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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现代化社会演进起主导作用的因素究竟是什么？ 结合《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的相关内容，从宏观上看，英法两国经济基础中的异同决定了两国资产阶级革命路径的差异和革命成果的类同。从微观上看，生产关系对法国王权、旧贵族、资产阶级、城市贫民、农民之间的关系起到了决定性影响，而这些关系间的连锁反应左右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 现代化 经济决定论 法国大革命 农民
：A
摩尔运用阶级分析法去剖析社会结构得出了结论——“土地贵族和农民对于农业商品经济的响应成为左右政局的决定性因素”。有学者认为摩尔的史学思想是一种“社会结构决定论”。 但摩尔在分析旺代省反革命爆发的原因时明确提出“社会结构的特殊性与革命动乱爆发这两者之间是缺乏清晰的联系的” ，所以所谓的“社会结构决定论”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在现代化社会演进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呢？摩尔的多线性流变历史观将众多变量（特别是政治性因素）引入到历史解释法中，使得这一问题又蒙上了一层迷雾。通过对《起源》一书
其一，英法两国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农产品的特点上存在差异，这种经济基础上的差异决定了英国和法国的现代化演进路径必然不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源泉来源于羊毛贸易的不断发展，畜牧业的发展要求更广阔的牧场，土地的交易制度逐渐确立起来，圈地运动如火如荼，丧失生产资料的农民成为了雇佣劳动力，工业革命带来的跨越式发展的生产力也为纺织业的兴隆奠定了基础，这一切使得资本主义蓬勃发展，资产阶级逐渐掌控了经济大权并要翻封建王权的桎梏以谋得不受限制的运用个人财产发家致富，而上述先进的生产力、土地私有制的确立、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普及塑造了一个强势的英国资产阶级，它能够以本阶级的强大实力通过“光荣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政权，迈入现代化社会。而与之相对的，法国生产力要相对落后，几乎没有什么重大的技术革新，继续还保留着中世纪的农业生产技术。并且从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起，封建土地的租佃制度就逐渐兴盛，封建贵族越来越依赖对农民的税收。但生产商品粮获益的并非土地贵族，而是富裕农民，老贵族在金银飞涨的时代逐渐丧失了经济基础，这为专制王权的加强提供了可能性。而法国专制王权通过售官制度将穿袍贵族接纳进特权阶级，资产阶级反而成为了维护王权统治的中坚力量。并且与英国的羊毛贸易不同，占法国农业主体地位的葡萄酒业对土地资本和设备资本的需求要小，没有引起类似“圈地运动”的浪潮，不能像羊毛生产构成纺织业的基础，其所要求的是大量的熟练农民劳动力，由此法国贵族更倾向于将农民拴在土地上以榨取更多的农产品。落后的生产力、封建租佃的生产关系和富裕农民在农产品分配中获利最多的现实使得法国资产阶级反对王权专制缺乏底气和动力，最终法国资产阶级必须借助城市平民的激进力量和农民的反封建革命力量作为主要的推动力登上历史舞台。
其二，英法两国经济基础上的共同点决定了英法两国最终都要确立起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在英国，一方面专制王权维护财产所有权的禁令以及它的行政司法权与顽固不化的官僚主义象一只沉重的巨手压抑着人们的自由竞争，另一方面羊毛贸易的扩大化所要求的土地集中，前提是必须打破封建土地所有制并确立起对土地私有制的保护。而在法国，传统的封建租佃制度和官僚政治下的售官制度以及官僚腐败正当化的现实成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18世纪的法国向着商品化和工业化迈进的步伐加快了，并在经济上取得了重大的进步，法国王室开始试图尝试积极的政策以推动发展，但这些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并引发了强烈的反弹，旧秩序的恢复和因商业化而带来的物价上涨导致对城市平民和农民压迫的加重，最终引发了激进运动和农民的反资产阶级，在这纷乱的过程中，资产阶级逐渐放弃了实际收益不大的封建特权转向争夺法国大革命的领导权以进行政治改革的尝试。法国历经频繁的政权交替最终还是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其原因还是在于之前失败的尝试源自于法国生产力仍相对落后并且资产阶级不够强大，不能确立起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经济基础，而是要兼顾城市激进派和农民平均主义的利益，而三者之间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些失败的尝试都是摩尔所说的“在初期阶段未能找到农业商品化的适当形式”，但法国“仍然会有通往现代化体制的其他道路可供选择”——以大革命的形式开辟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大革命之后的法国资本主义逐渐发展到能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足以独担大任，法国资产阶级也最终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抛弃了封建形式的发展模式，而采用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随着生产力发展到与英国初期相似的水平，工商业的崛起促成了两国经济基础的相似，基于这种相似，英法从不同的历史起点出发，最终都确立了类似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专业201硕士研究生）
注释：
倪学新：“摩尔史学思想初探”，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美]巴林顿·摩尔：《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
参见张一兵：“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的三大理论制高点”，载《哲学动态》1997年第6期.
关键词 现代化 经济决定论 法国大革命 农民
：A
一、问题的提出：经济基础在现代化社会演进中起主导作用
巴林顿·摩尔的《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它立足世界各国从传统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的时代背景，通过对英、美、法、中、日、印等国现代化历程的史学比较，勾勒出通向现代社会的三条政治道路——资产阶级革命、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摩尔运用阶级分析法去剖析社会结构得出了结论——“土地贵族和农民对于农业商品经济的响应成为左右政局的决定性因素”。有学者认为摩尔的史学思想是一种“社会结构决定论”。 但摩尔在分析旺代省反革命爆发的原因时明确提出“社会结构的特殊性与革命动乱爆发这两者之间是缺乏清晰的联系的” ，所以所谓的“社会结构决定论”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在现代化社会演进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呢？摩尔的多线性流变历史观将众多变量（特别是政治性因素）引入到历史解释法中，使得这一问题又蒙上了一层迷雾。通过对《起源》一书
摘自：论文查重站www.udooo.com
的仔细阅读，笔者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才是对上述问题的回应。这里的“经济决定论”不是僵化的教条主义，而是经辩证地批判过的“经济决定论”。前者是摩尔批判的对象，也是目前学者得出摩尔的多元化历史观否定马克思“经济决定论”这一论断的由来，而后者却是对马克思“经济决定论”的正确阐释，也是被摩尔所肯定的。真正的“经济决定论”是在生产力发展的最高水平的基础上对现代社会人们实际生存状况起主导性影响作用的总体结构 。一般唯物主义地认为物质经济生活是全部社会生活的永恒基础、前提和最终发展动力机制是错误的，“经济决定论”并不决定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切因素，而是对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和社会结构中的核心关系起到主导作用。在下文中，笔者将由此出发，结合《起源》第二章对法国发展道路和大革命的剖析，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论证经济基础在现代化社会演进中的主导作用。二、“经济决定论”在英法两国现代化社会演进历程中的宏观体现
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地贵族与农民之间的生产关系以及农产品的分配关系构成了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 从宏观上看，英法两国经济基础中的异同决定了两国资产阶级革命路径的差异和革命成果的类同。其一，英法两国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农产品的特点上存在差异，这种经济基础上的差异决定了英国和法国的现代化演进路径必然不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源泉来源于羊毛贸易的不断发展，畜牧业的发展要求更广阔的牧场，土地的交易制度逐渐确立起来，圈地运动如火如荼，丧失生产资料的农民成为了雇佣劳动力，工业革命带来的跨越式发展的生产力也为纺织业的兴隆奠定了基础，这一切使得资本主义蓬勃发展，资产阶级逐渐掌控了经济大权并要翻封建王权的桎梏以谋得不受限制的运用个人财产发家致富，而上述先进的生产力、土地私有制的确立、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普及塑造了一个强势的英国资产阶级，它能够以本阶级的强大实力通过“光荣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政权，迈入现代化社会。而与之相对的，法国生产力要相对落后，几乎没有什么重大的技术革新，继续还保留着中世纪的农业生产技术。并且从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起，封建土地的租佃制度就逐渐兴盛，封建贵族越来越依赖对农民的税收。但生产商品粮获益的并非土地贵族，而是富裕农民，老贵族在金银飞涨的时代逐渐丧失了经济基础，这为专制王权的加强提供了可能性。而法国专制王权通过售官制度将穿袍贵族接纳进特权阶级，资产阶级反而成为了维护王权统治的中坚力量。并且与英国的羊毛贸易不同，占法国农业主体地位的葡萄酒业对土地资本和设备资本的需求要小，没有引起类似“圈地运动”的浪潮，不能像羊毛生产构成纺织业的基础，其所要求的是大量的熟练农民劳动力，由此法国贵族更倾向于将农民拴在土地上以榨取更多的农产品。落后的生产力、封建租佃的生产关系和富裕农民在农产品分配中获利最多的现实使得法国资产阶级反对王权专制缺乏底气和动力，最终法国资产阶级必须借助城市平民的激进力量和农民的反封建革命力量作为主要的推动力登上历史舞台。
其二，英法两国经济基础上的共同点决定了英法两国最终都要确立起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在英国，一方面专制王权维护财产所有权的禁令以及它的行政司法权与顽固不化的官僚主义象一只沉重的巨手压抑着人们的自由竞争，另一方面羊毛贸易的扩大化所要求的土地集中，前提是必须打破封建土地所有制并确立起对土地私有制的保护。而在法国，传统的封建租佃制度和官僚政治下的售官制度以及官僚腐败正当化的现实成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18世纪的法国向着商品化和工业化迈进的步伐加快了，并在经济上取得了重大的进步，法国王室开始试图尝试积极的政策以推动发展，但这些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并引发了强烈的反弹，旧秩序的恢复和因商业化而带来的物价上涨导致对城市平民和农民压迫的加重，最终引发了激进运动和农民的反资产阶级，在这纷乱的过程中，资产阶级逐渐放弃了实际收益不大的封建特权转向争夺法国大革命的领导权以进行政治改革的尝试。法国历经频繁的政权交替最终还是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其原因还是在于之前失败的尝试源自于法国生产力仍相对落后并且资产阶级不够强大，不能确立起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经济基础，而是要兼顾城市激进派和农民平均主义的利益，而三者之间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些失败的尝试都是摩尔所说的“在初期阶段未能找到农业商品化的适当形式”，但法国“仍然会有通往现代化体制的其他道路可供选择”——以大革命的形式开辟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大革命之后的法国资本主义逐渐发展到能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足以独担大任，法国资产阶级也最终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抛弃了封建形式的发展模式，而采用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随着生产力发展到与英国初期相似的水平，工商业的崛起促成了两国经济基础的相似，基于这种相似，英法从不同的历史起点出发，最终都确立了类似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
三、“经济决定论”在法国现代化社会演进过程中的微观体现
在法国现代化演进的过程中，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与土地贵族的生产关系、农产品获利的分配关系等经济基础中的核心要素对王权、旧贵族、资产阶级、城市贫民、农民之间的关系起到了决定性影响，而这些关系间的连锁反应左右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一) 封建土地所有制决定了旧贵族的式微与王权专制的加强。
在法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本特征是封建地主将尽可能多的土地出租给农民（包括能经营大片土地的租地农和耕作小块土地的农民）。封建地主的收入主要依赖于农民的交租。农产品商业化并没有引起封建地主的响应，谷物贸易的获益者主要是富裕农民。这使得在16世纪金银上涨的时期，很多收入有限的封建地主陷入了经济危机，特别是那些军功显赫的老贵族更是遭受了惨重的损失。贫穷的贵族不得不出卖土地以维持生计，结果在城市里发了大财的资产阶级购写了土地，而旧贵族则丧失了经济基础。旧贵族的式微使得君王和大臣们能够比较容易地强化王权，专制王权在路易十四漫长的统治期间达到了顶点。如果没有封建租佃制度和生产力发展背景下的物价上涨，那么上述过程就不会发生，而强大的专制王权则又成为影响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因素之一。(二) 农产品利益的再分配决定了资产阶级的封建化。
售官制度是王权将资产阶级纳入特权阶级的手段，这使得贵族化的资产阶级成为了专制王权和封建特权的拥护者。这一制度存在的前提和产生的原因都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官位出售的根源在于国王对贵族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存在的前提就是专制王权的强化，强化专制王权的过程本来就是由上述封建土地所有制决定的。而之所以国王要设立售官制度，原因在于要支付官僚机构成员的薪水，其实质是对农产品利益的再分配，售官制度是农产品分配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使得资产阶级成为新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意识到获取农民的劳动成果（实物租税）要比控制摘自：毕业论文结论范文www.udooo.com
农民土地更为重要，资产阶级直接获得农产品并利用特权垄断农产品的商业化以谋求更大的利益，这使得其越来越有动力去维系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来榨取更多的劳动成果，这种模式带有明显的封建主义色彩。这样的做法使得法国资产阶级无法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坚定地反对王权，对封建主义特权的依赖使得法国资产阶级并没有成为法国革命的主要推动力量，这也是英法两国资产阶级革命差异的根源所在。(三) 封建租佃制度激起了农民起义的浪潮。
资本主义在法国披着封建的外衣向农村渗透，其结果是资产阶级取代了旧贵族，继续与农民维系着封建租佃的生产关系，但不同的是，随着商业化的加深，资产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力度也日益加大，无地、少地的农民数量不断增多，沉重的赋税激起了农民的强烈反抗，平均主义的思想得到了贫民的拥护。类似的情况在中国、俄国也发生过，原因都在于地主在租佃关系中对农民的剥削，这都印证了生产关系对农民革命的决定意义。(四) 农产品分配上的矛盾决定了法国革命能走多远。
激进的城市贫民和农民是法国大革命的主要推动力量，摩尔称“无套裤汉是革命的动力，而农民则成了决定革命能走多远的缰绳”， “无套裤汉的愿望同农村那些拥有财产的农民要求相抵触时，这种激进的动力就会枯竭，他们在城市中的残存力量就很容易被镇压下去。”在二者相互配合的时候，法国革命就能积极地向前推进，当二者相互对立之时，法国革命就不得不陷入停滞。二者之间存在的核心矛盾体现在向城市供应粮食这一方面交换关系的恶化，城市贫民要求粮食能更多的供应到城市和革命军队，而农民则认为将粮食高价出售才是更好的选择，特别是在1793年-1794年的冬天，这种矛盾上升为公开、直接的对立。这一矛盾的爆发使得城市贫民的激进主义失去了农民的支持，从而法国的激进革命就完结了。（作者：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专业201硕士研究生）
注释：
倪学新：“摩尔史学思想初探”，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美]巴林顿·摩尔：《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
参见张一兵：“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的三大理论制高点”，载《哲学动态》199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