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议论语谈《论语》中“仁”思想观念结论

[提要] 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论语》作为我国古代文学的经典著作，其思想价值也为历代文人学士所研究分析，直至今日，对我们当代的社会意识与思想，也产生着极大地影响。本文从《论语》中之“仁”的思想观念进行剖析与阐述，目的在于能够更好的研究孔子“仁”之思想，从而为当代现实生活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仁；孔子；礼乐；直
：A
原标题：浅谈《论语》中之“仁”思想观念
收录日期：2013年3月6日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其与弟子共同所著的《论语》，对我国文学、哲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在《论语》这部经典中，充分体现孔子思想方面的，便是“仁”。据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中所言，讲“仁”可达109次之多，由此可见，孔子在批判继承春秋时代以来的思潮中，是极为强调“仁”的重要性的。那么，孔子为什么强调“仁”呢？

一、孔子“仁”思想观念的产生

从社会时代背景的角度而言，孔子所处的是春秋时代，正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转变时期。而对当时的大转变，或许身处其中的孔子，未曾意识到社会意识形态的逐步变化，但他充分认识到了当时社会的“天下无道”。《论语·季氏》言：“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他以为，社会政治良好时，则礼乐征伐是由天子以定夺，而反之，则是由诸侯决定了。为什么会由诸侯决定呢？孔子没有讲，或许“天下无道”之时，天子就没有权力以维护礼乐征伐之事了，而是由乱臣贼子掌握实权了吧，而事实也即为如此。《论语·季氏》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这些掌握政权的大夫就是鲁国的孟孙、叔孙、季孙三家，由于这三家都是桓公之后，故称“三桓”，并且，《论语·八佾》记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彻。孔子曰‘相维辟去，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为泰山不如林放乎？”这些事例，都说明了当时社会都衰落到了“礼崩乐坏”的地步。面对“天下无道”，不得不使孔子进行反思。而孔子思考的最多的，便是从“人”的角度进行的思考。当然，这是符合逻辑的，因为从历史观的角度而言，无论什么时期，社会历史的变化与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力量的推动，即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和表演者，因此，在对于人的反思中，孔子认为，对于人的评价标准，或者说是，对于理想人格所具有的素质，便是仁。因为孔子认为，只有人做到仁，社会的礼乐征伐才能“民德归厚矣”。
以上是从宏观的社会时代角度，阐释了孔子“仁”思想观念的产生。接下来，从微观个体角度，来阐释孔子仁的思想观念的产生。就个体而言，孔子在《论语》中，谈到了道德上各种类型的人，而其中谈及最多的便是“君子”。“君子”可谓是孔子的理想人格。与君子类似，还有圣人、贤人等等。这些都是指品格高尚、人格健全的人，只是这些人格道德的程度上，有“量”的差异罢了。孔子认为，“圣人”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而“君子”是可望且可及的。“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而君子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论语·宪问》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首当其冲的便是仁，此外，在《论语·里仁》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可见，仁是成为君子这一理想人格的核心品质。孔子是推崇君子这种理想人格的，因而势必会推行其核心的品质，即“仁”。
综上，由于当时社会的时代背景和孔子理想的人格构建，这样，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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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仁”的思想观念提出了。
而孔子“仁”的思想观念是什么呢？

二、孔子仁思想观念的内容

孔子讲“仁”，从《论语》中看，前提和基础应该是强调人的真实性情的表达，即“仁”的必要条件是真实的，而非虚伪的，正如其所言，“巧言令色，鲜以仁”。而这一点，冯友兰先生也提到，他认为，人必须有真性情、真情实感，这是“仁”的主要基础。此言得之。且《论语·子路》有言，“刚毅木讷近仁”，也能够说明情感的真实性，是仁的表现的基础和前提。而凭借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这一点，孔子将其阐述的很到位，即“直”。孔子认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认为，这是人之所以生存在社会上之根本，并且孔子将其也作为处世为人的方法之一，即“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如果国军选拔人才，能够参看“直”，那么也是一种智慧，即“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从而能够达到“不仁者远矣”的效果。因此，在孔子看来，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不“罔”不“巧”，便是“直”。但是，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就一定是“直”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正所谓“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因此，孔子要用礼乐与文献加以约束与训化，使真实的感情虽得以自然流露，但不至趋于“邪”，而是归于“正”，最终表现于“直”。而这一点，也表现在孔子对《诗经》的评价与观点。或许，这也就是孔子提倡礼乐文献的原因之所在，换句话说，礼乐文献是为“仁”怎么写作的。有了“仁”的前提和基础，那么“仁”的表现内容又是怎样的呢？在《论语·颜回》中，有集中的论述——颜回问仁。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因此，一言以蔽之，孔子所谓仁，其内容为，在礼的前提下，用自己出于内心的真实情感，对大众的一种博爱。那么，问题又来了，是对所有的各色人等都要归于“仁”吗？因此，孔子又对此提出了“知人”的看法。所谓“知人”，实质上在阐释施“仁”的对象，即在了解人的前提下来进行施“仁”、为“仁”。而在了解别人，知晓别人之前，首先是要了解自我，因此，孔子提出了“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焉”，其弟子曾参也同样提出了“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当了解了自己，使自己符合了君子的标准，然后再推己及人、施“仁”，而这就要先从自己身边的人做起，所以，孔子认为，“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等等。显然，这里孔子将孝悌也归于“仁”的范畴之中了。在向自己亲人为“仁”之后，便要向别人施“仁”了，这就需要“知人”了。而如何“知人”呢？孔子认为，“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所以，孔子对于阿谀奉承，当面恭维，夸夸其谈者，是批判的，这也与之前，他对于“仁”的前提，即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相呼应的。在知晓了自己，了解了别人之后，便可以为“仁”了。那么如何为仁呢？孔子认为，“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任人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此外，他还从自身与他人的关系，这一角度，来阐述“为仁”之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矣。”即把别人与自己都完全看作同一体，而平等对待，这就是“仁之方”，这也正是孟子所继承并提出的“推己及人”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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