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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低碳经济战略选择与其对中国小结

收藏本文 2024-01-22 点赞:13140 浏览:50023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要:发达国家注重从战略规划、国家立法、政策刺激和低碳社会四个方面推进低碳经济发展。其中,战略规划高瞻远瞩,步步推进;国家立法独领,面面俱到;政策刺激强悍有力,系统完善;低碳社会建设全面详尽,各具特色。发达国家低碳经济发展成就显著,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可以从战略布局、健全法规、政策落实、全民参与四个方面着手,展开多层面、多形式的国际合作,不断提升低碳经济的战略层次和水平。
关键词:低碳经济;战略规划;国家立法;政策推动;低碳社会
1007-2101(2013)02-0050-04
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份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性条约。1997年,《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主要发达国家在2012年前温室气体减排的种类、时间表和额度等。200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制定了“巴厘岛路线图”。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被宣称为“人类拯救地球的最后机会”。在此大背景下,世界各国纷纷寻求“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低碳经济”发展之路,旨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获取清洁能源,转变经济结构,实现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可以说,低碳时代已经来临,这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在发展模式上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和突破。而发达国家依借其在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的优势,在低碳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和举措上成就显著,很值得中国的借鉴和学习。

一、从战略高度部署低碳经济发展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从战略高度部署低碳经济发展的规划。2003年,英国政府首次提出“低碳经济”战略规划,2009年,又公布《低碳转型发展规划》白皮书,旨在实现低碳经济战略规划的实质性拓展。2006年,美国公布新的气候变化技术计划(CCTP),旨在占领绿色技术制高点,开拓低碳经济战略新格局。2007年,布什政府开始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政治博弈中积极谋求主导地位。奥巴马政府则将绿色能源技术的开发、低碳经济的战略布局、全球气候变化的应对与经济振兴进行战略对接。2009年,欧盟决定在2013年前斥巨资打造“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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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体”的战略构想。2009年,日本公布《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方案,强化低碳经济发展规模。[3]
总体而言,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规划可谓高瞻远瞩,步步推进,而且形成整体规模,对全球低碳经济发展具有前导性影响。按照生态足迹理论(ecological footprint EFP)①来说,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规划是他们认识到自身生态足迹已经大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大生态安全出现种种危机景象,生态环境具有了不可持续性发展的态势,而且导致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结果。这些战略规划是对自身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环境危机、发展危机、资源危机的应对举措,是对目前全球生态问题深刻和全面认识的必然选择。

二、以国家立法规划低碳经济发展

从1991—2001年,日本先后制定《合理用能及再生资源利用法》《废弃物处理法》《化学物质排出管理促进法》以及《2010年能源供应和需求的长期展望》等法案,大力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2005年,美国通过新的综合性能源政策法案,确立美国未来能源政策的法律基础。2007年,美国通过《低碳经济法案》,明确促进零碳和低碳能源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目标。同年,美国通过《美国气候安全法》,实施超标排放额的购写制度。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以立法形式把低碳经济的发展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4]2007年,英国出台全球第一部《气候变化法》,是世界上第一个对二氧化碳排放进行立法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开始征收气候变化税的国家,[5]英国的低碳经济发展走在全世界的前列。[6]2009年,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立法形式确立和规划“碳预算”的国家,确立了碳排放目标和低碳发展计划。[7]
发达国家在工业发展初期,物质消耗总量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同比增长甚至更高,但在工业化实现转轨后的特定阶段,经济增长时物质消耗呈略低甚至下降趋势,出现倒U型结构模式,这是脱钩理论分析的经济发展与资源消耗之间的相应关系。正是认识到经济增长与物质消耗由耦合走向脱钩的最终发展态势,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先后采纳完善系统的立法规划推动低碳经济的战略发展。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最终途径。因此,从日本的系列能源法规到英国的《气候变化法》,再到美国的《气候安全法》,都显示出发达国家意图把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消耗脱钩的战略选择。

三、借强力政策刺激低碳经济发展

发达国家非常注重以强有力的政策推动低碳经济发展。1999年,欧盟国家开始推行节能减排的低碳税制政策。2000年前后,欧盟开始实施碳交易政策,[8]通过排放量交易政策来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北欧国家先后在高排放行业开始征收“地球变暖对策税”。英国通过气候变化税、碳基金、资金补贴、碳交易、减排监测报告和独立认证等一整套政策实现低碳经济战略规划和立法规定。[9]2009年,美国开始贯彻绿色能源政策,明确可再生能源在发电量中所占的比例;对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实施排放权交易等。[10] 2007年,日本开始实施环境税收政策,对环境污染重户课以重税,对节能减排效应好的高排放用户实施减税。2009年,日本重启“太阳能鼓励政策”,制定“领跑者制度”,推广节能建筑。
实践证明,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碳排放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基本遵循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型曲线规律,即从碳排放强度到人均碳排放量再到碳排放总量的倒U型曲线规律过程。这三个曲线过程形成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量、碳排放总量高峰期到碳排放总量下降期四个阶段。而低碳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借助的技术手段截然不同,第一阶段主要借助能源和碳密集型技术进步,第二阶段主要借助经济增长驱动,第三、四阶段主要借助碳减排技术。[11]而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基本走过第一个发展阶段,正在由二、三阶段向第四阶段过渡。所以,从英国的碳基金政策到欧盟的碳交易政策,从美国的绿色能源政策到日本的领跑者计划,发达国家都借助各种碳减排政策推动本国低碳经济发展,实现社会进步与环境污染脱钩的战略规划。

四、建设低碳社会推进低碳经济发展

建设低碳社会推进低碳经济发展,发达国家中日本最为突出。日本国内能源匮乏,一贯大力倡导建立“低碳型社会”。福田康夫时代,日本就开始着手以能源和环境的高新技术开发和运用打造世界上第一个“低碳社会”。2008年,日本发布《面向低碳社会的十二大行动》,提出了建设低碳社会的重大举措,通过“低碳社会行动计划”,分阶段、有步骤建设低碳社会。生活领域让消费者全部消费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可视化,推行绿色积分制度;家电领域推行“领跑者计划”,对低碳排放量家电购置进行补贴;住宅和办公领域制定“低碳化住宅建设标准”,推进绿色信息通信系统;交通运输领域确定二氧化碳排放量课税标准。[12]丹麦为建设“低碳生活”倡导低碳出行的自行车运动,首都哥本哈根成为世界首座“自行车之城”,自行车代步已成为丹麦建设低碳社会的文化符号。[13]2009年,韩国在全国实施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二氧化碳储值卡”计划,鼓舞民众参与低碳社会建设。
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证明,低碳经济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生态创新不可能一次实现。所以,高碳经济到低碳经济的转型轨迹绝不是坦荡通途的线型道路,而是人类环境质量的“过山车”。而要削减过山车轨迹的峰度和上坡路的里程,低碳社会建设无疑是最佳选择。因为低碳社会的整体建设是建设生态文明最有力的突破口,是控制过山车的峰顶不高于人类持续生存的生态阀值,是削减过山车低谷路线尽早经过拐点的不二选择,[14]这也是发达国家不遗余力推进低碳社会建设的终极原由。

五、对中国实施低碳经济战略的启示

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可能脱离世界的大环境来实现自身经济的发展。发展低碳经济,中国必须借鉴国际经验,吸取发达国家的教训,不断引进、消化、汲取国外先进的低碳技术,展开多层面、多形式的国际合作,不断提升低碳经济的战略层次和水平。[15]
1. 战略布局。发展低碳经济关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局规划,必须进行战略性布局。[16]2003年,国务院颁布《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2007年,中国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和《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同年,《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提出能源发展战略,把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列为战略重点。2011年的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40%至45%。”这些规划对推行低碳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全局性的部署和规划作用。[17]
和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规划相比较,中国的战略布局必须解决好国际气候变化合作中碳排放权的界定和分配问题。只有清晰地界定了排放权限,才能最终实现总量控制、减量排放的战略目的。2009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炮制多个全球二氧化碳减排方案,完全忽视发达国家历史上二氧化碳人均累计排放量已是发展中国家7.54倍的历史事实,而且为发展中国家设计了比发展中国家大2.3~6.7倍的人均未来排放权限。这严重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直接违反国际信守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减排原则。[18]而《京都议定书》碳排放预算分时段、临时性的缺陷,对发展中国家低碳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这对碳排放总量已经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来说更是设置了层层壁垒。所以,碳排放责任多少和权限大小直接决定了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布局,对未来国际间的低碳经济交流合作关涉重大。
2. 健全法规。我国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通过健全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从制度上确保低碳经济战略规划的实施,使低碳经济发展走上法制化建设的轨道。为此,我国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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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出台了《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法》《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等法规。[19]健全低碳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影响因素繁杂。就中国而言,人均GDP的大幅增长是二氧化碳排放量高倍增长的最大驱动因素,而中国现有的能源使用效率和煤炭为主的化石能源结构对抑制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都呈倒“U”型。可见,健全低碳经济法律法规体系,促进低碳经济战略发展,重心不在能源效率和结构的抑制作用,而在于以完备的法律体系促进产业结构多元化发展以及经济增长带来的技术进步,依此实现中国产业转型与节能减排的双赢发展。
3. 落实政策。我国必须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构建低碳经济的政策体系经验,全面贯彻落实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发达国家认为碳税和碳关税是最经济的节能减排措施,所以在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推行上几乎不遗余力。但对中国来说,碳税和碳关税政策对GDP增长产生较大影响,将使中国经济状况恶化,但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有所下降,长远看碳税和碳关税征收的负面影响将不断弱化。发达国家的碳金融政策是金融机制的创新,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协调金融制度和碳交易金融活动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我国在相关领域的政策制定和推行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发达国家的碳汇政策在国际气候变化制度中扮演关键角色,对我国利用土地调整和推动林业发展举措储存温室气体于生物碳库的政策制定具有前导性的价值。在碳捕获技术政策的推广领域,发达国家的政策标准和尺度与我国相差较远,对我国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只具有启示效应。而地方政府则应充分利用好资源型经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政策优势[20]。
4. 全民参与。我国正处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确保低碳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又不重复走发达国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旧路,这是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重大挑战。正值发达国家低碳社会建设如火如荼之际,我国应鼓励全民走低碳型生活之路。这就要加强低碳宣传教育,转变消费观念。要让全体国民了解节能减排的意义,认识到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性,熟知低碳生活的基本要义,并能积极参与低碳生活建设,努力实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21]
5. 国际合作。我国应该积极参与在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国际合作和交流活动,这既有助于确保我国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又能及时表达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环境利益诉求,并积极地参与到建设低碳经济的时代洪流中,实现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的历史转变,推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全球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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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也称生态占用理论,是衡量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的程度以及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命支持和怎么写作功能的理论。就是指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特定的单位人口需要的生物生产力地域空间,以生产人自身所需的资源和吸纳所衍生的废物,生态足迹理论可以定量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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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武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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