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述文学批评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在思想文学批评和理论文学批评之中形成了雏形和轮廓。按照这个雏形和轮廓，我们可以构想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主要方面。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它不仅仅是认识论，而且是包括实践本体论、实践认识论、实践辩证法、实践价值论的整体。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形态主要是：艺术生产论、艺术掌握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生活源泉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实践形态主要是：为人民怎么写作和为社会主义怎么写作方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艺术标准第

一、政治标准第二操作程序。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哲学基础；理论形态；实践形态
［］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2）04-0044-06
从1923年和1928年早期中国人及创造社、太阳社，茅盾、鲁迅等人关于“革命文学”的争论开始，经过“左联”时期1930年、1931年、1934年关于“文艺大众化”和“普罗文学”的争论的三次，再加上1931年到1936年关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理论就在逐步形成。而在这个形成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及其理论基本上就是照搬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及其理论的那一套，除了列宁、斯大林、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文学批评和理论，甚至连“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派”、波格丹诺夫等人的庸俗社会学观点也基本上全盘接受了。这样，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政治特色得到了加强，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及其理论中国形态的初期特点：强调文学艺术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怎么写作，突出文学艺术的阶级性，提倡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艺术，要求文学艺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或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这些基本特点的形成伴随着一系列论争和混乱，鱼龙混杂，真检测难辨，正统马克思主义批评及其理论逐渐传入中国本土的解放区和国统区。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针对着当时解放区和国统区左翼作家之间的论争和某些混乱思想而举行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是拨乱反正的理论表述，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及其理论的中国形态的基本定型，大致上规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主要特点：文学艺术的反映论、本质论，文学艺术的人民性，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文学艺术的政治化（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怎么写作）。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雏形—思想的文学批评。这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一系列批判运动之中得到强化和传播。批判电影《武训传》、《清宫秘史》，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渗透到文学批评理论之中；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唯心主义思想使得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倾向更加浓烈；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使得唯物主义反映论以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在文艺政治化过程中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批判人性、人道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广阔论”、“中间人物论”、“黑八论”等等，把文艺的人民性、阶级性、党性和政治化逐步推向极端，直到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把思想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倾向推向了最高点。思想文学批评及其理论，虽然曾经起到了极大地拨乱反正的历史作用，却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及其理论的某些负面影响，没有做到正本清源，回归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根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文学艺术花园已经是百花凋零，文学批评已经沦为“”篡党夺权的工具和武器。20世纪70年代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做出了全盘否定的决议，以1979年10月30日第四次文代会为标志，逐步对前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批评”和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进行全面反思。以理论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精神，进入探索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新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反对文学艺术的政治化倾向，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的方针，改为“文艺为社会主义怎么写作”，“文艺为人民怎么写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进行着正本清源的伟大事业，真正进入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轨，开始了真正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康庄大道。
现在，我们可以根据思想文学批评和理论文学批评的雏形和轮廓，构想一种能够正本清源，回到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它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它不仅仅是认识论，而且是包括实践本体论、实践认识论、实践辩证法、实践价值论的整体。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形态主要是：艺术生产论、艺术掌握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生活源泉论、艺术辩证法、艺术价值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实践形态主要是：为人民怎么写作和为社会主义怎么写作方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艺术标准第

一、政治标准第二操作程序。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形态主要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艺术生产论、艺术掌握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生活源泉论、艺术辩证法、艺术价值论。
艺术生产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原理。它是立足于实践本体论的文学艺术本体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中就把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他说：“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1］121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艺术生产论的最初表述形式，它无疑对于后来的东方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形态都有巨大的影响。后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文学艺术生产当做一种精神生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揭示了“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他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繁荣时期绝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正比例的，因而也绝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2］9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1848）中指出，世界市场的开拓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形成了世界文学。他们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了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2］98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揭示了“资本主义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2］99。这些论述都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把文学艺术当做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一种精神生产方式，一种“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生产方式。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实践本体论对文学艺术的界定，把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的动态存在来看待。如上所述，在《实践论》之中已经把文学艺术作为一种实践活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语境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艺术生产论被忽视或者被遮蔽了。因此，我们在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时候，要花大力气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艺术生产论恢复重建起来，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实践本体论的基础上，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文学艺术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文学艺术是一种精神生产等相关论述，把文学艺术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密切关系，文学艺术作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特殊方式的基本特征等问题分析和解决透彻，使得文学艺术回归到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正确定位上，从而揭示出文学艺术生产的一系列特殊规律，以指导文学艺术生产的合理进行和科学发展。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看到，文学艺术不仅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特殊方式，还要看到文学艺术还是一种话语生产或者符号生产，而且符号生产在文学艺术生产的整体之中处于一个相似度检测地位，只有通过话语生产或符号生产，人类的特殊物质生产才可能转化为特殊精神生产，并且才可能生成物质生存形态。所以，文学艺术既是一种特殊的物质生产，要受物质生产规律的支配，不可能超脱于物质生产之外，这就给文学艺术的特殊商品性质奠定了物质生产根基。所以，我们要把文学艺术作品当做特殊的商品来生产。这种商品的特殊性还在于文学艺术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它必然带有意识形态性和思想感情性，它是一种表达人类社会实践及其存在的意义的精神产品，所以，它必定要追求艺术性、思想性、理想性。这种精神产品的艺术性、思想性、理想性是一种符号表征的存在，是人们符号生产或话语生产的产品和结晶。而且，只有通过这种话语生产或符号生产，符号表达的艺术性、思想性、理想性才可能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外观形象性存在方式之中显现出来，成为人们可以感受和体验的文学艺术的存在—文学艺术作品，文本世界，符号世界，亦即表现一定的思想感情、审美观念、审美理想、审美情趣的形象世界。这种分析和研究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一个突出的审美特色。
审美意识形态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另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理论形态。它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社会本体论和历史本体论）基本原理的必然建构。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中初步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中明确了历史唯物主义或者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本体论的学说观点，同时也将文学艺术定位于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之中。马克思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种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2］33换句话说，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构成的实践本体论层面上，把文学艺术放在了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层面之中，并阐明了文学艺术受制约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其他形式，同时还最终决定于经济基础。简言之，文学艺术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存在，一种意识形态形式的存在，它的最终决定因素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它同时还受制约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其他形式，并且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其他形式。因此，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中就把文学艺术同样视为“意识形态”或者“观念形态”，进一步提出了“生活源泉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十分重视文学艺术的审美性质。一方面，马克思把文学艺术生产视为“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实践活动；另一方面，恩格斯把文学批评分为“美学批评”和“史学批评”，并且认为美学批评和史学批评的结合是最高的文学批评。在致拉萨尔的信中，恩格斯说：“您看，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2］182因此，尽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没有把文学艺术直接称为“审美意识形态”，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人的生产的“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性质，我们就可以把文学艺术这种意识形态作为不同于政治、道德、宗教、科学等其他意识形态的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而文学艺术这种意识形态的特殊性质也就是它的审美性质。因此，中国的美学家和文论家把文学艺术界定为“审美意识形态”，也应该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推论和延伸，也就是一种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坚持和发展。那么，审美意识形态论应该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形态之一。
艺术掌握论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实践本体论的基础上，从实践认识论的角度对于文学艺术本质论的精辟阐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把艺术视为一种不同于理论的把握世界的方式：“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2］170-171我们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把艺术作为一种与宗教相近的“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即介于理论的和实践的掌握世界的两种方式之间的一种兼有实践的和精神（理论）的方式特点的掌握世界的方式。实际上，文学艺术既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又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因此，它就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也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意识活动、认识活动，所以是一种“实践—精神的”把握世界的方式。众所周知，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活动可以分为两大类：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理论活动主要是一种思维方式的活动，因此也可以说是一种精神活动，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所谓的认识活动。实践活动主要是一种感性的、对象化的实际活动，也就是实干的行为，或者实际操作的过程。实践活动与理论活动是相对举的。从这样的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理论活动作为纯粹的精神活动或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相对举，并且指出，这种纯粹的理论活动不同于艺术和宗教这样的“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换句话说，理论活动是纯粹的思维活动和精神活动，而艺术和宗教则既是实践的活动，又是精神的活动。实际上，艺术和宗教的确是“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它们作为特殊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方式，是实践的；它们作为思维活动和精神活动，是精神的或理论的；因此，它们是“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不过，艺术是一种现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而宗教则是幻想的“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或者说，如果从认识论角度来看，文学艺术是一种现实的实践性的思维活动或精神活动，而宗教则是一种幻想的实践性的思维活动或精神活动。换句话说，艺术和宗教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纯粹的理论活动、纯粹的思维活动，而是一种以实践为前提，包含着实践活动要素的精神活动、理论活动、思维活动。这样的理解应该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元典的，也是符合艺术和宗教的具体实际情况的。它可以纠正纯认识论的艺术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文学艺术既是社会生活的“镜子”和“反映”，又是社会生活的“明灯”和“显现”；它既是人类之“思”，又是人类之“史”；它既是“符号”形式，又是“情感”体验；它既是“道德的象征”，又是“天才的立法”；它既是“生活的教科书”，又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它既是“言志”、“缘情”之作，又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它既是“形象的直觉”，又是“情感的交流”；它既是世界的“虚构”，又是真实的“创造”。总而言之，文学艺术既是一种实践性的认识，又是一种认识性的实践。正是在这种艺术生产论和意识形态论的本体论和艺术掌握论的认识论的基础上，的“生活源泉论”才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生成出来。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明了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3］58这应该说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它贯穿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能动地反映社会存在、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它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一个基本理论形态。“生活源泉论”不但从存在的本原上揭示了文学艺术的来源和根据，而且从存在的方式上指明了文学艺术的审美意识形态性，同时还从认识论的角度指出了文学艺术的能动反映性和精神超越性。结合这一段文字后面说到的关于生活美与艺术美的辩证关系的话，这种“生活源泉论”的真理性和深广性就是不言而喻，一目了然的。而且它是道道地地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批评家、美学家和文论家所没有系统言说过的。
在“生活源泉论”之中还必然地包含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论。它是“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文学本体论和文学认识论的必然结论，也是思想文学批评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创作方法的结晶，还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区别于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论的一个重要标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初期提倡现实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要求作家艺术家“莎士比亚化”，而不要“席勒式”，也就是希望作家艺术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以现实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方法，描绘出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真实状况，以打掉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幻想，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真理，真实地描绘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反对观念化、理想化的消极浪漫主义精神和创作方法。正因为如此，法国批评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虽然是个保皇党，但是他真实地再现了法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实状况，批判了法国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金钱至上、享乐主义等等的本质特征，从而被恩格斯赞誉为“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到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庸俗社会学观点的影响下，独尊现实主义精神和创作方法，排斥其他的文学艺术的精神和创作方法，并且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创作精神和创作方法，从而走向了极端化的错误之路。这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创作精神曾经也影响到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但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创作精神在前苏联产生了一些恶劣影响，使得等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代表人物不断反思和批判，最后在1956年正式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区别于前苏联的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这种区别和分道扬镳，正是等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坚持“生活源泉论”的选择。
艺术辩证法同样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揭示了艺术中的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2］154-155它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艺术辩证法。我们还可以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手稿，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等经典著作中看到马克思主义实践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比如一切事物及其构成因素都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相互转化，任何事物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变化发展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辩证法的活的灵魂，关于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的总结：量变质变的规律、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对立统一的规律等等，关于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及其相互关系的论述等等。对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辩证法是有着比较深刻的研究和发展的。他的《矛盾论》就是一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百科全书。当他把马克思主义实践辩证法运用到中国文学艺术实践的分析时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艺术辩证法。
遵循着马克思主义实践辩证法及其艺术辩证法，辩证地处理了文学艺术中的一系列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揭示了文学艺术中的生活美与艺术美的辩证关系。说：“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3］59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了政治和艺术、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他说：“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3］66-67解决了文学艺术的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为工农兵怎么写作”的大方向之下明确地解决了“如何去怎么写作”的问题，把这个问题具体化为“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明明白白地提出：“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3］60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明了真善美与检测恶丑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检测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3］90他又说：“人们历来不是讲真善美吗？真善美的反面是检测恶丑。没有检测恶丑就没有真善美。真理是同谬误对立的。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任何时候，总会有错误的东西存在，总会有丑恶的现象存在。任何时候，好同坏，善同恶，美同丑这样的对立，总会有的。香花同毒草也是这样。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在中国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3］107文学艺术作品和文学艺术现象之中各种不同的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除了生活美与艺术美、文艺与政治、内容与形式、真善美与检测恶丑、普及与提高等等关系，还有现实与理想、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继承与创新、中国文艺与外国文艺等等关系，这些文学艺术的组成要素都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相反相成、互相转化、对立统一的，是在人类社会实践之中不断变化发展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艺术辩证法就是辩证处理这些文学艺术的组成要素及其整体的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评价、判别一部文学艺术作品或文学艺术现象的成败得失、优劣好坏、美丑善恶的重要方面。
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并没有建构其完整的价值论的哲学和美学，也没有完整的艺术价值论，但是他们仍然关注并探讨了价值论的哲学和美学问题，可以说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作了一系列原则性论述。他们在政治经济学中探讨了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剩余价值等等，这已经是非常清楚的事实，毋庸赘述。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论述这些价值的时候，指出了一些可以形成转换到哲学和美学价值的意义。例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中，马克思指出：“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关系，是商品的经济上的质。”马克思又说：“作为价值，每一种商品都可以等分；在它的自然存在中，它却不是这样。作为价值，商品无论经历多少形态变化和存在形式，都仍然不变；在实际中，商品进行交换，只是因为它们不相同并且适合于各种不同的需要。”［4］84-85这就指明了价值的本质—社会关系，价值是与人的需要密切相关的，表明一般的“价值”概念就是一个与人的需要不可分割的社会关系的概念，也就是说，价值是离不开社会和人类及其需要的一种关系属性。那么，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就是文学艺术作品或文学艺术现象对于人的审美需要的关系所形成的属性，或者说就是，文学艺术作品或文学艺术现象能否满足人的审美需要的属性，审美价值是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对象性属性。如上所述，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之中就已经完整地阐述了真善美的价值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则基础上，在的设想的基础上，来构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艺术价值论，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美善相乐”、“比德说”等观点，把真、善、美统一起来，形成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真善美统一的价值理论体系。
因此，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形态大致上就是如上所述的艺术生产论、审美意识形态论、艺术掌握论、生活源泉论、艺术辩证法、艺术价值论这样几个部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只有在这样一些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上弄清楚了，才可能进行正确的、科学的、有效的文学批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