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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我们去审视和思考艺术家和社会心理的关系时,很自然地认为,社会的普遍心理对处于其中的艺术家个体起规范和统领的作用,艺术家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心理的发展起引领和推动作用。我们如何去重新理解和阐释两者之间的关系呢?对于两者我们的原则是既不能用宏观的社会心理去覆盖和抹杀艺术家个体的创造性与开拓作用,也不能无视社会心理对艺术家个体的熏染与制约作用,即在它们之间构设一定的张力,这样既可防止社会对个体的吞噬,也可避免个体“心力”的无限膨胀。
关键词:艺术家;社会心理;尼采
: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9-0302-02
历史唯物主义会告诉我们:人是社会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最主要的力量,对历史的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而杰出的人物只能起到辅助性的加速历史发展的作用。当我们用这一基本原则和观点去审视和思考艺术家和社会心理的关系时,很自然地认为,社会的普遍心理对处于其中的艺术家个体起规范和统领的作用,艺术家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心理的发展起引领和推动作用,即,社会心理的发展轨迹是不以单个或少数杰出艺术家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没有“这一个”艺术家对其发展起关键性作用,还会有“那一个”。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推论,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的发展面前,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就只扮演了一种傀儡的角色,几乎没有多大的创造力和自由度。而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最终落脚点和归宿是人的解放和自由问题,他反对人的异化现象,包括理论体系对人的异化。如果我们认同了上述的结论,就与马克思哲学的初衷相违背了,就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而是一个黑格儿主义者(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为核心范畴构筑起了他的庞大的理论体系,在他的理论体系中,人只是“绝对精神”运动过程中的必然性的一环而已)。
如此看来,上面得出的推论和演绎是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的,是对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和误解。那我们如何去重新理解和阐释两者之间的关系呢?对于两者我们的原则是既不能用宏观的社会心理去覆盖和抹杀艺术家个体的创造性与开拓作用,也不能无视社会心理对艺术家个体的熏染与制约作用,即在它们之间构设一定的张力,这样既可防止社会对个体的吞噬,也可避免个体“心力”的无限膨胀。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来说明一下两者之间的关系,普遍的社会心理就象无数条涌动的涓涓细流,它们很清浅,没有自己的固定航道和流向,而杰出的艺术家除了是无数细流中较为粗大的外,还是航道的开掘者和无数细流的汇拢者,没有前者后者就会枯竭,就会失去存在的根据,如果缺少后者自然也不会有百川东到海的壮观气象,而是一片千沟万壑的泛滥景象。因此,把任何一方提升到支配和决定另一方的地位上,都是一种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处理方式,是有欠公允的。下面,让我们以尼采为具体的例子来分析和一下两者间的相互关系。
尼采是十九世纪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和诗人。他的伟大的思想和成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他所处的时代赋予他的,那个特定的时代和社会是他思考和咀嚼的对象,是他思想的最终来源。从另一个角度讲,当时的时代和社会也是他思想的最终落脚点和归宿。由此,我
尼采是时代和社会的,这并不意味着尼采只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心理的发掘者和整理者,也不意味着他是特定时代和社会心理发展的“必然”产物。如果这样认为,就是只看到和抓住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并用这个方面去抹杀和吞噬另一个方面。尼采之所以成为尼采,除了受时代和社会心理的影响和制约外,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他自身的个体差异性,包括他的出身、性格,经历甚至健康状况等等。正是这一方面的原因才使得尼采不致沦为时代和社会心理的傀儡和“必然产物”,从而证明了他与社会心理之间的差距和张力,进而肯定了他对社会心理发展的引导与开拓作用。
尼采于一八四四年出生于一个乡村牧师家庭,五岁丧父,从此尼采生活在一个以女性为主的环境中,家中的女人们使尼采的家变成了一个清规戒律的道场。尼采在这样的环境的听话,从不调皮,但是长到少年时,虔诚的尼采变的富于幻想,多愁善感,并且善于思考。还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表现出多方面的才能,他写诗,作曲,经常跃跃欲试地想要“创造点什么东西”。他酷爱音乐,音乐成了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幼年的尼采就读的学校实行的是僧侣式的苦行禁欲般的教育,学生还要接受军事训练。这种教育使他渐渐产生了,为成年后讨伐基督教打下了思想基础。尼采的出身和幼年的教育及经历使我们可以从宗教和宗教心理学的角度去和接近尼采的内心世界。尼采本人曾指出过,在父母身边时他非常虔诚,他觉得遵守基督教的教义与戒律和遵从自己的内心一样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但是随着个人的发展,他越来越远离了那种平静、安宁的心态,他开始放弃了以上帝为偶像的教堂式的宗教信仰,于是上帝在他的观念中失去了生命力。但是与此同时,他的内心仍然涌动着渴望,这就是对遗失的偶像的渴望,因此在遗失的同时,他开始了终身不渝的寻找,他要寻找已经遗失了的上帝的替代品。从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出,尼采最终以为自己在极端的自我崇拜中找到了这个替代品。于是他的人格具有了两重性,自我分裂成两个完全对立的个性单元,一个是崇拜的自我,一个是被崇拜的自我,其中一个单元居统治地位,另一个单元居臣仆地位,只有在这种分裂的人格下,一个人才有可能既把自己感受为隶属于自己,有把自己感受为隶属为一种更高的力量。在牺牲了一部分自我的同时,他也获得了宗教性的狂热。他既需要上帝,又不得不否定上帝。这就是他自身的矛盾所在。尼采的身体状况不佳,患有多种疾病,这不仅限制了他和别人进行交往,有的时候甚至迫使他中断和别人交往。但是疾病在尼采身上不仅仅是带有命运色彩的人生不幸,他们具有更深层的意义,疾病表现在尼采的身上反而具有了特别的价值,正是因为疾患,尼采才不得不退缩到自己的孤独之中。而作为一个诗意哲学家,他需要这种孤独的心理状态,只有这样他才能以适合于自己的方式进行思维和创作。孤独是尼采人生的核心。没有孤独他反而痛苦,尼采后来曾经谈过自己:“我七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人的言语不可能到达我的心灵。”
尼采的思维有一个特点:变化不定。他的身心状况和情绪经常会出现突变,精神状态也同样如此。这一方面和他居无定所、漂泊动荡的旅行生活有一定关系,另一方面,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和他的个性特点有关:一旦形成了一种认识,或者说完成了一种认识,他就要从这种认识中逃脱出来。一旦某种认识是他已经熟悉的,他的思想就会发生变化,新的思想就会把他从原来的认识中拉出来,强迫他去认识全新的和陌生的东西,形成新的认识。对已经形成的认识,尼采的态度非常严厉:“你必须每天讨伐自己。”这使得尼采的人格呈现出一种紧张、分裂和不满的特征。其实,他的性格从形成的开始就存在一种自我强迫。他原本是一个火神式的人,情感丰富,热情洋溢,具有无限的创造力,但受到了严谨的语言学的束缚。在学习语言学专业时,他的奇思妙想的才华一直得不到发挥,他把这种压抑的感受作为深深的痛苦。尼采把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行动者,一类是认知者。而他自己的性格则具有极端对立的倾向,他既属于行动者,也属于认知者,这两种特性在尼采的性格中同时存在,他们从来没有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把握尼采的这种内心分裂对认识尼采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认识方面,尼采能感受出潜藏的和神秘的东西,挖掘出深处的东西,他的目光能洞察黑暗,在研究之前和之后,他靠自己的直觉就能感觉出认识在哪些方面还不够完善。靠着这种特性,靠着这种特性所具有的力量,他有能力进行全面把握,看清事物的内在关联,而在感悟的过程中,灵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尼采来讲,灵感不仅是创作的源泉,也是快乐的源泉:“一种陶醉感像闪电一样一下子浸透了我全部的身心,它具有一种神奇的张力,它最终会化作泪水,时而奔腾如滔滔江河,时而徐缓如涓涓细流。”人由此进入一种完全忘我的状态,全身从上到下一直到脚尖能清清楚楚的感受到一系列刺激每一根神经末梢的震颤。
综上所述,无论是尼采的出身和幼时教育,还是双重分裂的人格以及孤独与灵感体验都具体而深刻的表明着尼采的“独一无二”。他这种独一无二的个体心理体验与精神状态,与具有大众色彩的社会心理相比较显得有些怪异和奇特。然而正是这种怪异与奇特的心理体验与精神状态,才使得他与普遍的社会心理之间拉开了距离,产生了张力,从而能够敏锐的洞悉整个时代的精神,切准时代的脉搏。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尼采的一生或许是短暂
通过上述尼采的例子,我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艺术家与社会心理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地决定与被决定、支配与被支配,而是一种缺一不可的互动相容关系。
参考文献:
(德)萨弗兰斯基.尼采思想专辑(修订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1).
(美)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第8版)中文版[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1).
关键词:艺术家;社会心理;尼采
: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9-0302-02
历史唯物主义会告诉我们:人是社会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最主要的力量,对历史的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而杰出的人物只能起到辅助性的加速历史发展的作用。当我们用这一基本原则和观点去审视和思考艺术家和社会心理的关系时,很自然地认为,社会的普遍心理对处于其中的艺术家个体起规范和统领的作用,艺术家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心理的发展起引领和推动作用,即,社会心理的发展轨迹是不以单个或少数杰出艺术家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没有“这一个”艺术家对其发展起关键性作用,还会有“那一个”。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推论,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的发展面前,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就只扮演了一种傀儡的角色,几乎没有多大的创造力和自由度。而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最终落脚点和归宿是人的解放和自由问题,他反对人的异化现象,包括理论体系对人的异化。如果我们认同了上述的结论,就与马克思哲学的初衷相违背了,就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而是一个黑格儿主义者(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为核心范畴构筑起了他的庞大的理论体系,在他的理论体系中,人只是“绝对精神”运动过程中的必然性的一环而已)。
如此看来,上面得出的推论和演绎是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的,是对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和误解。那我们如何去重新理解和阐释两者之间的关系呢?对于两者我们的原则是既不能用宏观的社会心理去覆盖和抹杀艺术家个体的创造性与开拓作用,也不能无视社会心理对艺术家个体的熏染与制约作用,即在它们之间构设一定的张力,这样既可防止社会对个体的吞噬,也可避免个体“心力”的无限膨胀。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来说明一下两者之间的关系,普遍的社会心理就象无数条涌动的涓涓细流,它们很清浅,没有自己的固定航道和流向,而杰出的艺术家除了是无数细流中较为粗大的外,还是航道的开掘者和无数细流的汇拢者,没有前者后者就会枯竭,就会失去存在的根据,如果缺少后者自然也不会有百川东到海的壮观气象,而是一片千沟万壑的泛滥景象。因此,把任何一方提升到支配和决定另一方的地位上,都是一种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处理方式,是有欠公允的。下面,让我们以尼采为具体的例子来分析和一下两者间的相互关系。
尼采是十九世纪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和诗人。他的伟大的思想和成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他所处的时代赋予他的,那个特定的时代和社会是他思考和咀嚼的对象,是他思想的最终来源。从另一个角度讲,当时的时代和社会也是他思想的最终落脚点和归宿。由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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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说,尼采是时代和社会的。尼采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传统形而上学体系已经崩毁,基督教神学体系渐趋瓦解的时代,简单地说就是失掉信仰的虚无主义的时代。虚无主义可以说是十九世纪的“世纪病”。通过普希金、莱托蒙夫、屠格涅夫的作品,人们已经熟悉那些找不到生存意义的“多余人”的倦怠身影。其实,在浮士德博士的虚幻追求、德国浪漫派骑士的飘渺憧憬背后,也不难发现人生虚无的悲哀。到了陀思托耶夫斯基笔下,虚无主义业已成熟,表现出了明显的歇斯底里症状。然而正像加缪所指出的,是尼采挑起了虚无主义的全副重担,使虚无主义第一次成为有意识的东西。作为一个哲学家,尼采把虚无主义作为一个哲学问题首先提了出来。虚无主义问题是尼采哲学思考的出发点,他对侵袭欧洲(包括他本人)的这种疾病深感忧虑,试图探明病因,加以治疗。正是这一动机促使他对欧洲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的考察,从中发现了虚无主义的根源。为了克服虚无主义,尼采又把虚无主义推致极端,主张一种彻底的、积极的虚无主义,以此从根本上摧毁旧形而上学的基础。然后,在虚无主义的基础上,他试图建立起自己的形而上学,以便为失掉信仰的时代确立新的价值体系。从尼采理论体系的着眼点、出发点以及最后的落脚点来看,他是紧紧围绕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进行思考的,虽然他和他的理论不被当时的人们所理解和支持,关于这一点,他自己也说,“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有的人死后方生。”“总有一天我会如愿以偿。这将是很远的一天,我不能亲眼看到了。那时候人们会打开我的书,我会有读者。我应该为他们写作。”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尼采的思想和理论是那个特定时代和社会的产物,而只能说,尼采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预言性,他的个人的思想和心理与普遍的社会心理之间具有一定的差距。其实,大部分的人已经模模糊糊的感到了生存状态的无聊与焦虑,只是没有像尼采那样进行深刻而系统的反思而已。也就是说,尼采最先把潜存于大众心理中的时代症结准确的诊断了出来,并试图加以救治。在这个意义上讲,尼采仍然是属于时代和社会的。尼采是时代和社会的,这并不意味着尼采只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心理的发掘者和整理者,也不意味着他是特定时代和社会心理发展的“必然”产物。如果这样认为,就是只看到和抓住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并用这个方面去抹杀和吞噬另一个方面。尼采之所以成为尼采,除了受时代和社会心理的影响和制约外,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他自身的个体差异性,包括他的出身、性格,经历甚至健康状况等等。正是这一方面的原因才使得尼采不致沦为时代和社会心理的傀儡和“必然产物”,从而证明了他与社会心理之间的差距和张力,进而肯定了他对社会心理发展的引导与开拓作用。
尼采于一八四四年出生于一个乡村牧师家庭,五岁丧父,从此尼采生活在一个以女性为主的环境中,家中的女人们使尼采的家变成了一个清规戒律的道场。尼采在这样的环境的听话,从不调皮,但是长到少年时,虔诚的尼采变的富于幻想,多愁善感,并且善于思考。还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表现出多方面的才能,他写诗,作曲,经常跃跃欲试地想要“创造点什么东西”。他酷爱音乐,音乐成了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幼年的尼采就读的学校实行的是僧侣式的苦行禁欲般的教育,学生还要接受军事训练。这种教育使他渐渐产生了,为成年后讨伐基督教打下了思想基础。尼采的出身和幼年的教育及经历使我们可以从宗教和宗教心理学的角度去和接近尼采的内心世界。尼采本人曾指出过,在父母身边时他非常虔诚,他觉得遵守基督教的教义与戒律和遵从自己的内心一样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但是随着个人的发展,他越来越远离了那种平静、安宁的心态,他开始放弃了以上帝为偶像的教堂式的宗教信仰,于是上帝在他的观念中失去了生命力。但是与此同时,他的内心仍然涌动着渴望,这就是对遗失的偶像的渴望,因此在遗失的同时,他开始了终身不渝的寻找,他要寻找已经遗失了的上帝的替代品。从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出,尼采最终以为自己在极端的自我崇拜中找到了这个替代品。于是他的人格具有了两重性,自我分裂成两个完全对立的个性单元,一个是崇拜的自我,一个是被崇拜的自我,其中一个单元居统治地位,另一个单元居臣仆地位,只有在这种分裂的人格下,一个人才有可能既把自己感受为隶属于自己,有把自己感受为隶属为一种更高的力量。在牺牲了一部分自我的同时,他也获得了宗教性的狂热。他既需要上帝,又不得不否定上帝。这就是他自身的矛盾所在。尼采的身体状况不佳,患有多种疾病,这不仅限制了他和别人进行交往,有的时候甚至迫使他中断和别人交往。但是疾病在尼采身上不仅仅是带有命运色彩的人生不幸,他们具有更深层的意义,疾病表现在尼采的身上反而具有了特别的价值,正是因为疾患,尼采才不得不退缩到自己的孤独之中。而作为一个诗意哲学家,他需要这种孤独的心理状态,只有这样他才能以适合于自己的方式进行思维和创作。孤独是尼采人生的核心。没有孤独他反而痛苦,尼采后来曾经谈过自己:“我七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人的言语不可能到达我的心灵。”
尼采的思维有一个特点:变化不定。他的身心状况和情绪经常会出现突变,精神状态也同样如此。这一方面和他居无定所、漂泊动荡的旅行生活有一定关系,另一方面,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和他的个性特点有关:一旦形成了一种认识,或者说完成了一种认识,他就要从这种认识中逃脱出来。一旦某种认识是他已经熟悉的,他的思想就会发生变化,新的思想就会把他从原来的认识中拉出来,强迫他去认识全新的和陌生的东西,形成新的认识。对已经形成的认识,尼采的态度非常严厉:“你必须每天讨伐自己。”这使得尼采的人格呈现出一种紧张、分裂和不满的特征。其实,他的性格从形成的开始就存在一种自我强迫。他原本是一个火神式的人,情感丰富,热情洋溢,具有无限的创造力,但受到了严谨的语言学的束缚。在学习语言学专业时,他的奇思妙想的才华一直得不到发挥,他把这种压抑的感受作为深深的痛苦。尼采把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行动者,一类是认知者。而他自己的性格则具有极端对立的倾向,他既属于行动者,也属于认知者,这两种特性在尼采的性格中同时存在,他们从来没有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把握尼采的这种内心分裂对认识尼采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认识方面,尼采能感受出潜藏的和神秘的东西,挖掘出深处的东西,他的目光能洞察黑暗,在研究之前和之后,他靠自己的直觉就能感觉出认识在哪些方面还不够完善。靠着这种特性,靠着这种特性所具有的力量,他有能力进行全面把握,看清事物的内在关联,而在感悟的过程中,灵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尼采来讲,灵感不仅是创作的源泉,也是快乐的源泉:“一种陶醉感像闪电一样一下子浸透了我全部的身心,它具有一种神奇的张力,它最终会化作泪水,时而奔腾如滔滔江河,时而徐缓如涓涓细流。”人由此进入一种完全忘我的状态,全身从上到下一直到脚尖能清清楚楚的感受到一系列刺激每一根神经末梢的震颤。
综上所述,无论是尼采的出身和幼时教育,还是双重分裂的人格以及孤独与灵感体验都具体而深刻的表明着尼采的“独一无二”。他这种独一无二的个体心理体验与精神状态,与具有大众色彩的社会心理相比较显得有些怪异和奇特。然而正是这种怪异与奇特的心理体验与精神状态,才使得他与普遍的社会心理之间拉开了距离,产生了张力,从而能够敏锐的洞悉整个时代的精神,切准时代的脉搏。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尼采的一生或许是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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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幸的,但正是这种不幸与苦难成就了尼采。他自己这样说,“哲学家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所经历的、目睹的、聆听的、猜疑的、希望的、甚至梦想的,总是不同寻常的事情。给他们带来震颤的是他们自己的思想,这些思想就如同特殊的事件和闪电,从他们的外部,从他们的上下左右击打着他们。或许他们本身就是雷暴,孕育了闪电。命运决定了他们注定要走上一条坎坷的道路,他们的人生道路时时电闪雷鸣,处处深沟险壑。总之,他们的人生是险恶的。”这种面对悲剧命运时的真诚与坦然,使得他“给西方哲学带来了震颤”。如果说波德莱尔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先驱,那么,尼采就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先驱。他的哲学更少学究气,更加明快地触及到了人生和时代的种种根本问题。他的哲学也包含着更加广阔的可能性,从而为生命哲学、实证主义、实用主义、想象学、存在主义、历史哲学等现代西方的主要哲学流派提供了思想起点或重要启发。这样看来,他的思想和理论又为后世的新的社会心理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通过上述尼采的例子,我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艺术家与社会心理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地决定与被决定、支配与被支配,而是一种缺一不可的互动相容关系。
参考文献:
(德)萨弗兰斯基.尼采思想专辑(修订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1).
(美)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第8版)中文版[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