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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7-4309（2012）02-0094-2
埃利希·弗洛姆（1900-1980年）是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社会学家。作为20世纪的同龄人，他是一个具有深刻人文关怀精神的思想家，他一生都在关注着他所处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活于其中的人。透过现代西方社会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和人们生活富裕的表象，他看到现代西方人内心的焦虑、孤独、无权力感和不安全感，并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病态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的精神不健康，人被异化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特有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理论。
当人们普遍感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优越、合理时，弗洛姆却以犀利深邃的目光剖析了隐藏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繁荣背后的种种异化现象。他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已不能全面说明今天的异化现象，当代资本主义的异化不仅表现在劳动活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而且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生活领域，现代人面临的是一片异化的汪洋大海。可以说，现代人的异化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它几乎无孔不入，如一张巨大无比的网，笼罩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一，官僚异化。弗洛姆认为，官僚异化是现代社会最严重的异化，许多大企业和政府机构都受到官僚政治的操纵，由于管理机构的庞大和抽象化，官僚既无爱也无恨，他们象掌握数字或物品那样去管理人。为追求效率，使工人变成一个经济原子，一切按管理者的要求行动：干活时站在何处，如何干，大腿和胳膊应在多大范围和多少时间内活动。这样，人无异于档案中的数字，变成了物品，在一种所谓的科学程序中被摆弄来摆弄去，而人们却像对待神一样尊重官僚。第二，消费领域呈现异化状态。消费的意义在于给人一种更幸福、更满足的生活。然而，现代西方人的消费已经脱离了人的真正需要，它异化成工业与其他行业为了投资的利益而强加于人的需要。人们受到广告的诱惑，成为“商品饥饿者”，什么都想要，即使根本没有使用它们的要求和能力。这种追求不是享用，而是占有，为标明所有者的社会地位。于是，消费成为一种人为激发的幻想的满足，一种与自我真实需要相离异的行为，消费不再是手段，而成了目的。第三，人与他的同胞关系的异化。弗洛姆认为，联结人与人的，本该是爱的情感和友好的伴侣关系，但现在却蜕变成“一种两个抽象物、两个活机器之间相区别利用的关系”，即成了一种相互间有利可图的交易关系。在“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利己主义原则支配下，每个人都视对方为实现自己目标的手段，彼此之间相互利用、相互倾轧。热情友好的表面隐藏着疏远冷漠和难以察觉的不信任，真正的感情枯萎了。因此，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疏远和利己主义的关系。第四，人与自身相分离的异化。人本应该是有个性、有情感的自主个体，但是在“市场倾向”中，人将自己转化成了商品，他把自己的生命力投放到市场，以求获得最高利润，他的外貌、头脑、灵魂，他在生活中的学习和工作，以及他的品质、技术、知识、情感等都是他“人格包裹”中的财宝，有了这些财宝，便可以在人格市场上卖更高的。这样，当人只知道尽力适应外界的需要时，就体验不到自我的存在，变成了没有自我的物品，“物没有自我，变成了物的人也不可能有自我”。第五，科学技术领域呈现出人成为机器附属物、技术牺牲品的异化。在发现科学真理的过程中，人类掌握了支配自然的知识，但它也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人关心技术与物质价值，听从机器的安排和计算机的命令，变得被动、缺乏感情，人成为整个机器的附属物，变成自己创造物的奴隶，丧失了同他自身、同生命的联接。第六，选举制中，选民意愿的表达呈现异化。弗洛姆指出，在西方国家中，政治机器的运转就如同商品市场的活动一样，各个政党如同庞大的商业机构，职业政客就像商人一样使用施加压力的广告方法向公众推销他们的货物，政治宣传像商业广告制造消费一样制造着民意，公众就像在消费中受广告支配一样，在选举中受到政治宣传的左右，“他进行选举，自以为他是政治方针的制订者，那些他所接受的东西都是他自己做出的，但事实上，政治的决策主要受制于他无法驾驭和认识的那些力量。”也就是说，人们的情趣、意见、好恶都要受制于社会这部大机器，他们就不可能表达出自己的真正意愿。所以，西方的制度同样处在异化之中。
在对现代西方人的不幸图景作了具体描述后，弗洛姆作了一个概括性的说明：“是现代人异化于自己，异化于同类，异化于自然。人变成了商品，其生命力变成了投资，以便获得在现存市场条件下可能得到的最大利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讲不过是已经异化为自动机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此，他感叹道，在整个西方工业化的社会里，有大量证据表明：“我们发现自己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这场危机与其说是经济危机，不如说是人的危机。”
其次，自由之中的不自由。这种异化的现实表现就是人们“在快乐地、自由地”生活，却又不能真正地实现自由。现代的异化已不再表现为一种不合理的经济强制，而是成为一种全面的生活方式，一种渗透于人的个性，让人感到“比以前好得多”的生活方式。在现实生活中，现代西方人受到异己力量的操纵，在极度空虚中产生了饥饿和忧患，这种在满足了非自我的需要中产生的饥饿和忧患的形式是高极的，它们不具有阶级压迫的特有形式。人在新的物质享乐中获得某种虚检测的根本不现实的东西，人在物化的异化社会中的悲惨状态也仿佛被消除了。于是，异化就被从深层掩盖起来，让人们在新的虚检测意识形态中，自以为占有了自己的本质，自以为扬弃了异化，自以为获得了自由，但却更深地失去了真正的自我。
最后，人对自己的漠不关心。如果说上述两个方面是现代西方社会物质生活的两个方面，这便是现代西方人之心灵异化的表现。弗洛姆指出，现代西方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处于深刻的分裂之中，他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天职就是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就是积聚资本。当然，所有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实现人的幸福和拯救，而只是为了经济利益本身。个人就象是大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一样，其重要性决定于他的资本的多寡，资本多的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齿轮，资本少的就无足轻重了，但不管怎么样，人总是一个怎么写作于他自身之外的目标的齿轮。”在这种社会里，人变成了“空心人”、“没有个性的人”、“孤独的人群”。
因此，弗洛姆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远比马克思原来所理解的复杂，因为现代西方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都包含着它们各自相互重叠的异化之网，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而且，当代的异化对人造成的结果是一种心灵的折磨、精神的痛苦。总之，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异化相比，那种以经济上贫困为基本特征的异化只是一种“低等的异化”，现代的异化可以说是异化的异化。
其次，弗洛姆撇开社会的政治、经济因素而注重从社会意识、社会心理的角度考察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普遍性和深层次性，并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非创造性性格是现代西方人精神不健康的病因，或者说是现代西方人人性异化的原因，这其实就消除了异化理论的革命性。因此，尽管他揭露了当代西方社会诸多异化现象，涉及政治、经济、消费、社会关系、日常生活等领域，但总给人以隔靴搔痒、没有击中要害之感，因而，他始终无法为人们指出一条正确的消除异化的途径，就如同医生看病一样，病症说对了，病因却找错了，当然也就开不出对症的处方。
但是，弗洛姆对资本主义社会阴暗面的揭露，却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阶段，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生机，但是也使整个社会和人们的精神面貌有了极大的变动，如物欲膨胀，道德滑坡，等等。前车之覆，应该成为我们的后车之鉴，我们虽然有必要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使国力强大、富足起来，但我们更有必要抵制发达国家的歪风邪气，防止“病菌”的滋生、蔓延。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至今，如果使人沦为物的奴隶，人的精神面貌降至动物的水平，岂不可悲之至吗？因此，我们既要实行经济
[参考文献]
［1］弗洛姆著，欧阳谦译．健全的社会［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140，144，192．
［2］弗洛姆著，冯川等译．弗洛姆文集［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397．
［3］弗洛姆著，许俊达译．精神分析的危机［M］．北京：国际文联出版公司，1988：76．
［4］弗洛姆著，陈学明译．逃避自由［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149．
[作者简介]戴学英：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文章编号]1007-4309（2012）02-0094-2
埃利希·弗洛姆（1900-1980年）是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社会学家。作为20世纪的同龄人，他是一个具有深刻人文关怀精神的思想家，他一生都在关注着他所处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活于其中的人。透过现代西方社会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和人们生活富裕的表象，他看到现代西方人内心的焦虑、孤独、无权力感和不安全感，并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病态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的精神不健康，人被异化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特有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理论。
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表现
二战以后，特别是从50年始，西方资本主义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使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呈现新的生机，摘自：本科毕业论文结论www.udooo.com
同时，西方国家普遍推行国家福利政策，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等。面对西方社会的这些新变化、新发展，有不少人甚至包括一些原先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者都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进入到了太平盛世。从东方到西方，甚至在世界范围内，都奏起了歌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赞歌。当人们普遍感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优越、合理时，弗洛姆却以犀利深邃的目光剖析了隐藏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繁荣背后的种种异化现象。他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已不能全面说明今天的异化现象，当代资本主义的异化不仅表现在劳动活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而且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生活领域，现代人面临的是一片异化的汪洋大海。可以说，现代人的异化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它几乎无孔不入，如一张巨大无比的网，笼罩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一，官僚异化。弗洛姆认为，官僚异化是现代社会最严重的异化，许多大企业和政府机构都受到官僚政治的操纵，由于管理机构的庞大和抽象化，官僚既无爱也无恨，他们象掌握数字或物品那样去管理人。为追求效率，使工人变成一个经济原子，一切按管理者的要求行动：干活时站在何处，如何干，大腿和胳膊应在多大范围和多少时间内活动。这样，人无异于档案中的数字，变成了物品，在一种所谓的科学程序中被摆弄来摆弄去，而人们却像对待神一样尊重官僚。第二，消费领域呈现异化状态。消费的意义在于给人一种更幸福、更满足的生活。然而，现代西方人的消费已经脱离了人的真正需要，它异化成工业与其他行业为了投资的利益而强加于人的需要。人们受到广告的诱惑，成为“商品饥饿者”，什么都想要，即使根本没有使用它们的要求和能力。这种追求不是享用，而是占有，为标明所有者的社会地位。于是，消费成为一种人为激发的幻想的满足，一种与自我真实需要相离异的行为，消费不再是手段，而成了目的。第三，人与他的同胞关系的异化。弗洛姆认为，联结人与人的，本该是爱的情感和友好的伴侣关系，但现在却蜕变成“一种两个抽象物、两个活机器之间相区别利用的关系”，即成了一种相互间有利可图的交易关系。在“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利己主义原则支配下，每个人都视对方为实现自己目标的手段，彼此之间相互利用、相互倾轧。热情友好的表面隐藏着疏远冷漠和难以察觉的不信任，真正的感情枯萎了。因此，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疏远和利己主义的关系。第四，人与自身相分离的异化。人本应该是有个性、有情感的自主个体，但是在“市场倾向”中，人将自己转化成了商品，他把自己的生命力投放到市场，以求获得最高利润，他的外貌、头脑、灵魂，他在生活中的学习和工作，以及他的品质、技术、知识、情感等都是他“人格包裹”中的财宝，有了这些财宝，便可以在人格市场上卖更高的。这样，当人只知道尽力适应外界的需要时，就体验不到自我的存在，变成了没有自我的物品，“物没有自我，变成了物的人也不可能有自我”。第五，科学技术领域呈现出人成为机器附属物、技术牺牲品的异化。在发现科学真理的过程中，人类掌握了支配自然的知识，但它也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人关心技术与物质价值，听从机器的安排和计算机的命令，变得被动、缺乏感情，人成为整个机器的附属物，变成自己创造物的奴隶，丧失了同他自身、同生命的联接。第六，选举制中，选民意愿的表达呈现异化。弗洛姆指出，在西方国家中，政治机器的运转就如同商品市场的活动一样，各个政党如同庞大的商业机构，职业政客就像商人一样使用施加压力的广告方法向公众推销他们的货物，政治宣传像商业广告制造消费一样制造着民意，公众就像在消费中受广告支配一样，在选举中受到政治宣传的左右，“他进行选举，自以为他是政治方针的制订者，那些他所接受的东西都是他自己做出的，但事实上，政治的决策主要受制于他无法驾驭和认识的那些力量。”也就是说，人们的情趣、意见、好恶都要受制于社会这部大机器，他们就不可能表达出自己的真正意愿。所以，西方的制度同样处在异化之中。
在对现代西方人的不幸图景作了具体描述后，弗洛姆作了一个概括性的说明：“是现代人异化于自己，异化于同类，异化于自然。人变成了商品，其生命力变成了投资，以便获得在现存市场条件下可能得到的最大利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讲不过是已经异化为自动机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此，他感叹道，在整个西方工业化的社会里，有大量证据表明：“我们发现自己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这场危机与其说是经济危机，不如说是人的危机。”
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特征
首先，丰裕社会之匮乏。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物质生产、科学实践和文化等领域突飞猛进，科技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正如许多学者所说，此时的西方社会是丰裕的社会，物质生活已经达到极大的丰富状态，而支持物质生产交往的生产力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广泛阶层的生活水平已提高到这样的地步，而且几乎已经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那种无产阶级的悲惨境地，他们对社会解放的兴趣已不再直接以经济形式表达出来，‘异化’已丧失了它经济上明显的贫困形态。但弗洛姆却指出，就是在这样一个物质丰裕的社会里，存在着普遍的匮乏，只不过这种匮乏是相对的。并且，这种匮乏不是指物质产品的匮乏，而是指爱、理性等的匮乏。其次，自由之中的不自由。这种异化的现实表现就是人们“在快乐地、自由地”生活，却又不能真正地实现自由。现代的异化已不再表现为一种不合理的经济强制，而是成为一种全面的生活方式，一种渗透于人的个性，让人感到“比以前好得多”的生活方式。在现实生活中，现代西方人受到异己力量的操纵，在极度空虚中产生了饥饿和忧患，这种在满足了非自我的需要中产生的饥饿和忧患的形式是高极的，它们不具有阶级压迫的特有形式。人在新的物质享乐中获得某种虚检测的根本不现实的东西，人在物化的异化社会中的悲惨状态也仿佛被消除了。于是，异化就被从深层掩盖起来，让人们在新的虚检测意识形态中，自以为占有了自己的本质，自以为扬弃了异化，自以为获得了自由，但却更深地失去了真正的自我。
最后，人对自己的漠不关心。如果说上述两个方面是现代西方社会物质生活的两个方面，这便是现代西方人之心灵异化的表现。弗洛姆指出，现代西方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处于深刻的分裂之中，他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天职就是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就是积聚资本。当然，所有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实现人的幸福和拯救，而只是为了经济利益本身。个人就象是大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一样，其重要性决定于他的资本的多寡，资本多的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齿轮，资本少的就无足轻重了，但不管怎么样，人总是一个怎么写作于他自身之外的目标的齿轮。”在这种社会里，人变成了“空心人”、“没有个性的人”、“孤独的人群”。
因此，弗洛姆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远比马克思原来所理解的复杂，因为现代西方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都包含着它们各自相互重叠的异化之网，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而且，当代的异化对人造成的结果是一种心灵的折磨、精神的痛苦。总之，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异化相比，那种以经济上贫困为基本特征的异化只是一种“低等的异化”，现代的异化可以说是异化的异化。
三、弗洛姆异化理论的局限性
首先，弗洛姆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分析和揭露，是站在抽象的人本主义立场，而不是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他把异化看作是一种主观心理体验和感受，这无疑否定了异化的客观原因。同时，他还将异化“泛化”，即将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病、各种社会问题都归结为异化，都通通贴上异化的标签，这种做法，无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异化，更无助于寻找消除异化的正确途径。其次，弗洛姆撇开社会的政治、经济因素而注重从社会意识、社会心理的角度考察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普遍性和深层次性，并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非创造性性格是现代西方人精神不健康的病因，或者说是现代西方人人性异化的原因，这其实就消除了异化理论的革命性。因此，尽管他揭露了当代西方社会诸多异化现象，涉及政治、经济、消费、社会关系、日常生活等领域，但总给人以隔靴搔痒、没有击中要害之感，因而，他始终无法为人们指出一条正确的消除异化的途径，就如同医生看病一样，病症说对了，病因却找错了，当然也就开不出对症的处方。
但是，弗洛姆对资本主义社会阴暗面的揭露，却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阶段，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生机，但是也使整个社会和人们的精神面貌有了极大的变动，如物欲膨胀，道德滑坡，等等。前车之覆，应该成为我们的后车之鉴，我们虽然有必要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使国力强大、富足起来，但我们更有必要抵制发达国家的歪风邪气，防止“病菌”的滋生、蔓延。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至今，如果使人沦为物的奴隶，人的精神面貌降至动物的水平，岂不可悲之至吗？因此，我们既要实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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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也要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包括精神文明建设、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制的健全等。[参考文献]
［1］弗洛姆著，欧阳谦译．健全的社会［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140，144，192．
［2］弗洛姆著，冯川等译．弗洛姆文集［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397．
［3］弗洛姆著，许俊达译．精神分析的危机［M］．北京：国际文联出版公司，1988：76．
［4］弗洛姆著，陈学明译．逃避自由［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149．
[作者简介]戴学英：吉林大学珠海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