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原则高度

摘要：马克思以资本命名“现代”，其现代性批判就其理论性质而言乃是对资本的现代性批判。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现代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性质，它体现为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和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的内在统一，统一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意义上展开的资本现代性批判，突出地体现为一种现代性的辨证批判，这种辨证的批判蕴含着一种资本的“边界意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性理念来指导，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理念构建的关键在于坚持对资本现代性的辩证批判。
关键词：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原则高度；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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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对黑格尔曾作过公允的评价，他说：“黑格尔不是第一位现代性哲学家，但他是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1哈贝马斯无疑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但就其现代性批判范式而言，他显然没有在根本上发现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不同，因而在这个问题上他只说对了一半。与黑格尔根本不同的是，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将资本领会为“现代”的规范基础，在马克思这里，“现代”是被资本命名的2299，因而，现代性问题在马克思这里毋宁是一种资本现代性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说，唯有深入到资本的维度中，我们方能探得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带有原则高度批判的真正要领。本文通过讨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原则高度，旨在阐明这样几个问题：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运动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理念指导；其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理念的关键在于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坚持对资本的辩证批判；其三，对于处于资本全球化境遇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来说，形成对资本的“边界意识”是我们坚持对资本辩证批判的思想前提。
一
就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性质而言，它无疑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上对资本现代性的辩证批判，当然这只是一种总体上的理论指认。实际上，就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青年马克思曾经一度囿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藩篱而坚持理性主义的现代性立场，然而这确实只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随着政治经济学进入马克思的批判视域，特别是在马克思完成了哲学革命之后，他就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基地上彻底扬弃了现代性的理性主义批判架构，并且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作为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存在论根基，从而将现代性批判奠定在资本批判的基础之上。马克思通过对现代性的资本批判，不仅深刻地批判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劳动、商品拜物教以及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统治等一切的不合理的现象，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的现代性意识形态的虚伪和欺骗性质，而且深刻地揭示了由资本现代性内在的无法克服的根本矛盾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人类社会将走向更加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
从青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到《莱茵报》的政治评论时期，马克思是站在“自我意识”的哲学立场上，坚持以自由、平等和人权的启蒙精神以及进步、解放等理性主义的现代性观念来批判普鲁士的专制统治和封建等级制度。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高度赞赏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原子偏斜运动”，充分体现了青年马克思崇尚启蒙思想的理性精神和主体性原则。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则是从“自我意识”哲学开始以理性思辨的方式介入政治生活的，他在《莱茵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抨击普鲁士封建制度和专制统治的政治评论文章，充分表明了马克思理性主义的现代性观念。因此我们认为，现代性批判尚未真正构成这一时期青年马克思的理论主题。
马克思的现代性“问题意识”开始于他第一次面对所谓的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的“苦恼”。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尽管马克思坚持以理性的“法的利益”批判“利益的法”的非理性，但现实却是理性的国家和法公开地成为林木占有者之“私人财产”，私人利益得到保护的代价是“牺牲了法的原则”，这种理性的国家和法与现实的物质利益之间具有的根本性的对立和冲突使得马克思产生了极大的“苦恼”：“应该为了保护林木的利益而牺牲法的原则呢，还是应该为了法的原则而牺牲林木的利益——结果利益占了上风”3179。由于马克思当时还不能正确认识到“物质利益”对于整个社会生活起基础性决定作用的问题，这就导致了他对“物质利益”的认识水平仅限于“不法的本能”。但是这一内在的思想紧张使得马克思意识到，必须将批判的视野从黑格尔抽象的理性国家和理性法中转向对市民社会本身的批判。马克思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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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了自己在这一时期的思想转变过程：“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4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是在不触及市民社会的现实基础的前提下试图克服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方法注定要陷入神秘主义的泥淖。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对现代国家制度的真正哲学的批判，不仅要揭露这种制度中实际存在的矛盾，而且要解释这些矛盾；真正哲学的批判要理解这些矛盾的根源和必然性，从它们的特殊意义上来把握它们”3359。这种“特殊意义”就是市民社会中个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在这里，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理论分歧是具有根本性质的：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是抽象理念内部活动的结果，是“逻辑的形而上学的规定”；而在马克思看来，不是政治国家产生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作为政治国家的基础，黑格尔的“整个法哲学只不过是对逻辑学的补充”3264。黑格尔将现实社会中的一切矛盾和冲突安顿在抽象的理念活动中。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的现代性“问题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成果——现代国家及其法权制度的确立具有重要的历史进步意义，但同时也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它重新造成了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分裂，重新完成了市民社会中现实个人的“双重抽象”， 即政治国家中具有抽象人格的“公人”与市民社会中以利己主义为基本原则的“私人”，这就表明现代解放的根本局限在于它还不是现实的个人的彻底解放，这同时也表明了黑格尔坚持以理性国家完成对市民社会的统一不仅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黑格尔的法哲学却是地道的现代解放的“哲学自白”，毋宁说它与现代国家及其法权制度之间具有的“共谋”性质。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一方面，马克思已经“不再非批判地站在启蒙原则和现代政治解放的立场上批判‘过去’，而是对‘现代解放’本身开始展开了批判”，也就是说，马克思由现代性坚定的追随者和维护者开始转为对现代性的批判253；另一方面，也蕴含了马克思采取的是一条与黑格尔理性主义批判根本不同的现代性批判路径，而这条批判路径就是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深刻揭示私有财产制度与劳动异化劳动之间的本质关联，对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而言，对私有财产制度的批判已经决定性地开始作技巧性主义批判。这对于马克思即将发动一场巨大的哲学革命及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来说，确实具有奠基性的意义。马克思第一次比较全面而系统地展开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实现的。马克思认为，现代的德国不是德国的“现代”，德国只是“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5205。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论述了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只能通过无产阶级本身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实现，“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5214。在这里，现代解放的主体是无产阶级，根本出路是无产阶级革命，这表明，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在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中开始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一革命和解放的立场始终贯穿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马克思认为，要想彻底地改变德国的落后现状，就必须深入开展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批判，因为现代的德国是德国哲学观念的延续，“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的同时代人。因此，当我们不去批判我们现实历史的未完成的著作，而来批判我们观念的历史的遗著——哲学的时候，我们的批判恰恰接触到了当代所谓的问题之所在的那些问题的中心”5205。对马克思来说，“当代所谓的问题之所在的那些问题的中心”就在于批判黑格尔哲学的政治保守主义性质，其要害在于“它的思维的抽象和自大总是同它的现实的片面和低下保持同步”5207，毋宁说这种思辨的形而上学以“抽象的观念国家”遮蔽“现代国家的未完成”的真实状况，质言之，黑格尔绝对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实现了资产阶级现代性意识形态的统治职能。这表明，通过对理性主义的现代形而上学批判以揭露资产阶级现代性意识形态统治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任务。我们看到，无论是通过确立无产阶级革命原则以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还是通过对现代形而上学批判以揭露资产阶级现代性意识形态统治的思想基础，马克思始终都坚持在市民社会中物质利益关系这一世俗基础上进行批判，尽管马克思此时尚未完成哲学革命，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基本原则仍没有确立，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现代性批判之间还是有着严格界限的。
二
我们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作为马克思哲学革命前夜的思想实验，在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整个理论发展进程中的意义，不仅表现为其汇集了马克思前期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成果，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它还奠定了马克思以后在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意义上展开现代性批判的理论纲领。
马克思先前对市民社会利己主义的批判，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在这里得以进一步地重铸和深化，这就体现为在《手稿》中马克思以异化劳动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思潮批判，以及以黑格尔辩证法为核心的全部形而上学的哲学批判。这些不同理论领域之间相互贯穿和融合重铸，最终构成了决定性的超越先前全部旧哲学的新的理论地平线，完成了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的“思想实验”。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不仅揭示了现代社会中异化劳动这一基本的“经济事实”，而且将其私有财产结合起来，深刻阐述了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和结果，同时也揭示了国民经济学具有的“敌视人”的性质。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辩证法虽然揭示了劳动的一般原理，但由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辨性质，因此历史在他那里只能表现为思辨的、抽象的和逻辑的理论形态，而劳动也只能是同样思辨的、抽象的劳动，他遮蔽了积累起来的抽象劳动（死劳动）对具体劳动（活劳动）的剥削和支配关系，而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现代劳动的全部秘密就在这里。马克思在这里深刻地指出黑格尔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这是一种具有原则高度的指认：如果说国民经济学家关于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在于抽象劳动具有敌视人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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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那么以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和整个古典哲学或全部现代形而上学也同样成了现代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同盟”。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还提出了积极扬弃私有财产或人的自我异化的根本途径在于“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它绝非是对私有财产的简单而抽象的否定，而是植根于私有财产的运动之中，它的本质在于“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我们认为，虽然马克思这时尚未完成其哲学革命，但在《手稿》中对资本的批判、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以及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人类自由和解放的价值诉求有机地融入到马克思现代性批判之中了，它确实奠定了马克思以后在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意义上展开现代性批判的理论纲领。
如果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基本原理的诞生，那么，对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来说则直接意味着在这里它已经获得了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理论的强力支持。与其说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地平线使得马克思先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现代形而上学的哲学批判以及各种社会主义的思潮批判已经失去其作为一门纯粹学科批判的意义，毋宁说它们已经获得了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存在论性质。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意义上，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就体现为对资本的批判和现代形而上学批判（它表现为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有机统一。否则，如果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根基，任何一种批判要么流于某种实证主义知性科学的范畴，要么滞留在诸如文化、艺术、道德、哲学等纯粹的意识或精神领域之中，但不管哪一种情况，它们都属于一种抽象的非历史的“批判”。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刻地指证了青年黑格尔派“批判理论”的唯心主义思辨性质以及它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无知”。马克思说：“这些哲学家们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理性问题”，因此“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词句，既然他们只反对现存的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的世界”6。在马克思看来，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终结的，而是与一定的生产力总和形成的生产方式直接相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存在论基础。因此，一切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的法权观念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哲学形而上学，实则体现为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意识形态，它们在根本上生成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一社会历史的存在论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拜物教”特性的描绘，深刻地揭示了商品的等价交换形式掩盖了劳动力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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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以及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和剥削的实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深刻揭露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阶级关系的实质就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的经济关系，因此，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对立性质，而只要这种生产关系的私有制性质不变，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不会消失。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既能带来巨大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但由于其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随着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程度发展到一定程度，它终将摧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且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简言之，在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的意义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在根本上意味着对资本的辩证批判。
三
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进行的资本现代性批判，其原则高度体现为马克思对资本的辩证批判以及由此而彰显出来的资本的“边界意识”。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它是资本主义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资本主义时代强大的生产体系就是建立在这种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基础上的，其直接的结果就是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的生产力以及物质财富，马克思称其为“资本的文明面”，并且在《宣言》中给予了积极的肯定：“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大的生产力呢？”7277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采取的生产要素的资本化运作机制直接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生产力和现代文明。但是，马克思同时还强调到，资本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其核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制度（资本对劳动的权力和统治），其实质则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制度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私有制性质没变，那么，不仅资本的本性根本不可能改变，而且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基本建制也根本不可能改变，甚至以资本为基本原则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生产方式本身所无法克服的矛盾也根本不可能改变。对此，马克思指出，“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7278。
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它产生了资本的现代文明）和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它体现为资本的本质）之间的内在紧张和联系，这种批判的思想高度体现为一种资本现代性的辩证批判意识，我们将其领会为资本的“边界意识”。然而，这种“边界意识”绝非一种形而上学的“划界”，也就是说，在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和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之间作简单的二元划分，毋宁说，资本的“边界意识”是一种历史的辩证的批判意识，它在根本上是契合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性质的。在这个意义上，资本的“边界意识”就是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所蕴含的思想高度，从而也呈现了马克思学说当代性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它甚至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最终能否获得成功。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正确性：GDP的持续快速增长，太空计划的长足进步，北京奥运会以及上海世的成功举办等等，无不体现了我国现代化过程已经取得的辉煌成就。但是，在我国现代化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也随之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贫富分化现象不断加剧，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以及像人口、失业、城市化等诸多社会问题也随着现代化的飞速发展而一起向我们袭来。上述情况表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在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和技术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的“现代性问题”。当代中国社会的这种现实处境和人们现实的生存状况就是自20世纪90年代起“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话语成为中国学界讨论焦点的现实基础。在当代流行于世的诸多“现代性批判话语”中，大体呈现出如下两种理论倾向：第一种倾向是有些人只片面地强调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负面影响，因而他们便主张放弃对现代性的追求，他们以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全面否定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和意义，因而他们反对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认为这与资本主义制度没有什么区别；第二种倾向是有些人盲目崇拜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因而主张中国也要照搬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他们只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在推动物质财富增长方面的积极作用，而完全无视由资本原则所产生的诸多问题，这种观点的实质是一种片面地追求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增长的“物质主义”或“发展主义”，他们对现代性持一种非批判的态度。这两种观点都是根本错误的。因为中国的近代历史已经表明了，中国只有坚定不移地走现代化发展道路才是中国屹立于世界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出路，因此，那种主张放弃现代性的虚无主义态度必须遭到摒弃；同时，现代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虽然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它也给人类带来了诸如帝国主义战争、奥斯维辛集中营、经济危机、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等无数惨痛的负面影响，因此，那种只注重资本能够产生巨大经济利益而对资本持非批判态度的“物质主义”或“发展主义”同样也应该遭到坚决的批判。
毋庸置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性理念来指导，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现代性理念如何才能真正地构建起来。上述事实已经表明，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及其现状的确需要（就这种需要的程度而言乃是迫切性的）我们进行现代性批判，但事情的真正要害在于我们所从事的现代性批判是一种建构性的辩证批判。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认为只有真切领会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资本现代性批判及其原则高度，以资本的“边界意识”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性理念，才是我们的正确选择。资本的“边界意识”是一种辩证的批判意识，就是说，它是一种对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和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的辩证批判意识，在实践层面它体现为对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发展模式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双重扬弃，其结果必然会表现为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利用和发挥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的积极作用（提高现代生产力和产生巨大的物质财富），同时又能够驾驭资本、限制资本的负面效应。有学者提出“当代中国需要资本，然而不需要资本主义”8，实际上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一方面，现代社会经验表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深层动力机制在于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问题。传统社会主义是以国家权力作为生产要素配置的主要方式，其结果是生产力要素中最核心的人的主体性作用受到了压制，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权力成为配置生产要素的主要方式，这就极大地限制和束缚了生产主体的积极性，“平均主义”、“大锅饭”使得社会生产力长期在低水平的粗放式经营状态下徘徊。因此，中国最终能否实现现代化，就取决于中国能否紧紧抓住经济体制中的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这个关键环节，也就是说要坚决扬弃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以国家权力配置生产要素的做法，而采取以市场机制来配置生产要素的方式，充分激活经济发展活力，从而最大地释放出生产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已经充分地表明了扬弃传统社会主义以国家权力作为配置生产要素做法而代之以市场机制来配置生产要素方式的必要性。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的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和辉煌，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等等；但与此同时，经济发展的市场化取向也导致了许多新的问题和困境，如资本的增值和效率原则使得“发展就是硬道理”逐渐异化为“GDP中心主义”，片面追求速度和数量的发展主义逐渐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诉求，结果就导致了资源和环境不断遭到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日趋遭到物质和金钱的腐蚀，资本追逐利润的“劣根性”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温床。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要求我们在理论上坚持对资本保持清醒的边界意识，我们千万不要为资本带来的物质繁荣而迷失方向，我们要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既利用资本，又要驾驭资本。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能否始终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状态，关键在于能否坚持不懈地开展对资本现代性的辩证批判，而这一批判能否有效地得以贯彻落实，关键在于能否形成对资本“边界意识”的理论自觉，只有达到这种理论自觉状态，我们才能在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辩证地对待资本。现代性批判尽管属于理论的事业，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理论只要“抓住事物的根本”就能为群众所掌握，因而最终“也会变成物质力量”5207。在我们看来，只有以资本的“边界意识”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性理念，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事业以及现代性批判这一思想的事业才算是抓住了事物的根本，因而才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健康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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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在黑格尔那里，“现代性”始终是作为主体性原则加以确认的理性主义范畴，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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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所谓的“理性的狡黠”实际上正是体现了他对现代性问题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认为，现代性批判在黑格尔那里则恰恰体现为对近写作技巧性主义形而上学体系的最后完成，就其理论性质而言，它是一种地道的理性主义批判范式。囿于本文讨论的主题和篇幅所限，笔者在此不便充分展开论述。
[参考文献]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51.
罗骞.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当代意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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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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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0.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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