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建构国家文化形象影像话语建构和传播学术

摘要：国家文化形象的建构与传播，是明确文化身份、彰显国家与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也是文化资本与象征资本的积累与创新、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要求。影像的文化形塑，可以通过国家文化形象在公共空间的传递，成为表达民族心理的重要方式。张艺谋作为世界华语影坛最具影响力的导演之一，其电影作品所传达的影像话语，成为其他国家和民族对中国民众以及所有关于中国精神信息和物质产品认知与评价的对象。即便是作为一种主观印象，也影响着中华民族与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与地位。然而，影像话语对本土文化与价值观进行隐含性命题表达，也导致了对异质文化的曲解和误读。这些在美国电影作品中也有着突出的表现。
关键词：国家文化形象；影像话语；视听媒介；张艺谋；美国商业大片
1001—8204（2012）05—0168—05
国家文化形象支配着现代中国民族形象的自我塑造，或者自我想象，是中国进行现代性自我形塑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同时，国家文化形象也是国家对自我的认知、其他行为体认知以及自我与他者之间镜像融合的结果。由此，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不仅是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或民族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等方面的综合印象，更重要的是本民族的民众个体对其所属国家共同体的认知与认同的方式与程度，可以说是民族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基础。国家文化形象的构建与传播，是明确文化身份、彰显国家与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也成为文化资本与象征资本的积累与创新、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内在要求。

一、作为叙事的影像：塑造国家文化形象的结构性力量

由语言文字向视听语言文化的转变，已经成为当今文化领域发生的一次意义深远的重要转折，以电影为代表的视听媒介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得到了日新月异的发展，电影文化开始上升为现代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形式之一。同时，电影又是一种具有较强意识形态属性的艺术媒介，影像所塑造与传达的艺术形象，成为塑造民族与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电影艺术中的形象创造往往是作为“审美形象”的生活直观形象存在的，这种艺术范畴中的“审美形象”由于镜头语言的创造，会沉淀为哲学思想中的“观念形象”，久而久之成为民族精神的“价值形象”，逐渐构成民族精神生活与美感生活的独特记忆。影像在叙事与传播的同时，也是对传达信息进行编码与解码的过程，透过影像特有的画面情绪、镜头语言，传递人物的性格魅力与时代的审美变迁。光影传播中寄托了人们在俗世中无法实现的理想，而与其同步的是隐藏在其中的意识形态，观众在接受视听元素并深陷于故事情节之中时，就同步接受了其间蕴藏的隐形话语，这些在好莱坞的一些大片中得到了呈现。当电影《2012》中灾难来临之际，美国人在高速运转的仪器前镇定自若地指挥着，地球人似乎都在期待着来自美国总部的“拯救”。这时候的影像叙事语言已经与观众的文化心理建立了一种微妙的链接关系，具有超常刺激感官的声光电效果让受众在这种无法提防，而且来不及分离的感官震撼与视听快感之中，很容易融入影视作品预设的情境之内，并与剧中人物与情节建立起一种“同在”的关系，从而逃离了影像之外的一切现实性要素。所谓的“美国精神”，就在这种不知不觉的审美接受过程中悄悄地移植到了观众心里。按照电影叙事结构的逻辑关系，那些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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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毁灭地球的异己力量，就成为美国人救护地球的最大障碍，从而折射出了“与美国人作对就是在破坏人类家园”的隐喻。美国电影非常重视人物形象塑造上的融合性，将民族与区域之间的文化差异试图降到最低，通过人类共同的命题来解决价值与审美的差异，最大限度地凸显跨文化传播的魅力。而从文化生产力层面上来看，影像除了作为抚慰观众内心的存在，同时也是作为再生产的存在，传递着国家、民族、社会的意识形态。由此，所谓普世的价值、全球化的视野、恢弘的主题与动人的故事、精湛的拍摄技术与叙事技巧，再加上最核心的强烈的文化渗透意识，使得美国的国家形象成为直接或间接引起观众认知与判断的力量。
作为“装在铁盒子里的文化使者”，电影不仅是叙述民族主流文化与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民族艺术史与思想史的重要传承者。电影以光影艺术创造了或正在创造着美丽的生命形象与观念形象，呈现出民族精神的丰富性与神圣性，国家形象在电影艺术形象的建构与叙事过程中得到塑造。利用影像传播来塑造中国的正面国家形象，抵制好莱坞等外来异质文化的侵袭，抵制大机器生产所带来的异化，是新时期电影所承载的重要使命。张艺谋作为世界华语影坛最具影响力的导演之一，多次凭借国际大奖进入世界电影舞台，继而也让中国电影以一种新的姿态进入国际主流商业电影市场，让互相隔膜的东西方文化在影视艺术领域开始了真正的交流。张艺谋的影像叙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其他国家和民族对中国民众以及所有中国精神信息和物质产品认知与评价的对象。
影像往往通过叙事传达进行文化形象的建构来完成民族历史精神生活的想象性和情感性解释，影像的传播活动也同时成为国家文化形象得以建构的活动，通过形象建构来认识民族的历史与民族文化的独特性。然而，也正是在张艺谋的影像叙事中，中国的文化形象沦落为意识形态整合后对本土的社会想象与作为“他者”的颠覆性的社会想象之下。《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些张艺谋的早期作品，在解释人性与追求生命的本真意义方面独树一帜，“生命张扬”的主题有着神话般的理想精神，压抑、扭曲的叙事也将民族寓言与腐朽落后的意识形态体系，以及家庭病态的生活图景进行了灰暗晦涩的描述。影像中的形象叙述，其实具有解释生活与想象生活的文化功能，通过影像叙事对生命个体的生活历史与记忆想象进行全面重建，也成为了国家和民族形象构建的结构性力量。在通过影像所隐喻的寓言世界中，观众很难再对其所包含的价值观念、意义取向作冷静、清醒和理智的判断，只有在接受影像叙事的同时，被动地接受影像带来的意识形态的传达。这种强烈震撼的视听语言恰恰给西方人送去了一次次关于对中国进行“想象”的机会，他们开始依据自身的文化视野打量与异化这位文化的“他者”，并依恃强势的主流价值观，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解读神秘的东方文化，正如乐黛云论述的，“只能按照自己的思维模式去认识这个世界，他原有的‘视阈’决定了他的‘不见’和‘洞见’，决定了他将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认知和解释”。同样，在张艺谋的电影中被加入了文化与情感的、受客观与主观印象认知的“中国式图景”，自然就构成了中国文化“他者”的存在，也成为西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文化关系中一种想象性的再现，导致一种对于“东方”的严重误读。国家文化形象的影像化叙述虽然无法避免艺术形象个体的生命体验，然而不得不承认，这种奇观化、民俗化的东方故事，通过沉重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影像化叙事，给中国文化形象的歪曲与误读提供了预设性文本，并在最初的论争中逐渐成长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

二、作为媒介的影像：建构国家文化形象的视觉化载体

传播学大师爱德华·霍尔曾经断言：“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在人与外部世界之间提供一个选择性很强的屏障。”异质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颠覆原有价值判断的诱因，或者就是在制造纯粹的想象关系。但是不得不承认，影像作为文化的一种形态，光影与生俱来所带有的符号媒介、载体媒介、制品媒介等特质，为其能够占据更多的社会文化公共空间提供了便捷条件。媒介的身份使影像成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有效选择，如果按照加拿大学者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的理论从信息的组织和控制角度分析出发，每一种媒介形态都会有一种偏向，它们或以时间为重点或以空间为重点，并由此规定社会上传递信息的数量、性质及社会形态。意在流传时间久远的媒介，信息的载体会笨重耐久，空间扩散能力就差。与此相对的，致力于空间传播的媒介，信息的载体轻便，有利于帝国空间的扩张，但不利于保存和传播时间的久远。将影像置于媒介的维度来考察，似乎在空间与时间传播方面都能赢得一种超越媒介文化本身的信任，在获得广泛的国际话语空间的同时，也在不断影响公共领域话语要素的构成，由此可以使视觉文化符号在媒介传播中保持着强劲的张力。同时，电影作为叙事媒介，还承载着超越日常生活、凸显理想状态的集体情感与价值。纵观好莱坞向国际市场投放的大片，基本上是依靠三种类型化影像来完成在视觉层面所谓“美国精神”的传播：一是如《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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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斯拉》、《阿凡达》等以自然生态、人类安全等全球化命题为对象，以关照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衡为切入点，表达美国人主张“人类必须作为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同周围的环境和谐相处”的价值理念，传达着美国人率先冷静反思人类的暴行，以及拯救地球的能力；二是以伸张正义、不畏、勇猛进取、抗争到底的反暴力形象出现的，如《帝国》、《终结者》、《拯救大兵瑞恩》、《变形金刚》中的艺术形象，美国式的“英雄主义”深入人心；三是如《阿甘正传》、《泰坦尼克号》等表现“小人物”的奋斗精神，传递人性真善美的“温情符号”。美国电影经过影像这种单向传播媒介，使接受者沉浸在影像所带来的心灵冲击之中，影像中的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也逐渐沉淀为美国式的文化符码，在接受者的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并且，这些故事情境和人物命运通过电影这种特殊媒介，会逐渐形成一个想象性的命运共同体，观赏者在想象性中进行感同身受式的参与，无意中兑现了对场景的阐释与说服。同时，影像媒介的传播也逐渐成为呈现美国文化多元化的价值体，成为美国能够从人类发展到个体价值关怀都能顾及到的重要载体。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强，借助影像这种特殊的传播媒介，文化霸权国输出本国的文化产品，以商业化压迫式的力量跨越弱势文化的界线，制造了文化安全方面的隐患。视觉符号在跨文化交流与信息传播中无疑具有其他媒介无法替代的作用，正如霍尔判断的那样，媒介文本是公开、开放的文本，受众虽然不参与文本内容的生产，却可以参与文本的解读，从而能通过解码参与到文本意义的生产。张艺谋的影像作品，从《英雄》、《十面埋伏》到有“视觉盛宴”之称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充满了浓郁的中国文化元素：中国红、灯笼、花轿、舞狮、旗袍、戏曲、功夫、剑器、书法、建筑、竹林等，成熟的视觉语言与灵活的人物语言，加上作为电影媒介的蒙太奇语言，整合成为无与伦比的话语优势，借助这种优势将主流历史观与主流意识形态一起融入影像的历史主题思考中，虽然没有挣脱爱情与英雄神话的主题套路，但依然在戏剧性叙事中充满了民族文化气质。由此可见，如何由艺术形象的塑造向国家文化形象的意识与价值转变，是目前影像话语传播的重要命题。影像所塑造的英雄形象与传奇形象，永远具有自身特别的力量，《英雄》的叙事以力量为核心、以传奇作为构架，在构建与传播民族文化形象方面从“自我女性化”的阴柔形象之中脱离出来，保存了人们关于自然和世界的想象性记忆与随意性虚构。《十面埋伏》以极具质感的武侠题材，表达了中国人的深层精神意志，特别是对自由的赞美与向往，唯美的影像视觉效果显示出强烈的具有象征寓意的空间结构形式，营造主题所需要的情感氛围。
视觉画面也是影像话语的一种形式，中国古文化符号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意蕴，不排除在影像的视觉表现中能够激荡起西方民族文化深层的精神力量。而在《我的父亲母亲》、《山楂树之恋》这些故事中，寻找出能够代表中国当下的文化符号几乎很难，更别说要提炼出能够代表中国当怎么发表展的“文化形象”了。而影像话语总是带有地域性、时代性、制约性和精神自由性等特征，只有能够表现独异的文化风情和人性真实的形象叙述，才能赢得普遍关注进而直指人心。电影《幸福时光》以一辆破损的公交车承载了对城市的想象，添加了电影空间场域的文化力量，而被命名为“幸福时光”的空间，作为标志性的城市意象，显示了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无奈。《金陵十三钗》更是在战争与人性的大背景下，以特有的媒介色彩和语言，讴歌了中国女性的善良、勇敢与博爱精神。如果将电影放在媒介的维度上考察，不难发现，此时的影像不仅是虚构性的艺术叙事，还保持了媒介真实传达信息的特质，在炮火纷飞与生命的救赎中，受众宁愿相信这其实就是真正发生过的“历史”，是特定时代真实的面貌与图景。国家文化形象在人性表达与意识形态的缝隙中得到了建构，历史文化也在镜头的取舍下呈现出独有的民族文化精神，这些艺术形象的叙事与形塑，应该基于对多元历史文化精神的认同，以表现人类共有的美好理想、价值准则与生命情感。离开了影像媒介，文化形象的形塑就失去了物质载体的视觉凭附，虽然借助形象可以宣泄民族内心复杂的情感，然而也为国家文化形象在公共空间的传播增添了不小的障碍；利用影像媒介对本土文化与价值观等隐含命题进行视觉化处理，往往也成为造成对异质文化的曲解和误读的重要原因。

三、作为实践的影像：展示国家文化形象的自觉性表达

影像不仅属于个体的记忆空间，还属于社会集体记忆的公共领域，人们对民族精神生活的记忆，往往就是对影像中艺术形象的历史记忆，影像成为民族心性生活与精神价值信仰的共同载体，影像传播也势必会成为构造文化内涵、表现文化精神、展示文化时空的实践性活动。作为一种文化实践要素，影像传播凸显了一种文化样式对另一种文化样式的描述，也是使隐含在人们内心尚未清楚认知的信息能够逐渐沉淀，促进人们对现实的理解、认同与自信的过程。“国家形象定位，是对一个国家进行形象建构的过程，是通过信息传播有效接触目标受众群，在目标受众心目中确立一个正面的、明确的国家形象的过程。”影像在传播实践中往往有许多话语隐喻，一般是作为影像符号本身的一种表现，它通过镜头构图、色彩运用、明暗对比、文字说明等，来表达影像背后所隐含的思想甚至是意识形态。也存在由于意识形态、文化背景、信息传递等因素导致国族形象在塑造与传播实践中带有较大的主观性，但很多诸如自由、平等、、博爱理念，以及和谐共存、以人为本、重德守信、开放包容等思想，也都是全世界普遍集体认同的价值观念。通过对影像的打磨与传播，不同程度地提升对国家文化形象的认知，并影响到国家在国际社会公众中的信任度，以及在国际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印象。国家文化形象的认知度与美誉度是一种无形资产，有利于实现国家利益，是国家文化层面的软实力。由此，发掘民族话语中的世界性题材，并用影像的国际性话语给予阐释，一定程度上完成从“族意识”到“类意识”的超越，也是许多国家不惜重金，塑造与传播国家文化形象的动因所在。美国非常注重从全世界捕捉信息，甚至是在全世界范畴进行文化图景的拼贴，使之成为有利于树立本国形象的产品，美国商业大片作为进入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战略活动，直接影响着美国在其他领域的开拓，即便是电影中的高科技炫耀，也成为他们表达意识形态的特殊方式。受众依据这些影像，使“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与价值理念得到一种替代性的满足，导致暂时甚至逐渐远离本民族的价值观念和本土文化的优秀传统。因此，以影像作为文化实践活动进行跨文化交流，需要在整合创新的过程中不断接受外来文化，也要对本民族的文化不断继承与创新，产生兼顾民族性与全球性、传统性与时代性的新型文化范式。
中国的影像话语由于现代化转化和整合创新能力不足，文化资源被一次又一次地利用，国家文化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也缺乏长远规划，已经涉及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等问题。西方学者曾指出，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改变被扭曲的国家形象。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国内包括电影在内的许多文艺样式本身并没有真正关注个体的生命价值，当中国人迫切需要重新建构自觉的生活方式的根本性价值诉求表现出来的时候，作为反思传统、探索出路的“第五代”导演肩负起了重责，开始从不同层面进行全新的探寻，并力图进行全球性的展示。而形象的塑造需要民族精神生活的沉淀，通过影像中的艺术形象去认识一个民族，认识族群的发展历史，影像在表达民族文化形象的同时，也是实现文化自觉的一种体验，是通过艺术形象传达民族价值观念的充分表现。像张艺谋的《活着》中那样，动荡的历史变迁消弭了人生价值中的，“好好活着”成为作为生命个体最主要的愿望，现代派的黑色幽默与后现代嘲弄式的解构，向世人展示了中国人当时的生存态势。此后，《秋菊打官司》、《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千里走单骑》等影像都致力于构建具有特殊精神特质的中国人物形象，传达了“中国人”在寻觅途中执著的“一根筋”气质。这些影像充满了成长的记忆，革新与改变着中国的影像话语。尤其是在《有话好好说》中，平民话语与知识分子精英话语之问的抗衡，开始提醒民众：价值重建与价值多元化时代已经开始。张艺谋的影像话语背后，其实也正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努力重新建构自己生活方式，以及对生存方式进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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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批判与探索的历程，这些民族影像在历史的追溯中，调整着与现实形态不适的集体记忆，在期待视野中以个体的体验经历与观念情感，探索与确证国家文化形象的可靠性、真实性与艺术性，从一个层面记录着社会与文化发展的轨迹；同时作为一种文化自觉，也在预设与塑造着中国未来的文化形象与文化发展趋势。只有当影像成为一种文化自觉，以自觉特殊的行为方式融入日常生活方式的价值选择与表达，才能更好地传达出精准而客观的国家文化形象。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骆思典认为，在美国市场上，中国电影比其他外语电影具有更强的“穿透力”或“渗透力”，在美国电影院中的发行范围更加广泛，“中国电影已经开始对国际电影市场产生影响”。全球化时辟了新的空间，使愈加多元化的文化发展模式更加有机会融入统一的文明体，只有关注和反映生命个体的生存状态和文化秩序，表现与尊重民族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念，才能称得上是在关注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的命运。赛义德的判断不无道理，任何想在现代文化格局中寻求发展的文化圈层，都要学会有意识地介入世界文化话语，并对其进行改造，使其承认边缘化的或被压抑、被忘却的历史。中国的影像话语只有在进行历史反思、鉴照现实、重铸民族精神的基础上，兼顾国际语境与叙事技巧，才能转化为现实层面的软实力，进而提升整个民族的精神状态和意志品格，发挥其内在凝聚力。

四、作为消费的影像：传播国家文化形象的生产性命题

影像话语传播在展示人物心境与语言的同时，其叙事方式也同时可以调动起受众对信息的加工能力与想象能力，从生命的感知中理解形象并创造形象，用这种方式构筑独特的民族文化生活。同时，影像传播又是一种信息分享的活动，是一个系统通过操纵可选择的符号去影响另一个系统，特别是在传播过程中形成的观念与价值。马尔库塞认为，当文化通过电影叙事成为具体的实践活动，就质变为“生产性”的东西，在对现实的理解与重构中成为指导性力量。全球化的消费主义浪潮中，影像无疑也被当做大众的娱乐文本来进行消费，在利维斯那里，电影甚至已经大行其道，成为一个极度危险的快感之源，是一种“大规模的自渎行为”。尽管如此，作为消费文本的影像，文化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被简化到了为市场而进行的生产，所谓的文化产品难免会沦落为消费的附庸，不可避免地导致从文化消费中揣摩生产的秉性并指导文化生产，从而扭曲了文化本身所固有的尊贵与活力。为了搭载影像进行国家文化形象的建构与传播，将文化的全球化驱动力与本土化驱动力进行整合，新的文化“全球本土性”应运而生，正在对文化消费市场的趣味进行着新一轮的把玩与尝试。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通过与本土文化经验的结盟、合作以及伪装等方式，以期实现自身利益的全球化。《花木兰》、《功夫熊猫》就是典型的利用中国元素，并针对中国文化消费市场推出的文化消费品。在《玩具总动员》、《变形金刚》系列中，都穿插有与中国相关的场景元素，甚至在电影《2012》中美国人在扮演“救世英雄”的时候，也没忘给电影中的“中国人”一份“殊荣”。这种文化的虚构性生产，目的是帮助西方文化利用本土化经验进入具有差异性的全球市场，以此实现他们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此也暴露出一种缺乏底蕴与真诚的文化形象。“通过本土化而进入全球化”的文化生产，已成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全球化策略，将“去地域”的视觉表象前所未有地通过影像消费呈现出来，并同时让受众在无意识中参与了想象共同体的现实建构。此时，影像似乎在精心制造一种逃遁的意识，人们从自我的乌托邦中试图挣扎着解脱出来，又不可避免地进入另一种象征性的虚构命题。在虚与实、真与检测之间，影像叙事找到了既可以成就娱情式的想象，又可以制造文化认同的崭新通道，对异质文化生活的想象性虚拟和镜头表达，构成了新的文化生产风格与文化消费时尚。
影像在传播的同时也进行着话语的再次生产，受众通过译码行为来消费这些话语信息，影像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凝聚族群历史记忆与集体认同的重要产品，无论是在观念形态上还是审美向度上，我们恰恰忽视了生产这种产品的文化维度。国家文化形象中的自由生命形象或自由生命象征，需要通过影像话语创造的艺术形象进行传达，只有让民族的精神生活意志在形象创造中得到自由表达，影像中的国家民族形象才能有生命的力量，只有超越意识形态之外的形象叙述，才会获得自身独特的价值能量。在全球化的“万花筒”中，文化自我表达偏偏是在文化“他者”的意向性关联中完成的，能做的似乎只有在解构原来被误读的过程中，进行自我形象的重新建构。随着中国作为大国形象的崛起，被赋予中华民族独特文化意蕴的影像话语成为展示国家力量的重要平台，影像的制造与传播作为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也在探索商业话语中的生产之路。与审美价值相比，商业价值已经构成了影像话语总体价值的重要成分。《三拍案惊奇》曾经在审美向度上被视为张艺谋的败笔，仔细考察发现，这部纯商业片也不乏关于“自我”的想象与消费。故事本身据说来自美国导演科恩兄弟的《血迷宫》，名字恰恰选用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拍案惊奇”范式，弥漫了野史、传奇的娱乐性，也不乏现实的讽刺意味：大红大绿的东北民俗文化，夹杂了洋、洋炮等异域的文化元素，连环套式的悬疑情节让影像中的人物始终处于迷惑之中。影像尽管不能提供完全清晰真实的“自我”形象，至少为我们进一步认识自我提供了参照。
对自我文化形象的建构其实也是对自我文化解构的一种延伸，中国式的影像话语只有更好地理解“自我”在世界文化图谱中的位置和多种可能性，理解了迷失自我与消费狂欢的必经之途之后，才能更加冷静地真正步入全球化时代，重构中国文化与价值体系的历史语境，真正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发扬。借助影像的话语力量消除文化误读与偏见，发掘异质文化之间人类的心灵契合之处，以包容坚韧的心智和勇气建构自我价值体系与文化发展模式，并以独特的民族性去影响国际观众的需求和价值取向，不失为加快中国当代文化自我重构的有效途径。由此，依托传统文化的资源优势对灿烂的中华文明进行当代诠释，并选择合适的叙事方式为世界所接受与理解，中国影像承担着思考构建与表达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