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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我国社会公德缺失政治理由学年

收藏本文 2024-01-25 点赞:4491 浏览:12219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 要:社会公德缺失影响人们对社会的价值判断,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公德建设是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探究社会公德缺失的原因尤为重要。从政治层面看,社会公德缺失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其主要表现在传统政治文化抑制公德基因生长、权力腐败对社会公众具有很大的负面示范效应以及政府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制度供给不足为败德行为留下空间。
关键词:社会公德;缺失;传统政治文化;权力腐败;制度供给
1002-7408(2013)03-0030-03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进一步认真加以解决。”并特别强调:“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当前,社会公德已成为关注热点,去年广东佛山发生的“小悦悦事件”曾引发一场大讨论。媒体记者和学界人士都纷纷刊文,抨击人心冷漠,反思社会失态,忧虑道德前景。不可否认,社会公德缺失已是一个客观存在,并一次次地刺痛国人的敏感神经,影响人们对社会公德的直观判断,进而影响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观念上的东西无非是对现实的反映。社会公德缺失已成为一个影响人们日常公共生活的社会问题。社会公德建设是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的重点难点。为了更好地开展社会公德建设,必须探究其缺失的原因。本文试图剖析社会公德缺失的政治原因。

一、传统政治文化抑制社会公德基因生长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公德是一种观念形态,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不同于经济基础的急剧变迁,停留在人们意识深层的思想观念却变化缓慢,不仅如此,它还具有强大的传统惯性和历史沿袭性,阻碍着新时期的文化制度建设。正如诺斯所言:“从历史中存活下来的,表现在社会文化中的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使制度变迁绝对是渐进的并且是路径依赖的。” 通过考察后发现,传统社会中家族私德观念和臣民文化总体上抑制了公德基因生长,其历史遗留又使得当今的公德建设举步维艰。
1.传统政治文化基础:家族私德。家族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基础,“家国一体”是传统专制政治的根本特征,“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放大,国君犹如家长,百姓即是子民。通过血缘关系的连接,整个国家俨如一个大家族,臣民敬忠于君主,犹如子女孝敬于父母,这被称为“忠孝一体”。在我国古代,子女不孝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此,“家长制”也成为封建国家的管理方式。古代文人更是从“家”出发,提出了一套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三纲五常”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这些都是以“家”“国”为出发点或是以“家”为基础而扩大到熟人圈里。除此之外,没有“家”“国”之外的公共道德观念。因此,家族只能说是一种私德,而非公德。
家族本位的政治文化将人的思想意识局限于家族之内,以血缘深浅、亲疏远近来衡量社会关系,这就直接导致传统中国人重视家庭、重视家族私德,而不能发展公共空间和公共道德。梁漱溟指出:“中国人因集团生活之缺乏,而缺乏公共观念,缺乏纪律习惯,缺乏组织能力,缺乏法治精神,一句话总括,缺乏为营团体生活所必需的那些品德——公德。其所以被人看作自私自利多半为此。”传统社会中“重私德,轻公德”的道德观念致使“公”“私”相互对立,家庭不能很好地与社会相连接。这种文化弊端,一直是有识之士批判的焦点。梁启超便曾批评国人不讲公德,一盘散沙而不知团结协作,并认为这是中国近代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3]因此,要救国家必须倡导社会公德,从而培育新公民,并在《新民说》中大声疾呼:“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4]
2.传统政治文化核心:臣民文化。臣民文化是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这是从社会基础和民众心理角度而言的,除此之外,王权观念、人治思想、官本位意识也都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容,当然,这些也可以称为是臣民文化在其他方面的表现形式。公德基因难以生长,很大程度上也是臣民文化的影响所致,因为,公德基因所必须的几个条件,诸如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权利意识和法治观念,都被臣民文化所阻断。
长久以来,“臣民文化对中国影响深远,集中体现在思想顺从、意识被动、心理依附等方面。” [5]这是一种消极封闭的文化观念,“强调的是一种服从,臣民服从皇帝,农民服从地主,被统治阶级服从统治阶级。少数人享有特权,而大多数只享有少部分权利,甚至根本无权。”[6]臣民们也没有丝毫权利意识,他们在王权观念的笼罩下,胆小怕事,更担心牵涉外界事端而连累亲人(古代社会有“株连九族”的惩罚制度),心理上具有消极封闭性,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社会成员政治参与意识几乎为零”。[7]
相对于官僚地主阶级而言,老百姓遵循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的封建礼制,这些政教礼俗决定了中国的国民性。[8]一切依附于他人,依赖“清官”,对“青天大老爷”有着强烈期盼。社会安宁、政治清明、赋税减轻是他们对国家和朝廷的希望。将政治看成纯属官府的事务,完全听任超常权力的控制,并无意识地将自身排斥于政治系统以外,在权力面前软弱无力。“大多数社会成员都用一种带有迷信色彩和宿命论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和政治体系”,“缺乏个人的主体意识和竞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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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正如马克思所言:“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10]臣民意识的普遍存在严重制约权利意识和自主观念的生长,几千年来根深蒂固,至今仍影响着现代社会生活。
二、公共权力腐败助长社会公德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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