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崛起中西方数码修辞学设计

摘要:20世纪中叶爆发的西方媒体革命推动了传统修辞学的转型,数码修辞学由此诞生。它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酝酿与发展,在研究新媒体修辞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并在重新定义研究对象、赋予隐喻本体地位、高度重视批判素养等方面形成了特色。其价值主要体现在适应线性文本向超文本的历史转变、满足在游戏中学习的社会需求、促进技术与艺术的密切结合等方面。
关键词:数码革命;修辞学;新媒体
: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2)04-0001-08
由于计算机的影响逐渐遍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修辞学不能不将相关话语列入自己的研究范围;由于数码媒体的广泛应用,修辞学不能不重视多模式、多媒体的文本;由于在线参与文化不断增长,用户从仅仅是消费者向知识生产者转变,修辞学不能不面对许多新问题,包括如何引导网络和手机海量用户参与公民社会建设等……诸如此类的社会变化推动了传统修辞学的转变,促成了数码修辞学的诞生。

一、西方数码修辞学的由来

西方修辞学奉亚里士德为鼻祖,因为他著有《修辞学》一书。虽然存在诸多学派,但西方修辞学主要是在语言学的框架之下获得发展的,将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说服当成主要研究对象。20世纪以来,随着以计算机为龙头的信息革命的发生和深化,不论修辞或修辞学都旧貌换新颜。由于传统的说服修辞正在数码空间中转变等原因,数码修辞学脱颖而出。
要论数码修辞学的由来,以下现象格外值得重视:(1)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的语言学转向提升了修辞学的地位,使之得以向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文艺批评以至于信息科技等在内的众多领域渗透,成为一门显学,同时酿成了它的分化。(2)电子媒体的崛起促使修辞学研究将重点由语言修辞扩大到媒体修辞、电影修辞、广播修辞、电视修辞等络绎问世。进入数码时代之后,许多专家意识到修辞学变革的必然性。如普赖斯以和亚里士多德对话的方式表明自己的如下看法:万维网要求交流者采用新的修辞,改变有关受众、创造、安排、风格、记忆和精神特质等古典的、现代的观念。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它所涉及的是写作的、个人化对象导向的内容,它们以多种格式和媒体发布,作为顾客、主题专家、销售主、支持人员、技术作者之间持续对话的一部分。(3)由于具备强烈批判色彩的后现代主义的流行等原因,修辞学的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例如,卡斯特莱《重新思考修辞传统:从柏拉图到后现代》一书认为传统修辞学将亚里士多德理论等“肯定性”观点奉为正宗,忽略了多样化的传统,其中包括语言怀疑论之类后现代思想的先驱。由苏格拉底、柏拉图所常用的驳斥作为“质问性修辞”,在亚里士多德确立以断言为特点的修辞观念之后近于失传。言下之意就是应拨乱反正,不再唯亚里士多德马首是瞻。交互性在修辞理论上获得重视,与此有关。
迄今为止,数码修辞学的酝酿与发展大致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1)从20世纪中叶开始,由于编程语言的应用、软件开发的实践等原因,修辞学和信息科技相互渗透,开始研究软件写作技巧和传统修辞之间的可比性,以及和计算机宣传、早期数码艺术有关的修辞现象。(2)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个人计算机的流行、网络建设的发展,用户在线交流逐渐形成相对专门的研究领域,为数码修辞学相对独立准备了必要条件。与此同时,修辞学整体上适应图像转向的历史趋势,改变以词语修辞为主的传统,更多地关注视觉修辞。(3)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陆续推出不少有关数码修辞的论著,涉及以亚里士多德修辞为基础的说服策略如何应用于当今在线争论,计算机本身如何由于仿真因果过程而作为说服技术而起作用,互动与参与如何在说服效果上胜过了传统的单向传播等问题,还有“非线性修辞”、“电子修辞”、“超文本修辞”、“多媒体修辞”、“超媒体修辞”、“网络修辞”、“生物修辞”等新范畴。这些研究既丰富了人们对于新媒体修辞的认识,又对传统修辞学构成了挑战。(3)进入21世纪之后,由于泛网络时代的到来,加上Web 2.0观念深入人心,修辞学日益将社会媒体当成主要研究对象,认定自己的使命是成为其自觉的、批判的用户。以此为背景,美国密西根大学德沃斯将数码修辞学理解为“在线网络化读写实践的动力学”,所开设的课程不仅将数码文本的修辞、社会、文化、政治、教育、维度具体化,而且将身份(包括性别、种族、阶层等)、主体性及其在数码空间中的呈现列为议题。扎彭发表《数码修辞:走向整合性理论》一文,提出将相关研究取向整合起来的设想,并着重探讨了自我表达与合作的新奇策略,数码新媒体的特性、可供性与系统规定参数,数码空间中身份与社区的形成等问题。目前,有关论著不断涌现,如兰伯特等人所编《复杂世界:数码文化、修辞与职业交流》等。
数码修辞学有和传统修辞学相承之处,表现在对说服的重视,相关成果有古拉克《赛伯空间中的说服与隐私》、福格《说服技术:运用计算机以改变我们所思所为》、洛吉《同龄人、海盗与说服:同辈争论中的修辞》、沃尼克《在线修辞:万维网上的说服与政治学》等。研究表明:计算机界将说服模式运用于自然语言处理,效果比静态机器学习技巧为好。而且,传统修辞学的理论也可以用于分析有关信息科技的话语(如以矛盾修辞法说明“虚拟现实”)。由此看来,传统修辞学在数码时代仍然有其借鉴价值。不过,数码媒体为传播提供了不同于西方修辞学历来重视的公开演讲、中国修辞学历来重视的个人讽谏的环境,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说服的内涵。它要求以数码媒体为相似度检测,影响同样是传播主体、身份千变万化、经常是匿名上网的用户。
就范围而言,数码修辞学的关注远比传统修辞学要宽。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罗士认为数码修辞有如下含义:(1)日常话语中新的数码体裁的修辞惯例;(2)通过电子分布性网络或超文本所表达的公共修辞;(3)为评析新媒体而运用的学术阐释方法;(4)信息的言语文化或视觉文化(与知识相对而言)。我们可以进而将数码修辞学的议题归结为以下九方面:(1)着眼于传播主体,探讨生活或成长于数码时代的人们在修辞方面的特征,如娃斯卡《写作与数码一代:论新媒体修辞》等文。(2)着眼于传播对象,探讨如何应用修辞技巧去影响数码一代,如克鲁克《语境中的“数码原住民”:与将Web 2.0实践输入学校环境相关的张力》等文。(3)着眼于传播相似度检测,探讨如何让计算机系统在网络交流中发挥引导作用。早在1992年,李(Carol M.L.Lee)就在论文中指出:修辞意味着创造或运用某种“行为倾向”以说服人们按特定方式行动。在线系统同样必须指导用户行动,否则他们会感到困惑。(4)着眼于传播手段,研究与数码工具相关的修辞现象。例如,希克斯将教师数码档案袋列为修辞研究对象,认为由于数码档案袋在教学中应用日广,教育者应当“转变自己的思维”,将自己当成复杂的数码文件的作者(而不只是者)。简言之,这种档案袋并非只是评价成长与映像的手段,而是上述成长与映像的手段。(5)着眼于传播内容,研究数码时代特有的话语内容,如多纳特《虚拟社区中的身份与欺骗》、阿米苒《萨德之后数码乌托邦的修辞:数码艺术的乌托邦架构与不变主题》等。(6)着眼于修辞本体,探讨古典修辞、现代修辞与数码修辞之异同及相互转化,相关成果有韦尔奇《古典修辞、当代修辞与写作研究:将古典修辞电子化》及其著作《古典修辞、口头主义和新教养:数码通信》等。(7)着眼于传播方式,探讨数码时代参与性设计、合作性工作、交互性教学等活动所运用的修辞的特点,相关成果有拜伊等《语境设计:定义顾客中心系统》等著作,博德克《合作性设计:来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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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的纳维亚的技巧与经验》(1993)、塞尔温《建构数码教授法的挑战:英国数码课程的修辞、补救与现实》等论文。(8)着眼于传播环境,考察从口头通信、书面交流到电子通信的变化,以及数码修辞的现实功能。例如,沃尼克《数码时代的批判素养:技术、修辞与公共利益》一书重点探讨有关互联网的讨论中所运用的说服方法,说明新媒体技术之所以被公众接受,有关话语修辞起了重要作用。(9)着眼于传播机制,探讨如何让科技人员和从事修辞与写作的研究者共同创造交流平台等,如麦克内利《作用、发明与同域设计平台》等文。

二、西方数码修辞学的特点

数码修辞与后现代修辞不乏相通之处。正因为如此,苏库普将万维网上的9·11阴谋论当成数码修辞的代表,认为它在新的数码逻辑中起作用,缺乏合法政治权力,运用另类媒体宣传激进性颠覆观点,在数码环境中为对立性公众提供了新空间。与线性的现代修辞不同,后现代修辞是非线性的、无礼的。后现代表达经常以意识的嬉戏流动出现。与此相适应,数码修辞学容易受到后现代思潮的濡染,打上后现代社会的烙印。尽管如此,作为一门学科,它不能解构一切,而必须建立由范畴、命题、范式等构成的理论体系。从总体上看,崛起中的数码修辞学具备如下特点:
一是重新定义研究对象。传统修辞分为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两类,前者以明白通顺为要旨,重在实用性;后者以反常合道为要旨,重在艺术性。二者都是就人际交流而言的。相比之下,数码修辞学以承认人机对话、人际对话的并存为前提,这两种对话分别适应人工语言规范和自然语言规范,并发展出相应的修辞要求。人机对话中的修辞是数码修辞学所特有的研究对象。它类似于传统的消极修辞,要求尽可能明晰,以便让机器能够确切理解人的指令并加以执行。人际对话中的修辞是数码修辞学和传统修辞学共有的研究对象,不过,传统修辞学更重视实名对话修辞,数码修辞学更重视匿名对话修辞。传统修辞学看重言辞与真实人格的关系,作为古训的“崇高就是伟大心灵的回声”等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数码修辞学却是在承认人格虚拟性、角色多样性、自我流动性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正因为如此,它相对重视网络条件下语言的嬉戏(在一定条件下相当于以匿名制为基础的泛艺术)。
二是赋予隐喻本体地位。传统修辞学用“辞格”来概括自己对于积极修辞的研究成果,如比喻、比拟之类。它们被视为与特定语境相适应的修辞手法,都不具备本体论意义。相比之下,数码修辞学却特别看好隐喻,甚至将它视为把握虚拟世界本体的关键。例如,计算机是人脑的隐喻,人脑又是计算机的隐喻。对计算机的理解成为揭示人脑奥秘的参照系,对人脑的理解又成为开发计算机的依据。又如,虚拟现实是物理现实的隐喻,物理现实也是虚拟现实的隐喻。人们参照物理现实来构建虚拟现实,同时也参照虚拟现实来改造物理现实。人工生命是生物体的隐喻,生物体又是人工生命的隐喻……正如纽约作家约翰逊所指出的,在信息时代,我们倍感用以理解信息技术的隐喻的重要。就此而言,作为隐喻的“桌面”理应享有中世纪教堂那样的中心地位。虽然修辞学已经拥有漫长的历史,可没有什么别的隐喻能像“桌面”一样起到如此巨大的改变世界的作用。还有,与视觉设计或图像设计不同,视觉修辞强调图像是文化意义的感性表达,而不是出于审美考虑。就此而言,图像是世界的隐喻。不过,若按照当今“地图先于领土”的逻辑推演,世界也可能成为图像的隐喻。如今,计算机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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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扩展到对整个宇宙的认识。麻省理工学院劳埃德认为任何物质都由粒子组成,粒子的状态都能用于保存信息,其改变相当于某种运算,因此,任何物质都可视为计算机。最大的计算机是宇宙。他根据有关物理学原理,计算出宇宙计算机的性能上限:每秒运算1051次。2006年,他出版《将宇宙编程》一书,把宇宙看成巨大的量子计算机。对数码修辞学而言,隐喻不只是一种修辞手法,而且是观察生活、构建理论、表达见解时所取的基本思维方式。喻体与被喻体之间的相互转化、相互渗透正好反映了数码时代强调交互的特点。
三是高度重视批判素养。如果说传统修辞学将说服当成自己不言而喻的出发点的话,那么,数码修辞学却经常以反说服为旨归。二者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从贫媒体到富媒体的时代变化造成的。在贫媒体时代,信息传播者拥有相对于信息接受者的潜在优势,说服正是这种优势的实现。在富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天平朝原先的受众倾斜。借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写方市场取代了卖方市场。在海量信息的轰炸面前,人们最重要的是保持清醒的头脑,能够理智地甄别一切。若说传统修辞学不言自明的前提是作者(或言者)相对于读者(或听者)的主动性,数码修辞学却将受者的主动性当成前提。此外,传统修辞学基本上以特定民族文化作为自己的背景,数码修辞学却将视野扩展到全球化语境。例如,奎恩《数码世界中的跨国女性主义修辞学》一文考察了阿富汗妇女革命联合会的活动,追踪女性的自我呈现如何通过在全球领域的修辞行动的流传而转变,说明女性主义修辞分析的重要性。这类研究对修辞学者的跨文化素养、批判眼光和宏观视野具备相当高的要求。
总的来看,数码修辞学将基于信息基础设施的交流视为话语研究的议题,实现人机对话和人际对话的统一;将隐喻当成透析现象、创造艺术的根本方法,在喻体和被喻体的灵活转换中揭示世界奥秘;将开放、对等、共享和全球运作当成理解当今世界的原则,和维基经济学有相通之处。

三、西方数码修辞学的价值

传统修辞学是由于社会生活与语言运用复杂化而诞生的。如果说人类因为语言的发明而将自己从动物界提升出来的话,那么,修辞则是人类由原始人走向文明人的重要标志。修辞学的意义在于将口语表达与理解、文本写作与解读的模式和技巧上升为理论,找到通过语言训练提高心理素质、发展自我能力的途径,并为语言艺术的创作和欣赏提供观念支持。在这些方面,数码修辞学和传统修辞学有明显的相承之处。它的特殊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是适应线性文本朝超文本的历史转变。数码革命在修辞领域所带来的最大变化之一是将立足点由线性文本转移到非线性文本,从而使超文本修辞研究成为修辞学最活跃的分支之一。至迟从1991年美国超文本小说家莫尔斯洛普《聚合体、偏执狂与超文本修辞》、布朗大学兰道《超媒体修辞:若干作者规则》等论文问世以来,相关成果就层出不穷。超文本修辞本质上是关于相互链接的媒体中有效表达的研究。数码修辞学既揭示了超文本作者设置链接的用意,又揭示了超文本读者点击链接的动机,阐述定位与追随超文本链接如何显示出交互者的隐秘心理,说明超文本系统的广泛运用如何改变我们写作与阅读的方式。正如蒙太奇被当成电影的特有语言那样,链接被视为超文本、超媒体、在线超媒体通信的核心范畴。从修辞学的角度看,链接是最有力的说服——设好“锚”(目的地),让用户按自己的思路走,不正是说服的要旨吗?不论口头交流或书面交流,我们都可以表示异议或反驳。与之相比,在线冲浪时,我们通常却无法针对链接这样做(除非采用技术)。数码修辞学的功能之一就是提醒用户透过页面链接看到心理联想、文化预设,明白被它们导引以至于迷失的可能性。在理论上,超文本修辞从属于范围更广的非线性修辞。除链接外,根据阿塞斯的分析,相关范畴还有“分叉”、“跳跃”、“排列”、“多源发生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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