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
基金项目：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项目（09B09）摘要：从清末到民国，近代化淘汰了旧政权框架下的变革措施，国人逐渐认识到中国已经不由自主地卷入了宪政革命潮流。然而自清末立宪到民国各届政府的制宪，主动地变革宪法也迟迟不能完成宪政革命。反观中国近宪，在三次重要变革的关口都发生了向虚检测宪法变革的转变，这种转变产生了“检测宪法”现象，这无异于宪政革命的自戕。近代化以“检测宪法”的方式推进，直接导致了宪政革命陷入无法完成的境地。
关键词：中国近代化；宪政革命；制宪；检测宪法
：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3.02.028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 第26卷 第2期 张 颖：虚检测的宪法变革和未尽的宪政革命
立宪救国，曾是中国近代化转型中被寄予厚望的“救世灵丹”。自清末下诏“预备立宪”开始，上至士林官绅，下至贩夫走卒，举国是“宪法学家”；直至国民政府后期，国人对党国的不满转为对结束“训政”的推进，念念不忘对“宪政”的憧憬，每每雀跃于立宪——宪法获得“神化”象征，使中国近代化史几乎等同于一部宪政化史。
宪法学者张君劢先生曾感叹：“自民国成立以来，所谓宪法、约法或草案，已经不止一次。明白一点来说，三四次，或者说七八次，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这么说。所谓约法所谓宪法之既已颁布多次，何以条文自条文，政治自政治，好像有了宪法，也不过是一种具文。”＼[1＼]奋斗经年之后的事业仍未建成，这种无奈的感叹实在是任何国家在转型时代中必然经历的挣扎。伯尔曼就曾说过：“在一个时代的中叶，我们还看不到它的终点，它的起点也隐而不见。”＼[2＼]2所以张先生的话固然发人深省，却也不至令人绝望。要克服这种时代中叶的迷茫，需要回溯宪政化历程，才能重新发现“我们正在探寻的起源是什么”，又从哪里错失了时代的方向。
作为首位驻外公使，郭嵩焘更直接提出：“窃谓洋务，一言以蔽之曰：讲求应付之方而已矣。”＼[3＼]所以表面上，洋务运动大力兴办现代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变革既圈定了洋务派眼中的时代需求，也决定了他们的变革极限。经济结构最具有反传统的措施——“工商开禁”便集中地反映了这种变革深度。在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为主的模式背后是对“商”的深深警惕和根深蒂固的道德歧视，在改革中被作为“纲领性文件”的《劝学篇》中，也充斥着这种“贱商”色彩：“华商陋习，常有借招股欺骗之事，若无官权为之惩罚，则公司资本无一存者矣。及其造货厂无官权为之弹压，则一家获利百家仿行，检测冒牌名，工匠哄斗，谁为禁之？”对于这种变革模式的性质，杨念群教授作出了精辟的结论：“这种非制度化推动的工业化运动，并没有形成一种持续的现代化力量。”＼[4＼]
不过变革也颇具成效，三十年的“同光中兴”给了清王朝残喘的时机，鼓励了传统政权焕发出最后的生命力——直到甲午年的战败彻底打破了这种幻象。同时，变革产生了出人意表的结果。“工商开禁”仍然催生了传统体制内部的异己因素——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中国第一个政治自觉的近代性阶层在绅商阶层之中产生了①。一方面，绅商就其出身而言，在价值观和利益需求的双重驱动下都积极地追求“红顶商人”身份。表面上仿佛不知其类，实在是骨子里和传统政权体制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使他们对旧体制规则具有臣服的本能。在这种条件下，洋务派仍可以借官爵这种“人际关系”调整范围完成对绅商的动员，绅商由此使民族资产阶级表现出一种“守旧分子”＼[5＼]的妥协性——所以为了光绪小皇帝的赏识，康有为成了死心塌地的“保皇党”，正是“士为知己者死”的旧式节操。另一方面，“人际关系”的空间是有限的，绅商阶层感到挤压之余就产生了。传统政权体制本就是一个歧视他们的大环境，郑观应曾叹：“轮船招商开平矿，创自商人尽商股……办有成效倏变更，官夺商权难自主。……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②“红顶子”的成本和收益太不成比例，尤其要牺牲掉自己作为独立利益主体的存在意志，这就推动跻身“红顶”的人尝试从内部影响政权规则，于是他们竟不自觉地作了旧传统的反叛——其中，率先自觉到自己已经是旧体制内异己因素的，便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革新派。革新派对异己因素的自我觉醒包含着他们尝试与自己的根由作一决断，这种决断一开始不可能是彻底的——甲午海战的破灭得益于历史偶然的助力，但也彻底推动了他们对传统政权体制的反思：恐怕根本结构已经无法适用了。
伯尔曼说：“及时变革是所有面临不可抗拒变革压力的法律制度获得生命力的关键。革命的历史含义是冲破法律制度凝聚力的急剧的、打破连续过程的和激烈的变革。”＼[2＼]25在这历史的一刹那，及时变革发生了革命的第一步觉醒，它直接推动了戊戌变法的兴起。但是直到清末“新政”接过了戊戌变法的方案，百日的革新本身并没有产生太深远的影响，只是反映了政权变革的深度已经势在必行而已。
关键词：中国近代化；宪政革命；制宪；检测宪法
：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3.02.028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 第26卷 第2期 张 颖：虚检测的宪法变革和未尽的宪政革命
立宪救国，曾是中国近代化转型中被寄予厚望的“救世灵丹”。自清末下诏“预备立宪”开始，上至士林官绅，下至贩夫走卒，举国是“宪法学家”；直至国民政府后期，国人对党国的不满转为对结束“训政”的推进，念念不忘对“宪政”的憧憬，每每雀跃于立宪——宪法获得“神化”象征，使中国近代化史几乎等同于一部宪政化史。
宪法学者张君劢先生曾感叹：“自民国成立以来，所谓宪法、约法或草案，已经不止一次。明白一点来说，三四次，或者说七八次，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这么说。所谓约法所谓宪法之既已颁布多次，何以条文自条文，政治自政治，好像有了宪法，也不过是一种具文。”＼[1＼]奋斗经年之后的事业仍未建成，这种无奈的感叹实在是任何国家在转型时代中必然经历的挣扎。伯尔曼就曾说过：“在一个时代的中叶，我们还看不到它的终点，它的起点也隐而不见。”＼[2＼]2所以张先生的话固然发人深省，却也不至令人绝望。要克服这种时代中叶的迷茫，需要回溯宪政化历程，才能重新发现“我们正在探寻的起源是什么”，又从哪里错失了时代的方向。
一、被卷入的革命时代
宪政化的启动，实源于中国被迫卷入了时代的洪流。两次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让爱新觉罗氏深感相传二百多年的国祚面临颠覆的危险。这种危险在开始并没有被认为和历代“治乱循环”有什么不同，所以在经历了初期的震怒和恐慌之后，王朝最初的本能的反应是尝试重拾“天朝”尊严。(一)被动抵制的失败
虽然洋务运动被认为是积极变革的起源，但他们对近代化的认识，不单囿于器物层面，更因“华夷之辨”的出发点，使他们将变革当成抵制性武器。这种启动变革的价值动因，也设定了清王朝的变革目标——挽救衰微的王道，重振旧式帝国的生存方式。作为首位驻外公使，郭嵩焘更直接提出：“窃谓洋务，一言以蔽之曰：讲求应付之方而已矣。”＼[3＼]所以表面上，洋务运动大力兴办现代
源于：论文大纲怎么写www.udooo.com
军事工业，鼓励工商资本发展。但“尚富强”的价值观念从未跳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道德体系；“富强”从来都不是终极目标，它是为政权危机和民族危亡等政治需要怎么写作的，是剿灭内乱、抵抗“洋夷”而不得已为之的。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变革的正当性来源是“请征之经：穷则变，变则通，变通趋时，损益之道，与时偕行；《易》义也。器非求旧惟新，《尚书》义也。学在四夷，《春秋传》义”，是符合传统政权的变革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变革既圈定了洋务派眼中的时代需求，也决定了他们的变革极限。经济结构最具有反传统的措施——“工商开禁”便集中地反映了这种变革深度。在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为主的模式背后是对“商”的深深警惕和根深蒂固的道德歧视，在改革中被作为“纲领性文件”的《劝学篇》中，也充斥着这种“贱商”色彩：“华商陋习，常有借招股欺骗之事，若无官权为之惩罚，则公司资本无一存者矣。及其造货厂无官权为之弹压，则一家获利百家仿行，检测冒牌名，工匠哄斗，谁为禁之？”对于这种变革模式的性质，杨念群教授作出了精辟的结论：“这种非制度化推动的工业化运动，并没有形成一种持续的现代化力量。”＼[4＼]
不过变革也颇具成效，三十年的“同光中兴”给了清王朝残喘的时机，鼓励了传统政权焕发出最后的生命力——直到甲午年的战败彻底打破了这种幻象。同时，变革产生了出人意表的结果。“工商开禁”仍然催生了传统体制内部的异己因素——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中国第一个政治自觉的近代性阶层在绅商阶层之中产生了①。一方面，绅商就其出身而言，在价值观和利益需求的双重驱动下都积极地追求“红顶商人”身份。表面上仿佛不知其类，实在是骨子里和传统政权体制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使他们对旧体制规则具有臣服的本能。在这种条件下，洋务派仍可以借官爵这种“人际关系”调整范围完成对绅商的动员，绅商由此使民族资产阶级表现出一种“守旧分子”＼[5＼]的妥协性——所以为了光绪小皇帝的赏识，康有为成了死心塌地的“保皇党”，正是“士为知己者死”的旧式节操。另一方面，“人际关系”的空间是有限的，绅商阶层感到挤压之余就产生了。传统政权体制本就是一个歧视他们的大环境，郑观应曾叹：“轮船招商开平矿，创自商人尽商股……办有成效倏变更，官夺商权难自主。……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②“红顶子”的成本和收益太不成比例，尤其要牺牲掉自己作为独立利益主体的存在意志，这就推动跻身“红顶”的人尝试从内部影响政权规则，于是他们竟不自觉地作了旧传统的反叛——其中，率先自觉到自己已经是旧体制内异己因素的，便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革新派。革新派对异己因素的自我觉醒包含着他们尝试与自己的根由作一决断，这种决断一开始不可能是彻底的——甲午海战的破灭得益于历史偶然的助力，但也彻底推动了他们对传统政权体制的反思：恐怕根本结构已经无法适用了。
伯尔曼说：“及时变革是所有面临不可抗拒变革压力的法律制度获得生命力的关键。革命的历史含义是冲破法律制度凝聚力的急剧的、打破连续过程的和激烈的变革。”＼[2＼]25在这历史的一刹那，及时变革发生了革命的第一步觉醒，它直接推动了戊戌变法的兴起。但是直到清末“新政”接过了戊戌变法的方案，百日的革新本身并没有产生太深远的影响，只是反映了政权变革的深度已经势在必行而已。
源于：毕业论文致谢www.udooo.com
摘自：学报论文格式www.udooo.com
源于：党校毕业论文范文www.udooo.com
源于：毕业总结范文www.udo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