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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不仅把人类解放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价值目标，而且还把自己全部的l心血和智慧倾注于对人类解放道路的探索。在其所创立的新世界观即历史观中，他把人类解放道路的开启诉诸于对人的现实生活，即资本主义存在方式的批判。通过揭示这种“总的活动”的本质，在人的存在方式(劳动)和对象性本质(社会)两个向度上指明了人类实现自我解放的方向，为人类敞开了面向未来的空间。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全面深入地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道路的思想，对于正在致力于现代化建设和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的当代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人类解放 政治哲学 马克思历史观
[]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02－0027－05
一
人类解放，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人类不懈追求的目标和价值。在马克思看来，人类解放的本质是生存方式的变革，用他的话说，就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这是一种蕴涵于现实的个人能动的生活过程之中的可能性。然而，如何把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如何在人们每天都要过、都在过的现实生活中开启通往实现自身解放的道路，这又是一个十分复杂且容易导致事态发生偏差的问题。现代哲学对理性主义和启蒙主义的反思、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拒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遭受的曲折，不能不成为我们今天阐发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思想背景和现实关照。
马克思主义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效果历史”表明，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真实地参与了这一时期人类历史的进程，深刻地影响并作用于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及其具体事态，而且，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重要力量。由于它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之中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的因素，因而，它必将伴随人类这一发展阶段的始终。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只要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还存在，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过时。另一方面，马克思及其思想毕竟是以学说或者“文本”方式存在的。文本离不开解释和理解，本质上是一种当前视阈和历史视阈的“融合”。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理解是被理解东西的存在。马克思作为一位生活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思想家，他所面临的具体历史环境、问题和任务早已时过境迁，因此不能再拘泥于他所谈论的具体问题去把握他的思想，而必须深入到其思想的本质之中，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理解他的理论和学说；按照他所提示的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思想原则，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揭示的把现实的个人，即他们的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作为考察历史的前提，以当代人的现实生活过程为背景去理解和阐发马克思关于实现人类解放的方式和路径。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他们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人的解放如同社会经济形态本身的发展一样，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如果“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的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可见，对于人的解放问题的探索，不能诉诸于任何激进主义的政治企图，也不能在历史的表层即各种具体的社会问题的层面去使用马克思“人的解放”这个涉及人的存在的根本问题的字眼，而必须是在“反抗旧的‘生活活动’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的活动”’的意义上去把握它的内涵。那么，这条关乎人类终极命运的道路到底存在于什么地方呢?我们不妨在此先作出一个抽象的回答：它就在现实的人的脚下!人类向来就处在实现自我解放的历史进程之中。马克思历史观作为政治哲学的意义就在于，它把这个内在于人的生存活动之中的“意象性”，由自发变为了自觉，由“解释世界”的思辨的概念逻辑变为了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的生活逻辑。这个人类解放的逻辑集中体现在“共产主义”这个人们既熟悉又陌生的规定中。
二
共产主义首先是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众所周知，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用以表达他们全部思想和学说价值取向的一个概念。由于马克思已经把哲学由理论形态改造为了实践形态，因此，共产主义在他们那里总是以一种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的方式出现的，它更多的是用以“描述”人的现实生活活动能动性的“动词”，而不是一个表述某种理想生活状态“在场”性的“名词”。
马克思从来没对所谓共产主义社会作出过任何具体的构想，他深知对历史性的人的未来生存状态设想得越具体，就会越流于荒谬。因此，他只是紧扣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表现为人的生存方式的“总的活动”，即“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的“异化劳动”和“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是颠倒地表现出来的，就是说，表现为物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社会生活现实来进行揭露和批判。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在同一部论著中，他们还说道：“共产主义是用实际的手段来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由此可见，共产主义并不存在于理想的彼岸世界，它就存在于“现有的前提”即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凡是针对作为现实生活“总的活动”，也就是针对现代性即资本主义生存方式本身所进行的批判和反抗，都是共产主义真实存在的证明。
对马克思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理解是需要生活前提的。当人们还生活在某种形式的“人的依赖关系”中，生活活动还具有某种原始的完整性、丰富性，就像在“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对于本行专业劳动和熟练技巧还是有兴趣的，这种兴趣可以达到某种有限的艺术感”的时候，是很难真正理解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真实意蕴的。在这种情形下，很容易出现把“共产主义”外在化、实体化的情况，而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指认的“粗陋的共产主义”，即“物质的财产对它的统治力量如此之大……物质的直接的占有是生活和存在的惟一目的；工人这个规定并没有被取消，而是被推广到一切人身上”。对于接触“共产主义”概念已有近一个世纪的中国人来说，相当多的人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还停留在上述水平上；有的甚至还达不到这个水平，他们不过是把中国古代农民起义所倡导的平均主义思想拿来附会“共产主义”。因此，对于很多人来讲，很难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说：“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更难以理解，“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
三
共产主义在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向度上表现为劳动解放。我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读到的最具视觉冲击力的字眼是：“消灭分工”、“消灭劳动”。马克思、恩格斯果真是要否定作为人类社会基本存在条件的劳动和分工吗?这与他们在同一部论著中针对费尔巴哈所说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岂不是矛盾的吗?其实不然，关键是我们首先要理解马克思所指是什么性质上的劳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看作是人的“类特性”、“类本质”。异化劳动的其中一个“规定”就是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这种异化的表现就是“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这样，劳动变成了“强制劳动”，“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并且得出了，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它导致了劳动对于工人来说是痛苦，对于私有财产占有者来说则是享受的结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把历史的维度引入对劳动和分工的考察中，认为，随着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占人口大多数的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那么，很显然这是人的活动即“劳动”本身酿成的苦果，它表明“劳动”已发生根本性的质变。因此，在这种前提下发生的革命，就不再像以往那样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重新分配劳动，但始终不触动活动的性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而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
与劳动一样，“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而且“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因此，这种自然形成的分工，只会“使人成为高度抽象的存在物，成为旋床等等，直至变成精神上和肉体上畸形的人”，㈣只会造成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那么，为了消除“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就“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
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所论述的人类解放，始终是以个人为立足点的。这是马克思历史观作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质特征之一。不仅在历史观的前提中马克思强调了“现实的个人”，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且在考察人类历史的具体过程中，也是把“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作为理论分析的焦点。因此，“生产力”等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根本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它不能与个人的活动分开来理解，更不能把它看作是现实的人之外的某种实体性的存在。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因此，抽象地谈论发展生产力，甚至把生产力的发展本身看成是目的，那就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所造成的存在状况，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它使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状况不可能发生，因为这种存在状况只不过是各个人之间迄今为止的交往的产物。”只有把生产力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解放结合起来，把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生存方式的改善(劳动解放)视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才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意义上的社会进步和发展。在生产力取得长足发展和社会财富获得巨大增长的今天，在社会贫富悬殊日益扩大和资源环境代价不断加重的严峻现实面前，重温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自觉贯彻科学发展观，真正本着“以人为本”的精神，推动我国社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四
共产主义在作为人的对象性本质的向度上表现为社会解放。强调个人存在的本体性，并不等于要否定人的社会性。马克思认为，“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生命生产”，包括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和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中，揭示了社会产生的根源。社会关系首先表现为“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但由于从他们彼此不需要发生任何联系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不是唯一的，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但由于他们相互间不是作为纯粹的我，而是作为处在生产力和需要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个人而发生交往的，同时由于这种交往又决定着生产和需要，所以正是个人相互间的这种私人的个人的关系、他们作为个人的相互关系，创立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创立着——现存的关系。”这或许可以看作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产生和存在的本体论说明。
社会是人的存在方式，“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人和自然界关系的角度对人作为社会存在物进行过比较思辨的论证，展现了人作为社会存在的理想状态。他写道：“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高度，对社会、社会关系作了更加具体深入的分析，从而揭示了在“异化劳动”和自然形成的分工条件下，社会相对于个人具有的异己性和强制性，个人因为无力控制自己的生存条件而沦为“偶然的个人”。他不仅要受到作为自己活动的对象化力量——私有财产的控制。要受到国家这样的“虚幻共同体”的约束，还要受到各种意识形态的奴役。在进一步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后，马克思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社会关系妨碍人的解放的本质，那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一种社会生产关系采取了一种物的形式，以致人和人在他们的劳动中的关系倒表现为物与物彼此之间的和物与人的关系。”于是，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盛行。“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
异化劳动、社会关系的物化最集中的体现就是私有制。因此消灭私有制，就成为马克思历史观必然作出的根本结论。“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对这个结局寄予急切的期盼。因为唯物主义历史观使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人的自我异化和私有制的消灭是有历史前提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认为只有具备了这样两个实际前提后才会消灭。这两个前提是：其一，要使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其二，建立起人们的普遍交往，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而这一切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认为：“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历史的产物，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有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这种联系是各个人的产物。它是历史的产物。它属于个人发展的一定阶段。这种联系借以同个人相对立而存在的异己性和独立性只是证明，人们还处于创造自己社会生活条件的过程中，而不是从这种条件出发去开始他们的社会生活。”在集中表述唯物史观基本观点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用精要的语言表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然后进一步说道：“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由此可见，人的解放作为历史活动，它是一个以变革人的现实的存在方式为指向的无限开放的过程。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可能而且可以被超越，但作为人的历史性的生产方式和存在方式，一方面，它是一个人类难以跨越的历史阶段；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和悖论的时代。惟其如此，我们才如此珍视和敬重马克思历史观为我们所开启的政治哲学视界，因为，它让我们对置身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有了一个深度的把握和理解，使人们不致于完全被日益茂密厚实的资本幻象和意识形态幻象所迷惑，自觉到人的现实存在方式的历史性、暂时性和本质的非人性，既正视当代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又不断在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中实现对当下存在方式的超越，从而为我们指明了人的自我解放的方向，开启了面向未来的现实道路和发展空间。
责任编辑：何蔚荣
[关键词]人类解放 政治哲学 马克思历史观
[]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02－0027－05
一
人类解放，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人类不懈追求的目标和价值。在马克思看来，人类解放的本质是生存方式的变革，用他的话说，就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这是一种蕴涵于现实的个人能动的生活过程之中的可能性。然而，如何把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如何在人们每天都要过、都在过的现实生活中开启通往实现自身解放的道路，这又是一个十分复杂且容易导致事态发生偏差的问题。现代哲学对理性主义和启蒙主义的反思、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拒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遭受的曲折，不能不成为我们今天阐发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思想背景和现实关照。
马克思主义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效果历史”表明，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真实地参与了这一时期人类历史的进程，深刻地影响并作用于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及其具体事态，而且，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重要力量。由于它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之中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的因素，因而，它必将伴随人类这一发展阶段的始终。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只要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还存在，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过时。另一方面，马克思及其思想毕竟是以学说或者“文本”方式存在的。文本离不开解释和理解，本质上是一种当前视阈和历史视阈的“融合”。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理解是被理解东西的存在。马克思作为一位生活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思想家，他所面临的具体历史环境、问题和任务早已时过境迁，因此不能再拘泥于他所谈论的具体问题去把握他的思想，而必须深入到其思想的本质之中，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理解他的理论和学说；按照他所提示的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思想原则，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揭示的把现实的个人，即他们的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作为考察历史的前提，以当代人的现实生活过程为背景去理解和阐发马克思关于实现人类解放的方式和路径。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他们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人的解放如同社会经济形态本身的发展一样，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如果“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的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可见，对于人的解放问题的探索，不能诉诸于任何激进主义的政治企图，也不能在历史的表层即各种具体的社会问题的层面去使用马克思“人的解放”这个涉及人的存在的根本问题的字眼，而必须是在“反抗旧的‘生活活动’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的活动”’的意义上去把握它的内涵。那么，这条关乎人类终极命运的道路到底存在于什么地方呢?我们不妨在此先作出一个抽象的回答：它就在现实的人的脚下!人类向来就处在实现自我解放的历史进程之中。马克思历史观作为政治哲学的意义就在于，它把这个内在于人的生存活动之中的“意象性”，由自发变为了自觉，由“解释世界”的思辨的概念逻辑变为了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的生活逻辑。这个人类解放的逻辑集中体现在“共产主义”这个人们既熟悉又陌生的规定中。
二
共产主义首先是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众所周知，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用以表达他们全部思想和学说价值取向的一个概念。由于马克思已经把哲学由理论形态改造为了实践形态，因此，共产主义在他们那里总是以一种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的方式出现的，它更多的是用以“描述”人的现实生活活动能动性的“动词”，而不是一个表述某种理想生活状态“在场”性的“名词”。
马克思从来没对所谓共产主义社会作出过任何具体的构想，他深知对历史性的人的未来生存状态设想得越具体，就会越流于荒谬。因此，他只是紧扣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表现为人的生存方式的“总的活动”，即“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的“异化劳动”和“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是颠倒地表现出来的，就是说，表现为物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社会生活现实来进行揭露和批判。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在同一部论著中，他们还说道：“共产主义是用实际的手段来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由此可见，共产主义并不存在于理想的彼岸世界，它就存在于“现有的前提”即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凡是针对作为现实生活“总的活动”，也就是针对现代性即资本主义生存方式本身所进行的批判和反抗，都是共产主义真实存在的证明。
对马克思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理解是需要生活前提的。当人们还生活在某种形式的“人的依赖关系”中，生活活动还具有某种原始的完整性、丰富性，就像在“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对于本行专业劳动和熟练技巧还是有兴趣的，这种兴趣可以达到某种有限的艺术感”的时候，是很难真正理解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真实意蕴的。在这种情形下，很容易出现把“共产主义”外在化、实体化的情况，而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指认的“粗陋的共产主义”，即“物质的财产对它的统治力量如此之大……物质的直接的占有是生活和存在的惟一目的；工人这个规定并没有被取消，而是被推广到一切人身上”。对于接触“共产主义”概念已有近一个世纪的中国人来说，相当多的人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还停留在上述水平上；有的甚至还达不到这个水平，他们不过是把中国古代农民起义所倡导的平均主义思想拿来附会“共产主义”。因此，对于很多人来讲，很难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说：“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更难以理解，“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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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因此，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无论是作为社会理想或革命行动，都是指向人的现实生活之外的东西。殊不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恰恰是“向内”的，它指向的就是人们当下的生活、当下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的本质特征，马克思将其规定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只有当中国人真正进入这种生存方式之后，才进入了理解马克思共产主义的解释学情境或前理解状态。共产主义的现实功能——“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事物”的功能，也才不仅在革命的“语境”中，而且在“建设”的语境中开显出来。三
共产主义在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向度上表现为劳动解放。我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读到的最具视觉冲击力的字眼是：“消灭分工”、“消灭劳动”。马克思、恩格斯果真是要否定作为人类社会基本存在条件的劳动和分工吗?这与他们在同一部论著中针对费尔巴哈所说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岂不是矛盾的吗?其实不然，关键是我们首先要理解马克思所指是什么性质上的劳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看作是人的“类特性”、“类本质”。异化劳动的其中一个“规定”就是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这种异化的表现就是“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这样，劳动变成了“强制劳动”，“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并且得出了，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它导致了劳动对于工人来说是痛苦，对于私有财产占有者来说则是享受的结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把历史的维度引入对劳动和分工的考察中，认为，随着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占人口大多数的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那么，很显然这是人的活动即“劳动”本身酿成的苦果，它表明“劳动”已发生根本性的质变。因此，在这种前提下发生的革命，就不再像以往那样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重新分配劳动，但始终不触动活动的性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而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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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可见，马克思所要消灭的劳动是“异化劳动”，也就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雇佣劳动，把人从这种非人的生存活动和条件中解放出来。与劳动一样，“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而且“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因此，这种自然形成的分工，只会“使人成为高度抽象的存在物，成为旋床等等，直至变成精神上和肉体上畸形的人”，㈣只会造成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那么，为了消除“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就“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
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所论述的人类解放，始终是以个人为立足点的。这是马克思历史观作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质特征之一。不仅在历史观的前提中马克思强调了“现实的个人”，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且在考察人类历史的具体过程中，也是把“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作为理论分析的焦点。因此，“生产力”等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根本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它不能与个人的活动分开来理解，更不能把它看作是现实的人之外的某种实体性的存在。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因此，抽象地谈论发展生产力，甚至把生产力的发展本身看成是目的，那就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所造成的存在状况，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它使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状况不可能发生，因为这种存在状况只不过是各个人之间迄今为止的交往的产物。”只有把生产力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解放结合起来，把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生存方式的改善(劳动解放)视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才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意义上的社会进步和发展。在生产力取得长足发展和社会财富获得巨大增长的今天，在社会贫富悬殊日益扩大和资源环境代价不断加重的严峻现实面前，重温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自觉贯彻科学发展观，真正本着“以人为本”的精神，推动我国社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四
共产主义在作为人的对象性本质的向度上表现为社会解放。强调个人存在的本体性，并不等于要否定人的社会性。马克思认为，“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生命生产”，包括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和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中，揭示了社会产生的根源。社会关系首先表现为“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但由于从他们彼此不需要发生任何联系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不是唯一的，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但由于他们相互间不是作为纯粹的我，而是作为处在生产力和需要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个人而发生交往的，同时由于这种交往又决定着生产和需要，所以正是个人相互间的这种私人的个人的关系、他们作为个人的相互关系，创立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创立着——现存的关系。”这或许可以看作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产生和存在的本体论说明。
社会是人的存在方式，“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人和自然界关系的角度对人作为社会存在物进行过比较思辨的论证，展现了人作为社会存在的理想状态。他写道：“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高度，对社会、社会关系作了更加具体深入的分析，从而揭示了在“异化劳动”和自然形成的分工条件下，社会相对于个人具有的异己性和强制性，个人因为无力控制自己的生存条件而沦为“偶然的个人”。他不仅要受到作为自己活动的对象化力量——私有财产的控制。要受到国家这样的“虚幻共同体”的约束，还要受到各种意识形态的奴役。在进一步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后，马克思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社会关系妨碍人的解放的本质，那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一种社会生产关系采取了一种物的形式，以致人和人在他们的劳动中的关系倒表现为物与物彼此之间的和物与人的关系。”于是，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盛行。“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
异化劳动、社会关系的物化最集中的体现就是私有制。因此消灭私有制，就成为马克思历史观必然作出的根本结论。“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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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人的解放在作为人的对象性的本质方面最终将以消灭私有制的方式来完成。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对这个结局寄予急切的期盼。因为唯物主义历史观使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人的自我异化和私有制的消灭是有历史前提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认为只有具备了这样两个实际前提后才会消灭。这两个前提是：其一，要使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其二，建立起人们的普遍交往，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而这一切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认为：“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历史的产物，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有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这种联系是各个人的产物。它是历史的产物。它属于个人发展的一定阶段。这种联系借以同个人相对立而存在的异己性和独立性只是证明，人们还处于创造自己社会生活条件的过程中，而不是从这种条件出发去开始他们的社会生活。”在集中表述唯物史观基本观点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用精要的语言表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然后进一步说道：“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由此可见，人的解放作为历史活动，它是一个以变革人的现实的存在方式为指向的无限开放的过程。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可能而且可以被超越，但作为人的历史性的生产方式和存在方式，一方面，它是一个人类难以跨越的历史阶段；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和悖论的时代。惟其如此，我们才如此珍视和敬重马克思历史观为我们所开启的政治哲学视界，因为，它让我们对置身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有了一个深度的把握和理解，使人们不致于完全被日益茂密厚实的资本幻象和意识形态幻象所迷惑，自觉到人的现实存在方式的历史性、暂时性和本质的非人性，既正视当代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又不断在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中实现对当下存在方式的超越，从而为我们指明了人的自我解放的方向，开启了面向未来的现实道路和发展空间。
责任编辑：何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