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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生产方式；外生的模块化；内生的模块化
[摘要]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正在成为我国当下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之一。广东和浙江两地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的差异和作为生产力的表现形态的模块化的两种发生机制有关：外生的模块化和内生的模块化分别推动了“脱嵌型”和“嵌入型”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的出现。但是，模块化的发生机制不是决定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的唯一变量，后者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制度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3-0049-07
相对于社会学家对劳动一社会关系的研究而言，经济学界对该主题的关注与其重要性是不相称的。上述现象的出现与经济学界对生产方式的理解以及我国的劳动一社会关系的历史特征有关。
首先，一般而言，所谓生产方式指组织和进行生产活动的方式，是反映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关键范畴。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受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我国学者倾向于将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在这样的认识之下，关于我国的生产方式的研究几近空白，与生产方式有关的劳动一社会关系问题也没有受到重视。其次，在改革之前，涵盖劳动者的生产活动和生活过程的单位体制的广泛存在意味着劳动一社会关系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问题，而是当时经济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劳动一社会关系问题难以独立地进入经济学界的视野。
但是，随着企业主体发生变化、全球化的影响增强，劳动一社会关系问题的重要性开始上升。第一，国企在竞争性领域的淡出、外资企业的进人和民营企业的出现意味着单位体制的覆盖面缩小，劳动一社会关系问题开始浮现出来。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化推动了我国生产方式的演变，而劳动一社会关系问题在后者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具体而言，如果说经典作家时代的生产方式主要涉及劳资关系和企业间关系的话，那么在外资大量进入的当下，劳动一社会关系则已经成为我国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
本文试图以技术变化为起点，借助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来把握我国的外来劳动者～社会关系的地区间差异。我们采取这种研究思路的原因有二：首先，我国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问题在全球化和改革的进程中出现，而技术变化对于我国出口部门的扩张和民营企业的兴起具有重要影响。其次，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为把握生产力的形态和作为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基础。
本文的第二部分以相关实证研究为基础，总结最能反映改革成果和全球化进展的浙江和广东两地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的特征。第三部分概括两地经济发展的技术基础，第四部分参照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来讨论技术变化的发生机制如何影响了两地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
在我国各地区之中，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经济发展最为迅速，学界对两地的经济发展也着墨最多。从本文的视角来看，尽管两地具有相似的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但是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大相径庭，可以为关于我国各地区的外来劳动者～社会关系的比较研究提供出发点。
综合本领域的相关研究，我们发现，广东与浙江的劳动者都以外来工为主，而两省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可以归纳为脱嵌型和嵌入型两种形态。脱嵌型指外来劳动者和企业所在地的社会网络脱节，前者无法融入后者或从后者获得支持；嵌入型则指外来劳动者和企业所在地的社会网络之间存在有机的联系，前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后者或从后者获得支持。
关于两地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的比较，刘林平研究组的观察最为持续且系统。依据大规模问卷调查的结果，刘林平等人认为，在劳动权益方面，长三角的表现好于珠三角。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们的研究所讨论的主要是两地的劳动权益问题，但是其问卷调查中的很多问题已经涉及了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如下表所示，相对而言，在劳动一社会关系方面，长三角的外来工与当地社会的关系更为融洽，而珠三角的外来工与当地社会的关系则更为对立。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相对于珠三角地区的外来工，长三角地区的外来工和企业所在地的关系更为融洽，也更为当地社会所接受。这一事实极为典型地反映在广泛地存在于珠三角地区的“宿舍劳动体制”之中。所谓“宿舍劳动体制”指外来工集中地居住在由工厂或当地政府在工厂之内或附近提供的宿舍之中并被隔离于当地社会之外。从表面上看，工厂或政府提供的宿舍似乎可以理解为一种内部福利设施。但是，这种劳动体制不但建立在外来工的工资水平无法支撑其在市场上租赁住宅的基础之上，而且意味着外来工的生产活动和个人生活高度重叠。实际上，“宿舍劳动体制”的出现是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本土组装企业为满足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外国发包企业对加工
不同于外生的模块化所引发的“脱嵌型”的劳动一社会关系，内生的模块化则与“嵌入型”的劳动一社会关系的形成有关。在浙江省，推动内生的模块化出现的主体是当地的普通创业者。这些创业者数量庞大，其创立的企业也更多地通过水平合作的方式来实现发展。在创业初期，这些企业的创立者往往集创业者、劳动者和创新者的身份于一体，其员工的主体也和创业者具有亲缘或地缘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亲缘和地缘关系的存在有助于这些本土企业在发展初期克服资金约束，是推动内生的模块化出现的原因之一。
笔者认为，“嵌人型”劳动—社会关系的出现是生产力的特殊形态和生产关系的特殊性质等因素的共同产物。就前者而言，内生的模块化意味着这些企业在同业竞争对手之外无需面对外生的模块化所必然带来的居于价值链顶端的国际资本的压力，所以这些企业在提高员工待遇方面具有更大的空间；同时，由于这些企业的竞争力的主要来源之一是企业间的协调与配合，所以不同于处于全球价值链之中的企业不得不为降低成本而动态地改变企业所在地，这些企业较少改变企业所在地，而长期在同一地区经营在客观上为构筑稳定的劳动一社会关系提供了基础。就后者来说，推动内生的模块化的是本土中小企业，而不是外国企业。在发展初期，本土中小型企业往往采取家庭作坊的形式；在取得初步发展之后，企业员工的相当部分也来自当地，而且往往和企业所有者具有相对紧密的各种联系，企业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也相对水平一些，而这种相对水平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传导到企业所有者和外来工的关系之中。
四、小结
本文以相关实证研究为基础，在识别出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的两种类型的基础上，借助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讨论了模块化的两种发生机制、生产关系等因素与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的两种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发现，在先行研究所提及的解释变量之外，生产力的表现形态对于作为生产方式组成部分之一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具体而言，外生的模块化是引发外来劳动者和社会的“脱嵌”的原因之一，而内生的模块化则有助于外来劳动者“嵌入”社会。需要注意的是，企业的所有制形态、权力关系和制度环境对于外来劳动者～社会关系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因此，作为广东和浙江的生产方式组成部分之一外来劳动者～社会关系的形态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制度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全球化时代，我国学界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的尴尬是似乎很难在我国发现可以与富士康所代表的生产方式进行对抗的生产方式。考虑到富士康所代表的生产方式的关键起点是为跨国资本所主导的外生的模块化，本文从内生的模块化的角度对浙江本土企业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所进行的讨论的意义之一在于为关于我国经济内部的多样性的研究提供参考。
[摘要]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正在成为我国当下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之一。广东和浙江两地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的差异和作为生产力的表现形态的模块化的两种发生机制有关：外生的模块化和内生的模块化分别推动了“脱嵌型”和“嵌入型”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的出现。但是，模块化的发生机制不是决定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的唯一变量，后者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制度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3-0049-07
相对于社会学家对劳动一社会关系的研究而言，经济学界对该主题的关注与其重要性是不相称的。上述现象的出现与经济学界对生产方式的理解以及我国的劳动一社会关系的历史特征有关。
首先，一般而言，所谓生产方式指组织和进行生产活动的方式，是反映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关键范畴。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受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我国学者倾向于将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在这样的认识之下，关于我国的生产方式的研究几近空白，与生产方式有关的劳动一社会关系问题也没有受到重视。其次，在改革之前，涵盖劳动者的生产活动和生活过程的单位体制的广泛存在意味着劳动一社会关系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问题，而是当时经济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劳动一社会关系问题难以独立地进入经济学界的视野。
但是，随着企业主体发生变化、全球化的影响增强，劳动一社会关系问题的重要性开始上升。第一，国企在竞争性领域的淡出、外资企业的进人和民营企业的出现意味着单位体制的覆盖面缩小，劳动一社会关系问题开始浮现出来。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化推动了我国生产方式的演变，而劳动一社会关系问题在后者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具体而言，如果说经典作家时代的生产方式主要涉及劳资关系和企业间关系的话，那么在外资大量进入的当下，劳动一社会关系则已经成为我国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
本文试图以技术变化为起点，借助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来把握我国的外来劳动者～社会关系的地区间差异。我们采取这种研究思路的原因有二：首先，我国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问题在全球化和改革的进程中出现，而技术变化对于我国出口部门的扩张和民营企业的兴起具有重要影响。其次，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为把握生产力的形态和作为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基础。
本文的第二部分以相关实证研究为基础，总结最能反映改革成果和全球化进展的浙江和广东两地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的特征。第三部分概括两地经济发展的技术基础，第四部分参照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来讨论技术变化的发生机制如何影响了两地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
一、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的两种形态：广东与浙江
由于存在巨大的地区间差异，所以全面地把握我国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在现阶段，对于具有相似的发展水平和区位条件的地区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进行比较是一个现实的选择。在我国各地区之中，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经济发展最为迅速，学界对两地的经济发展也着墨最多。从本文的视角来看，尽管两地具有相似的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但是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大相径庭，可以为关于我国各地区的外来劳动者～社会关系的比较研究提供出发点。
综合本领域的相关研究，我们发现，广东与浙江的劳动者都以外来工为主，而两省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可以归纳为脱嵌型和嵌入型两种形态。脱嵌型指外来劳动者和企业所在地的社会网络脱节，前者无法融入后者或从后者获得支持；嵌入型则指外来劳动者和企业所在地的社会网络之间存在有机的联系，前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后者或从后者获得支持。
关于两地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的比较，刘林平研究组的观察最为持续且系统。依据大规模问卷调查的结果，刘林平等人认为，在劳动权益方面，长三角的表现好于珠三角。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们的研究所讨论的主要是两地的劳动权益问题，但是其问卷调查中的很多问题已经涉及了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如下表所示，相对而言，在劳动一社会关系方面，长三角的外来工与当地社会的关系更为融洽，而珠三角的外来工与当地社会的关系则更为对立。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相对于珠三角地区的外来工，长三角地区的外来工和企业所在地的关系更为融洽，也更为当地社会所接受。这一事实极为典型地反映在广泛地存在于珠三角地区的“宿舍劳动体制”之中。所谓“宿舍劳动体制”指外来工集中地居住在由工厂或当地政府在工厂之内或附近提供的宿舍之中并被隔离于当地社会之外。从表面上看，工厂或政府提供的宿舍似乎可以理解为一种内部福利设施。但是，这种劳动体制不但建立在外来工的工资水平无法支撑其在市场上租赁住宅的基础之上，而且意味着外来工的生产活动和个人生活高度重叠。实际上，“宿舍劳动体制”的出现是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本土组装企业为满足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外国发包企业对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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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快速反应能力的要求而采取的战略选择。在这样的选择之下，通过构筑“宿舍劳动体制”，这些企业获得了通过随时调动大量劳动力来回应外国发包企业在产量和敏捷性方面的要求的能力。二、模块化的两种发生机制
关于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的地区间差异，文化差异、教育背景等都可以成为解释变量。在这些变量之中，本地工人在工人总数中的比例最为有力。具体而言，在同工同酬的背景之下，企业中本地工人的比例越高，则外来劳动者的境遇越好，两地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的差异即源于此。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粤浙两地的劳动者都由本地工人和外来工构成。因此，本地工人在劳动者中所占的比例的高低本身就是需要被解释的因变量，不宜于被直接用来解释外来工和当地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差异。换言之，任何关于两地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的差异的研究不但必须能够解释两地的外来工和当地社会的关系的差异，而且必须能够解释两地的本地工人在劳动者中的比例的不同。源于：毕业生论文网www.udooo.com
上述现象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生产力对生产方式的影响。但是，就本文的主题而言，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形态、权力源于：论文写作www.udooo.com
关系以及制度环境对生产方式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具体来说，外生的模块化并不必然引起“脱嵌型”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的出现。实际上，尽管“脱嵌型”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似乎体现了国际资本对控制成本的要求，但是其出现更多的是所有制形态、权力关系和制度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外来劳动者不但无力和资方就工资水平进行谈判，而且无力抵制资方对劳动者个人生活的侵蚀。其次，地方政府对于招商引资的热情超过了对于外来劳动者权益的重视。另外，地方政府所推行的户籍制度也强化了劳动者和当地社会的疏离。不同于外生的模块化所引发的“脱嵌型”的劳动一社会关系，内生的模块化则与“嵌入型”的劳动一社会关系的形成有关。在浙江省，推动内生的模块化出现的主体是当地的普通创业者。这些创业者数量庞大，其创立的企业也更多地通过水平合作的方式来实现发展。在创业初期，这些企业的创立者往往集创业者、劳动者和创新者的身份于一体，其员工的主体也和创业者具有亲缘或地缘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亲缘和地缘关系的存在有助于这些本土企业在发展初期克服资金约束，是推动内生的模块化出现的原因之一。
笔者认为，“嵌人型”劳动—社会关系的出现是生产力的特殊形态和生产关系的特殊性质等因素的共同产物。就前者而言，内生的模块化意味着这些企业在同业竞争对手之外无需面对外生的模块化所必然带来的居于价值链顶端的国际资本的压力，所以这些企业在提高员工待遇方面具有更大的空间；同时，由于这些企业的竞争力的主要来源之一是企业间的协调与配合，所以不同于处于全球价值链之中的企业不得不为降低成本而动态地改变企业所在地，这些企业较少改变企业所在地，而长期在同一地区经营在客观上为构筑稳定的劳动一社会关系提供了基础。就后者来说，推动内生的模块化的是本土中小企业，而不是外国企业。在发展初期，本土中小型企业往往采取家庭作坊的形式；在取得初步发展之后，企业员工的相当部分也来自当地，而且往往和企业所有者具有相对紧密的各种联系，企业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也相对水平一些，而这种相对水平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传导到企业所有者和外来工的关系之中。
四、小结
本文以相关实证研究为基础，在识别出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的两种类型的基础上，借助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讨论了模块化的两种发生机制、生产关系等因素与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的两种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发现，在先行研究所提及的解释变量之外，生产力的表现形态对于作为生产方式组成部分之一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具体而言，外生的模块化是引发外来劳动者和社会的“脱嵌”的原因之一，而内生的模块化则有助于外来劳动者“嵌入”社会。需要注意的是，企业的所有制形态、权力关系和制度环境对于外来劳动者～社会关系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因此，作为广东和浙江的生产方式组成部分之一外来劳动者～社会关系的形态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制度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全球化时代，我国学界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的尴尬是似乎很难在我国发现可以与富士康所代表的生产方式进行对抗的生产方式。考虑到富士康所代表的生产方式的关键起点是为跨国资本所主导的外生的模块化，本文从内生的模块化的角度对浙江本土企业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所进行的讨论的意义之一在于为关于我国经济内部的多样性的研究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