，直至乾隆十二年后，贵州始行地丁制，到了道光时期，贵州的人口及生产达到了高峰，但同全国其他省比，贵州的赋税收入仍是最少的。以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为例，各直省地丁银收入是：直隶262万，江苏356万，安徽187万，江西229万，浙江188万，福建145万，湖北52万，湖南87万，河南292万，山东303万，山西314万，陕西169万，甘肃33万，四川108万，广东113万，广西96万云南86万，贵州12万。上述各省的地丁银收入中，除贵州而外，最高的江苏356万和最低的甘肃33万分别是贵州的29.7倍和2.75倍。与贵州相邻的省份都全部在7倍以上。总计清代的丁银杂赋，在政党景每年仅为18万两至20万之间，年支出却是90万两（包括兵饷55万两）。整个财政处在困难境地。
贵州的发展速度在历史上经常性地以负数存在，自开省以来，粮荒、银荒始终是头疼的大事。解决的办法，就是朝廷对贵州实行“协济”。协济有三种情况：一是命湖广、四川两省每年固定将银粮解纳贵州以保证日常开支；二是因云南过往贵州驿道频繁而给予驿道补贴；三是遇有战事则令有关省区协济钱粮以作军费。明代每年对贵州的协济大约是：粮5万余石，布6万匹，银5万余两，外加云南协济驿站银1500两，其数约占贵州财政收入的60%嘲。清沿明制，从清初起贵州也一直是靠外省的协济度日，正常年份，各协济省一般都按时拨解，但在荒年或遇有大的战事发生时，则往往拖欠协款，这时只有受协省自己另请设法解决。
贵州的发展速度长期受原生性贫困制约，历史上经常性地出现基本存活理由无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是一部输血的历史，始终无法摆脱贫困的包袱，这种贫困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期。一方面是人均耕地仅0.8亩，其中保证灌溉的基本农田仅0.3亩，全省每年均需从外省调进7.5亿公斤以上的粮食，另一方面是邻省发展速度加快，贵州与之相比差距逐渐扩大。进入90年代，全省各级财政每年投入大量资金兴修水利，实施环境改造工程，大力科技兴农，粮食生产在连续6年丰收之后，到1998年产量达到110亿公斤，贵州才历史性地突破粮食自给。
在这样的背景下，“贵州发展速度”的提出和实现既是对贵州历史的总结判断，也是对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转变的要求。
二、贵州发展速度的哲学解读
“贵州发展速度”是贵州历史面貌转变的要求，是贵州经济社会大发展的总结，只有加快发展，调整发展。才会走出历史贫困的逻辑循环。这就是“稳中求快、快中保好，能快则快、又好又快”。在哲学上，速度是一个统筹时间和空间相对变化的运动状态描述，决定速度快慢的因素包括：矢量、大小、方向，速度的运动轨迹有直线运动和曲线运动，速度的运动方式有匀速运动和变速运动，速度的特殊表达是加速度，包括匀变速运动和变加速运动，加速度是“贵州发展速度”的核心和关键。
“贵州发展速度”是对贵州贫困形成与发展的全面诠释，是针对贵州贫困的理由追问，贵州贫困有着特殊性的“源”。贵州的贫困，属于原生型贫困，具有先天性，贫困的积累程度深，覆盖范围广，跨度时间长，这是历史贵州的特点，是今天的现实存在。首先，贵州的贫困条件决定了贵州贫困的形成。贵州位于云贵高原东部的滇东高原湘西丘陵之间的过渡地区，隆起于四川盆地和广西丘陵之间的亚热带岩溶化的高原山区，地形破碎，地面崎岖，地形的水平切割密度和垂直切割尝试均居全国的前列。高原山地占全省总面积的97%，盆地及河谷坝子仅占3%，全省70%以上的地区均是石灰岩等碳酸岩发育活跃的岩溶地区。喀斯特面积13万平方公里，喀斯特分布的县市达83个，占全省总县市的95%。由于喀斯特广布，山高坡陡，加上成土缓慢，风土层瘠薄而不易存留，石漠化是这些地区耕地的普遍特征。大自然赋予贵州的是：封闭、贫瘠、饥荒、灾害，这样的物质生产环境，存活首先是第一大挑战，在农耕时代，自然的贫困是贫困的第一要素，地理的贫困直接导致了物质的贫困，注定了贵州社会发展的历史滞后。其次，贵州在全国政治板块、经济板块、文化板块的大格局中，处于边缘位置。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自我被动地偏离主流位置。秦汉之际，中原地主经济已相当发达，而此时贵州夜郎侯还不知道“汉孰与我大”。如果说汉代贵州还与中原和巴蜀有一定联系，到了魏晋南北朝则进入了400年之久的封闭期。唐代有过转机，但处于大唐与南诏战争的前沿。历史的发展进程并没有得到加快。南宋时期朝廷在南方开马市，贵州地方一度卷入并受惠于全国市场但也维持100多年，时局的变化迅速中断了这种短暂的发展。进入明代，贵州获得了发展加速的外来动力，大规模地开驿道、屯田、养马、移民。然而，这样的结果却同时伴随着频繁的战争。历史本身并没有超越原来的起点，贵州地方仍处于“畲山为田，不以牛耕，第岁易”的落后的农耕状态，自然经济普遍存在，各地大量保留原始经济成分，残存著许多古老的制度经济的痕迹。明清时期，在贵州“改土归流”一直是重点，作为一种强力的进步变革，其历史作用是重大的，然而实施的过程只是为了制夷，变革并没有给贵州引出新的动力机制，反而使原来的社会基础在外力作用下出现畸变，加剧内部发展的不平衡。贵州发展速度的历史解读与哲学解读论文资料由论文网{#GetFullDomain}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