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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马克思主义新时期马克思主义视野下老子之“道”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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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将学术界历来对老子之道的解读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概要分析,从中揭示出人们在探求老子之“道”的问题过程中所反映的认识规律。笔者研究认为这一规律正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之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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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第一阶段对道的认识是混沌未开的“正”,第二阶段以西方中心论为主导的解说是追求分明的“反”,第三阶段非理性的解读方法可称之为“合”。正反合三个阶段环环相扣、紧密联系,可谓是循序渐进、辩证统一的整体,这反映了人们在认识中的前进性和曲折性,体现了对老子之“道”的认识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道; 否定之否定
1009-8631(2013)04-0060-03
对老子之“道”的研究历来是学术界关注的内容,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于道的认识和解读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大部分学者重视的是对道解说的分类或者尝试提出更具新意的解说。从宏观学术历史演进来看,对道的解读方式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西方哲学大规模传入中国以前,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并不追求对道作出明确的定义,也没有对道进行分类研究,对道的解说呈现出混沌未分之势;自新文化运动至20世纪90年代是第二阶段,中国哲学深受西方哲学方法论的影响,研究者们把道进行分类,试图对道进行确定性和明晰性概念式解读,其中把道判定为唯物或唯心的研究方法尤为突出;20世纪90年代至今为第三阶段,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学界对道的解读方法有了全新的视角,许多学者跳出了上个世纪片面追求明晰理解的怪圈,不再追求之前的明晰性,反而论证和解释老子之“道”无需清晰认识的合理之处。

一、正:道——混沌未开,物质与精神的互相渗透

“道”丰富的深刻内涵是从最初的“道路”之义引申而来的,其后又被古人发挥领会,拓展为必然性、规律性,道德、规范、原则等等之义。老子之“道”可以说开中国文化之传统,哲学之先河。在对老子之“道”的研究中,古代的思想家们并未明确的对之作出唯心唯物的明确界定。传统意义上的老子研究是与中国古代哲理思想和历史文化浑然一体、密不可分的,可以说这种研究是在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下完成的,没有外来的参照。根据资料记载对《老子》一书的注疏达到了三千余种,今天尚能见到的还有四百种左右,从这些解读老子之道的材料中,我们发现对“道”的解说并不是清楚明白的,而是用另一种抽象概念来比拟的,如韩非的“万物之理”、淮南子的“覆天载地,始生万物”、王弼的“无名无形”的本体、葛玄的“大道无名,长养万物,不知其名,强名曰道”以及向秀和郭象的“无所不在,而所在皆无”等。
中国哲人将道解释的玄乎其玄,冯友兰先生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古代哲学家独有的表达方式上,即可以理解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如他所说:“由于中国哲学家习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而该表达思想的方式具有明晰不足、比喻暗示有余、意蕴深长等特点。“正因为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3]因此,在古代学者那里对老子之道的理解实则意妙不可言,道的不可言说性和不确定性是其一大特点。然而,这种不追求老子之道明晰性的解读不独是中国哲学家,在西方人眼中老子之道也是神秘莫测的。张祥龙教授指出,在西方的翻译家们出于类似的理由而将“道”译为“理性”、“精神”、“[概念化了的]逻各斯”等。著名的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道”是一个意味着“终极实在”或“万物之所由”的主导词。[4]
中国古代先哲对老子之道的解读方法,孙熙国先生将之总结为“物质与精神的互渗现象”,他说:“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世界本体的一些基本范畴,如‘道’、‘气’、‘天’等都属于物质与精神互渗现象的概念,像这样类似的主导词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发展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至于为何没有区分物质和精神,孙熙国分析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概念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在古代还没明确的抽象出这两个概念,以物质与精神何者为第一性划分出来的现代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5]林诚教授也谈到:“在老子那里并没有对道的‘物质’和‘精神’属性有一个明确的区分,这也奠定了中国哲学思考问题的传统。在古代这种区分就是在希腊也是不可能的,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是很难区分为唯物论和唯心论的,老子学说亦是如此。”此外蒋重跃和周德海两位教授也认为古代学者对道的解读缺乏表达方式的逻辑性,通常“习惯意会和描述”,所以至今仍需要继续解读。[6]周先生用了生动形象的比喻:“这就像我们不能把‘人有头’、‘人有手’或‘人有思想’等命题,等同于‘人是头’、‘人是手’或‘人是思想’的命题一样”来进一步说明老子之道中的物质和精神互渗现象。[7]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古代的哲学家那里,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其哲学思想中都大量存在着“物质和精神的互渗现象”,老子的“道”也无一例外的带有这种混沌不清的特点,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作为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中国先哲们,对道的解释也就自然而然地说不清,道不明了。用发展的眼光来看,中国古人的解读方法相对于近代以来用西方哲学视角的解读方法而言既显得古朴自然,又带有不明分说的“落后性”。

二、反:道——追求明晰,唯心与唯物的难解之争

新文化运动后西方哲学大量传入中国,由此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被当成一个基本的参照系,甚至被奉为圭臬。学者们的基本思路就是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术语、范畴这些“手术刀”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肢解”,以求其明确性和明晰性。诚如刘笑敢先生所言:追求的是一种确定和明晰的道,并将学界对于“道”的理解归纳为四类:本体和原理类、综合解说类、境界形态说和贯通性解说。[8]
近代以来对老子之道的研究也很快抛弃了传统做法,转而参照西方哲学的方法,试图清晰地将道划分为物质的或精神的概念,由此展开来解析老子的哲学体系。在这种借用西方哲学思维来分析老子思想的研究视角中,唯物唯心的研究方法运用极为广泛。吕振羽在1936年出版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最早提出老子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因为在老子生活历史时期是不具有产生唯物主义哲学的条件,“一个代表初期没落封建贵族,其自身并附丽在不劳而食的封建统治者队伍中的老聃,是不能发明辨证唯物主义”的。老子的“道是创造宇宙,统制宇宙的最高主宰”,是先于客观世界而存在的精神的东西。通过对老子哲学的分析,吕先生确定了其唯心论的哲学属性,老子的“道”的内容“并不是物质的东西,而是神话的东西”,老子本人“不但是一个不可知论者,而且是倾向着有神论了”,“还是以一个唯心主义者而出现”。吕振羽以阶级属性、唯物唯心的分野来贯通研究思路,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学者以及该领域的研究。[9]唯心还是唯物的研究方法在当时学界盛行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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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祥龙教授把老子之道喻为终极处境中的构成之道,指出这种根本意义上的有与无就“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这里的同并非“同一”,而意味着同出一个终极形势,共同构成一个能与此终极形势相合的原发生境域。“它处的‘环境’恰是一个能让它存活生长的天势。老子认为,如能观其复,守其一,则天地为我父母,万物为我护神,焉有不长生久视之理?至德之感天动地,是势之所为,并非‘迷信’。”道既非原则,亦非另一个更高级的实体世界,而就是这个人生世界的顶级形态、自然形态。[18]
上述诸如石华义、王家传、彭富春和张祥龙等学者从后现代主义视角的解释使我们看到了与以往不同的老子之“道”,道的不可言说和不可认识性越来越得到学界的认同,与之前的追求道的明晰性和确定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事实上自近代以来,西方人一方面用老子来对比基督教,认为其有别于“神启宗教”,是沉醉于自然的精神和智慧;另一方面,试图用老子来克服自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的传统所产生的弊端。而后现代的解说方式正是一种反西方传统哲学的方法,这或许就是老子的思想在当下学界普遍得到认可的主要原因。
窥一斑而知全豹,从以上三个阶段的论述可以看到,学界对老子之道的认识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深化的研究过程,它需要不断的否定,在肯定中获得否定,在否定中取得进步。而这正好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否定之否定规律。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精髓之一是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一规律认为人类的认识是一个反复和无限的能动反映过程,在形式上是循环往复的,而在实质上是前进上升的,并且是一个无限发展飞跃的过程。它在自然界、历史和思维等领域具有普遍性,并广泛地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19]笔者认为,学界对老子之道的认识过程可以理解为肯定阶段(正)、否定阶段(反)和否定之否定阶段(合),其中否定之否定阶段是在更高阶段的“回复”,是“扬弃”的结果。这样看来,中国学界对老子之道的研究历程显然呈现出波浪式前进或螺旋式上升的趋势。相对于中国古代哲人的不为定性和归属的解说,现阶段的解读是更为合理的更高层次认识的“回归”。
在这一规律的指导下,学者们以更为开放的胸襟和平视的视角去理解老子之道的真谛,对老子之道的研究就是一种多元与共融的、求同存异的智慧之道。随着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转变,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去西方中心化也渐渐在学界达成共识,正如张祥龙教授所说,当下多元和共融的解读方式是实现中西“对话”、恢复中国哲理思维“原生思想生态”的可行之路,只有这样的认识才更为合适,这将改变方法上的主奴关系和中国哲学非西方中心化的理解。在这样新思维的引领下,中西合璧,相得益彰的中西“对话”之梦已不再遥远,而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下对以老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研究必定在当代和不久的将来重获生机、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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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冯友兰著,涂又光译.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2月,第9页.
[4] 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8页.
[5] 孙熙国.论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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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对“道”的三重规定及其哲学启示[J].哲学研究,2001第10期,第41页至42页.
[6] 蒋重跃.《老子》:道的历史性[J].求是学刊,2012年第 6 期,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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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向军.《道德经》之“道”辨析[J].求索, 2011第12期,第147页.
[9] 吴琦.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老子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6期,2002年,第64页至第65页.
[10] 胡瑞昌,胡瑞祥.老子的哲学是唯心论[J].哲学研究,1955第4期,第142页至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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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张磐石.论“道”的物质性和老子哲学体系的唯物主义性质[J].学术研究,1979第2期,第39页、43页.
[13] 张祥龙.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第2期,第11页.
[14] 孙熙国.论老子对“道”的三重规定及其哲学启示[J].哲学研究,2001第10期,第35页至37页.
[15] 石义华.老子哲学本体论的价值向度[J].理论探讨,2011第1期,第55页.
[16] 王家传.后现代主义视域下看老子关于“道”的思想[J].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第106页.
[17] 彭富春.论老子的道[J].湖北社会科学,2011第8期,第11

4、115页.

[18] 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

3、226、234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519-5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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