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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欧债危机的爆发，凸显了对世界经济失衡根源与再平衡研究的重要性。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和国际金融理论的视角，对美国现行政治制度进行考察分析发现，美国政治制度的系统性缺陷在于，“选票至上”的公共物品供给逻辑，决定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而该体系又通过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传导机制造成了世界经济的失衡。因此，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源在于美国现行不舍理的政治制度，而当前的欧债危机是世界经济失衡的必然产物。当前再平衡进程受阻的必然结果是，贸易摩擦和汇率争端将成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主题。
关键词：世界经济失衡；国际货币体系；欧债危机；新政治经济学
1005—2674（2012）07—063—07
目前，学术界对欧债危机爆发根源的看法主要有三种：一是政治体制上存在先天缺陷——“超载”，即参与选举的政党，无论左派还是，都因为无法抵抗团体与选举的压力，在推行公共福利政策时表现出极强的过度供给冲动，以讨好选民。根据新理论家伯利坦（S.Brittan）的看法，这种无节制的的经济后果，就是政府举债所造成的高通货膨胀、以及拖跨企业或削弱其成长的赋税重担。二是欧元区的经济政策体系存在缺陷，即欧元区仅有统一的货币政策，而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造成欧洲各国政府缺乏足够的财政赤字融资能力和危机应对能力。由于欧洲央行是唯一的货币发行者，且控制通货膨胀率是其唯一职责，因而欧洲货币实际是处在稀缺状态，这就意味着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机制无法运转。三是欧元区的实体经济存在缺陷，即欧洲的经济活力与国际竞争力在不断衰退，从而造成债务危机。随着欧洲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在高社会福利的制度约束下，欧洲企业税负、政府整体债务水平和财政赤字率一直居高不下；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其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已基本陷入停滞。而增税又在政治上不可行，因此发行国债成为了中小国家债务融资的唯一手段，进而导致危机爆发。
尽管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解释了当前欧债危机爆发的原因，但这些观点并不能完全反映欧债危机产生的内在机理，而且鲜有文献从世界经济失衡的角度审视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源。
在世界经济失衡原因的研究中，大部分国外学者偏重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讨论：一是从汇率制度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人民币低估导致了中美经常账户失衡，人民币应至少升值40%以上，以解决当前的美国贸易赤字困境；二是从国内储蓄率的角度出发，认为东亚地区高储蓄的传统文化对美国经济失衡负有相当的责任，从而要求东亚国家应当迅速扩大对美进口以消除美国储蓄缺口；三是从可持续性分析角度出发，通过分析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探讨经常账户赤字的主要国别来源，研究的结论是：基于国际分工的世界经济失衡是难以避免的，赤字国和顺差国均应对世界经济再平衡承担义务。总体来看，从国际货币体系角度考察世界经济失衡的文献相对较少。
对此问题研究的国内学者，其认识大体与国外学者相似，不过他们更偏重对美国经济政策的批判，其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一是认为人民币汇率不是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源；二是认为美国对华出口高技术产品的歧视政策和美国“高消费、低储蓄”的内部经济失衡是世界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三是认为再平衡的责任应主要由赤字国承担。
就国际货币体系的研究而言，研究文献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侧重：（1）1978年至2000年的文献大多是讨论国际汇率协调机制的选择及其原因的；（2）1999年前后，随着欧元的出现，更多的文献开始关注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及其原因，但大都偏重于经济史范畴的解释，缺乏对国际经济传导机制的考察；（3）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次贷危机促进了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向的研究，出现了许多对扩大SDR的功能、设立超主权货币、或以储备货币多元化来取代美元作为唯一的世界货币地位等方面的讨论；（4）2009年G20峰会之后，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特别是对“特里芬两难”的成因及其必然性的讨论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然而以上研究都忽视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在造成“特里芬两难”的同时，还引起了更为严重后果——世界经济失衡。本文将着重论述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如何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即经常账户传导机制）和国际资本渠道（即资本账户传导机制）来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和各国国内经济平衡的，并进而探究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从而为重新审视和分析世界经济失衡提供更深刻的视角。
牙写加体系这一制度与其他所有制度一样，自诞生之日起就存在内生性缺陷。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已为学术界广泛讨论的“特里芬两难”（Triffin Dilemma），即国际清偿力与信心两难，不过是国际货币体系制度缺陷这枚硬币的一面，而另一面即“谨慎动机与信心悖论”（简称“谨慎动机悖论”）却鲜为人知。这一悖论的逻辑是：开放条件下，各国央行为稳定本币汇率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必须积累一定数量的美元，并且随着国际贸易量的增加，外汇储备存量将不断扩大，对美元需求也将不断增加，故要求美国必须不断扩张其货币供给；而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只能通过其国际收支的逆差，特别是经常账户逆差来提供国际清偿力和国际储备。但鉴于国际收支赤字扩大将引起美元汇率贬值的预期，美国为维持其国际货币信心则必须紧缩其货币供给。这就出现了与“特里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特征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履行国际价值尺度职能、国际流通与支付手段职能和国际储备职能。美国作为世界中心国家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只能以经常账户逆差或资本账户逆差的形式对外输送流动性。其中经常账户的逆差是其最主要形式，它导致了包括失衡在内的一系列世界经济问题。
经常账户传导机制如下：战后，非中心国家即国家（欧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出于抚平国内经济波动的需要，纷纷发展对外经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这个过程通过国际传导机制自然为国内经济提供了国际危机输入的可能。为规避国际经济风险，特别是外汇收支风险，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未崩溃时，非中心国家便产生了增加外汇储备对冲央行外汇头寸的强烈需求。因而在世界货币美元可以以经常账户逆差的形式对外输送的制度约束下，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一大批国家走上了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道路。这样，这些国家一方面可以解决本国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又可增加外汇储备以维持经济稳定。同时它们还制定了相应的经济政策，如幼稚产业保护政策、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等，这些政策为这些国家对外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它们经常账户收支状况从而得到改善。相应地，中心国经常账户顺差在不断减少，并于1971年出现了战后第一次逆差。随后，经常账户逆差持续扩大，如图1所示。
伴随19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以FDI为载体的国际产业转移进程大大加快，国际分工格局因而发生较大变化。贸易品部门的几乎全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部分具有较高劳动—资本替代弹性的资本密集型行业，从中心国家加快向国家转移，中心国则呈现出产业结构高度化和空心化并存的局面。这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原有的比较优势，更使部分原来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国家，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比较优势（如日本、韩国的汽车、电子工业的发展），即产生了比较优势动态化效应。该效应又被随之而来的国家产业聚集、规模经济等效应不断放大，从而形成了由国际分工直接导致的、以“中心国经常账户长期逆差及其对应的国家经常账户长期顺差”为特征的世界经济失衡局面。
由于美联储公布的联邦基准利率是所有金融资产进行定价的基本参数，因此通过再贴现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联邦基准利率，从而降低美国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是有助于金融市场扩张的，对应的公共部门的债务成本也将由此得到消减，即产生国际铸币税效应。由于受益于金融部门快速发展带来的财富效应，中心国可以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从而可以支持其私人部门较高的消费水平及公共部门较高的赤字水平。私人部门对贸易品的需求由此也将进一步被放大，造成中心国经常账户逆差和国经常账户顺差及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并最终加剧了世界经济的失衡。
尽管世界经济失衡是欧债危机长期积累并爆发的直接原因，但究其根源，我们不难发现当前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才是欧债危机的罪魁祸首。美元本位制下，欧洲国家间的贸易，大部分只能通过美元结算，且各国货币没有直接汇率，只能通过各自与美元的比价进行相互折算。当一国的国际收支出现较大顺差或逆差而产生本币升值或贬值的压力时，各国央行不得不自行面对平抑汇率波动的艰巨任务。这不仅给欧洲国家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造成了巨大的交易成本，而且也由于对美元的高度依赖妨碍了欧洲国家经济的长期安全与增长。基于以上考虑，蒙代尔（Mundell）的“最优
对欧洲来说，欧元区创建的目的，就是为了去美元化，以打破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然而事实上，尽管欧元区国家不再将美元作为区内结算货币，但仍然把美元作为主要外汇储备之一，因而并未动摇美元的外汇储备地位。因此，欧元区的成立并未使世界彻底抛弃美元，而是拉开了外汇储备多元化的大幕。
此后的10余年中，欧元区经济享受了由要素流动带来的增长红利，并在“超载”的政治体制中催生了中南欧国家的“福利竞赛”。然而，在缺乏统一财政政策和单一货币政策、单一发行人的制度约束下，各国的财政政策成为这些国家唯一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货币政策工具和汇率工具的执行权都让渡给了欧洲央行。在公共经济领域，一国政府的主要融资手段有：征税、收取利息、发行国债和向央行定向发债（即债务货币化过程）。由于统一货币后的欧元区各国失去了货币发行权，且为净债务国，因此这些国家财政融资工具就只剩下了征税（减支）和发行国债。而在现行政治体系的束缚下，增税减支无异于自毁政治生命（例如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的败选与葡萄牙前总理苏格拉底的辞职），因此，几乎无人敢碰增税这一“高压线”。于是不断发行国债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各国为财政赤字融资的救命稻草。就这种透支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而言，以下两个条件必须满足其一：一是经济增长率高于债务成本（国债利率）；二是国际资本市场信心的稳定与流动性的充足。当满足第一个条件时，债务是可清偿的；而如果只满足第二个条件就出现了“庞氏困境”（Ponzi’s Game），即通过借新债偿还旧债。一旦国际资本市场对某国的信心崩塌，或某国国债遭对冲基金等投机资本恶意做空，则该国的金融体系甚至经济体系将会出现巨大危机。正如希腊当前碰到的情况一样，其余“欧猪国家”的融资成本均已高于其潜在增长率水平，其债务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重大风险。因此，透支财政的结果只能是出现“借新债还旧债”的局面，并最终导致政府面临破产的恶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国际货币体系造成欧债危机的传导机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Ⅱ→美元本位制→美元执行储备货币职能→欧洲各国汇率波动、经济安全受损→成立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独立的财政政策→融资手段受限→透支财政政策工具→债务成本上升→庞式困境→次贷危机爆发后国际资本做空欧洲→欧元区应对工具较少→欧债危机爆发。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前，美英间曾出现“怀特方案”与“凯恩斯方案”的激烈交锋，这充分说明国际金融秩序是为主导国的国内政治目标怎么写作的。因此，国际货币体系绝不是独立于世界经济的外生变量，而是内生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一系列变量的相互作用。制度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寻国际货币体系建立内在逻辑的较好的分析视角。
由于一国的经济政策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因此也可被视为一种公共物品。在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国家的选民通过选票（成本）交换政府的经济政策（收益），而政治家则通过支付政策（成本）获得选票来合法执政——实现政治家的个人抱负（收益）。在此交易结构中，选民与政治家的博弈（讨价还价），决定了政策供给曲线与政策需求曲线的交点，即政策市场出清点的位置。
美国现行的制度反映了“选票至上”的政策供给逻辑。由于提供有利于获取选票的经济政策的成本不需要由政治家个人支付，而收益却可由政治家和选民共享，故此制度具有内生的公共物品供给冲动。这正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观点——选民倾向于选出有利于自己钱包的政治家，而不管政策的成本（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由谁承担。因此，在各政党的选举博弈中，提供有利于获得选票的经济政策才是占优策略。在具体政策的选择上，降低失业率和提高人均收入成为政府最关注的两个政策目标。为实现这些目标，政府需要在如何选择对内经济政策与对外经济政策之间进行权衡。就美国政策而言，除了遵循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基本逻辑，在国内采取“对内实施增支不增税”的赤字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外，在对外政策方面，建立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是美国各政党占优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以美元为世界货币、以美国金融市场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至少为中心国美国带来了两方面的巨大收益。其一是国际铸币税收益。尽管该体系逐渐蜕变为牙写加体系，但仍然维持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即拥有征收国际铸币税的特权。美国通过一轮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扩张货币供给，以压低国内利率，同时通过国际资本的外溢效应向国家输出通货膨胀，造成国家外汇储备贬值，以攫取世界财富，即征收国际铸币税。其二是财富与就业效应。中心国美国通过压低利率降低为本国赤字财政的债务成本，并为本国处于世界资本市场中心地位的金融部门降低融资成本，提高其利润率，从而以财富效应支撑国内消费，拉动本国经济增长，并促进以金融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就业。但另一方面，它也强化了其产业高度化的发展趋势，加快了制造业的产业转移，造成产业空心化的问题。
正是由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这两大好处，及其造成的选举占优策略，美国政府才不愿、不敢放弃以美元为世界货币、以美国金融市场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这种国际金融制度安排会造成“特里芬两难”和由“谨慎动机悖论”导致的世界经济失衡。因此，通过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对国际货币体系建立逻辑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源就在于美国式的政治制度的缺陷。美国当前政治制度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的基本逻辑是：公共选择理论下的政治结构决定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并决定了当前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国金融市场的中心地位则通过经常账户传导机制和资本账户传导机制造成世界经济失衡。
在欧债危机时代，各国均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经济衰退风险，因此，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难度将会加大。前文基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对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与世界经济失衡之间因果逻辑的分析，为我们重新审视世界经济失衡，和如何制定世界经济体系再平衡协调政策，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首先，美国可使用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面临枯竭，使其宏观经济的再平衡政策和实施面临极大挑战。美国经济的失衡主要表现为财政和经常账户的“双赤字”特征。对巨额的财政赤字，美国应通过减少公共开支，增加税收来缓解。由于直接增税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故极难实行。如果美国增加当期国债的发行量，并维持货币供应量不变，则一方面产生中长期增税的预期，进而产生中长期资金面的紧张和经济下滑的预期，由此引发加息预期，而不利于美国稳定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内部经济目标；另一方面，增发国债将直接刺激当期资金需求上升，降低国债，抬高即期市场利率，这也将不利于美国投资和经济增长，并将产生基于选票的政治压力。因此，为维持低利率，美联储势必通过扩张其资产负债表平抑利率的上升势头，从而造成财政赤字货币化，即引发通货膨胀。所以，美国的财政赤字基本无法通过财政手段予以再平衡，只能通过国内的通货膨胀进行跨期稀释，并通过国际货币体系征收的铸币税进行补偿。另外，由于美国已经处在债务上限的边缘，其可资使用的财政政策工具实际也已基本枯竭，因此可以预见宽松的货币政策将成为美国未来政策的必然选择。对于经常账户的再平衡，美国主要寄希望于汇率政策，即通过美元贬值来扩大出口、减少进口以修复国际收支平衡表。然而，对于货币政策工具中的利率工具，由于联邦基准利率已接近零而几乎无用，即汇率的利率评价机制失效，因而只能寄希望于旨在调节货币供应量的量化宽松工具，即通过货币供给的扩张增加贸易品部门的国内投资和生产，以弥补经常项目的赤字，即进行“再工业化”式的再平衡。故在后危机时代，只要临近总统大选，如美国失业率仍居高不下，则另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就会呼之欲出。届时，新一轮的流动性过剩不仅将冲击国家的资本市场，而且也会对欧洲金融市场的稳定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从而威胁到再平衡进程。
其次，欧洲债务危机的持续发酵，进一步增加了再平衡工作的不确定性。由于欧洲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难以真正协调各国修复自身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和资产负债表的进程。财政去杠杆化，由于缺乏国内独立货币政策的配合，容易引发许多政治问题。“欧猪五国”过高的财政负债率也降低了这些国家的财政政策乘数，影响了欧元汇率的稳定。以法德为轴心的欧元区，亦为央行在控制通胀问题政策上的僵化，付出了沉重的财政代价，降低了这些国家对未来政策进行协调的余地，即降低了这些国家政策工具的弹性。正是在此逻辑下，为了避免美国式的财政工具使用上的枯竭，欧盟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出了特别融资的救援请求。因此，未来欧盟的再平衡道路必将十分曲折。在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面临使用枯竭的危险情况下，贸易保护主义很可能进一步抬头，并且将在汇率问题上继续对中国施压。
最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的国家短期难以通过启动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扭转经济失衡，且产业结构调整也尚需时日。可以预见，美欧为寻找新的增长点，将操纵今后的气候谈判，做出许多不利于国家发展的举措，造成这些国家财政负担加重、转型成本提高。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亚元因历史问题难产，导致储备货币多元化受阻；SDR的权重设计仍不成熟；发行超主权货币缺乏应有的政治基础），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将进展缓慢。因此，当前世界经济的格局仍将保持原状，即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通过经常账户传导机制、资本账户传导
综上所述，可以展望在后危机时代，美、欧、中由于面临各自的再平衡困境，在贸易政策、汇率政策等方面的交锋将趋于白热化，且由于难以找到帕累托改进的路径，各国只能屈从各自的国内目标，牺牲外部目标，因此失衡将是一个常态化的趋势。贸易摩擦和汇率争端也将成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主旋律。
关键词：世界经济失衡；国际货币体系；欧债危机；新政治经济学
1005—2674（2012）07—063—07
一、文献综述
在2010年11月的G20首尔峰会上，各国首脑一致同意把次贷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失衡与再平衡问题作为今后国际经济合作与政策协调的核心。自此之后，对世界经济失衡的研究再度鹊起，而欧债危机的爆发又加深了人们对世界经济失衡后果的认识。目前，学术界对欧债危机爆发根源的看法主要有三种：一是政治体制上存在先天缺陷——“超载”，即参与选举的政党，无论左派还是，都因为无法抵抗团体与选举的压力，在推行公共福利政策时表现出极强的过度供给冲动，以讨好选民。根据新理论家伯利坦（S.Brittan）的看法，这种无节制的的经济后果，就是政府举债所造成的高通货膨胀、以及拖跨企业或削弱其成长的赋税重担。二是欧元区的经济政策体系存在缺陷，即欧元区仅有统一的货币政策，而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造成欧洲各国政府缺乏足够的财政赤字融资能力和危机应对能力。由于欧洲央行是唯一的货币发行者，且控制通货膨胀率是其唯一职责，因而欧洲货币实际是处在稀缺状态，这就意味着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机制无法运转。三是欧元区的实体经济存在缺陷，即欧洲的经济活力与国际竞争力在不断衰退，从而造成债务危机。随着欧洲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在高社会福利的制度约束下，欧洲企业税负、政府整体债务水平和财政赤字率一直居高不下；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其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已基本陷入停滞。而增税又在政治上不可行，因此发行国债成为了中小国家债务融资的唯一手段，进而导致危机爆发。
尽管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解释了当前欧债危机爆发的原因，但这些观点并不能完全反映欧债危机产生的内在机理，而且鲜有文献从世界经济失衡的角度审视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源。
在世界经济失衡原因的研究中，大部分国外学者偏重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讨论：一是从汇率制度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人民币低估导致了中美经常账户失衡，人民币应至少升值40%以上，以解决当前的美国贸易赤字困境；二是从国内储蓄率的角度出发，认为东亚地区高储蓄的传统文化对美国经济失衡负有相当的责任，从而要求东亚国家应当迅速扩大对美进口以消除美国储蓄缺口；三是从可持续性分析角度出发，通过分析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探讨经常账户赤字的主要国别来源，研究的结论是：基于国际分工的世界经济失衡是难以避免的，赤字国和顺差国均应对世界经济再平衡承担义务。总体来看，从国际货币体系角度考察世界经济失衡的文献相对较少。
对此问题研究的国内学者，其认识大体与国外学者相似，不过他们更偏重对美国经济政策的批判，其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一是认为人民币汇率不是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源；二是认为美国对华出口高技术产品的歧视政策和美国“高消费、低储蓄”的内部经济失衡是世界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三是认为再平衡的责任应主要由赤字国承担。
就国际货币体系的研究而言，研究文献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侧重：（1）1978年至2000年的文献大多是讨论国际汇率协调机制的选择及其原因的；（2）1999年前后，随着欧元的出现，更多的文献开始关注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及其原因，但大都偏重于经济史范畴的解释，缺乏对国际经济传导机制的考察；（3）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次贷危机促进了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向的研究，出现了许多对扩大SDR的功能、设立超主权货币、或以储备货币多元化来取代美元作为唯一的世界货币地位等方面的讨论；（4）2009年G20峰会之后，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特别是对“特里芬两难”的成因及其必然性的讨论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然而以上研究都忽视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在造成“特里芬两难”的同时，还引起了更为严重后果——世界经济失衡。本文将着重论述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如何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即经常账户传导机制）和国际资本渠道（即资本账户传导机制）来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和各国国内经济平衡的，并进而探究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从而为重新审视和分析世界经济失衡提供更深刻的视角。
二、国际货币体系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的传导机制
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又被称作“牙写加体系”或“布雷顿森林体系Ⅱ”。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美元与黄金脱钩，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但新建立的牙写加体系并没有动摇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牙写加体系这一制度与其他所有制度一样，自诞生之日起就存在内生性缺陷。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已为学术界广泛讨论的“特里芬两难”（Triffin Dilemma），即国际清偿力与信心两难，不过是国际货币体系制度缺陷这枚硬币的一面，而另一面即“谨慎动机与信心悖论”（简称“谨慎动机悖论”）却鲜为人知。这一悖论的逻辑是：开放条件下，各国央行为稳定本币汇率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必须积累一定数量的美元，并且随着国际贸易量的增加，外汇储备存量将不断扩大，对美元需求也将不断增加，故要求美国必须不断扩张其货币供给；而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只能通过其国际收支的逆差，特别是经常账户逆差来提供国际清偿力和国际储备。但鉴于国际收支赤字扩大将引起美元汇率贬值的预期，美国为维持其国际货币信心则必须紧缩其货币供给。这就出现了与“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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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两难”对应的悖论——“谨慎动机与信心悖论”。该悖论生动地刻画了当前货币体系的内生性缺陷。而这种内生性缺陷必然通过经常账户传导机制和资本账户传导机制影响外部经济运行，造成世界经济失衡，并最终诱发欧债危机。1 经常账户传导机制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特征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履行国际价值尺度职能、国际流通与支付手段职能和国际储备职能。美国作为世界中心国家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只能以经常账户逆差或资本账户逆差的形式对外输送流动性。其中经常账户的逆差是其最主要形式，它导致了包括失衡在内的一系列世界经济问题。
经常账户传导机制如下：战后，非中心国家即国家（欧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出于抚平国内经济波动的需要，纷纷发展对外经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这个过程通过国际传导机制自然为国内经济提供了国际危机输入的可能。为规避国际经济风险，特别是外汇收支风险，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未崩溃时，非中心国家便产生了增加外汇储备对冲央行外汇头寸的强烈需求。因而在世界货币美元可以以经常账户逆差的形式对外输送的制度约束下，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一大批国家走上了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道路。这样，这些国家一方面可以解决本国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又可增加外汇储备以维持经济稳定。同时它们还制定了相应的经济政策，如幼稚产业保护政策、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等，这些政策为这些国家对外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它们经常账户收支状况从而得到改善。相应地，中心国经常账户顺差在不断减少，并于1971年出现了战后第一次逆差。随后，经常账户逆差持续扩大，如图1所示。
伴随19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以FDI为载体的国际产业转移进程大大加快，国际分工格局因而发生较大变化。贸易品部门的几乎全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部分具有较高劳动—资本替代弹性的资本密集型行业，从中心国家加快向国家转移，中心国则呈现出产业结构高度化和空心化并存的局面。这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原有的比较优势，更使部分原来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国家，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比较优势（如日本、韩国的汽车、电子工业的发展），即产生了比较优势动态化效应。该效应又被随之而来的国家产业聚集、规模经济等效应不断放大，从而形成了由国际分工直接导致的、以“中心国经常账户长期逆差及其对应的国家经常账户长期顺差”为特征的世界经济失衡局面。
2 资本账户传导机制
国际货币体系除了通过经常账户传导机制造成世界经济失衡外，还通过其对偶的另一传导机制——资本账户机制，完成资本国际循环周转的全过程。具体来说，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安排的另一大显著特点是：美国金融市场作为全球金融资产进行风险一收益匹配的核心，执行交易中心、结算清算中心功能。通常，国家的外汇储备通过购写美国国债等低风险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实现保值目的。而私人部门的美元通常多用于购写风险和收益均高于国债的、以美元计价的各类证券及其衍生产品，这样造成资本向美国回流，使美国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处于扩张状态。美国金融机构则通过国际贷款和购写证券资产的方式，将募集到的资本投向收益率较高的实体经济领域或海外资本市场，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期分享这些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由于美联储公布的联邦基准利率是所有金融资产进行定价的基本参数，因此通过再贴现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联邦基准利率，从而降低美国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是有助于金融市场扩张的，对应的公共部门的债务成本也将由此得到消减，即产生国际铸币税效应。由于受益于金融部门快速发展带来的财富效应，中心国可以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从而可以支持其私人部门较高的消费水平及公共部门较高的赤字水平。私人部门对贸易品的需求由此也将进一步被放大，造成中心国经常账户逆差和国经常账户顺差及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并最终加剧了世界经济的失衡。
三、世界经济失衡的必然结果——欧债危机的爆发
在美元执行国际储备职能的国际货币制度约束下，世界经济失衡的表现是，中心国（美国）拥有大量经常账户赤字，而国家（欧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等）则拥有大量贸易盈余。在如何处理巨额外汇储备的问题上，欧元区各国普遍遵从前文所阐述的资本账户传导机制，将贸易美元重新注入美国，购写以国债和次级债为主的美元资产，并对其银行体系产生示范效应，最终使欧洲银行业成为了“两房”次级债的头号债主。然而，次贷危机的爆发直接重创了欧洲银行，造成其坏账率不断攀升，欧洲银行为满足《巴塞尔协议Ⅱ》监管要求不断增加资本金并在资金市场采取“惜贷”行为。由此必然导致欧洲经济在外需不旺和资金紧张的共同作用下开始衰退，随后欧洲政府税收增速不断放缓，而公共开支，特别是旨在刺激经济的汲水财政则在不断增长，从而拉大了财政收支鸿沟。财政赤字的暴增和GDP的下滑又进一步提高了赤字率，并直接引起相关国家主权评级的下调和融资成本——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大幅抬高。同时，在旧债即将到期，新债难以筹措的严峻形势下，欧猪五国最终集体面临主权违约风险，从而引发欧债危机。尽管世界经济失衡是欧债危机长期积累并爆发的直接原因，但究其根源，我们不难发现当前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才是欧债危机的罪魁祸首。美元本位制下，欧洲国家间的贸易，大部分只能通过美元结算，且各国货币没有直接汇率，只能通过各自与美元的比价进行相互折算。当一国的国际收支出现较大顺差或逆差而产生本币升值或贬值的压力时，各国央行不得不自行面对平抑汇率波动的艰巨任务。这不仅给欧洲国家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造成了巨大的交易成本，而且也由于对美元的高度依赖妨碍了欧洲国家经济的长期安全与增长。基于以上考虑，蒙代尔（Mundell）的“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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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区理论”所提出的方案得到了欧洲国家政治家的支持，并最终孕育了欧元的诞生。对欧洲来说，欧元区创建的目的，就是为了去美元化，以打破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然而事实上，尽管欧元区国家不再将美元作为区内结算货币，但仍然把美元作为主要外汇储备之一，因而并未动摇美元的外汇储备地位。因此，欧元区的成立并未使世界彻底抛弃美元，而是拉开了外汇储备多元化的大幕。
此后的10余年中，欧元区经济享受了由要素流动带来的增长红利，并在“超载”的政治体制中催生了中南欧国家的“福利竞赛”。然而，在缺乏统一财政政策和单一货币政策、单一发行人的制度约束下，各国的财政政策成为这些国家唯一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货币政策工具和汇率工具的执行权都让渡给了欧洲央行。在公共经济领域，一国政府的主要融资手段有：征税、收取利息、发行国债和向央行定向发债（即债务货币化过程）。由于统一货币后的欧元区各国失去了货币发行权，且为净债务国，因此这些国家财政融资工具就只剩下了征税（减支）和发行国债。而在现行政治体系的束缚下，增税减支无异于自毁政治生命（例如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的败选与葡萄牙前总理苏格拉底的辞职），因此，几乎无人敢碰增税这一“高压线”。于是不断发行国债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各国为财政赤字融资的救命稻草。就这种透支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而言，以下两个条件必须满足其一：一是经济增长率高于债务成本（国债利率）；二是国际资本市场信心的稳定与流动性的充足。当满足第一个条件时，债务是可清偿的；而如果只满足第二个条件就出现了“庞氏困境”（Ponzi’s Game），即通过借新债偿还旧债。一旦国际资本市场对某国的信心崩塌，或某国国债遭对冲基金等投机资本恶意做空，则该国的金融体系甚至经济体系将会出现巨大危机。正如希腊当前碰到的情况一样，其余“欧猪国家”的融资成本均已高于其潜在增长率水平，其债务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重大风险。因此，透支财政的结果只能是出现“借新债还旧债”的局面，并最终导致政府面临破产的恶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国际货币体系造成欧债危机的传导机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Ⅱ→美元本位制→美元执行储备货币职能→欧洲各国汇率波动、经济安全受损→成立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独立的财政政策→融资手段受限→透支财政政策工具→债务成本上升→庞式困境→次贷危机爆发后国际资本做空欧洲→欧元区应对工具较少→欧债危机爆发。
四、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考察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
既然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是世界经济失衡的直接原因，并造成了欧债危机的爆发，那么要探究摘自：毕业论文格式下载www.udooo.com
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源就必须回答：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设计，从而最终造成了世界经济的失衡？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前，美英间曾出现“怀特方案”与“凯恩斯方案”的激烈交锋，这充分说明国际金融秩序是为主导国的国内政治目标怎么写作的。因此，国际货币体系绝不是独立于世界经济的外生变量，而是内生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一系列变量的相互作用。制度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寻国际货币体系建立内在逻辑的较好的分析视角。
由于一国的经济政策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因此也可被视为一种公共物品。在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国家的选民通过选票（成本）交换政府的经济政策（收益），而政治家则通过支付政策（成本）获得选票来合法执政——实现政治家的个人抱负（收益）。在此交易结构中，选民与政治家的博弈（讨价还价），决定了政策供给曲线与政策需求曲线的交点，即政策市场出清点的位置。
美国现行的制度反映了“选票至上”的政策供给逻辑。由于提供有利于获取选票的经济政策的成本不需要由政治家个人支付，而收益却可由政治家和选民共享，故此制度具有内生的公共物品供给冲动。这正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观点——选民倾向于选出有利于自己钱包的政治家，而不管政策的成本（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由谁承担。因此，在各政党的选举博弈中，提供有利于获得选票的经济政策才是占优策略。在具体政策的选择上，降低失业率和提高人均收入成为政府最关注的两个政策目标。为实现这些目标，政府需要在如何选择对内经济政策与对外经济政策之间进行权衡。就美国政策而言，除了遵循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基本逻辑，在国内采取“对内实施增支不增税”的赤字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外，在对外政策方面，建立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是美国各政党占优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以美元为世界货币、以美国金融市场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至少为中心国美国带来了两方面的巨大收益。其一是国际铸币税收益。尽管该体系逐渐蜕变为牙写加体系，但仍然维持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即拥有征收国际铸币税的特权。美国通过一轮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扩张货币供给，以压低国内利率，同时通过国际资本的外溢效应向国家输出通货膨胀，造成国家外汇储备贬值，以攫取世界财富，即征收国际铸币税。其二是财富与就业效应。中心国美国通过压低利率降低为本国赤字财政的债务成本，并为本国处于世界资本市场中心地位的金融部门降低融资成本，提高其利润率，从而以财富效应支撑国内消费，拉动本国经济增长，并促进以金融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就业。但另一方面，它也强化了其产业高度化的发展趋势，加快了制造业的产业转移，造成产业空心化的问题。
正是由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这两大好处，及其造成的选举占优策略，美国政府才不愿、不敢放弃以美元为世界货币、以美国金融市场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这种国际金融制度安排会造成“特里芬两难”和由“谨慎动机悖论”导致的世界经济失衡。因此，通过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对国际货币体系建立逻辑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源就在于美国式的政治制度的缺陷。美国当前政治制度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的基本逻辑是：公共选择理论下的政治结构决定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并决定了当前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国金融市场的中心地位则通过经常账户传导机制和资本账户传导机制造成世界经济失衡。
五、世界经济失衡纠偏的展望
世界经济失衡纠偏过程就是世界经济的再平衡过程。自2010年11月的G20首尔峰会以来，各国已经开始致力于推动当前世界经济的再平衡进程，但再平衡之路并不平坦。当前世界经济失衡纠偏的主要困难在于如何解决美国政治制度的内在缺陷，及选票至上所导致的政治家的短视行为，如贸易保护措施、干预国家汇率调整节奏，等等。次贷危机爆发后，特别是200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轮胎、铜版纸制品、钢管和钢板材等出口商品实施了贸易制裁；欧盟对包括钢盘条、无缝钢管、钢缆、葡萄糖酸钠和铝合金轮毂在内的多种中国商品也采取了同样的制裁措施。这些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不仅无益于本国经济再平衡，而且给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增添了额外难度。由此可见，只要中心国家不能改变“外部利益必须服从内部利益”的政策制定逻辑，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就难以达成。在欧债危机时代，各国均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经济衰退风险，因此，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难度将会加大。前文基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对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与世界经济失衡之间因果逻辑的分析，为我们重新审视世界经济失衡，和如何制定世界经济体系再平衡协调政策，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首先，美国可使用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面临枯竭，使其宏观经济的再平衡政策和实施面临极大挑战。美国经济的失衡主要表现为财政和经常账户的“双赤字”特征。对巨额的财政赤字，美国应通过减少公共开支，增加税收来缓解。由于直接增税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故极难实行。如果美国增加当期国债的发行量，并维持货币供应量不变，则一方面产生中长期增税的预期，进而产生中长期资金面的紧张和经济下滑的预期，由此引发加息预期，而不利于美国稳定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内部经济目标；另一方面，增发国债将直接刺激当期资金需求上升，降低国债，抬高即期市场利率，这也将不利于美国投资和经济增长，并将产生基于选票的政治压力。因此，为维持低利率，美联储势必通过扩张其资产负债表平抑利率的上升势头，从而造成财政赤字货币化，即引发通货膨胀。所以，美国的财政赤字基本无法通过财政手段予以再平衡，只能通过国内的通货膨胀进行跨期稀释，并通过国际货币体系征收的铸币税进行补偿。另外，由于美国已经处在债务上限的边缘，其可资使用的财政政策工具实际也已基本枯竭，因此可以预见宽松的货币政策将成为美国未来政策的必然选择。对于经常账户的再平衡，美国主要寄希望于汇率政策，即通过美元贬值来扩大出口、减少进口以修复国际收支平衡表。然而，对于货币政策工具中的利率工具，由于联邦基准利率已接近零而几乎无用，即汇率的利率评价机制失效，因而只能寄希望于旨在调节货币供应量的量化宽松工具，即通过货币供给的扩张增加贸易品部门的国内投资和生产，以弥补经常项目的赤字，即进行“再工业化”式的再平衡。故在后危机时代，只要临近总统大选，如美国失业率仍居高不下，则另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就会呼之欲出。届时，新一轮的流动性过剩不仅将冲击国家的资本市场，而且也会对欧洲金融市场的稳定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从而威胁到再平衡进程。
其次，欧洲债务危机的持续发酵，进一步增加了再平衡工作的不确定性。由于欧洲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难以真正协调各国修复自身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和资产负债表的进程。财政去杠杆化，由于缺乏国内独立货币政策的配合，容易引发许多政治问题。“欧猪五国”过高的财政负债率也降低了这些国家的财政政策乘数，影响了欧元汇率的稳定。以法德为轴心的欧元区，亦为央行在控制通胀问题政策上的僵化，付出了沉重的财政代价，降低了这些国家对未来政策进行协调的余地，即降低了这些国家政策工具的弹性。正是在此逻辑下，为了避免美国式的财政工具使用上的枯竭，欧盟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出了特别融资的救援请求。因此，未来欧盟的再平衡道路必将十分曲折。在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面临使用枯竭的危险情况下，贸易保护主义很可能进一步抬头，并且将在汇率问题上继续对中国施压。
最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的国家短期难以通过启动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扭转经济失衡，且产业结构调整也尚需时日。可以预见，美欧为寻找新的增长点，将操纵今后的气候谈判，做出许多不利于国家发展的举措，造成这些国家财政负担加重、转型成本提高。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亚元因历史问题难产，导致储备货币多元化受阻；SDR的权重设计仍不成熟；发行超主权货币缺乏应有的政治基础），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将进展缓慢。因此，当前世界经济的格局仍将保持原状，即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通过经常账户传导机制、资本账户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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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仍将继续不断地制造世界经济的失衡，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纠正。综上所述，可以展望在后危机时代，美、欧、中由于面临各自的再平衡困境，在贸易政策、汇率政策等方面的交锋将趋于白热化，且由于难以找到帕累托改进的路径，各国只能屈从各自的国内目标，牺牲外部目标，因此失衡将是一个常态化的趋势。贸易摩擦和汇率争端也将成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