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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唐两代的太仆，均职掌车马，其职官性质似乎未曾变化，实际上南朝时期的太仆已不再掌车，更重要的是车马的国用与御用分离；北朝时期，虽然形式上一仍汉魏旧制，车马均在太仆辖下，但将御用与国用区分开来却迥异于汉魏，这是学习南朝制度的结果。唐代的太仆制度则是前承南朝，体现了汉唐之际太仆制度演变的总趋势——家国分离及南朝化。
关键词：太仆；车马；御用；国用；魏晋南北朝
1003-854X（2012）08-0096-08
太仆，秦官，掌乘舆马匹，职掌类似于今天的交通管理。秦的情况不甚明悉，但西汉时期，太仆所掌不只是提供皇家御用，还包括一般的军国用度，《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称太仆在边郡有六个牧场且养马数量巨大，可知其中包括大批军马，有关这方面的详细研究，可以参考日本学者加藤繁氏的论证。
东汉太仆机构多有省并。地方牧场唯留汉阳一地，其太仆下辖三令，车府令所掌为“乘舆诸车”，未央厩令所掌为“乘舆诸马”，“乘舆”一词在汉代本来就专指皇帝御用。而考工令职掌中并无“御”字，可见其所作兵器并非专供皇室。
唐代太仆寺亦职掌车马，似乎从汉至唐，太仆职掌没有什么变化，实际上并非如此。加藤繁氏的研究提示我们，帝室与国家，御用与国用是一组相对的概念，两汉时期财政上的变化已经开其端倪。以家国分离为中心，对于汉唐间——魏晋南北朝时期太仆制度的的演变及其变化趋向的探讨，即为本文的主题。
东汉时就有考工、车府两令，另有未央厩令，此改称乘黄厩令。虽然新增骅骝厩令，但骅骝本是骏马名，所掌盖同于乘黄。以上诸官职掌大抵与东汉相当，只有典虞都尉与牧官都尉需略作解释。
典虞都尉一职，洪氏日“主田猎”，当是由“虞”字而来。《尚书正义·舜典》“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条注曰：“虞，掌山泽之官。”洪氏可能由“掌山泽”联系到田猎的。田猎除了供君王娱乐，更重要的是为了演兵讲武，自汉以来就是如此。三国战乱，各国君主借田猎制度演兵讲武。典虞都尉属下还有专司造车的车工，
《三国志·魏书·后妃传》：“（明悼毛皇后父）嘉本典虞车工。”上揭加藤繁氏论文就已经指出西汉天子校猎征伐等所用的乘舆是由太仆制造的，那么典虞车工所造之车应当就是专门为天子田猎而准备的。在太仆之下设典虞都尉一职，可以说既有现实意义，也有历史根据。
牧官都尉一职，《唐六典·太仆寺》“上牧，监一人，从五品下”条注曰：《汉旧仪》：“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头，择取教习，给六厩；牛、羊无数，以给牺牲。中兴省。汉阳有牧马苑令，羽林郎监领。”魏置牧官都尉，晋因之。
洪氏以“主边郡苑马”为其职掌。是举其大而遗其细。因《汉旧仪》指汉之牧师除牧马以外，尚饲养牛羊，魏之承汉，不应有异，我们虽然找不到魏晋时期的例子，但石赵时期却有，《晋书·石季龙载记上》：“又发诸州二十六万人修洛阳宫。发百姓牛二万余头配朔州牧官。”这里就明确记载是将牛配给牧官，可见牧官也饲养牛。曹魏不当例外，所以，曹魏之牧官都尉是设在掌管边郡放牧之事，而地方牧官除牧马之外，尚饲养牛羊，同于汉制。而新设之典牧令恐怕才是专职掌管养马的官员。
晋制，据《晋书·职官志》：太仆，统典农、典虞都尉，典虞丞，左右中典牧都尉，车府典牧，乘黄厩、骅骝厩、龙马厩等令。典牧又别置羊牧丞。
按，中华书局点校本恐有误，“车府典牧”之间应以顿号隔开，车府、典牧为两官，不当合并。《唐六典·太仆寺》“太仆寺：卿一人，从三品”条注曰：晋太仆……统典农、典虞都尉、典虞丞、牧官都尉、左、右、中典牧都尉、典牧令、诸羊牧丞、乘黄、骅骝、龙马三厩令。
明载晋有典牧令一职，且《晋书》所载太仆属官，脱漏
可知典农一系官员在晋武帝泰始二年（266年）罢，后又恢复，但典农一系官员均系地方官员，洪饴孙《三国职官表》考证典农类官员时说：案：《武纪》建安元年注《魏书》、《晋书·食货志》、《通鉴》皆云建安元年郡国列置田官。即指典农中郎将、校尉、都尉诸官也。正元元年，诏所在郡典农慰卸死事□□传臣辄移三征，及州郡国典农安慰所部吏民。《晋宣帝纪》：景初二年，敕郡守典农皆往会焉。是各郡皆有典农也。成熙元年诏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是典农中郎将、校尉分列诸郡国，典农都尉分列诸县也。
曹魏典农都尉布于诸县，现在何以会在置一典农都尉，就算新设，似也应该归大司农管辖，怎么会划入太仆？太仆之掌管车马与典农都尉之掌管屯田本不相涉，限于史料，只能存疑待考。
典虞一系官员上承曹魏，仍当是主管田猎之官。曹魏之典虞有车工，则典虞有造车之职能。考晋之典虞，还掌牲畜之管理。《晋书·食货志》：（成宁三年）诏曰：“孳育之物，不宜减散。事遂停寝。问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种产牛，大小相通，有四万五千余头。苟不益世用，头数虽多，其费日广。古者匹马匹牛，居则以耕，出则以战，非如猪羊类也。”
按，典虞、右典牧为不同职官，点校本于两词中间似加顿号为妥。可见典虞也养牛。关于典虞养牛，或问：牛主要用于耕作，典虞为掌田猎之官，养牛何用？实际上，牛之主要用途确在耕种，但魏晋时期，初因战争关系，马匹稀少，方用牛驾车，但其后汇为一时之风尚，已非如汉初“将相或乘牛车”之比。
御马之待遇显然比一般牧养之军国马匹高出许多，饲养之人必须“敬而式之”。在区分马匹的性质上，隋唐是一贯的。刘宋以来，即以门下之骅骝厩掌御马，隋炀帝以太仆之骅骝入殿内尚乘局。唐因之，正是体现了对自南朝开始的家国分离态势的一个总结。
我们再来看车。隋唐太仆属下皆有乘黄、车府两令以掌车。《唐六典·太仆寺》：乘黄令掌天子车辂，辨其名数与驯驭之法：丞为之贰。车府令掌王公已下车辂，辨其名数及驯驭之法；丞为之贰。
则乘黄、车府所掌职责明确，一掌天子之车，一掌王公以下车，这种区分也不是北朝制度，如上所说，是刘宋以来的南朝之制。不过，梁代复置的太仆，并没有掌车职责，但北朝太仆是复汉魏之旧，有掌车职责的。
而且，隋炀帝在车的问题上，开始区分车辇之别了，这也涉及到太仆的职掌问题。隋炀帝置殿内省，其下有“尚辇局”，据《唐六典·殿中省》“尚辇局：奉御二人，从五品上”条注曰：古谓人牵为辇，春秋宋万以乘车辇其母。秦始皇乃去其轮而舆之，汉代遂为人君之乘。后汉有乘舆六辇。魏、晋小出则乘之，及过江而亡……秦、汉、魏、晋并太仆属官车府令掌之，东晋省太仆，遂隶尚书驾部。宋、齐、梁、陈车府、乘黄令、丞掌之，后魏、北齐则乘黄、车府令兼掌之，后周则司车辂主之，隋又乘黄、车府令兼掌之。
其实，辇就是车的一种，只不过单纯的辇无轮，用人牵而已。辇配上不同的动物，如象、马等，就是象辇、马辇，这种辇恐怕有轮，与车辂只在形制上有别，其实差异并不大。汉、魏、晋车府令掌乘舆诸车，所以辇亦归其掌管，自宋乘黄令掌乘舆车辆，所以自宋以下，辇由乘黄、车府两令兼掌，这也可证明上述乘黄自宋始分车府之掌不误。自南北朝以来，辇常用于郊祀等礼仪场合，但辇、辂的区分究竟为何，实难以判明。唐制，尚辇奉御之职据《唐六典·殿中省》：“尚辇奉御掌舆辇、缴扇之事。”而乘黄令所掌乘舆五辂，据同书《太仆寺》：一曰玉辂；二曰金辂；三曰象辂；四曰革辂；五曰木辂。
是一掌天子之辇，一掌天子之辂。而辇之用多在宫内，辂之用多在宫外，此或为炀帝于殿内省置尚辇局之因。
自汉代以来，太仆所掌为舆马，包括御用与一般军国所用。魏晋因袭，东晋省太仆，使原来太仆属下诸职分隶于各处，这也是促成这些署改变职能的一个契机。其中，乘黄令分车府令之职。掌乘舆，或因乘舆法驾多与祭祀礼仪等有关，自宋隶属太常，历四朝而不变；车府令则属尚书驾部，自被乘黄分权，其所掌恐为一般军国所用车辆。而骅骝厩之属于门下，也自宋始，这是明确将御马与一般军国所用马匹区分开来，而且由两个不同的部门管辖，明显改变了汉晋以来太仆一统的局面。至梁武帝重置太仆卿，乘黄、车府仍分隶太常、尚书驾部，梁之太仆并无掌车之职；骅骝也仍属门下，梁之太仆虽掌马匹，但仅备军国一般所用。北朝则在统属形式上仍沿汉魏之旧，车马均在太仆辖下。但乘黄令之专掌御车与骅骝令之专掌御马则明显是承南朝前期之制。隋唐一统，虽日上承北齐之制，但职能变化最大之乘黄、车府则是由南入北再注入隋唐，隋炀帝更严为御用、国用之别，殿内省设尚乘局、尚辇局以掌天子御用之马、辇。所以，形式上，汉代太仆掌舆马与隋唐太仆掌舆马相同，但实际上，以南朝前期划分御用、国用始，太仆之职遂偏重于国用，隋唐承之，殿中省之两局遂与太仆诸署分掌舆马。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魏晋南北朝时期太仆职掌的演变以图表显示出来。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三源说是指导中古史研究的重要理论，但先生讨论的重点在南北朝，很少追述汉代。日本学者论加藤繁氏提出帝室与国家概念，将皇室
由于文献记载的完整，汉唐两代的官制成为帝制早期的范本。唐制对汉制，有继承又有发展。前辈学者大多关注机构与职官的增减等明显的变化。其实，在一些名称完全相同的机构和职官上，也存在着很多的差异，如机构功能、性质及职官权力的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民族对抗、文化融合@等等，是造成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太仆；车马；御用；国用；魏晋南北朝
1003-854X（2012）08-0096-08
太仆，秦官，掌乘舆马匹，职掌类似于今天的交通管理。秦的情况不甚明悉，但西汉时期，太仆所掌不只是提供皇家御用，还包括一般的军国用度，《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称太仆在边郡有六个牧场且养马数量巨大，可知其中包括大批军马，有关这方面的详细研究，可以参考日本学者加藤繁氏的论证。
东汉太仆机构多有省并。地方牧场唯留汉阳一地，其太仆下辖三令，车府令所掌为“乘舆诸车”，未央厩令所掌为“乘舆诸马”，“乘舆”一词在汉代本来就专指皇帝御用。而考工令职掌中并无“御”字，可见其所作兵器并非专供皇室。
唐代太仆寺亦职掌车马，似乎从汉至唐，太仆职掌没有什么变化，实际上并非如此。加藤繁氏的研究提示我们，帝室与国家，御用与国用是一组相对的概念，两汉时期财政上的变化已经开其端倪。以家国分离为中心，对于汉唐间——魏晋南北朝时期太仆制度的的演变及其变化趋向的探讨，即为本文的主题。
一、讨论基础：魏晋太仆及其职掌
三国之制，据洪饴孙《三国职官表》，魏、蜀、吴三国皆有太仆卿之设，曹魏太仆卿下统：典虞都尉一人。左右中牧官都尉三人。考工令一人。车府令一人。典牧令一人。乘黄厩令一人。骅骝厩令一人。东汉时就有考工、车府两令，另有未央厩令，此改称乘黄厩令。虽然新增骅骝厩令，但骅骝本是骏马名，所掌盖同于乘黄。以上诸官职掌大抵与东汉相当，只有典虞都尉与牧官都尉需略作解释。
典虞都尉一职，洪氏日“主田猎”，当是由“虞”字而来。《尚书正义·舜典》“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条注曰：“虞，掌山泽之官。”洪氏可能由“掌山泽”联系到田猎的。田猎除了供君王娱乐，更重要的是为了演兵讲武，自汉以来就是如此。三国战乱，各国君主借田猎制度演兵讲武。典虞都尉属下还有专司造车的车工，
《三国志·魏书·后妃传》：“（明悼毛皇后父）嘉本典虞车工。”上揭加藤繁氏论文就已经指出西汉天子校猎征伐等所用的乘舆是由太仆制造的，那么典虞车工所造之车应当就是专门为天子田猎而准备的。在太仆之下设典虞都尉一职，可以说既有现实意义，也有历史根据。
牧官都尉一职，《唐六典·太仆寺》“上牧，监一人，从五品下”条注曰：《汉旧仪》：“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头，择取教习，给六厩；牛、羊无数，以给牺牲。中兴省。汉阳有牧马苑令，羽林郎监领。”魏置牧官都尉，晋因之。
洪氏以“主边郡苑马”为其职掌。是举其大而遗其细。因《汉旧仪》指汉之牧师除牧马以外，尚饲养牛羊，魏之承汉，不应有异，我们虽然找不到魏晋时期的例子，但石赵时期却有，《晋书·石季龙载记上》：“又发诸州二十六万人修洛阳宫。发百姓牛二万余头配朔州牧官。”这里就明确记载是将牛配给牧官，可见牧官也饲养牛。曹魏不当例外，所以，曹魏之牧官都尉是设在掌管边郡放牧之事，而地方牧官除牧马之外，尚饲养牛羊，同于汉制。而新设之典牧令恐怕才是专职掌管养马的官员。
晋制，据《晋书·职官志》：太仆，统典农、典虞都尉，典虞丞，左右中典牧都尉，车府典牧，乘黄厩、骅骝厩、龙马厩等令。典牧又别置羊牧丞。
按，中华书局点校本恐有误，“车府典牧”之间应以顿号隔开，车府、典牧为两官，不当合并。《唐六典·太仆寺》“太仆寺：卿一人，从三品”条注曰：晋太仆……统典农、典虞都尉、典虞丞、牧官都尉、左、右、中典牧都尉、典牧令、诸羊牧丞、乘黄、骅骝、龙马三厩令。
明载晋有典牧令一职，且《晋书》所载太仆属官，脱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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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官都尉一职。试将晋太仆属官进行分类：其一，典农都尉；其二，典虞都尉、典虞丞；其三、牧官都尉、典牧都尉、典牧令、羊牧丞；其四，车府、乘黄、骅骝、龙马诸令。
这四类属官中最可怪者，乃是以典农都尉划归太仆管辖。我们知道，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典农都尉一系农官为曹操所创，掌管各地屯田事宜，《通典·职官八·司农卿》“典农中郎将、典农都尉、典农校尉”条注曰：并曹公置。晋武帝泰始二年，罢农官为郡县，后复有之。隋炀帝罢典农官。可知典农一系官员在晋武帝泰始二年（266年）罢，后又恢复，但典农一系官员均系地方官员，洪饴孙《三国职官表》考证典农类官员时说：案：《武纪》建安元年注《魏书》、《晋书·食货志》、《通鉴》皆云建安元年郡国列置田官。即指典农中郎将、校尉、都尉诸官也。正元元年，诏所在郡典农慰卸死事□□传臣辄移三征，及州郡国典农安慰所部吏民。《晋宣帝纪》：景初二年，敕郡守典农皆往会焉。是各郡皆有典农也。成熙元年诏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是典农中郎将、校尉分列诸郡国，典农都尉分列诸县也。
曹魏典农都尉布于诸县，现在何以会在置一典农都尉，就算新设，似也应该归大司农管辖，怎么会划入太仆？太仆之掌管车马与典农都尉之掌管屯田本不相涉，限于史料，只能存疑待考。
典虞一系官员上承曹魏，仍当是主管田猎之官。曹魏之典虞有车工，则典虞有造车之职能。考晋之典虞，还掌牲畜之管理。《晋书·食货志》：（成宁三年）诏曰：“孳育之物，不宜减散。事遂停寝。问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种产牛，大小相通，有四万五千余头。苟不益世用，头数虽多，其费日广。古者匹马匹牛，居则以耕，出则以战，非如猪羊类也。”
按，典虞、右典牧为不同职官，点校本于两词中间似加顿号为妥。可见典虞也养牛。关于典虞养牛，或问：牛主要用于耕作，典虞为掌田猎之官，养牛何用？实际上，牛之主要用途确在耕种，但魏晋时期，初因战争关系，马匹稀少，方用牛驾车，但其后汇为一时之风尚，已非如汉初“将相或乘牛车”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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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指“邦国”无疑，可证太仆所养诸马也是一般军国所用。掌御马者，仍是殿中省之尚乘奉御，《唐六典·殿中省》：尚乘奉御掌内外闲厩之马，辨其粗良，而率其习驭；直长为之贰……凡御马必敬而式之，非因调习，不得捶击；习其进御之制，而为出入之禁。御马之待遇显然比一般牧养之军国马匹高出许多，饲养之人必须“敬而式之”。在区分马匹的性质上，隋唐是一贯的。刘宋以来，即以门下之骅骝厩掌御马，隋炀帝以太仆之骅骝入殿内尚乘局。唐因之，正是体现了对自南朝开始的家国分离态势的一个总结。
我们再来看车。隋唐太仆属下皆有乘黄、车府两令以掌车。《唐六典·太仆寺》：乘黄令掌天子车辂，辨其名数与驯驭之法：丞为之贰。车府令掌王公已下车辂，辨其名数及驯驭之法；丞为之贰。
则乘黄、车府所掌职责明确，一掌天子之车，一掌王公以下车，这种区分也不是北朝制度，如上所说，是刘宋以来的南朝之制。不过，梁代复置的太仆，并没有掌车职责，但北朝太仆是复汉魏之旧，有掌车职责的。
而且，隋炀帝在车的问题上，开始区分车辇之别了，这也涉及到太仆的职掌问题。隋炀帝置殿内省，其下有“尚辇局”，据《唐六典·殿中省》“尚辇局：奉御二人，从五品上”条注曰：古谓人牵为辇，春秋宋万以乘车辇其母。秦始皇乃去其轮而舆之，汉代遂为人君之乘。后汉有乘舆六辇。魏、晋小出则乘之，及过江而亡……秦、汉、魏、晋并太仆属官车府令掌之，东晋省太仆，遂隶尚书驾部。宋、齐、梁、陈车府、乘黄令、丞掌之，后魏、北齐则乘黄、车府令兼掌之，后周则司车辂主之，隋又乘黄、车府令兼掌之。
其实，辇就是车的一种，只不过单纯的辇无轮，用人牵而已。辇配上不同的动物，如象、马等，就是象辇、马辇，这种辇恐怕有轮，与车辂只在形制上有别，其实差异并不大。汉、魏、晋车府令掌乘舆诸车，所以辇亦归其掌管，自宋乘黄令掌乘舆车辆，所以自宋以下，辇由乘黄、车府两令兼掌，这也可证明上述乘黄自宋始分车府之掌不误。自南北朝以来，辇常用于郊祀等礼仪场合，但辇、辂的区分究竟为何，实难以判明。唐制，尚辇奉御之职据《唐六典·殿中省》：“尚辇奉御掌舆辇、缴扇之事。”而乘黄令所掌乘舆五辂，据同书《太仆寺》：一曰玉辂；二曰金辂；三曰象辂；四曰革辂；五曰木辂。
是一掌天子之辇，一掌天子之辂。而辇之用多在宫内，辂之用多在宫外，此或为炀帝于殿内省置尚辇局之因。
自汉代以来，太仆所掌为舆马，包括御用与一般军国所用。魏晋因袭，东晋省太仆，使原来太仆属下诸职分隶于各处，这也是促成这些署改变职能的一个契机。其中，乘黄令分车府令之职。掌乘舆，或因乘舆法驾多与祭祀礼仪等有关，自宋隶属太常，历四朝而不变；车府令则属尚书驾部，自被乘黄分权，其所掌恐为一般军国所用车辆。而骅骝厩之属于门下，也自宋始，这是明确将御马与一般军国所用马匹区分开来，而且由两个不同的部门管辖，明显改变了汉晋以来太仆一统的局面。至梁武帝重置太仆卿，乘黄、车府仍分隶太常、尚书驾部，梁之太仆并无掌车之职；骅骝也仍属门下，梁之太仆虽掌马匹，但仅备军国一般所用。北朝则在统属形式上仍沿汉魏之旧，车马均在太仆辖下。但乘黄令之专掌御车与骅骝令之专掌御马则明显是承南朝前期之制。隋唐一统，虽日上承北齐之制，但职能变化最大之乘黄、车府则是由南入北再注入隋唐，隋炀帝更严为御用、国用之别，殿内省设尚乘局、尚辇局以掌天子御用之马、辇。所以，形式上，汉代太仆掌舆马与隋唐太仆掌舆马相同，但实际上，以南朝前期划分御用、国用始，太仆之职遂偏重于国用，隋唐承之，殿中省之两局遂与太仆诸署分掌舆马。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魏晋南北朝时期太仆职掌的演变以图表显示出来。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三源说是指导中古史研究的重要理论，但先生讨论的重点在南北朝，很少追述汉代。日本学者论加藤繁氏提出帝室与国家概念，将皇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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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与国家财政进行了明确区分。这是本文基本的理论来源。由于文献记载的完整，汉唐两代的官制成为帝制早期的范本。唐制对汉制，有继承又有发展。前辈学者大多关注机构与职官的增减等明显的变化。其实，在一些名称完全相同的机构和职官上，也存在着很多的差异，如机构功能、性质及职官权力的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民族对抗、文化融合@等等，是造成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