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美国华裔文学中“赵汤之争”

摘要：“赵汤之争”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华裔文学中的一个重要议题，直接的争论虽然只在赵健秀和汤亭亭之间，但双方所代表的华裔文学阵营却因此展开一系列的争论。今天重读华裔文学中的“赵汤之争”，应重新认识双方争论的三个重点——“传统改写”、“自传写作”和“性别之争”。
关键词：美国华裔文学；赵汤之争；传统；自传；性别
1006-0677（2012）4-0069-08
1976年汤亭亭的《女勇士》出版后，各方意见褒贬不一，引发了华裔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赵汤之争”，即分别以赵健秀和汤亭亭为代表的两派作家、学者，就华裔文学如何“真实再现”华裔在美国的生存状况发生了激烈争执。汤亭亭当时凭借一部“自传”或“非小说”，得以跻身美国文学经典作家之列，而赵健秀声嘶力竭的呐喊，却让他在美国文学的边缘彷徨，个中原因值得深思。赵汤二人的创作，见仁见智，笔者以为各有千秋，但究竟是什么时代、政治、文本特质，让华裔文学有“高下之分”、“边缘与经典之别”？二人是创作手法之争，还是创作理念之争，甚或只是意气之争？今天看来，他们同在美国白人父权制的宰制下，各自以不同的策略争取美国的父权论述话语——汤亭亭笔下的花木兰代父从军，不只是尽孝，是否也是参与男权、父权的重要步骤？而赵健秀对亚裔男性深受白人父权与霸权的压迫，之所以能表现得如此叛逆，他控诉的力量是否源自他要控诉的对象？他对华裔男性阳刚气质舍我其谁的执意追求，莫非来自于美国主流父权体制唯我独尊的霸权建构？种种疑问正是本文重识“赵汤之争”的原因。
2005年，林涧在“何谓赵汤之争”①一文中说“赵汤之争”并不存在，对赵健秀的创作理念与实绩做了尖锐的批评，在文章中表现出明显的“扬汤抑赵”的倾向，笔者以为林涧的种种说法都值得商榷。林涧认为，汤亭亭从来没有也不屑于和赵健秀争论，并说“汤亭亭从未写过针对赵健秀的文章”。但其实在《女勇士》出版前，汤亭亭和赵健秀曾就该书以何种文类出版有过通信，赵起初对汤的创作表示肯定，并提出一些意见，后来汤因为各种考虑，没有听取赵的建议，交由美国主流出版业对此书进行包装策划，因而导致此后的二人之争。
《女勇士》出版前夕，赵健秀曾读过清样，称赞该书的文体之余，仍强烈反对将其归入非小说，在给汤亭亭的信中，赵说道：
“黄种人的自传式是白人的形式……是对我们的创作的侮辱，把我们视为怪胎，把我们仅仅当作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把我们关在白种人的动物园里以供观赏，完全不把我们当人看，我们的世界也是和他们一样的人的世界，绝没有他们想像的那么简单……你的这本书要以小说出版，让他们的自传见鬼去。把你的书当小说读，我不必去喜欢或同意书里的叙述人或其中的任何一个角色，我只用去喜欢你的书而已，而且我也会欣赏你在创作中的微妙之处，领会在创作中那些心照不宣的疏漏，但如果这是本自传的话，我绝对不会这么看。”②
赵健秀力劝汤亭亭不用迁就白人主流出版业，在“文类”的划分上千万不要妥协，因为白人出版市场向来压制、操纵少数族裔的文学和艺术。汤亭亭不会不知道白人主流出版业是怎么回事，但她在给赵健秀的回信中是这么答复的：
“我所回避的类型是政治的/辩论的长篇大论，我不喜欢这些，原因有三：第一，它把作者固定在感知的表层；第二，它把亚裔美国作家带上和者所走的道路；我们提供了对话的另一半，好像是用我们的阴对他们的阳；第三，黑人早在50年代就这么写过，我们所做的是把黑人的面孔换成白人的面孔，在艺术上没有进展。”③
汤没有直接响应赵在信中提出的种族文化再现与美学自由，反而是说赵健秀的观念是政治的，而我的是文学的，我们谈的根本不是一回事。二人的对话果真不在一个层面么？是赵健秀言过其实，抑或汤亭亭避重就轻？一般看来，代表民族主义者的亚裔男性作家赵健秀等人，关注更多的是文学的政治维度，而亚裔女性作家汤亭亭等人是将文学的审美维度放在第一位，双方的分歧在于各有所属。这种看法未免失之偏颇，赵汤二位毕竟是专业创作人，汤的创作入选美国大学课本，赵的创作被搬上美国舞台，以他们的艺术成就而论，他们的文学理念岂会如此泾渭分明。相反，双方一致认为文学离开了审美就不是文学，而超越所有意识形态的纯文学也只是痴人说梦。汤亭亭没有听取赵健秀的意见，很可能是她当时没有充分估计“文类”的划分会对以后的华裔文学产生的影响，《女勇士》毕竟是第一部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的华裔作品，对美国读者的阅读带来的新体验，与此前的《华女阿五》有过之而无不及。是“小说”还是“自传”，表面看来，是用“虚构”还是用“真实”来书写华裔美国人的生活，但从文学性的角度来讲，“虚构”和“真实”难分难解，“诗学正义”和“史学正义”的辩证正是文学作品的特质之一。掩映在“小说”与“自传”之下的，是如何界定弱势族裔的“艺术合法性”，下文当有论及。
汤亭亭对赵健秀的响应不仅如此，且以艺术再现的方式表现于自己的创作中。她承认《孙行者》这本书中的主角惠特曼·阿新这个人物，大部分的灵感即来自赵健秀④，借阿新之口，以揶揄嘲讽的笔调，既对美国主流社会，也对自我做了深刻的批判和分析。另外，照林涧的看法，“赵汤之争”只是之争，“知情者知道它意味着华裔文学研究的分化”，“赵健秀是男性、男权、传统文化的拥护者”，“在美国社会代表进步势力的女权主义批评理论和多元文化受到打击”，

摘自：学术论文格式www.udooo.com

这些陈述当中的种种偏颇与疏漏正说明今天仍有必要重新认识“赵汤之争”。首先，“赵汤之争”绝不只是之争。其次，赵健秀身为男性华裔作家，在美国白人主流霸权的挤压下，他对男权、传统文化仅仅是“拥护者”而已？而且，林涧并没有明确表示，是谁的男权，是谁的传统文化，赵健秀对美国白人男权与父权和华裔的男权和父权并没有保持一致的态度。最后，女权主义批评理论和多元文化是否代表进步势力，都要视语境而定，多元文化并非绝对的兼容并蓄，它很可能是强权的暗自改装而已。
美国学者早已对“赵汤之争”有过诸多论述，其中黄秀玲总结“赵汤之争”时，认为争论的焦点有三：第一，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在华裔美国文学中的改写；第二，如何认识华裔美国文学中的自传写作；第三，华裔社群中的性别之争。⑤黄对“赵汤之争”的总结，准确道出彼时华裔文学创作中的三个重要课题。时移事往，如今重识“赵汤之争”，从新的角度理解这三个课题，解读其中父权与反父权的意识。

1. 故事新编

“赵汤之争”首先争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写，赵健秀对汤亭亭下的第一条判决就是“篡改历史”：“汤亭亭、黄哲伦、谭恩美是第一批少数族裔作家，也是第一批有亚洲人血统的作家，竟然从众所周知的亚洲文学和历史中，挑选最为人熟知的作品，公然对其进行篡改、伪造。为了让他们的伪造合法，他们不得不伪造所有的亚裔美国历史和文学，并辩称华人移民在美国定居，建立华裔美国后，他们和中国文化日渐疏远，于是有缺失的记忆和新的经验一起产生传统故事的新版本。新版的历史是他们对刻板形象的贡献。”⑥
在赵健秀看来，《女勇士》中最明显的“伪造”当属花木兰身上的刺青，汤亭亭将原本在岳飞背上的刺青用在花木兰身上。赵认为汤亭亭等人在自传和自传小说中篡改历史，完全就是破坏历史和文学。为还原历史，赵健秀引用了《木兰诗二首》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花木兰，说明后世所有关于花木兰的小说和故事都来源于这两首诗歌，在这两首诗里不存在男性对女性的控制，也没有厌女症加诸木兰的残忍，木兰身上没有纹身。但紧接其后，赵健秀说木兰诗的结尾是儒家理想的婚姻，儒家认为不论男人还是女人，生来都是战士，无论你的职业是什么，你都是一位战士，生活就是战争，所有的关系都是军事关系，婚姻也是军事联盟。⑦对儒家略知一二的读者来说，赵的这种见解实在有点匪夷所思。以赵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就难怪赵在后文中将一切从事自传写作的华裔作家统统斥之为伪，更将矛头指向了孙中山和胡适，对胡适在《三十自传》里以基督徒自况深表不满，就连华裔美国人这一称谓都有所非议。⑧但赵健秀的大张挞伐毕竟事出有因。2001年，《哎呀》和《大哎呀》的编者之一徐宗雄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当时的言行多出于策略，《大哎呀》的诞生缘于《哎呀》少有问津，原本500页的长序出于考虑被大量删减，他们的惊世骇俗非本性使然，而是期待有心人来证明他们其实错了。⑨
故事新编古今中外皆然，实乃文学创作之一大宗，任何创作者都心知肚明，赵健秀攻击汤亭亭的篡改和伪造，与其说出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不如说是以激进的策略引起话题，吸引更多读者参与华裔文学的发展之中。“改写传统”绝非“赵汤之争”的本意，因为赵健秀本人也有过故事新编。
《唐老亚》是一部寻父之作，赵健秀为小说主角一个叫“唐老亚”的华裔少年设置了四位父亲，两位是现实的，两位是虚构的，梁山泊的李逵是其中之一，代表了父亲中“武”的一面。唐老亚在除夕夜偷了一架木制模型飞机，飞机在旧金山唐人街的屋顶上飞行、燃烧，而这架飞机的名字就叫“黑旋风”，恰好是李逵的绰号。赵健秀笔下的李逵“肌肉隆起，每一根神经都翻腾着愤怒。这个战斧怪物喜欢光着膀子冲进战场，浑身血迹杀出战场，一手握一把血淋淋的斧头。”⑩杀气腾腾的李逵正是赵健秀吹捧、美化的男子汉的代表，于是乎，赵对亚裔男性阳刚气质的膜拜，是以白人霸权的残酷为底蕴。李逵出现在唐老亚的梦里，对他说：“我吃下了我死去的母亲的肉，我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因为我很饿，我知道她爱我。”{11}李逵食母明显是赵健秀对《水浒传》的篡改，原著中的李逵是个孝子，母亲是被老虎吃掉的。在赵健秀改写传统的潜意识深处，潜藏着父权制的，他以阳刚到邪性的男性形象，鄙视汤亭亭、黄哲伦等人笔下的柔弱男性，透露出对男子气概认同的反讽：一方面，显示了对阳刚形象的不切实际的追求；另一方面，这种追求暗示了真实与理想之间的鸿沟，能否成功恢复男性阳刚气质尚有疑问。

2. 自传写作

以数量之多，历史之久，自传堪称亚裔/华裔文学的第一大文类。但与西方白人男性经典自传相比，如何定义亚裔自传历来争议不休，《女勇士》从初版到再版，文类一直难以界定，这既受出版商的利益驱动，也难脱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钳制，亦与少数族裔作家的写作策略与身份认同不无关系。
赵健秀之所以反对汤亭亭，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双方如何理解华裔自传中的“亚裔感性”、“同构型”、“异质性”、“文化民族主义”等概念。因为这些概念的存在，使华裔区别于其它族裔，也使自传区别于小说等更具虚构性的体裁。针对黄玉雪、汤亭亭等人的自传写作，赵健秀认为这些作家受白人至上论的影响，以东方主义方式歪曲亚裔。为了反抗“亚裔刻板形象”，赵提出了既异于美国人也有别于亚洲人的“亚裔感性”，其历史背景源于1960年代才出现的“亚裔美国人”这一概念，强调亚裔的美国本土性，批判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双重人格”。赵对“亚裔感性”的绝对化，引起刘莉萨、林玉玲等人的反驳，赵强调同构型以号召亚裔的向心力无可厚非，但异质性、离散等因素对亚裔书写带来的特殊性却不应忽视。赵对双重人格的决绝态度，必然会忽略美国的华裔移民作家，并无视其作品中的双文化张力。林英敏在《世界之间》中对华裔女作家的跨文化身份研究——东方人的身理特征与西方文化的心灵熏陶——是对赵的合理反驳。
“文化民族主义”与“亚裔感性”在亚裔文学初创期有异曲同工之用，金惠经在《亚裔美国文学》（1982）中阐明文化民族主义对形成亚美文学这一概念至为重要，因为它为建立一门学科提供了某种边界、范围与参数，

源于：论文摘要怎么写www.udooo.com

一种统一的属性是对抗边缘化的有效方式。但数年之后，金惠经发现最初单一的属性会遮蔽亚美群体中不同代的成员与不同文化母体的复杂性。美国民权运动风起云涌，废除了一系列不平等法案，亚裔人口的构成相应发生改变，赵健秀以美国本土为基础的亚美感性必然应随之调整，文化民族主义因而呈现多种面貌，“文化联盟”应时而生。
应因社会多元化的进程，曾经提升亚裔政治能见度的“泛亚运动”逐渐降温，大量移民作家开始动摇亚美文学的边界，金慧经认为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之间的界限，从前对身份认同至关重要，现在却渐渐模糊。{12}1965年后，移民配额大幅增加，土生土长的亚裔逐渐被亚洲移民赶超，亚裔文学日渐丰富，作品传达出和亚洲建立联系的声音越来越清晰。20世纪末，亚洲的国际地位不断攀升，亚洲发达国家成为政治和经济新的焦点，逐渐替代以欧洲为中心的美国经济模式，促使美国主流不得不改变对亚裔美国人的陈规习见。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的相互渗透愈深，今天的亚美人口愈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世界主义。此游移性一方面为亚裔带来空前的自由空间，但另一方面，以游移换取的自由貌似为已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亚裔争取到更多的，其实已暗中将亚裔推到“装饰性的守门人”的位置，{13}距美国的主流与核心反倒渐行渐远；黄秀玲更进一步指出，在亚裔貌似成功的背后，亚裔身份不再关乎美国主流的政治议程，相反，亚裔虽因“守门人”这一角色而得到了公民身份，但这种纽带作用也正应和了美国主流历来对亚裔抱持的偏见。{14}重识个性与共性、同质与异质、文化民族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间的辨证之后，对华裔自传的研究当有更多维度的理解。潘令昌的文章“自下而上的世界主义政治：自传与水仙花的‘一位欧亚混血儿之心灵书简’中的集体身份”，{15}指出美国弱势族裔的自传与白人的传统自传的一大差别在于，前者将个性融入共性，将个人归于集体，以个体的视角表达群体的声音，白人自传透露的精英意识与优越感几乎无迹可寻。潘用“自下而上的世界主义政治”，指水仙花如何为被社会政治机器边缘化的人们，书写身份认同的形式，世界主义政治如何想象新形式的共同体与身份建构。水仙花的自传开华裔自传之先河，以极具个性的风格，无形中将身份的概念复杂化，藉以质疑传统自传的形式与主体性。“书简”截取水仙花人生的几个片段，所呈现的断断续续、碎片式的身份，及随处可见的不确定的身份，按西方传统自传的标准看来，是文明程度不高的产物。潘认为水仙花在自传里达成的身份认同，更多建立在身份建构的社会机器上，而非个体的自我意识上。深层原因在于，华裔身处敌对的社会环境与的意识形态中，让水仙花的自传写作无法获得西方传统自传中内在主体的有利位置。这种“不合法”的自传传承早期非裔的自传模式，并非为了审美的自我表达，而是重在社会批判，修正白人眼中刻板的华裔形象。轻个体重集体，换整体为片段，看似违背自传原则，实则以集体概念的身份，动摇西方传统自传中个体的有利地位。通过将个体融入集体，水仙花的自传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想象了一种世界主义政治。
Viet Thanh Nguyen从“自传和人种志”结合的角度研究水仙花的自传，{16}所持观点与潘基本相同——叙述简洁，结构松散，聚焦生平几个有关族裔与性别的重要时刻，以片段化、非线性的方式，创造华裔独特的自传模式。西方经典自传与人种志以互补的方式巩固了欧洲帝国历史的叙述话语，前者建构自我，后者建构他者，而水仙花的自传一面要抵抗西方经典自传中的男性性别优势，一面要颠覆西方人种志凝视他者的眼光，双重压抑下的华裔女性自传预示今后华裔弱势族裔写作对权威、再现、客观、主观等议题的关切，并将采取何种书写策略。
戴卫斯的文章“文本中的自我与文本即自我：亚美自传策略”，{17}意识到弱势族裔自传在20世纪已成为多维度的自我铭刻形式，当亚裔作家在美学层面上探讨“主体性的位置”，生命书写愈发带有实验性质。戴卫斯的自传研究超越了用“政治抵抗”和“社会转换”去理解作者的族群和形式选择，将多种形式技巧结合主体性、自我再现与意义生成的复杂关系网，挑战传统自传的边界，且以演化的主体性挑战文本的权威性，兼及个体与群体话语间的张力。以《女勇士》为例，戴卫斯重点考察“自传式短篇章回小说”，揭示主体身份是多样的，叙述的混乱折射出意义的增殖繁衍，借由废除西方经典自传身份建构的基础，打消读者僵化主角身份的念头。碎片化的叙述超越逻辑锁链，以极端主观的形式重新组合，发掘新的内涵。汤亭亭个人与其家族、世代的离散特征，以循环的方式突出回归与重新发现家与国的必要，邀请读者填补各章之间的空白，彼此独立的片段又连贯成整体，共同指向一个母题，华裔的聚散离合与文本形式的藕断丝连相得益彰。
自水仙花、黄玉雪到汤亭亭，华裔女性自传挑战西方经典，展开的主客辨证，不断形式革新，赵健秀的批判确有诸多缺陷。但探讨华裔自传的种种策略之余，我们仍要问，为什么相比于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华裔自传仍然在西方文学场中占有绝对优势？汤亭亭的《女勇士》明显比她的其它创作更受青睐。对西方主流文学而言，纪实与虚构在弱势族裔作家笔下已然迷障重重，华裔自传为迎合或对抗主流读者的想像，读者和作者的双重期待中的纪实方式和所折射出的西方语境，理应得到更深入的研究，而福柯提出的“作家的功能”对理解从事自传书写的华裔作家应有启发。

3. 性别争论

“性别”不仅是白人批评者解读华裔文学的视角，也是华裔作家自身争论的焦点。对白人父权制而言，华裔的社会性别是“男性”多于“女性”，是受制于美国白人主流的低等级族裔，被剥夺了占据象征与实践体系中心的父权，成为华裔美国学者Robert Lee论述的白人统治下的“第三性”：性别一如种族，是社会建构的权力范畴，在特定时刻，由特定的文化、政治、社会关系决定，性别被赋予强烈的意识形态功能，用以界定、管制不同族裔的与身体，决定谁的身体、身体的哪个部位是性感的；当白人中产阶级核心家庭已然成为社会稳定的标准，东方人的性别被白人构建成模糊的、难懂的、雌雄同体的“第三性”。{18}而在华裔作家内部，赵健秀将华裔作家分成两个阵营，以自己为首的阵营将华裔的性别回归正轨，特别是为华裔男性打造阳刚的男子汉气质，由此赵批判以汤亭亭为首另一阵营，迎合白人意识形态，扭曲了华裔的男女性别。我们应该看到，赵健秀的“性别批判”有过激之处，对弱势族裔而言，种族、性别与政治难分难解，已构成了华裔文学的特殊主题，赵健秀的“民族主义”和汤亭亭的“女性主义”并非泾渭分明，双方有重合地带：女性的幽怨不一定娓娓叙来，情思反复间她们的控诉如此迂回曲折；男性的愤懑也不必振聋发聩，当赵健秀的呐喊淹没于无孔不入的，黄哲论以自我莞尔的姿态兀自改写主流的成见，大丈夫的怨怼终究百难排遣。阳刚与阴柔，对抗与顺从，以及二者之间的中间道路，巾帼须眉，检测凤虚凰，少数族裔的性别界限在白人意识形态的重压下幻影憧憧，华裔文学中的角色游移不定，使性别长久以来成为华裔文学研究的显著话题。
性别争议如此之大，罪魁祸首是美国历史上的

源于：论文网www.udooo.com

排华法案，造成早期华人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华裔女性的缺席无法不使美国人对华人产生错觉，加上白人自身的东方主义作祟，“单身汉”的华人社群当然变得“不可理喻”。从19世纪中叶到二战结束，除了水仙花这位欧华裔女作家，男性一直是华裔文学的主力军，男性的经历成为华裔文学的重要书写对象。在这近一百年时间里，男性华人作家多半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其中有李恩富的《我在中国的童年》（1887），容闳的《西学东渐记》（1909），伍廷芳的《一位东方外交官眼里的美国》（1914），以及林语堂的一系列英文创作，向西方介绍东方。直到第二代华裔成长起来，黄玉雪的《华女阿五》（1945）成为第一部华裔女作家书写华裔在美国的开山之作，虽然之前有韩素音的《目的地重庆》（1942），但写作对象是二战时的重庆，之后林太乙、张灿芳、施美美、汤亭亭、谭恩美等一大批女作家陆续成长起来，华裔文学方才真正繁荣。又时至1997年，由美国批评界泰斗哈罗德·布鲁姆编辑、作序的《亚作家》{19}出版，亚裔美国女作家可谓正式得到了主流的认可。

源于：毕业论文致谢信www.udooo.com

源于：论文提纲格式www.udo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