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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探索必须面向改革开放的现实问题，只有在不断丰富发展的时代问题中，哲学形态的构建与改革实践才能实现辩证统一；只有在实践中，在“对实践的理解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本真形态和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才能达到形态构建与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的双向推进；只有不断转换研究范式，以中国形态为旨归，才能真正建构贴近中国现实、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特色、风格、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关键词： 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基本经验
10012435（2012）0606850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探索历史逻辑地走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形态不断探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形态不断建构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形态不断彰显［1］，积淀形成了形态探索与改革实践辩证统
作为改革开放的思想起点，真理检验标准问题的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束缚，解放了思想，将真理的检验标准指向了实践，为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奠定了思想基础。“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4］其次，在理论上，由实践如何是、怎样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引发了人们对作为哲学范畴的实践的反思，带来了对实践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地位的重新思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初始表达。
改革开放是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打破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束缚，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精神，具有实践特色。反映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上即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2］55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是实践唯物主义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学界的普遍观点，“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八年”［5］376，也是我国实践唯物主义讨论最为热烈的时候。作为追踪哲学各学科新动向、新问题、新成果的杂志《哲学动态》十周年纪念刊1988年第12期专辑讨论“实践唯物主义”是其典型代表。
当实践唯物主义由于文本依据不足、在本体论上可能陷入唯心主义以及难以厘清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而陷入困境时，其自我超越，包括文本深度耕犁和基础理论纵向推进的内在超越和与现实问题积极对话、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积极对话的外在超越。外在超越正是哲学形态走出自身与改革开放实践的积极对话。
改革开放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深刻变化，这些深刻变化一方面为人们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实践观、生活观、文化观等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提供了多重视域；另一方面，这些深刻变化也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供实践指南。与此同时，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西方现当代哲学思潮纷纷涌进国内，这同样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理论武器，与之积极对话，批判吸收其优秀成果，丰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正是这种与改革开放的积极对话，自20世纪90年代起，学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哲学”“生存哲学”“生活哲学”“交往实践哲学”“价值哲学”“文化哲学”“人学”“政治哲学”等多种时代形态。这些时代形态既反映了学界对现实问题的理性自觉，表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话语，又为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精神支撑。
进入新时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成长为经济强国的转变是如此的巨大——按照雅克的观点，以至于历史从此以后简直可以被分为BC和AC：即前中国时期和后中国时期。”［6］经济上取得的巨大发展，需要我们在文化精神、意识形态建设等领域上取得同样发展。客观地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等诸多意识形态观念的挑战，同样在文化精神建设上，还存在着与物质文明发展诸多的不协调、不适应。“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7］这需要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支撑，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精神力量。因此，从方法论的路径上，学界提出了“文本对话论”“综合创新论”“形态演变论”“范式转换论”多种方式建构适应时怎么发表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形态。尽管这一诉求，还主要停留在方法论上，真正的形态建构并不多见，但学界的共同观点是创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形态的理论资源一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而且必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内核、为指导。这不是一种理论呼吁或意识形态的宣教，而是中国崛起的事实决定了这一点。中国自成立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无论是新中国的建立，还是改革开放，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始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有学者认为，中国近百年来，或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具有八大特征，中国文明模式具有八大特点，八大中国理念可能影响世界［8］。八大特征之四是“超深厚的文化传统”，主要表现为“儒、道、释互补，儒、法、墨并存”的多元一体的思想格局。八大特点之首是哲学观“实践理性”，即实事求是。八大中国理念之首是起源于《汉书·河间献王传》的“实事求是”，而唯独没有提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中国的崛起仅仅是恢复或复兴了中国传统文化，似乎“中国震撼”仅仅是传统中国文化的震撼，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震撼。殊不知，其所理解的哲学观实践理性和“开启了改革开放伟大进程”的实事求是，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境下讨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或者说中国传统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化的产物。这种无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崛起的指导思想和精神动力的做法，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无益于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和当代文化精神的建设。
改革创新是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时代精神上的精华，“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新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5］116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形态、时代形态、中国形态不断探索不仅反映了改革创新的时代要求，而且为进一步的改革创新提供了不竭动力与思想源泉。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56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实践的唯物主义，其最基础、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实践问题。反过来讲，总结反思理论的形成、发展、演进也应从实践和对实践的理解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如果说，形态建构与改革实践辩证统一体现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那么，形态建构与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的双向推进则体现了“对实践的理解”这个重大基础理论问题与哲学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探索与建构正是围绕着实践范畴这个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展开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把实践观引入“认识论”，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与18世纪朴素唯物主义的直观反映论区分开来，划清了实践唯物主义与直观唯物主义之间的界限。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已初见端倪。实践中的主客体关系的讨论渗透到历史观领域，带来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不再简单地被视为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唯有在实践中历史主体的客体化和历史客体的主体化的辩证发展关系中，才能真正找到社会发展和人自身发展、自然历史过程与人的实践活动相统一的内部机制，揭开历史之谜。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而如此理解的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所遭遇的最大挑战就是实践本体论还是物质本体论问题。由之所形成的物质本体论、实践本体论、物质—实践本体论、实践相似度检测论等代表性观点。分歧的关键点在于对本体论的理解，物质本体论、物质—实践本体论坚持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世界的本原、本体；而实践本体论、实践相似度检测论等认为将本体理解为“物质”，这是一种脱离了人的抽象还原论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无法解决人类如何从客观自然的物质存在过渡到社会存在。因此，必须从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思维方式的实践来理解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这就将实践观导向了存在论。
作为存在论意义上的实践，无疑是人的实践，而人的实践中必然蕴含着人的生存、生活、交往、发展、政治、文化、价值和对人自身的理解等问题。对实践内蕴的不同侧重，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诸多时代形态。强调从总体上理解人的生存、发展、价值、动力、意义的，由此构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学；强调人的生存、生活是首要的实践，论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生存实践唯物主义、生活哲学；强调主体间的交往实践的，论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交往实践唯物主义；强调实践形成人的文化、文明的，论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文化哲学；强调实践中的价值关系的，论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价值哲学。强调实践活动发展维度的，论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哲学。最新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更注重在具体的历史现实中彰显自身创造力和价值，当今的历史现实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相比，在内在结构、运行方式和发展理念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别，因此，必须用“多样化的微观解读和微观叙事来补充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理论范式”，创建“宏观视域与微观视域的有机统一的理论范式”，也即无论在学科发展、还是现实问题上都不能停留在宏观层面，应该更加注重微观层面、日常生活层面现实问题的结局，唯有此，方能与当下的历史现实建立真正的联系。［9］
马克思主义哲学诸多时代形态的探索与建构又通过两个方面推动着重大基础理论的研究。一是诸多哲学形态的立论根基本身就关涉着重大基础理论问题；二是诸多时代形态的论争，推动着重大基础理论的讨论。就前者而言，生存实践唯物主义、生活哲学、文化哲学视域中的人的现实生存（生活）、日常生活与形而上学关系问题、存在论的生存论路向与范畴论（知识论）路向的关系问题；交往实践唯物主义视域中生产与交往的关系，劳动与实践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中的人道主义与异化、以人为本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市民社会与国家、公平与正义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视域中科学发展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视域中一般价值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普世价值批判问题；等等，都在不同的哲学形态中得以课题化，并得到不断深化理解。就后者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论争又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同一哲学形态的内部论争，二是哲学形态之间的论争。就同一哲学形态内部论争而言，主要表现为对同一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理解的差异。比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存论的理解，有人认为其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恢复了传统理性形而上学所漠视的人们的现实生存、生活领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生存论转向在于其存在论上的变革，其在存在论上以生存论路向变革了传统范畴论（知识论）路向，就具体差异而言，强调存在论变革的重在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超出了传统形而上学意识之内在性的基本建制，这并不是简单地用生活、生存颠倒了超感性、抽象，因为简单地颠倒可能还在形而上学之内。正如海德格尔批评萨特将柏拉图的本质先于实存，颠倒为实存先于本质，“但这种对一个形而上学命题的颠倒依然是一个形而上学命题。”［10］就哲学形态之间的论争而言，主要表现为对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的不同侧重，比如，同样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传统意识哲学知识论路向的超越，有人认为超越主要体现在价值论，有人认为主要体现在生存论，还有人认为主要体现在人学等。
正是“对实践的理解”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和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的双向推进打开了空间，对实践的不同理解形成了不同的哲学形态，不同的哲学形态又为反思理解实践范畴打开了新的视角。而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变化，这种理论上的反思也必然会随之深化推进。
研究范式的转变是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之一。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学界有人认为其存在一个康德—费希特阶段，有人认为其哲学发端处就表现出黑格尔情节，也有人认为其存在一个费尔巴哈的问题式，这些不同的理解在其特定的范围内都有着一定合理性。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在其标志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以往的旧哲学做了宣言式的清算，实现了哲学范式的转换。“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2］54由此可见，马克思指出了三种哲学范式，一是旧唯物主义的直观的、客体的哲学范式，代表人物费尔巴哈；二是旧唯心主义抽象能动的哲学范式，代表人物黑格尔；三是马克思所阐发的新唯物主义。这种新唯物主义绝不是简单地折中调和感性直观的范式与抽象能动的范式。因为，无论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出发，还是从抽象的能动的出发，也即无论是从抽象的存在出发，还是从抽象的思维出发，都无法走出自身，在现实中贯穿对方，即便达到了相互统一，也只能借助于高级的哲学直观（费尔巴哈）或者作为绝对者的上帝（黑格尔）。马克思哲学范式的转换正体现在既不从抽象的物质出发，又不同抽象的思维出发，“任何极端，都是它自己的另一极端。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的唯灵论。”［12］355而是从人的感性活动、对象性活动、实践去理解对象，理解现实、感性。简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转变意味着，唯有从实践出发才切中社会现实，而这种范式的转变本质上要求同感性直观和抽象思维的哲学范式划定界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探索与构建同样体现出哲学范式的不断转换。从总体上讲，“本真形态”“时代形态”和“中国形态”各有不同侧重。本真形态所追问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是什么；时代形态追问，在我们当下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什么；中国形态则追问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适应，并能够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从本真形态、时代形态到中国形态的积极探索，不仅反映了作为独特文明样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需要，体现了学界对与之相应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积极探索的理性自觉，也折射出哲学前提性批判思维方式的不断转变。
从三者的内在联系来看，“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是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的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2］220这表明，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问题的反映，哲学的内部内容就是时代的主题；其次，哲学还不仅是简单地对时代内容的反映，而且还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作用于时代。这样，哲学才是“文明的活的灵魂”，也即不仅是文明积淀的精华，而且随着时代的主题发展而成为“活的灵魂”，推动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本真形态的追寻从属于时代形态和中国形态，这是研究的基本立场、价值和原则，正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本研究、理论探索及前沿追踪，归根到底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目的的。”［13］从这个角度讲，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哲学范式，作为新形态建构的方法论路径，这意味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领域的研究都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理论目标、解释原则和评价标准”［14］。
近几年来，学界对此问题基本达成共识，由《中国社会科学》发起的、国内有关高校先后承办的马克思哲学论坛将讨论主题确定为“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90年”等都表达了这一主题诉求。与之相关的，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发起的从建构的理论资源角度，打破传统学科划分的对话论坛已历三届，2011年论坛的主题：“融合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学科资源，面对当下的中国问题，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的新形态”，更加明确地将中国哲学新形态的构建作为怎么写作于当代中国历史性实践的思想任务。
参考文献：
［1］张传开，单传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探索的逻辑进程［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 373—382.
［2］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M］.李秋零，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126.
［4］文献编辑委员会.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3.
［5］文献编辑委员会. 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俞吾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11［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356.
［7］关于深入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7.
［8］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64-143.
［9］衣俊卿.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社会历史现实［J］.中国社会科学，2011，（3）：40-51.
［10］海德格尔.路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86.
［11］王南湜.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M］∥孙正聿，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研究.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68.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3］吴晓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研究［M］∥孙正聿，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190.
［14］汪信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M］∥孙正聿，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293.
［15］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第4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87.
责任编辑：陆广品
关键词： 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基本经验
10012435（2012）0606850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探索历史逻辑地走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形态不断探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形态不断建构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形态不断彰显［1］，积淀形成了形态探索与改革实践辩证统
一、形态建构与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双向推进和不断转换研究范式的基本经验。
一、形态探索与改革实践的辩证统一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要求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源于：www.udooo.com
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探索与改革实践的辩证统一、不仅反映了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品质的内在体现。
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品质之一。“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2］55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本质特征在于从实践去理解对象，在实践活动中检验理论的现实性、真理性，在实践中发展理论，并且“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2］209。在实践中检验正确的理论反作用于实践，推动实践的发展。“理论与实践的辩证法不仅说明了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精神哲学的批判，而且也说明了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的批判。”［3］也即，其不仅超越了黑格尔所代表的旧唯心主义“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也超越了费尔巴哈所代表的旧唯物主义“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的人的活动”。作为改革开放的思想起点，真理检验标准问题的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束缚，解放了思想，将真理的检验标准指向了实践，为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奠定了思想基础。“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4］其次，在理论上，由实践如何是、怎样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引发了人们对作为哲学范畴的实践的反思，带来了对实践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地位的重新思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初始表达。
改革开放是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打破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束缚，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精神，具有实践特色。反映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上即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2］55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是实践唯物主义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学界的普遍观点，“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八年”［5］376，也是我国实践唯物主义讨论最为热烈的时候。作为追踪哲学各学科新动向、新问题、新成果的杂志《哲学动态》十周年纪念刊1988年第12期专辑讨论“实践唯物主义”是其典型代表。
当实践唯物主义由于文本依据不足、在本体论上可能陷入唯心主义以及难以厘清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而陷入困境时，其自我超越，包括文本深度耕犁和基础理论纵向推进的内在超越和与现实问题积极对话、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积极对话的外在超越。外在超越正是哲学形态走出自身与改革开放实践的积极对话。
改革开放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深刻变化，这些深刻变化一方面为人们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实践观、生活观、文化观等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提供了多重视域；另一方面，这些深刻变化也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供实践指南。与此同时，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西方现当代哲学思潮纷纷涌进国内，这同样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理论武器，与之积极对话，批判吸收其优秀成果，丰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正是这种与改革开放的积极对话，自20世纪90年代起，学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哲学”“生存哲学”“生活哲学”“交往实践哲学”“价值哲学”“文化哲学”“人学”“政治哲学”等多种时代形态。这些时代形态既反映了学界对现实问题的理性自觉，表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话语，又为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精神支撑。
进入新时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成长为经济强国的转变是如此的巨大——按照雅克的观点，以至于历史从此以后简直可以被分为BC和AC：即前中国时期和后中国时期。”［6］经济上取得的巨大发展，需要我们在文化精神、意识形态建设等领域上取得同样发展。客观地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等诸多意识形态观念的挑战，同样在文化精神建设上，还存在着与物质文明发展诸多的不协调、不适应。“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7］这需要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支撑，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精神力量。因此，从方法论的路径上，学界提出了“文本对话论”“综合创新论”“形态演变论”“范式转换论”多种方式建构适应时怎么发表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形态。尽管这一诉求，还主要停留在方法论上，真正的形态建构并不多见，但学界的共同观点是创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形态的理论资源一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而且必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内核、为指导。这不是一种理论呼吁或意识形态的宣教，而是中国崛起的事实决定了这一点。中国自成立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无论是新中国的建立，还是改革开放，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始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有学者认为，中国近百年来，或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具有八大特征，中国文明模式具有八大特点，八大中国理念可能影响世界［8］。八大特征之四是“超深厚的文化传统”，主要表现为“儒、道、释互补，儒、法、墨并存”的多元一体的思想格局。八大特点之首是哲学观“实践理性”，即实事求是。八大中国理念之首是起源于《汉书·河间献王传》的“实事求是”，而唯独没有提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中国的崛起仅仅是恢复或复兴了中国传统文化，似乎“中国震撼”仅仅是传统中国文化的震撼，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震撼。殊不知，其所理解的哲学观实践理性和“开启了改革开放伟大进程”的实事求是，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境下讨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或者说中国传统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化的产物。这种无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崛起的指导思想和精神动力的做法，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无益于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和当代文化精神的建设。
改革创新是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时代精神上的精华，“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新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5］116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形态、时代形态、中国形态不断探索不仅反映了改革创新的时代要求，而且为进一步的改革创新提供了不竭动力与思想源泉。
二、形态建构与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的双向推进
重大基础理论问题是指关涉到形优秀论文查重www.udooo.com
态建构的根本性问题，唯有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才能推进哲学形态的建构。而形态建构中所产生的分歧问题都关涉到对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的不同理解，解决这些分歧的出路有赖于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56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实践的唯物主义，其最基础、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实践问题。反过来讲，总结反思理论的形成、发展、演进也应从实践和对实践的理解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如果说，形态建构与改革实践辩证统一体现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那么，形态建构与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的双向推进则体现了“对实践的理解”这个重大基础理论问题与哲学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探索与建构正是围绕着实践范畴这个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展开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把实践观引入“认识论”，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与18世纪朴素唯物主义的直观反映论区分开来，划清了实践唯物主义与直观唯物主义之间的界限。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已初见端倪。实践中的主客体关系的讨论渗透到历史观领域，带来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不再简单地被视为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唯有在实践中历史主体的客体化和历史客体的主体化的辩证发展关系中，才能真正找到社会发展和人自身发展、自然历史过程与人的实践活动相统一的内部机制，揭开历史之谜。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而如此理解的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所遭遇的最大挑战就是实践本体论还是物质本体论问题。由之所形成的物质本体论、实践本体论、物质—实践本体论、实践相似度检测论等代表性观点。分歧的关键点在于对本体论的理解，物质本体论、物质—实践本体论坚持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世界的本原、本体；而实践本体论、实践相似度检测论等认为将本体理解为“物质”，这是一种脱离了人的抽象还原论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无法解决人类如何从客观自然的物质存在过渡到社会存在。因此，必须从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思维方式的实践来理解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这就将实践观导向了存在论。
作为存在论意义上的实践，无疑是人的实践，而人的实践中必然蕴含着人的生存、生活、交往、发展、政治、文化、价值和对人自身的理解等问题。对实践内蕴的不同侧重，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诸多时代形态。强调从总体上理解人的生存、发展、价值、动力、意义的，由此构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学；强调人的生存、生活是首要的实践，论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生存实践唯物主义、生活哲学；强调主体间的交往实践的，论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交往实践唯物主义；强调实践形成人的文化、文明的，论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文化哲学；强调实践中的价值关系的，论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价值哲学。强调实践活动发展维度的，论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哲学。最新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更注重在具体的历史现实中彰显自身创造力和价值，当今的历史现实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相比，在内在结构、运行方式和发展理念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别，因此，必须用“多样化的微观解读和微观叙事来补充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理论范式”，创建“宏观视域与微观视域的有机统一的理论范式”，也即无论在学科发展、还是现实问题上都不能停留在宏观层面，应该更加注重微观层面、日常生活层面现实问题的结局，唯有此，方能与当下的历史现实建立真正的联系。［9］
马克思主义哲学诸多时代形态的探索与建构又通过两个方面推动着重大基础理论的研究。一是诸多哲学形态的立论根基本身就关涉着重大基础理论问题；二是诸多时代形态的论争，推动着重大基础理论的讨论。就前者而言，生存实践唯物主义、生活哲学、文化哲学视域中的人的现实生存（生活）、日常生活与形而上学关系问题、存在论的生存论路向与范畴论（知识论）路向的关系问题；交往实践唯物主义视域中生产与交往的关系，劳动与实践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中的人道主义与异化、以人为本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市民社会与国家、公平与正义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视域中科学发展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视域中一般价值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普世价值批判问题；等等，都在不同的哲学形态中得以课题化，并得到不断深化理解。就后者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论争又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同一哲学形态的内部论争，二是哲学形态之间的论争。就同一哲学形态内部论争而言，主要表现为对同一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理解的差异。比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存论的理解，有人认为其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恢复了传统理性形而上学所漠视的人们的现实生存、生活领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生存论转向在于其存在论上的变革，其在存在论上以生存论路向变革了传统范畴论（知识论）路向，就具体差异而言，强调存在论变革的重在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超出了传统形而上学意识之内在性的基本建制，这并不是简单地用生活、生存颠倒了超感性、抽象，因为简单地颠倒可能还在形而上学之内。正如海德格尔批评萨特将柏拉图的本质先于实存，颠倒为实存先于本质，“但这种对一个形而上学命题的颠倒依然是一个形而上学命题。”［10］就哲学形态之间的论争而言，主要表现为对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的不同侧重，比如，同样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传统意识哲学知识论路向的超越，有人认为超越主要体现在价值论，有人认为主要体现在生存论，还有人认为主要体现在人学等。
正是“对实践的理解”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和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的双向推进打开了空间，对实践的不同理解形成了不同的哲学形态，不同的哲学形态又为反思理解实践范畴打开了新的视角。而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变化，这种理论上的反思也必然会随之深化推进。
三、研究范式的不断转换
尽管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存在诸多讨论，对哲学范式这个概念也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但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而言，我们赞同从“哲学的基本思摘自：毕业论文答辩www.udooo.com
维方式”意义上使用哲学范式，“这种意义的‘范式’及‘范式转化’概念的确能够比较好地描述几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发生的重大变化。”［1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探索体现了哲学范式的不断转换，也即研究思维方式的不断转变。研究范式的转变是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之一。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学界有人认为其存在一个康德—费希特阶段，有人认为其哲学发端处就表现出黑格尔情节，也有人认为其存在一个费尔巴哈的问题式，这些不同的理解在其特定的范围内都有着一定合理性。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在其标志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以往的旧哲学做了宣言式的清算，实现了哲学范式的转换。“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2］54由此可见，马克思指出了三种哲学范式，一是旧唯物主义的直观的、客体的哲学范式，代表人物费尔巴哈；二是旧唯心主义抽象能动的哲学范式，代表人物黑格尔；三是马克思所阐发的新唯物主义。这种新唯物主义绝不是简单地折中调和感性直观的范式与抽象能动的范式。因为，无论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出发，还是从抽象的能动的出发，也即无论是从抽象的存在出发，还是从抽象的思维出发，都无法走出自身，在现实中贯穿对方，即便达到了相互统一，也只能借助于高级的哲学直观（费尔巴哈）或者作为绝对者的上帝（黑格尔）。马克思哲学范式的转换正体现在既不从抽象的物质出发，又不同抽象的思维出发，“任何极端，都是它自己的另一极端。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的唯灵论。”［12］355而是从人的感性活动、对象性活动、实践去理解对象，理解现实、感性。简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转变意味着，唯有从实践出发才切中社会现实，而这种范式的转变本质上要求同感性直观和抽象思维的哲学范式划定界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探索与构建同样体现出哲学范式的不断转换。从总体上讲，“本真形态”“时代形态”和“中国形态”各有不同侧重。本真形态所追问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是什么；时代形态追问，在我们当下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什么；中国形态则追问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适应，并能够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从本真形态、时代形态到中国形态的积极探索，不仅反映了作为独特文明样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需要，体现了学界对与之相应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积极探索的理性自觉，也折射出哲学前提性批判思维方式的不断转变。
从三者的内在联系来看，“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是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的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2］220这表明，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问题的反映，哲学的内部内容就是时代的主题；其次，哲学还不仅是简单地对时代内容的反映，而且还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作用于时代。这样，哲学才是“文明的活的灵魂”，也即不仅是文明积淀的精华，而且随着时代的主题发展而成为“活的灵魂”，推动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本真形态的追寻从属于时代形态和中国形态，这是研究的基本立场、价值和原则，正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本研究、理论探索及前沿追踪，归根到底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目的的。”［13］从这个角度讲，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哲学范式，作为新形态建构的方法论路径，这意味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领域的研究都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理论目标、解释原则和评价标准”［14］。
近几年来，学界对此问题基本达成共识，由《中国社会科学》发起的、国内有关高校先后承办的马克思哲学论坛将讨论主题确定为“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90年”等都表达了这一主题诉求。与之相关的，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发起的从建构的理论资源角度，打破传统学科划分的对话论坛已历三届，2011年论坛的主题：“融合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学科资源，面对当下的中国问题，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的新形态”，更加明确地将中国哲学新形态的构建作为怎么写作于当代中国历史性实践的思想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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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探索的基本经验启示我们，哲学新形态的探索必须面向改革开放的现实，只有在不断丰富发展的时代问题中，哲学形态的构建与改革实践才能实现辩证统一；只有在实践中，在“对实践的理解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本真形态和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才能达到形态构建与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的双向推进；只有转变研究范式，以中国形态为旨归，才能真正建构贴近中国现实、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特色、风格、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这需要以问题为导向，真正消化吸收中国传统哲学、中国现当代哲学、西方哲学的理论资源，实现综合创建，真正用汉语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仅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汉语上。因为，“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了；这一点，对于哲学来说最有必要。因为思想恰恰具有这样一个环节，即：应当属于自我意识，也就是说，应当是自己固有的东西，思想应该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15］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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