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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总结前人政治话语研究的基础上， 通过整合van Dijk［1-2］的语境模型和Wodak［3-4］的话语历史分析法， 提出了适用于重新语境化与改适转换研究的“话语历史-语境分析法”。然后， 文章选取媒体话语为语料， 重现了“彭宇案”的审判语境、媒体解读语境、报道语境和读者解读语境， 探讨了审判话语与媒体话语的篇际互文与互文关系， 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重新语境化、改适转换与话语解读的关系。
关键词：重新语境化； 改适转换； “彭宇案”
1009-055X(2012)04-0074-05
后来， 许多学者结合自身研究领域， 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3］,［6］,［12-15］总体而言， 重新语境化是指从原来语境中提取部分语篇、符号或意义， 并将其置于新语境中的过程。
与重新语境化相互交织的另一个概念是改适转换。Fairclough认为， 改适转换指的是改造一种社会实践， 将其转变为另一社会实践的过程。“其间涉及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之间关系的重新建构(re-structuring)， 也包括社会生活不同层级之间关系的重新调级(re-scaling)。我们亦可将其看作社会实践网络的变化或话语秩序的重新建构或重新调级。”［16］
（二）重新语境化、改适转换与互文性
结构主义语言观认为， 语言是一个自成的符号系统， 能指与所指之间具有任意性， 语言意义是在系统内部实现的。［17］这种语言观忽略了语言与社会现实的联系。
与Saussure的观点不同， Bakhtin强调语言活动的社会语境， 并提出了对话理论。他指出， 语言并非自给自足的系统， 它的产生、实现、发挥和回应都只能在同他人的交际或对话交流中实现。语言使用在某种程度上既回应了上文， 也寻求和促成了下文对其的回应。任何语篇都涉及对之前语篇中部分要素的挪用， 都是在重新阐释之前语篇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语篇的。［18］
在总结Bakhtin的对话理论和Saussure的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基础上， Kristeva［19］提出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概念。她认为， 任何语篇都包含不同语篇的交集， 在某个交集上至少能读到一个其它语篇。语篇是由引语拼凑而成的， 任何语篇都是在吸收、改造另一语篇的基础上产生的。Kristeva将这种特性称为“互文性”。这一概念诞生后， 迅速成为语篇分析的焦点。它既可以指代读者在阅读语篇时， 利用已有的背景知识对语篇进行的探索， 也可指代作者在生成新语篇时， 为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语篇， 对之前语篇进行的具体指涉。［20］
互文关系产生于语篇传播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语篇的部分要素从之前的情境中被抽离出来， 然后放置到新的情境中。我们将前者称为去语境化， 将后者称为重新语境化。［21］
重新语境化涉及旧语境的瓦解和新语境的产生。而语境对语篇的意义具有决定性作用。［2］因此， 原语篇要素在融入新语境时， 意义总会经历一定程度的变化。［18］重新语境化的过程， 也伴随着改适转换。重新语境化不是对旧语篇的简单重复， 而是在一定的忠实程度下， 对其进行改适转换。事实上， 原语篇要素在向新语境迁移的过程中， 形式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正如Fairclough［22］31所说， 语篇在从一种体裁向另一种体裁转化和迁移的过程中， 语言使用者会以特殊的方式对其进行改适转换， 以适应各种体裁的特殊要求。这些变化和改造都是为语言使用者所利用的。他们依据自身的目标、价值观念、利益立场来改造旧语篇。即便是对旧语篇的直接引用， 也常常附带语言使用者的理解与评论， 因此承载了新的意思。［23-24］
由此可见， 互文性的生成往往涉及到重新语境化与改适转换。对后两者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并进一步挖掘这一过程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
van Leeuwen & Wodak［6］运用话语历史分析法研究了奥地利政府对移民申请的拒绝信， 并指出， 政府在重新语境化相关法律条文和移民背景时， 使用了特定的话语策略和改适转换， 使奥地利政府控制外来移民这一举措变得更加合法化、合理化。Tannen［26］在研究家庭话语时发现， 家庭成员在重新语境化先前话题时， 并非简单地重复。虽然话题呈现出一种循环的趋势， 但它在家庭成员交际互动后， 要么获得新的意义， 要么以一种新的语气被呈现出来。家庭成员间正是通过这种互动方式达到和睦融洽的。同年， Gordon［8］也做过类似的研究， 他把家庭话语的重新语境化与他们的情景身份联系起来， 总结出了家庭话语在不同场合的重新语境化规律。
Hodges［9］在研究美国政府就伊朗问题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时发现， 政府代表着眼于先前话语中的某些要素并进行选择性地删除， 从而使得美国对伊朗做出的裁决合法化。
Dunmire［10］在研究布什主义安全战略时发现， 美国9/11后的安全战略实质与冷战后的国家安全战略是一脉相承的， 均以维护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霸权为最终目的。然而， 布什政府在重新语境化该战略时， 对语篇层面进行了改型， 切断了两者间的联系， 使得9/11事件成为该安全战略的唯一出发点。
Andrus［11］在研究美国的一起家暴案时发现， 受害者的证词“He has a gun”随着法律程序的推进， 经历多次重新语境化， 从口供笔录， 到庭上笔录， 到最后案件的判决， 语篇和语境不断地被简化， 使其成为法律认可的“惊骇传闻的证据”。该研究表明， 法律话语总是不断地简化证词的语篇和语境， 使证词处于一个再文本化改适转换的结果往往是新话语的再文本化(entextualization)。所谓再文本化， 就是把话语的部分要素转化成文本， 将其从旧语境带到新语境中的行为。在再文本化过程中， 语言使用者既可保留旧语境的痕迹， 也可以为文本创造一个崭新的语境。［7］78 和重新语境化的循环递归过程中。
我们不难看出， 前人关于重新语境化与改适转换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政治语篇上， 较少涉足社会新闻语篇。而社会新闻语篇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记者在报道社会新闻时能否做到如实、客观， 会对公众的社会认识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以一则社会新闻报道为例， 试图探讨该事件进行过程中的重新语境化和改适转换机制。
van Dijk［1］97强调社会认知(包括个人与社会)的重要性， 认为它是话语和社会的交界面。所谓社会认知是指个人或社会成员共有的知识、信仰、目标、规范、价值系统和意识形态等。［1］113在进行批判性话语分析时， van Dijk［1］97提出了“话语-认知-社会三角模型”。他认为， 社会与认知层面的结合为话语的理解提供了整体与局部的语境。［1］98因此， 他把语境模型分析作为话语分析的重要层面。在van Dijk［2］76看来， 语境模型是一种特殊的心智模型， 是语言使用者对交际情形的主观阐释。它包括交际事件的背景、参与者以及交际事件三大类别。本案一审判决书从法院公文到新闻报道， 语境发生了较大变化， 值得深入研究。因此， 笔者借用van Dijk［1-2］的语境模型， 对该案重新语境化过程中的语境模型的变化进行探讨。
话语历史分析法(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是由Wodak等［3-4］,［6］,［27-28］在研究政治话语时提出来的。受到Bernstein的社会语言学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 这一方法将追求社会平等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话语历史分析法试图通过结合某一话题的所有历史以及相关体裁、语篇， 来分析意识形态， 揭露话语和权力的关系。话语历史分析法包括三个重要维度： 语料的内容、语料使用的话语策略、以及内容和策略实现的语言手段。为了尽量减少自身的偏见， 话语历史分析家们遵循三角分析原则（principle of triangulation）， 即采用跨学科、多方法论以及具体化来源的研究方法。［6］92
在分析过程中， Wodak［4］提出了“三步走”的分析框架。第一步， 确立特定的话语主题； 第二步， 研究语篇中的互文与篇际互文关系； 第三步， 考察话语的语言表现形式。记者在重新语境化该案一审判决书的过程中， 互文与篇际互文策略起到重要作用， 而这二者是通过具体的语言表现形式来实现的。因此， 笔者选取Wodak［4］“三步走”分析模式中的后两步， 与van Dijk［1-2］的语境模
如图1所示， 本文从van Dijk［1-2］的语境模型着手， 对一审判决书的产生及其重新语境化过程中语境模型的变化进行逐一分析。语境模型涉及交际事件的背景、参与者以及事件本身三大类别。在对话语产生的语境模型初步了解的基础上， 笔者将挖掘《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与该案判决书之间的篇际互文与互文关系， 探讨重新语境化过程中话语、体裁、语篇及话题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 笔者将考察这一过程中伴随的改适转换等具体的语言表现手段。
四、语境分析彭宇案的一审判决书从出台到媒体解读、报道， 再到公众获知、传播， 经历了重新语境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 新语境不断地偏离原始审判语境， 语境的部分要素被突出， 部分要素被淡化甚至删除。到最后， 形成了远别于最初语境的新语境。原本尚算合理的判决书， 经过重新语境化后成为人们心中“荒谬滑稽”、“促使中国社会道德倒退50年”的“里程碑”。图2展示了这个过程。
如图所示， 判案人员在既有语境下做出一审判决。法官是司法系统的专业人员， 拥有区别于公众的法律知识。如《民法》规定， 法官应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 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 民事案件当事人均无过错的情况下， 责任平分； 民事证明标准以证据占优势； 原告举证后， 被告提出积极抗辩须承当举证责任等。在这些原则指导下， 法官参考了原、被告证词， 证人证词， 医院鉴定报告， 开庭笔录以及派出所提供的笔录誊写材料， 做出了判决， 形成了一审判决书。从这些材料看来， 各方的证词有重叠之处， 也有差异的地方。原、被告以及目击证人提供了不同版本的证词。这些证词在一审判决书中均有所体现。自网络报道“彭宇案”以来， 此案受到媒体的密切关注。该案判决书出台后， 不少报刊媒体的记者对其进行了解读。媒体记者解读的语境与司法人员拟定判决书的语境不同。首先， 网络以来， 网民们一边倒地支持彭宇， 舆论已经先入为主地形成了“彭宇做好事被冤枉”的印象。其次， 当今中国社会的“三仇”问题突出， 普遍存在仇富、仇官、仇警情绪。此案原告儿子恰恰为人民， 其特殊身份容易让人联想到司法系统的腐败、官官相卫。再次， 大部分媒体记者没有法律知识背景， 不了解民事案件的判案原则。在法官看来， “按日常生活经验”、“常理推断”为《民法》的明确规定， 合乎法情。而在媒体眼中， 法院这个正式机构， 运用“日常生活经验”判案， 彰显儿戏。
在远别于审案人员语境的新语境中， 媒体记者做出了偏离原文审判书的解读。带着这种解读， 记者们开始编辑新闻报道。与解读判决书时不同， 记者在撰写新闻报道时， 还需考虑新闻刊登后的影响力、吸引力以及社会反响等等。如前文所述， 此案在判决前， 已吸引了众多目光。公众一边倒地支持彭宇， 认同“做好事被冤枉”的说法。而法院的判决结果显然与公众意愿相违背。为了迎合公众， 记者刻意引导该判决书的解读， 有意地突出、强调与公众想法不符的部分， 而淡化判决书中符合情理、法理的部分， 以达到吸引读者眼球、引起读者共鸣的目的。
公众在阅读报道前， 对此案已有初步的印象。加之近年来各种诈骗案被纷纷， 公众对助人为乐之事颇为顾忌。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 社会渐渐形成一股“世风日下， 人心不古”的悲观情绪。在这样的语境下， 公众阅读了被媒体刻意撰写的新闻报道。不难想象， “好人被冤枉”， “司法不公”等印象再一次得到强化。最后， 公众之间相互传播这则消息， “彭宇案”自然就成了“助人被冤枉”、“司法不公”、“社会道德滑坡”的代名词。
如图所示， 网络对“彭宇案”的报道首先引起了广泛关注， 而后法院一审根据掌握的证据对该案进行判决。报纸、电视等媒体紧接着对该案的判决进行了报道， 产生了相应的语篇（如图中方框所示）。与这些语篇相关的是不同的体裁， 如论坛帖子、法院判决书、新闻报道（如图中虚线椭圆所示）等， 同时它们又与不同的话题（如图中小椭圆所示）相对应。虚线单箭头表示语篇与话题之间的隶属关系。通过研读语料， 笔者发现， 报纸上的新闻报道话题与电视节目上的报道话题基本一致（如图中双箭头所示）。然而， 尽管该则新闻是对一审判决书的报道， 但其与判决书话题交织之处较少， 反而与论坛帖子的话题有较多的重叠（由图中虚线单箭头所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该则新闻报道对一审判决的消极偏向。
此外， 语篇内容的改适转换对审判话语与报道话语间的互文与篇际互文关系的建构起到重要作用。因此， 本文重点分析其改适转换的形式。van Leeuwen & Wodak［6］在他们的研究中曾经提到， 改适转换具体包括四种形式， 即要素删除、要素添加、要素替代以及要素重组。
下面我们来看看《南方都市报》对此案判决理由的报道。
昨天， 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对彭宇案做出了一审判决， 称“彭宇自认， 其是第一个下车的人， 从常理分析， 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裁定彭宇补偿原告40%的损失， 即45876元， 10日内给付。
判决书中还称如果不是彭宇撞的老太太， 他完全不用送她去医院， 而可以“自行离去”， “但彭宇未作此等选择， 他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南方都市报》2007年9月6日 A24版
我们不难看出， 在新闻报道中， 审判理由被简化为“被告第一个下车”， 从四条理由缩减为其中一条的部分要素， 换言之， 记者显然对原文判决书进行了要素删减。这样， 该报道给读者提供的信息就成了： 法官因为“被告是第一个下车的人”， 做出了被告赔偿原告的裁定。记者通过强调“被告第一个下车”、“行为与情理相悖”等要素， 使其它要素变得无关化， 也即， 变相地删除了判决书包含的大部分要素。
［9］ Hodges, A. The politics of recontextualization: Discursive competition over claims of Iranian involvement in Iraq ［J］. Discourse & Society, 2008(19): 483-507.
［10］ Dunmire, P. 9/11 changed everything: An intertextual analysis of the Bush Doctrine ［J］. Discourse & Society, 2009(2): 195-222.
［11］ Andrus, J. Beyond texts in context: Recontextualization and the co-production of texts and contexts in the legal discourse, excited utterance exception to hearsay ［J］. Discourse & Society, 2011(2): 115-138.
［12］ Mehan, H. Beneath the skin and between the ears: A case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A］. In S. Chaikin and J. Le (eds). Understanding Practice: Perspectives on Activity and Context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
［14］ Sarangi, S. Rethinking recontextualization in professional discourse studies: An epilogue ［J］. Text(Special Issue), 1998(2): 301-318.
［15］ Chouliaraki, L. & N. Fairclough. Discourse in Late Modernity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16］ 武建国. 篇际互文性的运行机制探析［J］. 中国外语, 2012（4）.
［17］ Saussure, F.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M］. London: Duckworth, 1983.
［18］ Bakhtin, M. Trans. C. Emerson and M. Holquist.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C］.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19］ Kristeva, J. The K
［20］ 辛 斌. 语篇研究中的互文性分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8(1): 6-10.
［21］ Bauman, R. & C. Briggs. Poetics and performance a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and social life ［J］.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90, 19: 59-88.
［22］ Fairclough, N. Analyzing Discourse: Text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 ［M］. London: Routledge, 2003.
［23］ Buttny, R. Reported speech in talking race on campus ［J］.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98(4): 477-506.
［24］ Holt, E. Reporting and reacting: Concurrent responses to reported speech ［J］.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2000(4): 425-54.
［25］ van Leeuwen, T. ‘Language and representation: the recontextualizatin of participants, activities and reactions’, unpublished PhD thesis, Sydney: University of Sydney, 1993.
关键词：重新语境化； 改适转换； “彭宇案”
1009-055X(2012)04-0074-05
一、引言
重新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是Bernstein［5］在研究社会教育学时提出的概念。它指的是把某些要素从原来的社会实践中提取出来， 并将其置于新的话语实践中的过程。这一过程通常伴随着话语要素的改适转换(tranormation)。因此， 话语经过重新语境化后， 或多或少会与原始话语发生偏离。目前， 重新语境化与改适转换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政治话语分析中［3-4］,［6-11］， 较少出现在其它类型话语的分析中。鉴于此， 本文选取媒体话语为语料， 以“话语历史-语境分析法”为研究方法， 对其进行重新语境化与改适转换的研究， 力图揭示二者与话语解读之间的关系。二、重新语境化与改适转换
(一)重新语境化与改适转换的界定
重新语境化这一概念是由Bernstein［5］最先提出来的。他指出， 教学装备(pedagogic device）常常包括三个场所： 一为生产知识的场所(常指大学）， 二为重新语境化， 三为知识再现的场所(常指中、小学等教育机构)。重新语境化处于知识生产和再现的中间阶段,协调两者的关系。后来， 许多学者结合自身研究领域， 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3］,［6］,［12-15］总体而言， 重新语境化是指从原来语境中提取部分语篇、符号或意义， 并将其置于新语境中的过程。
与重新语境化相互交织的另一个概念是改适转换。Fairclough认为， 改适转换指的是改造一种社会实践， 将其转变为另一社会实践的过程。“其间涉及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之间关系的重新建构(re-structuring)， 也包括社会生活不同层级之间关系的重新调级(re-scaling)。我们亦可将其看作社会实践网络的变化或话语秩序的重新建构或重新调级。”［16］
（二）重新语境化、改适转换与互文性
源于：大学生论文网www.udooo.com
结构主义语言观认为， 语言是一个自成的符号系统， 能指与所指之间具有任意性， 语言意义是在系统内部实现的。［17］这种语言观忽略了语言与社会现实的联系。
与Saussure的观点不同， Bakhtin强调语言活动的社会语境， 并提出了对话理论。他指出， 语言并非自给自足的系统， 它的产生、实现、发挥和回应都只能在同他人的交际或对话交流中实现。语言使用在某种程度上既回应了上文， 也寻求和促成了下文对其的回应。任何语篇都涉及对之前语篇中部分要素的挪用， 都是在重新阐释之前语篇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语篇的。［18］
在总结Bakhtin的对话理论和Saussure的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基础上， Kristeva［19］提出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概念。她认为， 任何语篇都包含不同语篇的交集， 在某个交集上至少能读到一个其它语篇。语篇是由引语拼凑而成的， 任何语篇都是在吸收、改造另一语篇的基础上产生的。Kristeva将这种特性称为“互文性”。这一概念诞生后， 迅速成为语篇分析的焦点。它既可以指代读者在阅读语篇时， 利用已有的背景知识对语篇进行的探索， 也可指代作者在生成新语篇时， 为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语篇， 对之前语篇进行的具体指涉。［20］
互文关系产生于语篇传播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语篇的部分要素从之前的情境中被抽离出来， 然后放置到新的情境中。我们将前者称为去语境化， 将后者称为重新语境化。［21］
重新语境化涉及旧语境的瓦解和新语境的产生。而语境对语篇的意义具有决定性作用。［2］因此， 原语篇要素在融入新语境时， 意义总会经历一定程度的变化。［18］重新语境化的过程， 也伴随着改适转换。重新语境化不是对旧语篇的简单重复， 而是在一定的忠实程度下， 对其进行改适转换。事实上， 原语篇要素在向新语境迁移的过程中， 形式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正如Fairclough［22］31所说， 语篇在从一种体裁向另一种体裁转化和迁移的过程中， 语言使用者会以特殊的方式对其进行改适转换， 以适应各种体裁的特殊要求。这些变化和改造都是为语言使用者所利用的。他们依据自身的目标、价值观念、利益立场来改造旧语篇。即便是对旧语篇的直接引用， 也常常附带语言使用者的理解与评论， 因此承载了新的意思。［23-24］
由此可见， 互文性的生成往往涉及到重新语境化与改适转换。对后两者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并进一步挖掘这一过程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
(三)前人对重新语境化与改适转换的相关研究
关于重新语境化与改适转换的规律及具体过程， 许多学者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如van Leeuwen［25］及Wodak［3］等曾指出， 说话者再现话语时， 有可能对话语进行要素增加、要素删减、要素重组、要素替代等改适转换。Fairclough［22］139则认为， 话语的改适转换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这些原则决定了重新语境化时话语的保留或缺失、抽象程度、出现顺序及附加信息（如原因、目的、作用等）。van Leeuwen & Wodak［6］运用话语历史分析法研究了奥地利政府对移民申请的拒绝信， 并指出， 政府在重新语境化相关法律条文和移民背景时， 使用了特定的话语策略和改适转换， 使奥地利政府控制外来移民这一举措变得更加合法化、合理化。Tannen［26］在研究家庭话语时发现， 家庭成员在重新语境化先前话题时， 并非简单地重复。虽然话题呈现出一种循环的趋势， 但它在家庭成员交际互动后， 要么获得新的意义， 要么以一种新的语气被呈现出来。家庭成员间正是通过这种互动方式达到和睦融洽的。同年， Gordon［8］也做过类似的研究， 他把家庭话语的重新语境化与他们的情景身份联系起来， 总结出了家庭话语在不同场合的重新语境化规律。
Hodges［9］在研究美国政府就伊朗问题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时发现， 政府代表着眼于先前话语中的某些要素并进行选择性地删除， 从而使得美国对伊朗做出的裁决合法化。
Dunmire［10］在研究布什主义安全战略时发现， 美国9/11后的安全战略实质与冷战后的国家安全战略是一脉相承的， 均以维护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霸权为最终目的。然而， 布什政府在重新语境化该战略时， 对语篇层面进行了改型， 切断了两者间的联系， 使得9/11事件成为该安全战略的唯一出发点。
Andrus［11］在研究美国的一起家暴案时发现， 受害者的证词“He has a gun”随着法律程序的推进， 经历多次重新语境化， 从口供笔录， 到庭上笔录， 到最后案件的判决， 语篇和语境不断地被简化， 使其成为法律认可的“惊骇传闻的证据”。该研究表明， 法律话语总是不断地简化证词的语篇和语境， 使证词处于一个再文本化改适转换的结果往往是新话语的再文本化(entextualization)。所谓再文本化， 就是把话语的部分要素转化成文本， 将其从旧语境带到新语境中的行为。在再文本化过程中， 语言使用者既可保留旧语境的痕迹， 也可以为文本创造一个崭新的语境。［7］78 和重新语境化的循环递归过程中。
我们不难看出， 前人关于重新语境化与改适转换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政治语篇上， 较少涉足社会新闻语篇。而社会新闻语篇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记者在报道社会新闻时能否做到如实、客观， 会对公众的社会认识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以一则社会新闻报道为例， 试图探讨该事件进行过程中的重新语境化和改适转换机制。
三、语料与分析方法
(一)语料
2006年11月， 26岁的彭宇与64岁的徐寿兰在南京某一公交车站不经意间发生了碰撞， 老人跌倒在地， 彭宇随即将其扶起并送往医院。后来， 两人发生纠纷且未能就意外赔偿达成和解， 老人随即将彭宇告上法庭。随后， 南京某网站以“司法不公、好人做不得”为标题对该案进行了报道， 此案迅速引起网民的广泛关注， 全国各大媒体也纷纷进行了追踪报道。2007年9月， 鼓楼区人民法院宣告此案的一审判决结果。随后几天， 该案的“误判”见诸各大报刊杂志， 舆论普遍认为被告是被冤枉的。直到2012年年初， 案件当事人彭宇公开表示， 他在2006年发生的意外中， 确实与另一当事人发生过碰撞。整件事情峰回路转。本文选取《南方都市报》对该案判决结果的新闻报道作为语料， 重点分析其重新语境化与改适转换的过程及机制。(二)分析方法
本文在整合van Dijk［1-2］的语境模型和Wodak［3-4］的话语历史分析法的基础上， 提出了适用于本研究的分析框架。van Dijk［1］97强调社会认知(包括个人与社会)的重要性， 认为它是话语和社会的交界面。所谓社会认知是指个人或社会成员共有的知识、信仰、目标、规范、价值系统和意识形态等。［1］113在进行批判性话语分析时， van Dijk［1］97提出了“话语-认知-社会三角模型”。他认为， 社会与认知层面的结合为话语的理解提供了整体与局部的语境。［1］98因此， 他把语境模型分析作为话语分析的重要层面。在van Dijk［2］76看来， 语境模型是一种特殊的心智模型， 是语言使用者对交际情形的主观阐释。它包括交际事件的背景、参与者以及交际事件三大类别。本案一审判决书从法院公文到新闻报道， 语境发生了较大变化， 值得深入研究。因此， 笔者借用van Dijk［1-2］的语境模型， 对该案重新语境化过程中的语境模型的变化进行探讨。
话语历史分析法(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是由Wodak等［3-4］,［6］,［27-28］在研究政治话语时提出来的。受到Bernstein的社会语言学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 这一方法将追求社会平等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话语历史分析法试图通过结合某一话题的所有历史以及相关体裁、语篇， 来分析意识形态， 揭露话语和权力的关系。话语历史分析法包括三个重要维度： 语料的内容、语料使用的话语策略、以及内容和策略实现的语言手段。为了尽量减少自身的偏见， 话语历史分析家们遵循三角分析原则（principle of triangulation）， 即采用跨学科、多方法论以及具体化来源的研究方法。［6］92
在分析过程中， Wodak［4］提出了“三步走”的分析框架。第一步， 确立特定的话语主题； 第二步， 研究语篇中的互文与篇际互文关系； 第三步， 考察话语的语言表现形式。记者在重新语境化该案一审判决书的过程中， 互文与篇际互文策略起到重要作用， 而这二者是通过具体的语言表现形式来实现的。因此， 笔者选取Wodak［4］“三步走”分析模式中的后两步， 与van Dijk［1-2］的语境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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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整合如图1。如图1所示， 本文从van Dijk［1-2］的语境模型着手， 对一审判决书的产生及其重新语境化过程中语境模型的变化进行逐一分析。语境模型涉及交际事件的背景、参与者以及事件本身三大类别。在对话语产生的语境模型初步了解的基础上， 笔者将挖掘《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与该案判决书之间的篇际互文与互文关系， 探讨重新语境化过程中话语、体裁、语篇及话题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 笔者将考察这一过程中伴随的改适转换等具体的语言表现手段。
四、语境分析彭宇案的一审判决书从出台到媒体解读、报道， 再到公众获知、传播， 经历了重新语境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 新语境不断地偏离原始审判语境， 语境的部分要素被突出， 部分要素被淡化甚至删除。到最后， 形成了远别于最初语境的新语境。原本尚算合理的判决书， 经过重新语境化后成为人们心中“荒谬滑稽”、“促使中国社会道德倒退50年”的“里程碑”。图2展示了这个过程。
如图所示， 判案人员在既有语境下做出一审判决。法官是司法系统的专业人员， 拥有区别于公众的法律知识。如《民法》规定， 法官应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 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 民事案件当事人均无过错的情况下， 责任平分； 民事证明标准以证据占优势； 原告举证后， 被告提出积极抗辩须承当举证责任等。在这些原则指导下， 法官参考了原、被告证词， 证人证词， 医院鉴定报告， 开庭笔录以及派出所提供的笔录誊写材料， 做出了判决， 形成了一审判决书。从这些材料看来， 各方的证词有重叠之处， 也有差异的地方。原、被告以及目击证人提供了不同版本的证词。这些证词在一审判决书中均有所体现。自网络报道“彭宇案”以来， 此案受到媒体的密切关注。该案判决书出台后， 不少报刊媒体的记者对其进行了解读。媒体记者解读的语境与司法人员拟定判决书的语境不同。首先， 网络以来， 网民们一边倒地支持彭宇， 舆论已经先入为主地形成了“彭宇做好事被冤枉”的印象。其次， 当今中国社会的“三仇”问题突出， 普遍存在仇富、仇官、仇警情绪。此案原告儿子恰恰为人民， 其特殊身份容易让人联想到司法系统的腐败、官官相卫。再次， 大部分媒体记者没有法律知识背景， 不了解民事案件的判案原则。在法官看来， “按日常生活经验”、“常理推断”为《民法》的明确规定， 合乎法情。而在媒体眼中， 法院这个正式机构， 运用“日常生活经验”判案， 彰显儿戏。
在远别于审案人员语境的新语境中， 媒体记者做出了偏离原文审判书的解读。带着这种解读， 记者们开始编辑新闻报道。与解读判决书时不同， 记者在撰写新闻报道时， 还需考虑新闻刊登后的影响力、吸引力以及社会反响等等。如前文所述， 此案在判决前， 已吸引了众多目光。公众一边倒地支持彭宇， 认同“做好事被冤枉”的说法。而法院的判决结果显然与公众意愿相违背。为了迎合公众， 记者刻意引导该判决书的解读， 有意地突出、强调与公众想法不符的部分， 而淡化判决书中符合情理、法理的部分， 以达到吸引读者眼球、引起读者共鸣的目的。
公众在阅读报道前， 对此案已有初步的印象。加之近年来各种诈骗案被纷纷， 公众对助人为乐之事颇为顾忌。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 社会渐渐形成一股“世风日下， 人心不古”的悲观情绪。在这样的语境下， 公众阅读了被媒体刻意撰写的新闻报道。不难想象， “好人被冤枉”， “司法不公”等印象再一次得到强化。最后， 公众之间相互传播这则消息， “彭宇案”自然就成了“助人被冤枉”、“司法不公”、“社会道德滑坡”的代名词。
五、互文分析与改适转换
一审判决书重新语境化的过程涉及系列话语的产生， 如审判话语， 报道话语， 评论话语等。因篇幅限制， 这里重点讨论审判话语与报道话语间的篇际互文以及互文关系。笔者对这些话语、体裁、语篇以及话题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分析结果如下图3所示。如图所示， 网络对“彭宇案”的报道首先引起了广泛关注， 而后法院一审根据掌握的证据对该案进行判决。报纸、电视等媒体紧接着对该案的判决进行了报道， 产生了相应的语篇（如图中方框所示）。与这些语篇相关的是不同的体裁， 如论坛帖子、法院判决书、新闻报道（如图中虚线椭圆所示）等， 同时它们又与不同的话题（如图中小椭圆所示）相对应。虚线单箭头表示语篇与话题之间的隶属关系。通过研读语料， 笔者发现， 报纸上的新闻报道话题与电视节目上的报道话题基本一致（如图中双箭头所示）。然而， 尽管该则新闻是对一审判决书的报道， 但其与判决书话题交织之处较少， 反而与论坛帖子的话题有较多的重叠（由图中虚线单箭头所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该则新闻报道对一审判决的消极偏向。
此外， 语篇内容的改适转换对审判话语与报道话语间的互文与篇际互文关系的建构起到重要作用。因此， 本文重点分析其改适转换的形式。van Leeuwen & Wodak［6］在他们的研究中曾经提到， 改适转换具体包括四种形式， 即要素删除、要素添加、要素替代以及要素重组。
(一)要素删除
此案提供的审判理由共有四条。首要理由是： 原告的伤是与他人相撞而致， 被告作为下车第一人， 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派出所最初询问的笔录和电子文档显示， 当时被告并不否认与原告相撞， 只是认为， 是原告撞了自己， 而非自己撞了原告。第二条理由为， 证人未能见证原告跌倒瞬间， 既不能证明原、被告相撞， 也不能排除其可能性。第三条理由为， 被告提出见义勇为的时机不令人信服。第四条理由为， 原告家属在场的情况下， 被告为原告垫付医源于：论文格式要求www.udooo.com
药费的行为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下面我们来看看《南方都市报》对此案判决理由的报道。
昨天， 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对彭宇案做出了一审判决， 称“彭宇自认， 其是第一个下车的人， 从常理分析， 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裁定彭宇补偿原告40%的损失， 即45876元， 10日内给付。
判决书中还称如果不是彭宇撞的老太太， 他完全不用送她去医院， 而可以“自行离去”， “但彭宇未作此等选择， 他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南方都市报》2007年9月6日 A24版
我们不难看出， 在新闻报道中， 审判理由被简化为“被告第一个下车”， 从四条理由缩减为其中一条的部分要素， 换言之， 记者显然对原文判决书进行了要素删减。这样， 该报道给读者提供的信息就成了： 法官因为“被告是第一个下车的人”， 做出了被告赔偿原告的裁定。记者通过强调“被告第一个下车”、“行为与情理相悖”等要素， 使其它要素变得无关化， 也即， 变相地删除了判决书包含的大部分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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