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
摘要：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由于对概率概念的不同解释，直接导致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客观主义概率解释对其方法论的局限性难以做出合理的辩护。贝叶斯方法采纳的是主观主义概率思想，这一方法完满解决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所面临的两个困境，其一是单个事件赋予概率值的问题，其二是研究主体主观性如何客观化的问题。贝叶斯方法之于社会科学研究中，是一个可选择的视角、基底、方式，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社会科学；客观主义概率；主观主义概率；贝叶斯方法
1004-0544（2012）12-0005-06
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总体上是在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二元对立框架下进行的，这种对立的主要方面就是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自然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应该仿效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寻求社会科学潜在的普遍规律，强调“说明”（explanation）是对研究对象本质、属性和规律的揭示，研究者应尽可能避免说明的主观性。他们认为“不仅在物质世界有如此的自然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也应该有类似的规律。只要掌握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人们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反自然主义者则试图从社会行为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科学中的一切现象，主张使用“理解”的方法，而不是绝对关注事物间的因果关系。反自然主义者坚持人文科学的方法诠释学才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即在“理解”（understanding）的基础上探求研究对象的意义、价值。他们认为寻找普遍规律对于理解人性、情感、意志以及人的行动是没有意义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世界是由有意识的人的行动构成的，是有意义的，人根据意义去观察、理解和体验自己的世界。
如果说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模式的特点较多偏向于客观性的话，那么，反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模式则更多地趋向于主观性。自然主义研究模式将客观和主观割裂开来，反自然主义的研究模式则将客观主观化。但“社会科学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社会科学是社会的，它所研究的现象是意向性现象。故必须根据它们的意义来识别；另一方面，社会科学是科学的，它试图发展系统的理论去解释隐含于不同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自然主义和反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由于研究方法的差异，形成了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解释主义的社会科学等流派，各流派在寻求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研究对象客观化等方面，一直面临复杂社会现象由于研究主体主观性的介入而无法客观化的方法论难题。“随着自然科学在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以后，社会科学的学科制度化受到了自然科学的强烈影响，并以自然科学为楷模来构造自己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本文正是在这一思路下，尝试将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一种数学方法——贝叶斯方法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之中，通过阐明贝叶斯方法之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可行性及意义，旨在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一种新视角、新途径。这一方法的引人为社会科学客观性的凸显提供了可能，对提升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同时也为自然主义和反自然主义提供一个新的对话平台。
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分歧的核心在于概率概念的不同解释，由于这一分歧直接导致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原则。在本部分中，我们主要分析客观主义概率统计方法自身的局限性，目的在于指出只有主观主义概率统计方法一即贝叶斯方法，才能为社会科学研究中主观性的客观化提供有效的方法论工具，为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做出合理的辩护。
1 客观主义概率解释
概率的频率解释（frequency interpretation）又称为客观主义解释或经验主义解释。在经典统计中，频率论者主张概率即频率，把概率理解为研究对象所具有的性质。例如，抛掷一枚硬币，出现正面的概率是这枚硬币的一个特征。因此，在确定的条件下多次投掷这枚硬币，观察每次投掷的结果，就能估计出正面出现的概率，随着投掷次数的增多这种估计也越来越精确。频率论者把概率定义为：如果A是研究者感兴趣的事件，（比如：硬币正面朝上）那么
P（A）=lim（n→∞）m／n是事件A的概率，m是我们观察到的事件A发生的次数，n是试验重复的次数。
为了强调频率的合理性。频率论者查理德·冯米塞斯（Richard von Mises）认为，“直到现在（1928），除了在长序列中依靠相对频率来介绍概率外，任何人在发展概率的完整理论方面都未获得成功。更进一步说，概率合理的概念仅仅是概率演算的基础，仅仅应用在事件本身能反复重复的问题中，或者大量相同元素被包含在相同的时间点上……为了运用概率论，我们必须有一个实际无限观察值序列。”然而，冯米塞斯的论述遭到诸多学者的抨击，其中贝叶斯学派创始人之一德菲耐蒂（B.de Finetti）在其著作《概率论》中指出：“如果概率被认为是赋予了某种客观存在，那么概率不亚于一个误导的错误概念，不亚于一次具体化或者物质化我们真实的概率信念的虚检测的尝试。在不确定之下，在研究我们自己思想和行为模型的合理性中，我们所需要的，更进一步说，是被我们合理授予权力的是一种一致性，一种在这些信念中的一致性；一种在这些信念与任何一种相关的客观数据的合理关系中的一致性，（‘相关的’说的是主观上认为的那样）。这就是概率理论。”在德菲耐蒂看来。如果把概率看作是一枚硬币、一个或者其他研究物体本身的性质的话，那么这种观点便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无稽之谈。可以看出，频率学派确定概率的方法本质上是经验主义的，“经验主义概率论对于基本概率的确定是以人们的经验为依据的，此经验就是人们对某一事件出现的观察频率。”但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以经验为基础的观察频率是无法给单个事件赋予概率值的，社会科学中的许多统计分析是无法建立在“实际无限”观察值序列之上的。
2 客观主义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局限性
客观主义者的概率是以频率解释为基础的，其“概率陈述一方面是从在过去中观察到的频率中推导出来的，另一方面并包括着同样频率在未来之中将近似地发生这个检测设。它们是通过归纳推论的手段而建成的。”然而，社会科学中的大多数现象是不能重复出现的，根本无法谈论频率，更不能通过归纳推论的手段赋予事件于精确的概率值。例如：某人当选为国家领导人的概率，明天是晴天的概率等等。那么，如何将概率概念用于单个事件？经验主义者在回答这一问题时，频率概率立场的困难出现了，单个事件是指只发生一次的事件，在时间上不具有可重复性，因此也就没有频率可言，频率学派无法给这类现象赋予概率值。
为此，萨尔蒙（W.Salmon）提出了最大同质（homogeneous）参照类（“参照类”在萨尔蒙那里即“事件序列”）来解决单个事件的概率。“最大同质参照类”指的是：没有任何一种性质能使一个单个事件具有的某一特征相对于同质参照类的概率受到影响，例如，抛掷一枚均匀的就是六点朝上的同质参照类。因为这一参照类没有一种性质能够改变出现六点朝上的概率1／6。但是“对于最大同质参照类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性和私人性，从而使单个事件的概率也具有很大程度的主观性和私人性。”这与经验主义的客观概率相矛盾，“对于频率解释来说，概率程度是一个经验问题而不是理性问题”。根据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关于概率的命题都是无意义的，因为它们既不能被经验所证实也不能被经验所证伪，因而关于概率的定义也是无意义的。可以看出经验主义的概率解释在理论上是失败的。
由于社会科学自身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其研究缺乏自然科学那样的实验性、精确性，研究活动也不具有可重复性。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者无法摆脱其主观性和价值判断的影响。人类社会本身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这使得人类社会系统包含的参数、变量甚多，因此研究结果也无法达到自然科学那样的客观性。而“客观性”这一科学评判标准致使社会科学的科学地位历来遭受质疑。客观主义者的概率以频率极限为基础，把概率理解为研究对象所具有的性质，将主观与客观割裂开来，形成主客对立的二元论局面，这必然导致社会科学研究结论是不完整的、表层的、机械的。那么如何在社会科学中将主观与客观统一起来，这成为客观主义方法论所面临的又一个困境。
综上所述，客观主义者的概率解释之于社会科学，有两个本质性的困难：其一是概率的频率解释；其二是主观性如何实现客观化。然而，“在实践中，当没有频率方面的知识可以利用的时候，人们关于实践对象的其他方面的知识、信息、经验可以表现在主观概率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叶斯学派对概率的解释采用的主观主义解释，这一另辟蹊径的概率解释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径。
1 主观主义概率解释
自17世纪产生概率论到提出贝叶斯主义（Bayesiani）的20世纪20、30年代之前，一直是频率学派占据统治地位。贝叶斯主义到20世纪80年代才成为主导性的流派。“贝叶斯主义又叫做“主观主义”（subjectivi）或“私人主义”（personali）。其理论特征主要是：其一，把概率解释为一个人的“置信度”（degree of belief）；其二，把贝叶斯公式看做根据经验改变置信度的方式。”它所改变的置信度是研究者的主观概率。比如在硬币投掷试验中，观察者通过贝叶斯公式改变的主观概率即为硬币正面朝上或朝下的信念度。因此，“贝叶斯概率陈述是关于世界在思想中的主观陈述，而不是关于世界本身的陈述。”其概率陈述是一种主观主义概率解释，但在贝叶斯方法中主观概
关于单个事件或尚未发生的事件的概率，涉及到主体的置信度，正是这种主体置信度的现象引发了主观主义。置信度的含义即某人对某一事件发生或者某个命题为真的相信程度。主观主义者把概率看做是置信度，在贝叶斯统计学中称之为信念度。将概率视为研究主体的信念度已有很长的历史。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人类的理解论》一书中（1698）曾写道：“信念亦有各种等级，从接近于解证和确信的起步起，可以一直降到不可保和不可靠的地步。甚至于降到不可能的边境上”。对于洛克而言，“概率是接近于为真的可能性，频率学派的重复机制在这个定义中是无意义的。”雅格布·伯努利（Jakob Bernoulli）在其遗作《猜想的艺术》（1713）中断言：“概率是确信度（degree of certainty），但不同于绝对确信，就像部分不同于整体一样，‘确信’是一种思想的状态，它有两个特点：（1）因人而异（依赖于一个人的知识和经验），（2）它是可计量的。”贝叶斯学派认为：“一个事件的概率是根据经验对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所给出的个人信念。”信念作为一种精神实体或内省感觉在主观主义者拉姆齐（F.P.Ramsey）和德菲耐蒂那里是可以测量的。拉姆齐说：“为了使我们的信念正确地对应于概率，我们必须也要能够测度我们的信念，”他在其著作《真理与概率》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谈到：“日常语言和许多大思想家都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在概率这个标题之下讨论一个看起来和频率很不相同的主题，及部分信念逻辑（logic of partial belief）”。信念逻辑又可称相信逻辑，而“相信”这一行为具有较大的主观性，拉姆齐将主观性置于概率论的范畴中来考察，他试图给主观性赋予精确的概率值，并建立主观概率合理的逻辑基础。德菲耐蒂在其《预见：其逻辑规律与主观根源》一文中也说到：“人们可以对于一个给定的人给予一个特定事件的似然性程度给出一个直接的、定量的、用数字表示的定义，使得整个概率论可以从一种具有明显意义的非常自然的条件中直接地引出。”
在主观主义者拉姆齐和德菲耐蒂那里，主观概率是符合概率之公理的信念。这一观点得到著名的拉姆齐一德菲耐蒂定理的有力支持，这一定理的内容是：“如果p1，p2，…是关于检测设h1，h1，…的一组赌商（betting quotients），那么，如果pj不能满足概率公理，便存在一个策略和一组赌注以致于无论谁跟随这个策略将输掉有限的金额，无论这个检测设真值的结果是什么。”赌商即：赌者所愿下的赌注与全部赌注的比值。这个理论也被人们称为大弃赌定理（theorem of Dutch Book），大弃赌是这样一种：在一次打赌（或者一连串打赌）中无论所赌的命题是真是检测赌者都将输钱。主观主义者用打赌的形式来测量一个人的信念，拉姆齐说：“测度一个人信念的传统方法是提议打赌，看他愿意接受的赌注与付款的最低差额（the lowest odds）是什么。”德菲耐蒂曾独立地给出大弃赌定理的证明，他认为未能符合概率公理的主观概率是不连贯的（incoherent）或不一致的（inconsistent）。因此，只有在满足概率公理条件下，主观概率所表示的某人对于某事物或命题的相信程度才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如果将大弃赌的结论放置于条件概率的背景下，所体现的核心内容便是：如果依据新信息而没有及时更新主观信念，与概率公理保持一致的话，那么参赌者就会处于必输的境地。贝叶斯方法在这里所显示出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当概率是主观的时候，贝叶斯定理则支配人们应该如何合理地更新主观信念。
2 贝叶斯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可行性
贝叶斯方法是基于贝叶斯定理而发展起来用于系统地阐述和解决统计问题的方法，在社会科学的具体应用中，其方法论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解决了单个事件赋予概率值的问题。传统社会科学的概率统计方法主要依赖于经典统计（也称频率学派或经典学派），其实质是一种客观主义的概率统计方法。客观主义者将概率建立在无限可重复的事件序列之上，但社会事件大多数不具有可重复性，因此，客观主义概率对于单个事件是无意义的。例如：“安德鲁·杰克逊当选为美国第八任总统的概率是多少，”这一社会事件仅仅是一次相关实验，不具有可重复性，从频率学派的观点来看，如果杰克逊当选，这个概率就是1，否则便为0。这种回答似乎有悖于我们的日常经验，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是想得知杰克逊当选为总统的可能性有多大，或者对“杰克逊是第八任总统”这一命题为真的相信程度是多少，这就涉及到主体的置信度问题，同时反映了研究者的信念程度。
在贝叶斯方法中，关于单个事件的发生或者命题为真的概率，我们可以基于研究主体的先验信息给出精确的概率值，“在贝叶斯理论框架内，先验信息被形式化了，并且先验信息可以是主观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它包括研究者的经验、直觉和理论观点”。通过研究主体的先验信息给出的概率便是主观主义概率，主观概率的使用也意味着贝叶斯主义者可以给出没有观察值的“实际无穷”序列的概率，这对于解释和预测单个复杂社会现象是及其便利且有效的。贝叶斯统计学中的主观概率从认识论的角度把社会科学难以量化的社会现象提高到一个可量化的层面上来。它的合理性在于，“主观主义概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经验证据不断加以修正的，修正的逻辑依据是概率演算的一个定理即贝叶斯定理。”也就是说，人类的经验知识具有可修正性，通过经验证据的不断修正，最初研究主体之间彼此各异的主观置信度最终趋于一致，从而使这种概率达到公共性和客观性，这与人们的实践活动是相一致的。这就使得不具有可重复性的随机现象也可谈及概率，同时也使人们积累的丰富经验得以概括和应用。
其二，解决了研究主体主观性如何客观化的问题。客观主义者将社会中的人“物化”于自然，忽略了
关键词：社会科学；客观主义概率；主观主义概率；贝叶斯方法
1004-0544（2012）12-0005-06
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总体上是在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二元对立框架下进行的，这种对立的主要方面就是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自然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应该仿效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寻求社会科学潜在的普遍规律，强调“说明”（explanation）是对研究对象本质、属性和规律的揭示，研究者应尽可能避免说明的主观性。他们认为“不仅在物质世界有如此的自然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也应该有类似的规律。只要掌握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人们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反自然主义者则试图从社会行为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科学中的一切现象，主张使用“理解”的方法，而不是绝对关注事物间的因果关系。反自然主义者坚持人文科学的方法诠释学才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即在“理解”（understanding）的基础上探求研究对象的意义、价值。他们认为寻找普遍规律对于理解人性、情感、意志以及人的行动是没有意义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世界是由有意识的人的行动构成的，是有意义的，人根据意义去观察、理解和体验自己的世界。
如果说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模式的特点较多偏向于客观性的话，那么，反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模式则更多地趋向于主观性。自然主义研究模式将客观和主观割裂开来，反自然主义的研究模式则将客观主观化。但“社会科学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社会科学是社会的，它所研究的现象是意向性现象。故必须根据它们的意义来识别；另一方面，社会科学是科学的，它试图发展系统的理论去解释隐含于不同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自然主义和反自然主义
源于：论文封面格式范文www.udooo.com
分别只强调了其中的一面。”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由于研究方法的差异，形成了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解释主义的社会科学等流派，各流派在寻求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研究对象客观化等方面，一直面临复杂社会现象由于研究主体主观性的介入而无法客观化的方法论难题。“随着自然科学在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以后，社会科学的学科制度化受到了自然科学的强烈影响，并以自然科学为楷模来构造自己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本文正是在这一思路下，尝试将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一种数学方法——贝叶斯方法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之中，通过阐明贝叶斯方法之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可行性及意义，旨在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一种新视角、新途径。这一方法的引人为社会科学客观性的凸显提供了可能，对提升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同时也为自然主义和反自然主义提供一个新的对话平台。
一、客观主义概率及其局限
社会科学中的大多数社会现象缺乏充分的可观察性和可验证性，再加上现实世界的复杂性状况，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科学研究结论往往遭受质疑。因此，“社会科学的概括通常是以或然性为特征的。”概率是表达或然性程度的最为恰当的语言形式。概率论中有两个竞争较为激烈的观点：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哈金（Ian Hacking）认为：“客观主义是统计的，它本身是关于机会过程的随机法则，主观主义是认识论的，在命题中用于估计合理的置信度。”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分歧的核心在于概率概念的不同解释，由于这一分歧直接导致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原则。在本部分中，我们主要分析客观主义概率统计方法自身的局限性，目的在于指出只有主观主义概率统计方法一即贝叶斯方法，才能为社会科学研究中主观性的客观化提供有效的方法论工具，为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做出合理的辩护。
1 客观主义概率解释
概率的频率解释（frequency interpretation）又称为客观主义解释或经验主义解释。在经典统计中，频率论者主张概率即频率，把概率理解为研究对象所具有的性质。例如，抛掷一枚硬币，出现正面的概率是这枚硬币的一个特征。因此，在确定的条件下多次投掷这枚硬币，观察每次投掷的结果，就能估计出正面出现的概率，随着投掷次数的增多这种估计也越来越精确。频率论者把概率定义为：如果A是研究者感兴趣的事件，（比如：硬币正面朝上）那么
P（A）=lim（n→∞）m／n是事件A的概率，m是我们观察到的事件A发生的次数，n是试验重复的次数。
为了强调频率的合理性。频率论者查理德·冯米塞斯（Richard von Mises）认为，“直到现在（1928），除了在长序列中依靠相对频率来介绍概率外，任何人在发展概率的完整理论方面都未获得成功。更进一步说，概率合理的概念仅仅是概率演算的基础，仅仅应用在事件本身能反复重复的问题中，或者大量相同元素被包含在相同的时间点上……为了运用概率论，我们必须有一个实际无限观察值序列。”然而，冯米塞斯的论述遭到诸多学者的抨击，其中贝叶斯学派创始人之一德菲耐蒂（B.de Finetti）在其著作《概率论》中指出：“如果概率被认为是赋予了某种客观存在，那么概率不亚于一个误导的错误概念，不亚于一次具体化或者物质化我们真实的概率信念的虚检测的尝试。在不确定之下，在研究我们自己思想和行为模型的合理性中，我们所需要的，更进一步说，是被我们合理授予权力的是一种一致性，一种在这些信念中的一致性；一种在这些信念与任何一种相关的客观数据的合理关系中的一致性，（‘相关的’说的是主观上认为的那样）。这就是概率理论。”在德菲耐蒂看来。如果把概率看作是一枚硬币、一个或者其他研究物体本身的性质的话，那么这种观点便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无稽之谈。可以看出，频率学派确定概率的方法本质上是经验主义的，“经验主义概率论对于基本概率的确定是以人们的经验为依据的，此经验就是人们对某一事件出现的观察频率。”但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以经验为基础的观察频率是无法给单个事件赋予概率值的，社会科学中的许多统计分析是无法建立在“实际无限”观察值序列之上的。
2 客观主义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局限性
客观主义者的概率是以频率解释为基础的，其“概率陈述一方面是从在过去中观察到的频率中推导出来的，另一方面并包括着同样频率在未来之中将近似地发生这个检测设。它们是通过归纳推论的手段而建成的。”然而，社会科学中的大多数现象是不能重复出现的，根本无法谈论频率，更不能通过归纳推论的手段赋予事件于精确的概率值。例如：某人当选为国家领导人的概率，明天是晴天的概率等等。那么，如何将概率概念用于单个事件？经验主义者在回答这一问题时，频率概率立场的困难出现了，单个事件是指只发生一次的事件，在时间上不具有可重复性，因此也就没有频率可言，频率学派无法给这类现象赋予概率值。
为此，萨尔蒙（W.Salmon）提出了最大同质（homogeneous）参照类（“参照类”在萨尔蒙那里即“事件序列”）来解决单个事件的概率。“最大同质参照类”指的是：没有任何一种性质能使一个单个事件具有的某一特征相对于同质参照类的概率受到影响，例如，抛掷一枚均匀的就是六点朝上的同质参照类。因为这一参照类没有一种性质能够改变出现六点朝上的概率1／6。但是“对于最大同质参照类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性和私人性，从而使单个事件的概率也具有很大程度的主观性和私人性。”这与经验主义的客观概率相矛盾，“对于频率解释来说，概率程度是一个经验问题而不是理性问题”。根据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关于概率的命题都是无意义的，因为它们既不能被经验所证实也不能被经验所证伪，因而关于概率的定义也是无意义的。可以看出经验主义的概率解释在理论上是失败的。
由于社会科学自身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其研究缺乏自然科学那样的实验性、精确性，研究活动也不具有可重复性。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者无法摆脱其主观性和价值判断的影响。人类社会本身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这使得人类社会系统包含的参数、变量甚多，因此研究结果也无法达到自然科学那样的客观性。而“客观性”这一科学评判标准致使社会科学的科学地位历来遭受质疑。客观主义者的概率以频率极限为基础，把概率理解为研究对象所具有的性质，将主观与客观割裂开来，形成主客对立的二元论局面，这必然导致社会科学研究结论是不完整的、表层的、机械的。那么如何在社会科学中将主观与客观统一起来，这成为客观主义方法论所面临的又一个困境。
综上所述，客观主义者的概率解释之于社会科学，有两个本质性的困难：其一是概率的频率解释；其二是主观性如何实现客观化。然而，“在实践中，当没有频率方面的知识可以利用的时候，人们关于实践对象的其他方面的知识、信息、经验可以表现在主观概率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叶斯学派对概率的解释采用的主观主义解释，这一另辟蹊径的概率解释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径。
二、社会科学中贝叶斯方法的引入
社会科学中的大多数社会现象具有强烈的主观性、难以验证性和不可重复性等特点，客观主义者对其方法论方面的缺陷难以做出合理的辩护，而对于主观性的形式化、客观化，客观主义者更是无所适从。然而，主观主义者主观概率的提出完满地解决了这一方法论难题，并将社会科学研究提高到一个可量化的层面上来。主观概率存在于人们的主观世界中，它反映了人们对某些事物的相信程度，是对不确定性的主观判断，与个人的、心理的等各种因素有关。贝叶斯学派所采纳的是主观主义概率思想，其统计的目的是通过贝叶斯公式依据证据来更新主观概率。贝叶斯论者把概率建立在研究者的背景知识或个体经验基础之上，对事件发生或命题为真的可能性给出的个人信念，具有认识论的性质。贝叶斯学派与频率学派最大的区别是是否使用先验信息即人们做实验之前由背景知识或个体经验所提供的信息。贝叶斯论者将先验信息转化为先验概率，将研究者的背景知识加入到分析之中，并且根据经验证据，通过贝叶斯公式对先验概率不断加以修正，最终获得的后验概率将趋向于一致，先验概率即研究者关于不确定性的先验信息的概率陈述，后验概率可以看做是经验证据对先验概率做出修正后的概率陈述。这一方法论独到之处使得社会科学中主观性的客观化问题便迎刃而解了。1 主观主义概率解释
自17世纪产生概率论到提出贝叶斯主义（Bayesiani）的20世纪20、30年代之前，一直是频率学派占据统治地位。贝叶斯主义到20世纪80年代才成为主导性的流派。“贝叶斯主义又叫做“主观主义”（subjectivi）或“私人主义”（personali）。其理论特征主要是：其一，把概率解释为一个人的“置信度”（degree of belief）；其二，把贝叶斯公式看做根据经验改变置信度的方式。”它所改变的置信度是研究者的主观概率。比如在硬币投掷试验中，观察者通过贝叶斯公式改变的主观概率即为硬币正面朝上或朝下的信念度。因此，“贝叶斯概率陈述是关于世界在思想中的主观陈述，而不是关于世界本身的陈述。”其概率陈述是一种主观主义概率解释，但在贝叶斯方法中主观概
摘自：本科毕业论文致谢www.udooo.com
率是根据经验证据，通过贝叶斯定理不断加以修正的，这样就消除了主观概率的赋予者由于背景知识的差异性而导致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关于单个事件或尚未发生的事件的概率，涉及到主体的置信度，正是这种主体置信度的现象引发了主观主义。置信度的含义即某人对某一事件发生或者某个命题为真的相信程度。主观主义者把概率看做是置信度，在贝叶斯统计学中称之为信念度。将概率视为研究主体的信念度已有很长的历史。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人类的理解论》一书中（1698）曾写道：“信念亦有各种等级，从接近于解证和确信的起步起，可以一直降到不可保和不可靠的地步。甚至于降到不可能的边境上”。对于洛克而言，“概率是接近于为真的可能性，频率学派的重复机制在这个定义中是无意义的。”雅格布·伯努利（Jakob Bernoulli）在其遗作《猜想的艺术》（1713）中断言：“概率是确信度（degree of certainty），但不同于绝对确信，就像部分不同于整体一样，‘确信’是一种思想的状态，它有两个特点：（1）因人而异（依赖于一个人的知识和经验），（2）它是可计量的。”贝叶斯学派认为：“一个事件的概率是根据经验对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所给出的个人信念。”信念作为一种精神实体或内省感觉在主观主义者拉姆齐（F.P.Ramsey）和德菲耐蒂那里是可以测量的。拉姆齐说：“为了使我们的信念正确地对应于概率，我们必须也要能够测度我们的信念，”他在其著作《真理与概率》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谈到：“日常语言和许多大思想家都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在概率这个标题之下讨论一个看起来和频率很不相同的主题，及部分信念逻辑（logic of partial belief）”。信念逻辑又可称相信逻辑，而“相信”这一行为具有较大的主观性，拉姆齐将主观性置于概率论的范畴中来考察，他试图给主观性赋予精确的概率值，并建立主观概率合理的逻辑基础。德菲耐蒂在其《预见：其逻辑规律与主观根源》一文中也说到：“人们可以对于一个给定的人给予一个特定事件的似然性程度给出一个直接的、定量的、用数字表示的定义，使得整个概率论可以从一种具有明显意义的非常自然的条件中直接地引出。”
在主观主义者拉姆齐和德菲耐蒂那里，主观概率是符合概率之公理的信念。这一观点得到著名的拉姆齐一德菲耐蒂定理的有力支持，这一定理的内容是：“如果p1，p2，…是关于检测设h1，h1，…的一组赌商（betting quotients），那么，如果pj不能满足概率公理，便存在一个策略和一组赌注以致于无论谁跟随这个策略将输掉有限的金额，无论这个检测设真值的结果是什么。”赌商即：赌者所愿下的赌注与全部赌注的比值。这个理论也被人们称为大弃赌定理（theorem of Dutch Book），大弃赌是这样一种：在一次打赌（或者一连串打赌）中无论所赌的命题是真是检测赌者都将输钱。主观主义者用打赌的形式来测量一个人的信念，拉姆齐说：“测度一个人信念的传统方法是提议打赌，看他愿意接受的赌注与付款的最低差额（the lowest odds）是什么。”德菲耐蒂曾独立地给出大弃赌定理的证明，他认为未能符合概率公理的主观概率是不连贯的（incoherent）或不一致的（inconsistent）。因此，只有在满足概率公理条件下，主观概率所表示的某人对于某事物或命题的相信程度才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如果将大弃赌的结论放置于条件概率的背景下，所体现的核心内容便是：如果依据新信息而没有及时更新主观信念，与概率公理保持一致的话，那么参赌者就会处于必输的境地。贝叶斯方法在这里所显示出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当概率是主观的时候，贝叶斯定理则支配人们应该如何合理地更新主观信念。
2 贝叶斯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可行性
贝叶斯方法是基于贝叶斯定理而发展起来用于系统地阐述和解决统计问题的方法，在社会科学的具体应用中，其方法论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解决了单个事件赋予概率值的问题。传统社会科学的概率统计方法主要依赖于经典统计（也称频率学派或经典学派），其实质是一种客观主义的概率统计方法。客观主义者将概率建立在无限可重复的事件序列之上，但社会事件大多数不具有可重复性，因此，客观主义概率对于单个事件是无意义的。例如：“安德鲁·杰克逊当选为美国第八任总统的概率是多少，”这一社会事件仅仅是一次相关实验，不具有可重复性，从频率学派的观点来看，如果杰克逊当选，这个概率就是1，否则便为0。这种回答似乎有悖于我们的日常经验，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是想得知杰克逊当选为总统的可能性有多大，或者对“杰克逊是第八任总统”这一命题为真的相信程度是多少，这就涉及到主体的置信度问题，同时反映了研究者的信念程度。
在贝叶斯方法中，关于单个事件的发生或者命题为真的概率，我们可以基于研究主体的先验信息给出精确的概率值，“在贝叶斯理论框架内，先验信息被形式化了，并且先验信息可以是主观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它包括研究者的经验、直觉和理论观点”。通过研究主体的先验信息给出的概率便是主观主义概率，主观概率的使用也意味着贝叶斯主义者可以给出没有观察值的“实际无穷”序列的概率，这对于解释和预测单个复杂社会现象是及其便利且有效的。贝叶斯统计学中的主观概率从认识论的角度把社会科学难以量化的社会现象提高到一个可量化的层面上来。它的合理性在于，“主观主义概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经验证据不断加以修正的，修正的逻辑依据是概率演算的一个定理即贝叶斯定理。”也就是说，人类的经验知识具有可修正性，通过经验证据的不断修正，最初研究主体之间彼此各异的主观置信度最终趋于一致，从而使这种概率达到公共性和客观性，这与人们的实践活动是相一致的。这就使得不具有可重复性的随机现象也可谈及概率，同时也使人们积累的丰富经验得以概括和应用。
其二，解决了研究主体主观性如何客观化的问题。客观主义者将社会中的人“物化”于自然，忽略了
摘自：本科毕业论文模板www.udooo.com
研究主体主观性的一面，将人的主观性排斥在研究范围之外，而社会科学中无论是社会现象、政治现象还是经济现象都包含着众多相异的个体，不同的个体间由于经验、信念、偏好的差异所表现出的行动也不尽相同。因此，主观性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断然不可忽略。因此，主观性的客观化问题业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家的重要议题。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性质上具有共同性，强调以自然科学的原则、理论、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力求建立一种基于自然科学方法论基础之上的统一科学，形成社会科学“实证化”的倾向；反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则主张社会科学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都具有独立性，社会科学应该采用“理解”的方法，自然科学方法不适用于社会科学，也不可能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这两种社会科学方法论要么忽略了社会科学的主体性，以“实证化”达到研究的客观性，要么一味追求主体性而舍弃社会科学本身客观性的研究。贝叶斯方法从两方面人手，兼顾主观与客观，并且通过贝叶斯定理使研究中的主观逐步趋向于客观，使主观与客观达到有效的融合。“主观主义概率论的‘意见收敛定理’表明，随着证据逐渐地增加，最初人们对某一命题所具有的彼此不同的主观置信度最终将趋于一致，从而显示出这种概率的公共性和客观性来。”“这个定理使得主观主义概率论具有客观性，把频率理论的诱人之处包含进来但却避免了它的困境，显示出主观理论强大的解释力和生命力。”贝叶斯方法之于社会科学研究中，依据研究主体过去的经验、个人直觉或者专家意见给出相关事件发生的主观概率即先验概率，虽然先验概率具有主观性和私人性，但这一概率是随着经验证据的获取不断加以修正的，修正的逻辑依据便是贝叶斯定理。这种修正过程即是主观性通向客观化的行驶路线。源于：毕业论文总结www.udo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