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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统文化我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传统文化因素科研方法和

收藏本文 2024-03-03 点赞:7513 浏览:20155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要:“重农抑商”政策是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实行的基本国策,它植根于中华大地,受到我国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本文从“重农抑商”政策的形成及演变入手,通过分析儒、法、道三家对“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及这一政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反作用,引导认识“重农抑商”这一历史现象。
关键词:重农抑商 传统文化 因素分析

一、我国“重农抑商”政策的形成及演变

我国“重农抑商”思想的创立当追溯到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根据《商君书·外传》的记载,商鞅在秦国实行了“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的政策,这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先河。到了两汉时期,汉武帝“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在我国历史上辉煌的隋唐时期,“重农抑商”思想略微有所松动,商业和手工业空前繁荣。但是统治者为了限制商业活动,仍然对商市的范围、时间和地点进行了限制。到了两宋时期,随着我国经济重心的南迁,极大的促进了南方地区的开发,农业生产技术和水平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但此时的抑商思想进一步的放松,商市出现了夜市景象,泉州、杭州等港口的市舶贸易十分活跃。应该说,我国“重农抑商”的政策在这一时期最为宽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的明清时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我国工商手工业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手工作坊和雇佣关系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但是明清时期,我国封建专制主义集权达到顶峰,并没有出现像两宋时期那样“抑商”思想明显松动的迹象。明太祖朱元璋喻告大臣:“理财之术,在使农不废耕,女不废织,厚本抑末。”清世宗雍正皇帝也强调“农为天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这种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思想从此在明清时期牢固树立。再加之,明清先后实行海禁和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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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这种“重农抑商”应该说是得到了大大的加强。
从上述我国“重农抑商”思想的演变,我们不难看出,不管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重农抑商”思想都是贯穿始终。但从总的历史脉络来看,我国“重农抑商”政策具体表现为:一、统治阶级反复强调“农本贾末”思想,从思想上牢固确立观念;二、在土地及农业问题上不断改革,防止土地兼并,巩固小农基础;如我国唐代的“两税法”改革,明清时期的“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这些都是为了巩固农业基础而进行的改革;三、统治阶级采取各种措施限制商业活动。如在身份上对商人实行歧视政策,在经济上给予商人重税,在政治上阻断其仕途等。总之,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重农抑商”政策从未间断过,它深深的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

二、我国“重农抑商”政策中的传统文化因素

正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所说的那样,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存在依赖于社会意识的指导。我国在漫长的封建历史长河中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这必然也是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1、儒家思想对“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长河中被推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并以“仁、义、礼、智、信”为代表,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思想体系。而在“重农抑商”政策的发展中,儒家的“义利观”成为一个重要的推动力。“贵义贱利”在整个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有绝对优势。儒家的所谓“义”,是指符合封建道德的等级观念。正如荀子所言“义者,所以等贵贱,明尊卑。”而儒家指的“利”是指能够满足人们正常需求的功利。“重义轻利”更是成为了封建社会判断是非的道德标准,正如《论语》所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从上述对儒家“贵义贱利”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这一思想的实质是主张人们放弃自己的利益,服从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这一思想自然会名正言顺的被统治者采用。一方面,从国家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要维护统治,就必须以农为本,即农业为国家大义。而工商业的发展,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于国无义,反而会为此而废农时,动国本。且放弃工商之利,也正体现国家轻利。所以,“重农抑商”政策从统治者角度看,是与儒家“重义轻利”思想相吻合的;另一方面,从被统治阶级的农民的角度来看,发展小农经济,放弃工商之利,是个人维护国家道义,放弃一己私利的体现,所以处于被统治阶级的农民也必须坚决维护和贯彻这一思想。

2、法家思想对“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

法家历来主张法治,提倡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法家作为“重农抑商”政策的首创者,对这一政策的推动与实施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法家更为务实的注重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认为一国的胜败归根到底的还是经济与军事实力。这与相对理想化的儒、道、墨三家三家而言,更能为统治阶级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具体到“重农抑商”的政策,法家认为“商官技艺之士亦不垦而食,是地不垦,与磐石一贯也。”这说明法家认为工商手工业者不从事农业生产,而且要消耗大量粮食,长此以往,会使国家土地荒芜,经济实力大减。同时法家认为商业背后的逐利性与封建专制主义存在深层次的矛盾。因为商人的逐利会导致“民富国贫”。所以,为了禁止商人的暴利,西汉著名理财专家桑弘羊提出要推行“盐铁官营、统一铸币”。从经济上彻底加强专制主义集权,实现“国富”,限制商人暴利。自西汉以后重农抑商、干预经济成为封建社会贯穿始终的社会正统赋税思想。可见,法家对“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

3、道家思想对“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

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主张“兼爱非攻”,即“无为”思想。因此,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道家思想被统治者采纳和应用往往是在王朝建立的初期,即给予百姓“休养生息”。而具体谈到道家对“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更多的还是侧重于“重农”。因为在封建王朝建立之初,往往经历了长期的战乱,经济社会急于修复发展。而在“休养生息”期间,往往伴随着免税和免租的现象,这对促进农业生产具有十分巨大的作用。同时,由于国家急需财富,一定程度的商业活动即有利于解决百姓生计,又有利于积累国家财富,因此,在王朝建立之初,商业往往是真正的“无为”。

三、我国“重农抑商”政策对传统文化的反作用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与发展。同样的,我国传统文化对“重农抑商”政策的制定实施产生了深远影响,相应的,此政策的实施也必然对传统文化产生反作用。一方面,“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为儒、法、道三家的相关理念提供了实践基础。特别是在儒家思想被奉为正统之后,统治阶级利用这一工具,将相关思想与封建专制主义相结合,从而使“重农抑商”思想在广大士子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从此,儒家思想不断的被加入专制主义思想,腐朽的因素也不断沉淀;另一方面,“重农抑商”政策的实践不断丰富了人们的认识,在不打破这一传统共识的基础上,人们不断的对农业进行改革,包括各种赋税制度、田制等等,这些制度的创新极大的拓展了传统文化的外延,也是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总之,“重农抑商”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基本国策”,它产生于中国长期的农耕文明和传统文化。同时,也极大的丰富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重农抑商”作为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坚持的理念,在早期对巩固专制主义集权,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在后期,这种维持小农经济的思想观念与早期资本主义萌芽思想格格不入,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先进生产力的进步,使中国逐步落后于世界历史潮流。但无论如何,这种植根于中华大地,吸纳传统文化的政策现象,依然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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