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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江’词源辨”佐议

收藏本文 2024-01-11 点赞:32901 浏览:154531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要: 本文主要对关于汉语“江”的来源研究主要代表论文的论据提出疑问点和有待商榷之处,认为现阶段关于汉语“江”的来源下定论还需要更加全面而强有力的理据支持。
关键词: “江”词源朝鲜半岛河流南亚语系
一、引言
关于汉语“江”的词源研究主要代表有梅祖麟(Norman-Mei 1976)、桥本龙太郎(Hashimoto 1978)、张洪明(2006)、刘振前、庄会彬(2011)的专项论文,其中罗、梅、桥本、刘、庄认为“江”为汉语外来语,张洪明则认为其为汉语固有语。笔者观两派各有道理,尤其在语系的分析上极有见解与深度,但一些论据似有待商榷,在此提出,希望对各位先生的研究有所裨益。

二、学者论

以上所提学者都以“南江北河”为基本前提,如张洪明称:“在中国,河流名称的地域分布呈现出固定的模式:河流在南方称作‘江’这是基本情况,当然也有例外,如:北方有黑龙江和松花江,南方有红水河,但这些名称都是在相当晚的历史时期形成的。”他们都谈及越南和南亚语系等。但我认为,所提的一些论据似乎存在些微问题。
1.所称的中国的指代问题。在基本前提中的中国看起来是近现代中国,但进行分析的中国的概念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比如,上面提及的黑龙江和松花江在民国之前还属于关外。上古所谓“中国”,即指后世“中原”,仅指黄河中下游的中原河洛地带。从秦至清,这一概念主要是指北起阴山、燕山、辽河下游,南至两广,西起陇东、四川盆地,东至于海的地区。其次,中国的疆域和汉语的使用范围不能画等号,如一些藩属国家和地区在一定时期隶属,一定时期又独立出去(如越南),如历史上一些汉族政权,尽管多次进入了蒙古高原,但无意其疆域,没有大规模地移民进驻,对蒙古语影响甚微。汉语所包含的语言种类问题,在语言学界也颇有争议,国内主要认为汉语只包括汉语一种语言;而国外的观点认为汉语包括闽语、粤语、客语、吴语、赣语、湘语、侗语等语言,为一个汉语语族而非同一种语言。因此,研究的地域范围和对象需要进一步明确。
2.在谈论北方河流的名称时,没有分析朝鲜半岛的河流名称。地处北方的朝鲜半岛的河流都称作“江”(朝鲜主要河流名称有:鸭绿江、洛东江、大同江、临津江、春川江、蟾津江、荣山江、锦江、昭阳江、汉江、北汉江、南汉江、琴湖江、万顷江等),这与“南江北河”的论调相悖,更耐人寻味的是,在朝鲜的汉字字典中,“河”有如下解释,1黄河2江3姓氏。“江”是给“河”作解释的,在朝鲜人的意识中“河”就指黄河(中原地区的“江”),朝鲜境内的所有河流都称“江”。刘振前、庄会彬在其论文中曾有寥寥数笔称“在北方方言中很少用江来指代河流(东北地区的江另有原因)江为南方方言的一个特色词”,但很遗憾,并没有更加详细的说明(何况东北地区的江与朝鲜半岛的江不能等而视之,东北地区间杂称河,如辽河、黑河等,而朝鲜半岛却统一称江)。因为朝鲜半岛在朝鲜三国时代并没有自己的文字,三国后才逐渐借用汉字,所以朝鲜的江的名称显得由来较晚(如,鸭绿江,古称浿水、浿江。《三国遗事》中有“七年壬戌。命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俄改平壤道。破高丽之众於浿江。夺马邑山为营。遂围平壤城”的记载,汉朝称为马訾水,唐朝以后始称鸭绿江;又如洛东江、高丽时代编撰的《三国遗事》中记载洛东江为“黄山津”或“伽倻津”,朝鲜初期《东国舆地胜览》中将洛东江称为洛水或洛东江),但在北方,朝鲜从未有河流称“河”,出现这种有“江”无“河”的特殊现象如何解释呢?
3.刘振前、庄会彬举夏朝的疆域为据。我认为“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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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江”于中原地区即黄河流域有密切关系,但是,以夏朝为论据似有不妥。由于夏朝并没有文字记载,学界对于夏朝是否存在尚有争议(国际上普遍认为没有强有力的考古证据证明夏朝的存在),按照史记,夏朝的存在也是人们口耳相传而得。顾颉刚曾考证大禹与夏朝毫无关系,那么大禹之子,夏朝的第一位君主启更是无从谈起,又何来夏朝语言之说。再次,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与金文尚起于殷商,还无法确定每字是否有其音。甲骨文的个数本身就不多,是否发声都无法确定,那么商以前是否能形成语言尚是疑问,即便夏朝存在语言,只是有其音而无其字,那么其论文是把“江”作为一个字来研究,还是一个音来研究呢,研究对象本身就变得不明确。
4.南亚语系大多数语言近百年来才有文字(此种语言的系属还在争议中),最早也不过是6世纪(古孟语)、7世纪前后(古高棉语)。而汉字“江”的词源却从公元前来考证,而公元前南亚语系的古音构筑显然精确性不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音价比较在时间上显然不对等(同时,“江”是一个二等字,李方桂构拟它的语音形式为krung,梅祖麟指出佤语表河流语词的语音形式是klong,但这个发音与朝鲜语中江的发音也类似,同时,20世纪以前佤语没有文字,这种对比相似的音的方法,只能说明江与南亚语系关系密切,不能证明语源的从属。)其次,南亚语系诸语言通常都不是声调语言(除越南语等少数语言),江的声调问题并没有在各位先生讨论的内容之内,很显然声调问题被回避或忽视了。这里实际上存在两个难以辨明的不确定因素,一是上古汉语是否具有声调(一部学者认为上古汉语具有声调,而近期多倾向于不分音调,如郑张尚芳认为上古汉语是不分音调,又如法国学者奥德里库尔(Haudricourt)通过历史比较法,通过对越南语的考察,推测上古汉语没有声调),二是古越语是否具有声调(学界倾向于古越语为多音节、无声调)。
其他,对于汉语上古音(包括方言音),还有南亚语系的语音构筑,根据我们现有的资料,往往构拟的常常是几个音,或是一个可能发音的范围,并不止一个音,如,上古音的构拟有很多种说法,如陆志韦、高本汉;王力、严学宭;董同龢、周法高、余迺永等;李方桂、白保罗、白一平、柯蔚南等各有表述。然而,在诸论文的引用中大多只选用与作者观点相一致的音,这种逻辑推理是将自己的观点放在前面,然后再找有利的根据来阐述,本身是逆向的,不够客观与全面。
三、我的浅见笔者认为是否可以从“河”与“江”的关系出发来寻找突破(而不是将“江”单独拿出来考证)。首先“河”与“江”的广义上的表意相同,其次“河”与“江”都是形声字,最后是否可以从语用来解释。
用中国传统文字学来分析,“河”与“江”的形符相同,原始字义同,河是一个阴声韵(以元音收尾),江是一个阳声韵(以鼻辅音ng收尾),声纽相近(一清一浊),上古音的主要元音相近。因而,我猜测是否有“阴阳对转”的可能性,如果是,那么最初这两个字很可能是表示同一个音(从发音学的角度看,“河”发音延长闭口时自然产生一个鼻音,从而产生一个“江”音;上古时候用发音的长短来区分事物也很常见),即,“河”与“江”同源。
还有一个佐证,我们要了解上古汉语的形态变化,可以使用隋朝和唐朝的反切里出现的异读现象。如“解”:中古“古隘切”(见母开口佳韵上声,普通话jiě)和中古“胡写切”(匣母开口佳韵上声,普通话xiè);第一个为清声母(见母,中古k-)有主动意义,第二个有浊声母(匣母,中古h-)有被动意义。又如“见”(中古古电切见母开口先韵去声)表主动意义,“现”(中古胡甸匣母开口先韵去声)表被动意义,这对动词类似于上述“解”字的两个读音,但与之不同的是,这里使用两个符号来区分主动和被动的读音。所以,部分汉语语音学家认为声母的清浊和动词的主动/被动性有直接的关系。有些专家认为是某种前缀导致动词声母的浊化,称“有时候,不同汉字可以代表同一个词根的几个形态”。那么,这种现象是否在古代汉语的名词里出现呢?我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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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注意到“河”与“江”的声母正是一清一浊。
还有,将朝鲜半岛包含在内后来看河流名称的地域分布,可以看出“河”主要使用区在中原区(黄河流域),而“江”的主要使用区在在中原区之外。简而言之,即中原域内用“河”,域外用“江”(古人有按地域称“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之例)。
因此,我倾向于张洪明先生主张的“河”与“江”为汉语中固有的基本词的观点,同时认为“河”与“江”有同源的可能,当然,这还需要更加全面的验证与推敲。
四、结语
以上是笔者对于汉语“江”的来源研究的论据所提出的疑问点和一点私见,迄今为止,关于汉语“江”的来源研究尽管已有一些进展,但论据的精确性和数量都没有达到可以下结论的程度(如诸位先生可以互举反例),这也是上古史料不足,不确定因素过多的客观因素所导致的。汉语“江”的来源研究现在只能局限于讨论阶段,要下结论还有待考古学、音韵学、语言学、地理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发现和有力支持。
参考文献:
[1]张洪明.汉语“江”词源考,2006.
[2]刘振前,庄会彬.汉语“江”的词源辨正——与张洪明先生商榷,2011.
[3]李小平.我国河流名称变迁的规律及成因,1996.
[4]J.Norman & Tsu-lin MEI.The Austroasiatics in Ancient South China:Some Lexical Evidence,1976.
[5]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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