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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议马克思以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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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党的十八大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科学的历史定位,不应依据斯大林的生产方式“五形态论”,而应依据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三形态论”。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的概括从最根本的角度,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本质,科学说明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自然历史过程。第二大阶段——商品经济阶段向第三大阶段——产品经济阶段过渡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走向共产主义的新路:通过革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吸取资本主义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而后再向高于资本主义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总依据 社会经济形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历史发展的两条道路
作者 张凌云,《学术月刊》原常务副总编。(上海 200020)
党的十八大高屋建瓴地确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这一总依据,是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这个最大实际。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1 ]科学理解总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哲学基础,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应当怎样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
我们有必要对传统理论的解释框架的合理性作深刻反思。传统理论奉斯大林的“五形态论”为圭臬。传统理论教科书都依据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所作的划分:“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2 ]例如有的高等教育哲学辅导教材即这样写道:“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已经经历或正在 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这是一种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3 ]这一划分把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作为资本主义之后的生产方式,使我们陷入了理论与现实的巨大矛盾。
从历史上看,后一社会形态的生产力总是高于前一社会形态的生产力。作为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它的生产力自然也应高于资本主义社会。但现在世界上已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仍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这个矛盾如何解释?
学界曾一再提出这个困惑:“从历史尺度概念的本来涵义看,这确实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新社会之所以优越于旧社会并取而代之,关键在于旧社会已经不能容纳从自己内部发展起来的新生产力,不得不让位于新社会。新社会理所当然地要比旧社会具有更高的生产力水平,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我们无法“回避一个冷酷的、关键性的事实: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社会主义国家仍落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还得追赶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这无疑是一个理论与现实的巨大矛盾。”[4 ]
只要我们仍然停留在斯大林的以生产方式划分历史阶段的思维框架里,我们就无法从理论上解决这一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就要确立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较之生产方式标准更深刻、更本质的标准,这就是生产力标准。

列宁早就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5 ]斯大林的划分的问题在于它停留在前一个“归结”。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三大阶段的划分,才是由前一个“归结”达到后一个“归结”的科学概括。这三大阶段是: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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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6]
“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即自然经济阶段。在这个阶段,“人都是互相依赖的……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7 ]人们进行物质生产、生活的前提是各个人通过某种依赖性的联系结合在一起。与这种个人不独立的社会关系相对应,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在这种条件下,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受到他们生存活动范围的限制,社会经济生活表现为自然经济。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即商品经济阶段。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必然为人对物的依赖关系所代替。“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互相间的生产关系”[8 ],即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关系。这种关系的发展,打破了在人的依赖关系下与自然物质变换的狭窄性和孤立性,产生了一种扩大的生产力,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形成了人的全面的社会关系、多方面的需求和全面的能力的体系。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即产品经济阶段。在这一阶段,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人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在他们的共同控制下合理调节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生产表现为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
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这一概括根据生产力发展逻辑,揭示了人类社会由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由商品经济到产品经济发展的必然性。依据这一划分可以科学说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科学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三
从马克思有关著作来看,与自然经济阶段相对应的是前资本主义的亚细亚所有制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①,与产品经济阶段相对应的是共产主义社会。
就在上面所引的关于三大阶段的论述之后,紧接着,马克思即指出:“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侈奢、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9 ]这里,马克思明确指出,前资本主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生产方式和封建制生产方式同属于自然经济阶段。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10 ]这个“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的产品经济社会即下文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
与商品经济阶段对应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似应无疑,这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是有根据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概括的四形态即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放在封建生产方式之后[11 ],而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又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放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之前,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是“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12 ]。资本主义社会确与商品经济阶段对应,但与商品经济阶段相对应的并非只有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社会。

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对应于哪一阶段?
如于光远所说:“我们使用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所赋给它的含义。这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最初明确地使用的,即指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13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作过这样的解释:“马克思把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14 ]长期以来,我们据此把我们现在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理解为即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依据这种解释,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与产品经济阶段相对应。但实践证明,这种理解是不科学的。
按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有这样几个基本规定:(1)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15 ]。(2)消除商品生产,生产者“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他们“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个人的劳动“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16 ]。(3)社会对生产的调整是不以市场调节为相似度检测的计划调节,这种调整不是“通过商品的变动来实现”,而是“通过社会对自己的劳动时间所进行的直接的自觉的控制”[17 ]。(4)实行以“证书”而不是以货币为媒介的按劳分配,劳动者“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18 ]。
我们现在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显然远未达到马恩设想的这一阶段。一、它远未达到生产资料归整个社会所有。它的所有制结构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包括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多种所有制的经济结构;公有制经济本身也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联合建立的公有制等不同形式。二、它远未达到消除商品生产。相反,它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以实现生产的社会化、现代化。三、它远未达到对生产直接的计划调节。它的调节机制是以市场调节为相似度检测的计划调节。四、它也远未达到以“证书”实行按劳分配。它的分配方式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包括凭债权取得利息、股份分红、风险补偿等非劳动收入的多种分配方式;按劳分配也不是以“证书”而是以货币实现的。
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很大的生产力水平的间距:前者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已具有发达资本主义所达到的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物质前提;后者则是建立在远远落后于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只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东方专制制的亚细亚所有制社会[19 ]的基础上,生产力水平离中等发达国家尚有很大差距。
所以,不能根据列宁说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以为我们现在建立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对应于产品经济阶段,而应实事求是地认识到它是对应于商品经济阶段。
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相互并存的而不是前后相继的两种生产方式”[20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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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式都对应于商品经济阶段。
这种看法未注意到社会主义不同阶段的区别。准确的说法应当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是相互并存的两种生产方式,都属商品经济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则是前后相继的两种生产方式,前者属商品经济阶段,后者则属产品经济阶段。我们现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即是处于商品经济阶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相互并存的两种生产方式,这也就是说第二大阶段——商品经济阶段向第三大阶段——产品经济阶段过渡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
前一条道路即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当时英、法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分析而揭示的:即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其根据在于: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必然向产品经济过渡。商品经济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人的全面的社会关系、多方面的需求和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这正是第三大社会形态即产品经济的社会得以建立的前提。所以马克思特别指出:“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21 ]这个必然性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论著,特别是《经济学手稿(1857—1858)》和《资本论》中得到充分论证。历史也必将证明这一点。当代美、英、法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论它们的商品经济还将会有一个怎样的发展,终究要向产品经济过渡。尽管这一转变的关节点现在尚未到达,但必然要到达。那种看到马克思的设想与我们实践的社会主义有很大差距,就以为马克思的设想具有空想性质,是错误的。因为这两者藉以建立的前提是不同的:前者的前提是发达资本主义所达到的生产力水平,而后者的前提则是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水平。俄国、中国等国的实践证明了历史的发展还有后一条道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中级阶段,再向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发展。
马克思在他的晚年,通过对俄国问题的研究及而后展开的人类学研究和历史学研究,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这一理论论证了在世界历史发展面临时代转折的历史条件下,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应然性,也就论证了与商品经济阶段相对应的并非只有资本主义,还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建立的“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22 ]。
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与第三阶段对应的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而与第二阶段对应的是“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指明:商品经济阶段向产品经济阶段过渡并非只有资本主义道路,还有社会主义道路。
苏联十月革命的意义就在于它证实了马克思的这一预想,开辟了这条新路。它证明了历史的发展并非只有“西欧资本主义和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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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发展的这条固定道路”[23 ],可以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水平的前提,然后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吸取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追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所达到的高度。
考茨基等第二国际理论家曾执着于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有待于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他与第二国际的其他领导人对苏联十月革命提出责难:俄国“还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24 ]在他们看来,要达到这个“经济前提”,只有“西欧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发展的这条固定道路”[25 ],即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列宁对此作了反驳:“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那又怎样呢?”“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26 ]
实践证明了列宁论断的正确。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证明了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即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条道路——通过革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吸取资本主义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再向高于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27 ]
作为“吸取资本主义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之初始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发展目标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党的十八大的理论新贡献是: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开放型的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现代市场体系、全面建成和谐的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承上启下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的理论。
要达到高度发达国家的水平,还要有一个经市场经济充分发展、而后向产品经济过渡的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经过社会主义中级阶段,这才具有了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过渡的物质前提——发达资本主义达到的生产力的高度。所以,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有社会主义中级阶段。
这后一条历史发展之路就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东方专制制的亚细亚所有制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这两条道路的分叉点是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汇合点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者说社会主义高级阶段。[28 ]
所谓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是两条道路的分叉点,就是说这个阶段是不可超越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它必然要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为前提。它不能没有这两个条件:(1)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产业工人阶级的形成;(2)一定比例的社会化大生产。而这两个条件都有赖于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现在世界上已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前没有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
所谓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两条道路的汇合点,就是说这个阶段也是不可超越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所能达到的高度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极限。资本主义经济在自身的基础上不可能向产品经济转化。只有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才能向产品经济转化。有一种观点认为:“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超越社会主义。”[29 ]这个说法不准确。实际上、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能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级阶段,而不能超越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径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因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不能达到实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生产力高度——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自由时间为财富尺度的生产力高度。要达到这个生产力的高度,只有在产品经济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因此,从发达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之间必然有一个实行产品经济的按劳分配的阶段,这就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

现在我们可以对开头提出的问题作出回答了。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能创造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更高的生产力水平的,但这是它的高级阶段;而我们现在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尚是初级阶段,它尚处于与资本主义尚未达到发达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相对应的阶段。社会主义的建立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即完全的社会主义取怎么发表达的资本主义;一种情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取代虽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但社会总体结构仍是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东方专制制社会。我们之所以陷入“理论与现实的巨大矛盾”,就是因为离开生产力标准,以前一种“取代”的公式去套后一种“取代”。
不能像斯大林那样简单地把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仅对于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说,才是正确的。对于在只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说,则要经历由落后的生产力水平达到中等发达水平的初级阶段和由中等发展水平达到高度发达水平的中级阶段。在初级阶段和中级阶段,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同一阶段的全球化进程中的生产方式,其基本任务是“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30 ]。在这个阶段,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较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并不在于生产力水平高于资本主义——这一点它在现阶段尚未达到;而是在于:它可以避免资本主义长达上百年的原始积累及早期发展的灾难,而以人道的方式、更快的速度取得资本主义所能达到的文明成果,并可进一步突破资本主义所不能突破的次生社会(私有制社会)的局限,在更高层次上向原生社会(原始公有制社会)复归。
原生社会各氏族组织的管理机构和个人的关系,“是通过个人对某个氏族或部落的关系来体现的。这些关系是纯粹人身性质的”[31 ]。代替氏族组织的次生社会的政治组织则“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32 ]。进入文明时代后,人类的生产力总是在总体上摆脱不了地域和个体的局限。作为次生社会最高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已在地域的总体上突破了次生社会政治组织的局限,但不能突破因财产关系形成的个体的局限,因而它不能向原生社会复归。作为公有制的再生社会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则能进而突破私有制社会因财产关系形成的物支配人的“偶然的个人”的局限,向扬弃私有制的人支配物的原生社会复归——达到“有个性的个人”支配物的自由人联合体的自由个性阶段。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生产力标准的质的规定是人类学的,而不是经济学的。党的十八大对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强调,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确立,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对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和谐世界之建设的促进,都充分体现了这一人类学的质的规定。
注释:
①这一概括中的第一大社会形态“人的依赖关系”,是指向资本主义演进的三个私有制对抗性形式的所有制社会形态,并不包括非对抗性形式的公有制的原始社会。参看拙文《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片论》第三节对此的论证,《学术研究》200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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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9][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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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4.
[10][12][16][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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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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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于光远.重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私有制社会后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的笔记.社会科学,1988(1).
[14]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5.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7.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5.
[20][29]顾乃忠.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和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性质.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8(1).
[22][30]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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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30-45

1、451.

[23][24][25][26]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90-691.
[27][28]张凌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东方出版中心,201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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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0

5、405.

编辑 杜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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