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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的现代性文化中，“理性”是一个核心性和主导性的范畴，对于西方乃至当前全球的现代文化都有着强大的统摄力。理性作为现代性的一个核心范畴，也需要“理性辩证法”的审慎反思。理性的怀疑论、修正论、批判论构成对理性再反思的三重主要维度，对于哲学的“理性辩证法”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
关键词：理性；怀疑论；现代性；理性辩证法
1002—2589（2012）25—0050—02
西方的现代性文化中，“理性”是一个核心性和主导性的范畴，对于西方乃至当前全球的现代文化都有着强大的统摄力。然而，理性本身也需要经受其内蕴的非理性乃至反理性的考量，在对理性的“祛魅”之中更好地审视和应对“理性的辩证法”。本文从对理性的怀疑论、修正论、限制论三维度，考察“理性辩证法”的历史脉络与学理资源。
近代出现了以休谟为代表的新的怀疑哲学，对人类理智作出深刻怀疑。以对因果关系的著名批判为例，他指出，因果联系等不是在于事物自身存在的这种联系，而只是我们的习惯的一种赋予。对于理性，休谟也是认为，它的合乎理性的使用也会藏匿着错误。或者说，休谟的怀疑与其说是对理性本身的怀疑，倒不如说是在这种怀疑的表层外衣下对于世界的确定性的怀疑。之后，尼采对理性也进行了沉重的打击，凸显了非理性因素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尼采说：“在悠长的岁月里，人的悟性除了铸成错误外，别无其他。有些错误被证明是有益的，有助于保持人的本性。……这些错误的信条代代沿袭，最终变成人性的基本要素。”113在《强力意志》中，尼采说，“求真理的意志就是制造坚固，制造真实和持久，无视那种伪误的性质，把它解释为存在物（dasSeiende）。”[3]148因此，“哲学的迷误是由于，人们并非把逻辑和理性范畴看作为功利目的整理世界的手段（因而‘原则上’是一种有用的错误），而相信它们是真理性或实在性的标准。”[3]168尼采在此所针对的，不仅是理性，更多的针对我们对于理性的那种绝对信任。
费耶阿本德也是向科学与神话之间泾渭分明的分界线发起挑战的重要一员。从科学哲学的角度，他一再地强调科学本身所具有的神话性。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反对社会中的科学主义和科学中的理性主义，要求把专家（科学家）从社会的中心位置上清除出去，也反对科学中唯一占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和理性方法，而提倡方法的多元性。
这种观点对弗朗西斯·培根的著名的“幻象”说提供了理论上的前鉴。培根指出，人的认识错误来源既来自感觉，也来自心智，心智方面的错误对人的认识影响更大。在理性的基础上，人们既会产生对自然的正确的解释，但也会产生由于理性自身的不足而造成的“对自然的冒测”。比如“本体”、“属性”、“本质”等都是凭空构想的不健全的概念，以这些不健全的概念去认识世界，当然在根本的层面就已经会造成不当和谬误。由于“冒测”的存在，对某种知识的一致认同并不会使得它必然成为真理，“因为即使人们都疯了而都疯的一样，他们彼此之间也会很好地取得一致的”[5]15。这就驱使我们对学术中的认识机制进行反思和检验、考察。
弗朗西斯·培根对心灵中造成的错误意见、偏见或幻象（检测象）分为四种：“（1）种族的幻象（idolatribus）是人类头脑的本性所固有的，其中有终极因（目的论）的概念和把人的愿望加给自然的习惯。（2）洞穴（Specus）的幻象是个别的人所特有的，这是由于他有特殊的性格、教育和交往，由于他所读的书籍和所崇拜的来自心智方面的魔障。（3）市场（fori）的幻象是最繁杂的一种，因词语和名称的联想而起。词语常常被用来做不存在事物的名称，或者做现实事物的名称，但是混乱、定义含糊，由事物仓促■绎而成。（4）剧场（theatri）的幻象出自错误的理论或哲学，出自被歪曲了的论证规律”[
关键词：理性；怀疑论；现代性；理性辩证法
1002—2589（2012）25—0050—02
西方的现代性文化中，“理性”是一个核心性和主导性的范畴，对于西方乃至当前全球的现代文化都有着强大的统摄力。然而，理性本身也需要经受其内蕴的非理性乃至反理性的考量，在对理性的“祛魅”之中更好地审视和应对“理性的辩证法”。本文从对理性的怀疑论、修正论、限制论三维度，考察“理性辩证法”的历史脉络与学理资源。
一、对理性的怀疑
这种路向对于理性的“理性”持一种怀疑态度。柏拉图早在两千余年前，就在其著名的洞穴隐喻中揭示了人的认识能力所面临的困难。古希腊时期以皮浪、蒂蒙为代表的怀疑主义，主要从知觉、感性认识的角度出发对理性的能力进行了存疑，认为环境、知觉者的状态、感知方式等都会导致认识结果的相对性。而后期怀疑派则深入到理性的层面，提出了几种“型式”来说明“悬疑”之必要：“第一种型式依据意见的差异性；第二种依据追溯的无限性；第三种依据相对性；第四种依据推论的检测设和对检测设的研究；第五种依据推理中的循环论证。”53恩披里克指出，这五种型式是适用于理智的对象的，也就是说，理性由于上述几种型式会造成其认识结果的不确定，因而需要对之悬疑。近代出现了以休谟为代表的新的怀疑哲学，对人类理智作出深刻怀疑。以对因果关系的著名批判为例，他指出，因果联系等不是在于事物自身存在的这种联系，而只是我们的习惯的一种赋予。对于理性，休谟也是认为，它的合乎理性的使用也会藏匿着错误。或者说，休谟的怀疑与其说是对理性本身的怀疑，倒不如说是在这种怀疑的表层外衣下对于世界的确定性的怀疑。之后，尼采对理性也进行了沉重的打击，凸显了非理性因素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尼采说：“在悠长的岁月里，人的悟性除了铸成错误外，别无其他。有些错误被证明是有益的，有助于保持人的本性。……这些错误的信条代代沿袭，最终变成人性的基本要素。”113在《强力意志》中，尼采说，“求真理的意志就是制造坚固，制造真实和持久，无视那种伪误的性质，把它解释为存在物（dasSeiende）。”[3]148因此，“哲学的迷误是由于，人们并非把逻辑和理性范畴看作为功利目的整理世界的手段（因而‘原则上’是一种有用的错误），而相信它们是真理性或实在性的标准。”[3]168尼采在此所针对的，不仅是理性，更多的针对我们对于理性的那种绝对信任。
费耶阿本德也是向科学与神话之间泾渭分明的分界线发起挑战的重要一员。从科学哲学的角度，他一再地强调科学本身所具有的神话性。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反对社会中的科学主义和科学中的理性主义，要求把专家（科学家）从社会的中心位置上清除出去，也反对科学中唯一占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和理性方法，而提倡方法的多元性。
二、对理性的修正
13世纪，罗吉尔·培根在其《大著作》中就提出，认识的障碍有四种：一是屈从于谬误甚多、毫无价值的权威，二是习惯的影响，三是流行的偏见，四是由于我们认识的骄妄虚夸而来的我们自己的潜在的无知[4]285—286。这些障碍是普遍的，困扰着每一个人，它们所造成的后果则是使人们离开真理，走向谬误，甚至把“错误的最浓密的阴影”当作“真理的充分照耀”。在这里的几种认识的障碍，固然有不加理性思索的感性成分，比如对于权威、偏见的盲从；但是反过来看，无论是权威、偏见还是习惯以及潜在的无知，都不是完全出于感性的，而是在对于理性的、真理的追求中所产生的障碍。这种观点对弗朗西斯·培根的著名的“幻象”说提供了理论上的前鉴。培根指出，人的认识错误来源既来自感觉，也来自心智，心智方面的错误对人的认识影响更大。在理性的基础上，人们既会产生对自然的正确的解释，但也会产生由于理性自身的不足而造成的“对自然的冒测”。比如“本体”、“属性”、“本质”等都是凭空构想的不健全的概念，以这些不健全的概念去认识世界，当然在根本的层面就已经会造成不当和谬误。由于“冒测”的存在，对某种知识的一致认同并不会使得它必然成为真理，“因为即使人们都疯了而都疯的一样，他们彼此之间也会很好地取得一致的”[5]15。这就驱使我们对学术中的认识机制进行反思和检验、考察。
弗朗西斯·培根对心灵中造成的错误意见、偏见或幻象（检测象）分为四种：“（1）种族的幻象（idolatribus）是人类头脑的本性所固有的，其中有终极因（目的论）的概念和把人的愿望加给自然的习惯。（2）洞穴（Specus）的幻象是个别的人所特有的，这是由于他有特殊的性格、教育和交往，由于他所读的书籍和所崇拜的来自心智方面的魔障。（3）市场（fori）的幻象是最繁杂的一种，因词语和名称的联想而起。词语常常被用来做不存在事物的名称，或者做现实事物的名称，但是混乱、定义含糊，由事物仓促■绎而成。（4）剧场（theatri）的幻象出自错误的理论或哲学，出自被歪曲了的论证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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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9。这些检测象深深地居于人的心智、天性的深处。由于这些人心中的幻象，导致了哲学中也产生了种种不正确的倾向与方式，比如诡辩的、经验的和迷信的哲学。诡辩的哲学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他以各种貌似正确、无可辩驳的范畴和逻辑作为给事物。他虽然也涉及实验，但是这无法掩盖他以结论压制事实、以论断和原理压制经验的事实。经验的哲学则以吉尔伯忒的哲学为代表，它们是从少数的实验中得出虚妄的结论，这在炼金术中可以得到显而易见的例子。至于糅入迷信和神学的哲学，则比前两者对哲学有着更大的危害。这类哲学以幻象、浮夸和半诗意，把哲学引入歧途。培根的观点对我们的理性文化霸权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源于：查抄袭率论文www.udo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