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苏联文学批评队伍重构三种情形生

内容提要 文学在后苏联发生的巨大变化之一是，文学批评队伍之构成完全不同于苏联时代文学批评的景观：既有来自苏联时代的四种批评家，即当年被迫流寓西方的俄侨批评家自然回归的、从当年地下文学批评者转化而来的、苏联时代重要的和普通的批评家，也有后苏联成长起来的三种批评家，即苏联时代默默无闻的人物突然成为后苏联时代批评家、后苏联时代才进入批评界的青年批评家、后苏联时代侨居国外却积极参与境内文学活动的批评家。这些不同人物的进入，使得后现代主义文学能被及时发现、批评方法多元化、能见出俄罗斯文学传达了复杂多样的国家认同形式。
关键词 文学批评 来自苏联时代的四种批评家 出自后苏联时代三种批评家
〔〕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4-000-0
后苏联文学批评的发生和发展，在促进苏联退去、苏联文学体制瓦解的同时，也成为后苏联到来和后苏联文学形成的重要力量：在苏联尚在的1990年7月，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就在《文学报》(第64期)上发表措辞激烈的《追悼苏联文学》，声称苏联文学分化成文学和反对苏联体制的自由派文学、介于两者之间的农村散文，前两种文学之终结是必然的，会出现和苏联文学不同的新文学。这样论述苏联文学虽有不周密之处，却对苏联文学进行了成功预言，当时就引起批评界关于俄罗斯文学的激烈争论，开启了社会重新批评苏联文学和整个俄国文学史的新思考，并促使人们关注后苏联文学问题。正如15年后的塔尔图大学布尔津娜教授《我们没有文学现实》(2008)所称，“确切的说，(维克多?叶罗菲耶夫认为)以前是没有文学的。在这个思想贫乏时代，他怎么说这种观点，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追悼苏联文学》这篇文章的出现就伴随有原本就预计好的事件，他在《文学报》上所说的，正是他所做的和承诺的。但是，在叶罗菲耶夫文章之后事故频生，是很自然的。真正的转向发生在别处”，由此形成了1990年代以来的新批评(новая критика)，虽然内部结构复杂。①换句话说，后苏联文学批评并非为了否定苏联，变成类似苏联时期那样把颠覆过去作为建构自己的根据，而是重新解释被苏联时代所限定的各种文学现象、思想史和文化史问题，说明后苏联文学发展本身及其所反映出来的现实性问题。这也就意味着，后苏联文学批评一开始就未必是依据当下具体文学文本而展开的，这就造成文学批评地位的变化，“批评从文学中获得解放(эмансипация критики от литературы)”，
后苏联文学批评如此景观，首先是因为文学批评家队伍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在统一的俄罗斯文学形成的过程中，参与文学批评活动的，远不限于苏联时代的作家和批评家，而是融入了各方面的批评家。这种情况是文学发展的正常进程，俄国文学批评自诞生以来一直是容纳各方面人士的，“别林斯基之前的俄罗斯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作家的文学批评。杂志上的文学批评篇章出自雷列耶夫和别斯图耶夫、普希金和维亚泽姆斯基……波列沃伊和波戈金等人之手。别林斯基几乎是第一位职业批评家，也仅仅是批评家”，“1840年代，为了重建历史和重写历史，俄罗斯文学和文学批评选择新范式时，也就是破坏了既有的‘历史’，就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全新的情节和可能性。现代主义和白银时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西方语境同步，并且不是往后回顾，而是朝向一个方向。准确的说，是朝向两个方向：西方和东方”，各种各样的批评家加入了这个过程。 Инна Булкина,У нас нет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реальности // 《Знамя》, 2008, №7.苏联作协制度的出现，使文学批评队伍发生分化，即不能被意识形态接受的批评，作协都要排斥，这也就是许多批评家被迫流寓海外或转入地下，苏联文学批评也就少了这类不赞同话语的声音。而后苏联到来伊始，正如整个俄联邦文学结构能融入不同类型作家一样，文学批评自然也能包括继续侨居在外的、归侨的批评家，或者说，和西方关系密切的批评家，也包括激烈批评社会现实问题的批评家，他们都都不断参与后苏联文学批评进程。并且，这类批评家，以其阅历和对比性视野，敏锐地发现苏联体制问题、后苏联文学发展所表现出来的问题，能从过去的文化史和文化现象中看到民族认同的资源，以其生动的表述和睿智思想，令文学批评界振奋，添入了新的生命活力。
一
这类人士加入文学批评队伍，就使得后现代主义文学实践和批评迅速成为后苏联文学发展中最先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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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苏联到来，从境外/地下出版物上的另类叙述变成苏俄社会公开讨论的话题，并成为1990年代以来重要文学潮流，首先得力于苏俄后现代主义批评先驱格里切娃(Т.Горичева, 1948—)及其率先评论。她原本是列宁格勒1970年代的非诗人、宗教哲学家庭研讨班组织者，和B.科利乌林共同创办了自行打印的定期丛刊《37》，1980年被迫离开苏联定居巴黎、1985年回到列宁格勒，1985-1988年间在巴黎侨民《谈话》(Беседа)和现代文学艺术杂志《文学А-Я》、法兰克福《边界》杂志发表《没有上帝的圣徒》、《世俗化的痛苦》、《笑的考古学》、《超负荷之父的荒谬》、《犬儒主义、癫狂和神圣》等苏联读者为之新鲜、振奋的论文，即评述基督教之于后工业化的西方社会的意义和困境，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随之把这些论文合集成《东正教与后现代主义》(1991)公开出版。这个篇幅不大的论文集，向苏联介绍了拉康、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及其基本理论，并有效地运用这些理论分析了被苏俄意识形态所掩盖和禁止触碰的问题——基督教对发达工业社会的作用，并以东正教视野重读俄国文学经典。这种不限于当下具体文学现象的批评，无疑触动了僵化的苏俄意识形态。这样的论述，成为苏俄正面对待另类文学的最初始因素；此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批评和实践在后苏联迅速蔓延开来。
与格里切娃不同，爱泼斯坦(Михаил Эпштейн, 1950-)是苏俄较早正面且深刻评论本土后现代主义文学和文化的批评家。他1972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语言文学系，此后在苏联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职，是一个犹太裔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曾创建莫斯科当代文化实验室，1990-91年任职华盛顿伍罗德?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研究员，现任美国艾默里(Emory)大学文化理论和俄国文学教授(常居美国亚特兰大，2000年获美国促进美俄文化关系出色贡献奖)，比较早地把苏俄后现代主义置于俄国文化结构中来审视，研究遍及19-20世纪俄国文学许多经典作家作品、俄国哲学许多重大问题，先后发表许多讨论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论文和著作，包括《未来之后：论文学的新意识》(《南大西洋季刊》1991年第2期、俄文版载《旗》1991年第1期)、《俄国后现代主义的起源和意义》(英文版载Ellen Berry等选编《符号：节奏分明的新俄国文化》、俄文版载《星》1996年第8期)、《回应：“后—”和“超越”、俄国批评理论和后现代主义》(载《斯拉夫和东欧杂志》1995年秋季号)、《俄国文学和文化中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俄文版载1996年《赫尔辛基斯拉夫研究》)、《20世纪文化中的“超”：从现代主义转向后现代主义的辩证法》(载北卡罗州立大学《后现代文化》1996年1月号)、《后现代主义的初始-或终结》(《旗》杂志1996年第3期)、《后现代主义与共产主义》(俄文版载纽约《文字》总第19期1996)、《世纪之初，或者从后-到初-。新世纪宣言》(《旗》2001年第5期)等重要论文，以及出版英文著作《俄国后现代主义：诗歌》(1990)、《俄国小说中的后现代主义理念》(1991)、和友人合作的英文著作《俄国后现代主义：后苏联文化新论》(1999)、《后现代主义在俄国》(2000年初版、2005年修订版)等，这些成为后苏联最具创造力的批评家之一。这些论著具体论述对象不尽相同，却普遍致力于讨论俄罗斯精神的深层文化结构问题，并且把后现代主义纳入这种结构去观察，然后又以这种视野去认知俄罗斯问题，因而《俄罗斯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就能提出如此深刻见解，“倘若在马克思之前共产主义就存在于俄国，那么远在德里达和博德里亚之前后现代主义是否就已在俄国存在了呢？”，《后现代主义在俄国》则充分论述这样的问题，“正像共产主义学说从西方来到俄国，便和俄国本土的村社精神相融合,并经由这些创立了自己的弥赛亚，而后现代主义从法国和美国来到苏俄，俄国很快就智慧地把这种学说运用到本土文化上来，创造了他们精神复活的主导思想，并和后现代主义的俄国土壤相接触，因为共产主义方案在俄国运行过程中，很快就被本土的另类思想所怀疑，许多作家和艺术家热衷于把社会学艺术运用在共产主义理念模式上”。 Михаил Эпштейн , Постмодерн в России: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теория. Москва: Р. Элинина, 2000, с. 68.他如此深刻认识后现代主义在俄国及其和俄罗斯文化传统之关系问题，是基于他对本土文化的深刻观察和认同，如论述俄语动词问题，在他看来，“俄语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界限不是固定不变的。过去是相互切近的，未来有可能相互排斥”，俄语词的这种变化是俄国社会的表达，“我们时代是一个语言加速变化和深刻变化过程。它由多种条件造成，包括俄国政治结构迅速变化及其对世界开放、社会结构的变动和过渡”。 Михаил Эпштейн О творческом потенциале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Знамя》, 2007, №3.爱泼斯坦这种用国际视野俄国本土后现代主义问题的文学批评，引起西方学术界关注(《欧洲研究杂志》1999年12月发表长篇书评)，也得到俄国学界的积极认可(如乌兰诺夫在《旗》杂志2000年第8期发文《米哈伊尔?爱泼斯坦：后现代主义在俄国》)，更重要的是，通过他的研究，俄国文学批评自动地融入国际斯拉夫学界，和西方同行一道共同讨论苏俄后现代主义。这种情况，在后苏联到来不久就出现了：1992年10月26日-11月25日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举行为期一个月的俄国后现代主义专题讨论会，爱泼斯坦受邀主持“初论俄国和西方后现代主义”论坛；进而，改变了冷战时代西方的苏联学研究是孤立于苏联学术界，根据冷战需要而闭门演绎苏联文学和其他文本，爱泼斯坦直接参与西方讨论俄国文学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西方斯拉夫学界对俄国后现代主义的认知。爱泼斯坦和原系乌拉尔国立大学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后任职科罗拉多大学俄国研究和比较文学副教授的利波维茨基等一道，参与编辑北欧著名丛刊《赫尔辛基和塔尔图俄国研究》(1995)第5辑《俄罗斯文学和文化中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国际后现代主义框架下共同讨论苏俄后现代主义问题，所收录文章，如库里岑《本土后现代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俄罗斯先锋派的共同遗产》等已经成为论述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文献：这一有俄国学者声音的文本，在俄国和西方有广泛的影响力。如此一来，造成国外斯拉夫研究，积极关注俄联邦的文学批评，并和后苏联文学批评家协作，共同探讨一些敏感而复杂的问题，如《多伦多斯拉夫研究季刊》(Toronto Slic Quarterly)2004年春季号(总第8期)推出“今日俄国文学景观”专栏，包括谢尔盖?楚普林《后苏联文学批评：零度十年》、多伦多大学什内德曼教授《后苏联的小说》、彼得堡大学教师谢尔盖?扎维亚洛夫《这些穿着黑色斗篷的人是谁：21世纪初的俄罗斯诗歌》、批评家弗拉季米尔?古巴伊洛夫斯基《论后苏联诗歌》等篇章；在《新文学评论》出版的国外俄罗斯文学研究中，有大量关于后苏联文学批评的文字。可以说，这种新型批评家的文学活动，既对后苏联文化发展给予了深刻说明，又成为后苏联文学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统一的文学在后苏联迅速形成，消除文学发展中持续150多年的境内外之别，相应的，也就是使文学批评队伍统一起来。苏联时代被迫侨居西方的批评家，在后苏联时代，他们侨居期间的文学批评被视为后苏联文学产品：无论他们是否切实回到境内，但他们的文学批评观念和立场、批评成果的问世方式和结果，或者对苏联文学和文化进行后苏联式的批评，或直接讨论后苏联文学的文字，因为不存在和俄联邦读者需要、文学实际情况之隔阂，因而同样被俄国读者和批评界视为后苏联文学批评。出生于梁赞、毕业于里加大学语言文学系的根尼斯(Александр Генис /A.Genis, 1953-)，和出生在苏联拉脱维亚加盟共和国首都里加、毕业于莫斯科印刷学院的瓦伊里(П.Вайль, 1949-2008)，1977年分别开始侨居美国，一开始他们就合作给《新俄罗斯语言》报、《新美国人》报、其他俄侨报刊写文化批评，在境外合作期间就特别注意到苏俄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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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共同合作出版了《当代俄罗斯小说》(1982)、《失去的天堂》(1983)、《60年：苏联人的世界》(1988)、《放逐中的俄罗斯菜食》(1987)等大量讨论当代苏俄文学和文化批评之作，1989年他们才开始得以在《文学报》、《独立报》、《今日报》和大型文学杂志上发表文字，虽然他们始终没有再回归俄国(根尼斯定居于新泽西、瓦伊里回到故乡里加——不再是俄国领土)，但这些批评著作在后苏联被多次重版；同时，他们各自在后苏联出版许多著作，如瓦伊里《一个地方的天才》(1999)、《祖国地图》(2002)、《关于我的诗》(2006)等，和根尼斯《黑暗与寂静》(1998)、《伊凡?彼得罗维奇之死》(1997)、《去往中国的票》(2001)、《幸福的生活》(2004)等，因为对苏俄后现代主义文学发展有深刻体验，对苏联问题认知有国际视野，因而他们反思苏联、讨论后苏联文学的这些文字，成为后苏联文学批评的重要著作。也因为如此，他们虽然身在国外，不仅著作被俄国接纳，他们本人也被视为俄国批评家，如根尼斯是《外国文学》杂志编委、俄罗斯当代语言艺术科学院成员、曾出任布克奖评委(1993)和阿波隆?格里格列夫奖评委(2003)，甚至获得《星》杂志年度优秀作者奖；瓦伊里是俄国作协和俄罗斯笔会中心会员(分别始于1993、2003年)，《文学报》、《十月》和《长篇小说报》等编委，高尔基奖评委(2005)，除中篇小说《诞生》获得反布克奖(1995)，还先后获得《十月》(1993、1997)、《文学学习》(2001)、《长篇小说报》(1998)和索尔仁尼岑奖(2006)等。与这种批评家相反，后苏联到来伊始，就侨居境外的批评家杜波连科(Евгений Добренко, 1962-)：他原本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后苏联时始在欧洲讲学(现为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俄国文化史教授)，常在俄国发表英文论文，起初是集中讨论文学的，后逐渐转向讨论现实主义和苏联文化的论著，推出《权力隐喻》(1993)、《苏联读者的形成：苏联文学之形成的社会与美学前提》(1997)、《苏联作家的形成：苏联文学的社会和美学起源》(1999)、《社会现实主义的政治经济学》(2007)等著作，和《文艺学和侦探小说之间》(《新文学评论》2006年总第79期)、《烹饪共产主义：美味与健康》(《紧急储备》杂志2009年第2期)等，他们的这些著述，对后现代主义文学在俄国读者意识中的合法化、对1990年代末以来的怀旧情绪，分别产生了重大影响。上文提及的爱泼斯坦，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这种批评家的性质；此外，后苏联另一个重要批评家格罗伊斯(Борис Гройс, 1947-)同样如此，他是出生于援建东柏林的苏联专家之家，在列宁格勒大学读大学毕业之后任职于莫斯科大学，因从事地下文学活动(常在《37》和《钟表》等地下刊物发表作品)，1981年之后先后侨居法兰克福、慕尼黑、美国多个城市，是《谈话》杂志创办人之一，先后在德国和美国多所大学任职，以这种国际人的视野关心俄联邦发展问题，如2010年公开发表致俄国总统公开信，声援安德烈?叶罗菲耶夫、著名律师和原萨哈罗夫博物馆馆长尤里?萨摩杜洛夫受到政治迫害，同时用英文、俄文和德文在美国、俄国、德国发表大量重新认知苏联、分析后苏联文学问题的论著，如《西方潜意识中的俄国》、《对俄罗斯文化认同之期待》、《乌托邦艺术》(2003)等，既给俄国批评界提供新视角，又把后苏联俄国文学带入世界。这种(后)苏联时代就侨居国外的批评家，随着后苏联统一文学之形成，他们的文学批评活动促进后苏联文学发展，虽然总数不是很大，却因他们以独特视野关注俄国文学发展、以文化批评诠释苏联文学和后苏联俄国文学，表达了独特的俄罗斯情怀，成为后苏联文学批评中不可替代的部分。
二
正是侨民批评家的率先推动，并以其思想锐利和批评文风生动，促成来自苏联时代的批评家，在1980年代末期以来的思想论争和文学讨论中，迅速改变或认同或反对意识形态的思维，从与苏联文学批评相融合或对抗的藩篱中脱离出来，变成了以独立姿态面对不同文学现象的后苏联批评家，改变了苏联时代文学批评构成的单一性结构。
而在这种新的文学批评构成中，以讨论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现象而著称的批评家诺维科夫(Владимир Новиков, 1948-)，1970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语言文学系，1976年开始文学批评活动(当时是中学教师)，1981年开始任教于莫斯科大学新闻系(1995年以该系教授身份在欧洲许多国家讲学)，1986年获得《文学评论》杂志奖，1988年成为苏联作协会员。这种苏联经验，却没有把苏联时代的文学批评风格延续到后苏联：以睿智的眼光和生动语言，对许多重要文学现象的独到分析，为批评界所关注，成为俄罗斯当代语言艺术科学院的倡议者和创建者(1997)，出任过布克奖评委(1997)和国家诗人奖评委(2005)，获《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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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世界》等杂志年度优秀批评家奖。当然，这样的跨时代批评家因局限于俄国视野，有可能在认识后现代主义文学方面缺乏世界眼光，却能以后苏联视野积极认识俄国文学，时有深刻的发现，如《冒进》(《旗》1995年第10期)声称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发展经历了1900-1930年、解冻前后、1970-80年代、后苏联等四阶段，断言后现代主义就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而俄国未进入这样的社会，作为被认为苏俄后现代主义代表作的维涅季科特?叶罗菲耶夫《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只是意味着这种文学随着苏联已过去；后现代主义是高度化的结果，而当下俄国缺乏充分的，故俄国没有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流派，而是一个时段概念，我们人人都可能是后现代主义者；实际上俄国是没有后现代主义的，未来严肃学者不会把维涅季科特?叶罗菲耶夫、维克多?叶罗菲耶夫、观念主义诗人普里戈夫等称为后现代主义者，有可能把索尔仁尼岑视为后现代主义作家；被人津津乐道的哈里托诺夫、科罗廖夫等人的小说，和布衣达、吉彼洛夫、冈达列夫斯基等人诗作，说他们创作具有后现代主义特点，实际上指的是现代主义，或是晚期现代主义。一年半后，著文《没有痕迹的幻影：是否存在着俄罗斯后现代主义》(《独立报》1997年6月5日)称，在俄国讨论政治或经济的后现代为时尚早，1930年代政治卡住了苏俄现代主义，解冻和新思维改革重新释放了现代主义能量，俄国就有人把这种迟来的现代主义作家和诗人(如萨沙?索科洛夫、托尔斯泰雅、索罗金、纳尔彼可娃和普里戈夫、鲁宾斯坦等)，错误地归之于后现代主义名下，实际上苏联美学仍在影响着不同年龄段的作家。这样讨论俄国文学现象，和来自有欧美国家生活经验的批评家之间，可能少有共识，如对后现代主义文学概念认知出入很大，这些人可能基于苏联批评经验，不是把后现代主义视为思维和价值观，而是看作事实。
当然，诺维科夫如此讨论后现代主义文学，与其作为有着敏锐语言感知力的作家是一致的，其长篇小说《和语言谈恋爱》(2000)就显示出这样的语言天赋：这是由一系列有趣的关于俄语魅力的短篇小说组成，主人公是羞涩又害羞的知识分子，三次结婚，每次都离婚终结，每次不成功后，他就准备再恋爱，但每次恋爱，这位实用的主人公就频繁变化关于语言、文学和生活的思想，巧妙使用文学语言恭维新对象、取笑此前的恋爱，在不断变化的言语行为中，展示他和不同类型的出色女性发生不同的情感和身体之关系。该作作为俄国第一部经由再组合经典俄语语言文学的作品，诸多叙述本身就是文学批评。这样的语言天赋，的确帮助其文学批评在文本分析上的深刻性、生动性、趣味性。
另一种情况是苏联遗留下来的一大批文学批评家。其中，列夫?安宁斯基(Лев ннинский, 1934-)这位在后苏联以执导一系列著名作家的文献和评论专题片，如《高尔基和普拉东诺夫：幸福之判决》、《阿赫马托娃和茨维塔耶娃：“我们和你一道践踏同一块土地”》、《西蒙诺夫和格罗斯曼：儿子与继子》、《舒克申与特里丰诺夫：沉默的对话》、《弗拉基莫夫及其部队》等，从而享誉知识界和公众的批评家。其实，他是已故的北京师范大学刘宁教授在莫斯科大学语言文学系的同学(1957年毕业)，苏联时代就已经出版十本评论集，在各大型文学杂志上发表超过百篇评论文章的批评家(1965年成为苏联作协会员)。在后苏联出版《六十年代人物和我们：成为和没有成为历史的电影艺术》(1991)、《银色和黑色：白银时代诗歌中的俄罗斯、斯拉夫、世界》(1997)、《格里高利?弗拉基莫夫的要塞和军事基地》(2001)等七部评论集，由此成为俄国语言艺术科学院院士(1996)、俄罗斯当代语言艺术科学院院士(1997)、《文学问题》和《祖国》等杂志编委，出任布克奖评委(1994-1999)、国家奖评委(1997-2004)、勃洛克文学奖评委(2002)、阿斯塔菲耶夫文学奖评委(2005)等。实际上，在苏联时代的文学批评中，他已把俄罗斯情怀蕴藏其中，如《立陶宛写实文学概论》(1984)和《胳膊与翅膀：1980年代文学，希望、现实、悖论》(1989)等，就不是按照苏联文学批评范式理解具体文学现象，而是根据文学文本中表达对俄罗斯文化认同的程度而判断作品；进而，在后苏联，其文学批评更是借助对具体文学现象的历史性讨论，直接表达俄罗斯人的情怀，且从后苏联一开始就如此，如《用俄国的价值去拯救俄国》(1994)用感性的语言讨论弗拉基莫夫《将军及其军队》，字里行间显示出不能为了颠覆苏联而改变历史事实，应该维护俄国人对自己历史的尊严。如此论述，在其《我的世纪，我的野兽：俄罗斯、苏联和世界的诗歌证明》(2004)、《恋爱约会中的俄罗斯人》(2004)、《红色世纪。银色和黑色。铜管子》(2004)、《我们需要怎样的俄国》(2007)等重要篇目中皆然。正因为如此，虽然其苏联时代作家那种鄙视大众文化的观念在后苏联仍存在(当时苏联并没有大众文学，而是用群众文化替代的)，如《大众-文化、毫无价值之作-崇拜-车(象棋)和普通文化》(2000)明显反对作为后苏联文化产业组成部分的流行小说和电影电视，但还是被承认，“安宁斯基作为1960-80年代最出色的批评家，今天不再把文学当作迫切的现实问题，部分原因是因为不再把文学当作现实，而是文学进程本身”，在文学批评之外热衷于文化批评。 Коммерсанты-Daily 21 октября 1997.同样，两次出任国家畅销书奖评委的邦达连科(Владимир Бондаренко, 1942-)，先后在《文学俄国》、《十月》、《当代戏剧》、小剧院、莫斯科高尔基艺术剧院任评论员工作，从1990年开始出任《白天报》(后来易名《明日报》)主编、《文学日》周报主编(1997年开始)，是俄国作协秘书、《我们的同时代人》编委和《21世纪小说报》编委(分别始自1992、1999年)，先后获得《文学俄国》周报奖、《我们的同时代人》杂志奖等，先后出版评论集《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1993)、《知识分子的崩溃》(1995)、《现实的文学：20位俄国优秀作家》(1996)、《俄国——语言国度》(1996)、《文学日》(1997)、《狂热的反动分子：俄罗斯爱国主义的三幅面孔》(2003) 、《平民的白银时代》(2004)、《帝国的最后一批诗人：文学命运概论》(2005)、《很难成为俄罗斯人》(2007)、《俄罗斯帝国的歌手》(2007)和《孤独的一代》(2008)等。对其文学批评贡献，同时代著名小说家拉斯普京评价有论，“邦达连科是我认为应该如此的俄罗斯人。很少有人像他那样研究文学、追踪文学”。 Сергей Чупринин, Большой путеводитель: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егодня. М.:Время, 2007, С.159.的确，邦达连科的上述诸多文字显示出，他以俄罗斯人的苏联情怀去理解历史和文学，批评俄罗斯人的族裔观，正吻合后苏联重建帝国的意愿，从而成为苏联时代已经是比较著名、后苏联仍有声望的文学批评家，这种情形是不很多的。
在苏联批评家中，比安年斯基和诺维科夫更为成功地转换为后苏联批评家的，当属1993年以来任《旗》杂志副主编的著名女批评家娜达丽雅?伊凡诺娃(Наталья Иванова, 1945-)。从莫斯科大学语言文学系研究生毕业后，他就成为职业的文学批评家，1971-72年负责同时代人出版社的文学批评编辑部、1972-1986年负责《旗》杂志小说编辑室，从1978年就开始发表文学批评文章，文字见诸各大型文学杂志和《文学报》、《莫斯科新闻》、《星火》等。苏联时代致力于研究特里丰诺夫(副博士学位论文《尤里?特里丰诺夫的散文》1984年出版)和帕斯捷尔纳克(《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命运与使命》2000；《帕斯捷尔纳克及其他》2003；《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生命期间》2007)等；同时，还特别关注苏联文学整体进展，先后出版《视点：论近年来的散文》(1988)、《从恐惧下解放出来》(1989)、《反对恐惧的笑，抑或伊斯康德尔》(1990)和《诸神之死》(1990)等，1982年成为苏联作协会员。出任《旗》副主编以来，因为工作和身份的关系，自然就重点关注当下文学和怀旧苏联文化的社会潮流，也谙熟后苏联文坛状况，先后对马卡宁、楚宏采夫、弗拉基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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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诗人普里戈夫等作家的具体文学文本发表了很有见底的批评意见。其中，1998年《文学问题》编辑部举行《最近十年的文学：倾向和前景》圆桌会议，她声称十年来文学变化显示出后现代主义退潮、现实主义回归的轨迹，认为后现代主义作为一个流派、一种运动，比之作为文学的表述和诗学的表达方式更为明显(第2期)；其著名论文《被压抑的后现代主义》(《旗》1998年第4期)更是深刻的批评说，倡导新现实主义的巴辛斯基、帕夫洛夫等人以维护传统为名，实际上抛弃了传统文学，如后现代主义者那样排斥异己，后现代主义本身也因此失去活力，正在自我破坏，放弃原来的诗学，采用日记、书信、游记等文体，成为超元现实主义(трансметареализм)。对她这种把后现代主义视为“事实”而非“观念”的论述，另一个批评家巴辛斯基《超，后，或你们叫什么？》(《十月》1998年第6期)反批评道，超元现实主义是杜撰出来的概念，在后苏联俄国根本不存在新现实主义团体，伊凡诺娃是俄罗斯帝国的一块碎片而已。然而，这样的批评，不妨碍她成为后苏联俄国最具声望的批评家之一，1991-1999年任俄罗斯当代语言艺术科学院院长，并先后出任别尔金文学奖(2002年以来)、反布克奖(1999)、布克奖(2001)、勃洛克奖(2003)、格里格列夫奖(2003)等评委，获得《文学报》、《民族友谊》、《旗》等报刊年度优秀论文奖等。
当然，她的批评范围很广，且在不同方面各有深刻性。对那位热衷于政治的后现代主义作家利蒙诺夫，伊凡诺娃如此睿智地评论其《死亡之书》(2000)：“利蒙诺夫——一位糟糕而又天才的作家。其文本的可记忆性就证明了他的天才，你阅读其文本，不需要动脑子，就能记住：如他所他叙述在死气沉沉的哈尔科夫的儿童时代(苏联时期)，其青春期的性苦闷是多么触目惊心……”，从他后来所写的许多自传性作品的特点中，读者能看到他作为后苏联知识分子的复杂性，如爱自吹自擂、性格冷酷、被中学生视为土匪等，指出其写作内容的大胆、措辞的夸张 (《旗》2001年第1期)；论及托尔斯泰雅《猫怪》(2000)时，她模仿自由派人士口吻说道，“我们不喜欢托尔斯泰雅。不喜欢她，不仅是因为她爱国而侮辱宗教神圣。自由主义者不很喜欢她，坦白地说：当我们战斗时，她消失在哪儿？为何离开、何时回来？为何不直接判断和言说清楚？为什么要去美国教文学写作？眼睛大大的，黑黑的，明亮的。一张大嘴，牙口好，声音宏亮，头发浓密。要可怜她是根本不可能的。可是她在我们心目中地位卑微。大家对她避之不及。没有人想原谅她……”，在具体论及其《猫怪》时却赞赏该作的想象力丰富和对社会的批判力深刻，尤其是叙述中冷静的表达力，“作者的语言有意识地让位于人物的语言——多愁善感的(主人公本涅季科特)、打着官腔的(引用许多公文)、伪人民的、民间的风格。语言流畅、描写中立。句法结构上给人以激动、悦耳，当然文法正确。语言，作为小说中的部件，用潜意识和儿童记忆粉饰过。几乎全部是口语……在新俄罗斯小说中，托尔斯泰雅的语言是很特别的。而且不仅仅是新”(《旗》2001年第3期)。就是如此论述的批评家，先后在《旗》和《涅瓦》等杂志上发表宏观讨论后苏联文学问题的论文50篇，其中许多长文极其有影响，如《对后现代主义之克服》(《旗》1998年第4期)、《苏维埃文化总结》(2001)、《俄国为何选择普京：不只是文学情势的当代语境中的亚历山德拉?玛丽尼娜》(《旗》2002年第2期)、《新宣传：左边设置和右边风景》(2003)、《文学的保留地：投入一卢布就产出两卢布》(《旗》2005年第1期)、《这种批评谁还需要？》(《旗》2005年第6期)、《极端小说，或俄罗斯语言艺术的幻想可能性》(《旗》2006年第11期)、《逃脱当代。20-21世纪俄罗斯文学：从不完整到后苏联，而现在是全世界的》(2007年第3期)、《作家与政治》(《旗》2008年第11期)、《艰难的十年》(《旗》2010年第1期)等。这些篇章，抓住了后苏联文学的许多重大问题，表明经历苏联的批评家对后苏联文化重构之敏感，论述中显示出女性批评家的语言情彩、思想灵动，成为国际斯拉夫学界认识后苏联文学的重要根据之一。由此，批评家布尔津娜高度赞赏道，在《年度观察》这种文类退却之后，“被伊凡诺娃所建构的往事回顾之作是有思想的回顾，虽然它们没有把视野拓宽到千年历史长河中去，只限于1990年代和改革时期”，但其论述为人们深刻理解这个时段的具体文学情形，提供了重要案例和见解。 Инна Булкина, В поисках жанра//《Знамя》，2009, №11.她的文学批评活动这种成功转换，与其有着强烈的后苏联俄国认同感相关联，如著名的论文《欧洲迷雾中的俄罗斯作者们》(《旗》2009年第8期)生动描述伦敦和布拉格的图书博览会上俄国经典作家作品、后苏联作家作品翻译介绍情况，表达俄罗斯人对俄国文学之于欧洲的思考。实际上，在1990年代，从苏联转换来的批评家是批评界主体性力量，除了这些重要批评家之外，还有《文学问题》副主编罗米纳泽、《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世界文化》主编斯捷潘尼扬(Карен Степанян, 1952-)、《新世界》副主编罗德良斯卡雅(И. Роднянская)、《新世界》主编瓦希列夫斯基、人文大学教授康达科夫、先后任职文学研究所和新文学评论出版社的批评家叶甫盖尼?什克洛夫斯基(1954-)、图尔科夫、列米佐娃等，他们先后发表涉及不同领域的许多重要文学批评文章；维克多?叶罗菲耶夫、伊凡?日丹诺夫、萨普吉尔、谢达科娃、谢缅?法彼索维奇等苏联时代的小说家和诗人也时常发表文学批评，如《旗》杂志(1998年第6期)邀请当年地下诗人讨论《地下文学的昨天和今天》，这些人用后苏联文学批评家的视野重新追述地下文学的历史命运、意义和问题，具有其独特的深刻性。其中，现任职莫斯科大学世界文化学院的诗人和批评家谢达科娃(1949-)，1960年就开始发表诗作，但更多的诗篇是在《界限》等境外出版物上问世的，直到1989年才第一次出版诗集，在《民族友谊》和《旗》等大型文学杂志上发表许多有影响的诗篇，先后出版《中国之旅》(1990)、《大门、窗户、牌楼》(1986)、《岁月绸缎》(1994)、《老歌曲》(1997)等，但其论述苏联诗歌中另类性(дpугость)特征的《另类诗歌》《新文学评论》1997年总第22期)、讨论俄国文学和基督教问题的《基督教与文化》(《旗》1999年第10期)和《失败的顿悟：两部基督教小说——〈群魔〉和〈日瓦戈医生〉》(《大陆》2002年第2期)，以及《完全是另类》(《大陆》2008年第2期)、《符号与力量》(《大陆》杂志2009年第2期)、《俄罗斯文化》(《大陆》2009年第4期)等，论题和风格都令读者耳目一新。
可以说，这些有苏联经历的人所发表的批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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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很快就脱离了苏联遗风，用后苏联批评范式，去担当后苏联文学进程中的独特角色。这种成功转化者是很有限的，因为年龄不适，尤其是无法适应价值观之改、批评范式之变等，苏联时代更多的主流批评家没能成功转化为后苏联文学批评家；进而，苏联时代的文学批评遗产在后苏联虽未被全部抛弃，但能转化为当代批评资源的，也很有限。
三
其实，非常值得称道的是，在侨民批评家率先尝试后苏联文学批评、苏联文学批评家转化为后苏联文学批评之外，后苏联还直接推出了两类新型批评家：第一，晚熟的后苏联成长起来的批评家。其中包括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文化学家杜宾(Борис Дубин,1946-)，他作为人文大学欧洲文化学院教授和莫斯科高等社会和经济学学校教授、《社会评价通报》副主编，虽然1970年代就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语言文学系，在国家图书馆和全苏图书管理局任职期间曾触及文学，但真正发表文学批评是在后苏联，和友人合作的《作为社会制度的文学》(1994)与《知识分子：关于文学-政治幻想笔记》(1995)赢得学界赞赏，《文字-书写-文学：当代文化社会学概论》(2001)从社会学角度对俄国文学的民族记忆功能进行了发掘，其一系列重要文学的文化学研究论文，如《忠诚与祭品的修辞学：当代爱国主义小说中的领袖与公仆、叛徒和敌人》(《旗》2002年第4期)、《今日文学文化》(《旗》2002年第12期)等已成为认识后苏联文学现象的重要文献。而任《新文学通报》(Вестник нов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主编(1989-1995)的别尔格(Михаил Берг, 1952-)，毕业于列宁格勒航空仪表制造学院，苏联时代未公开在大型文学杂志上发表文字，把苏联时代的境外/地下出版物上的文学批评，加工成重要的批评论著《汉堡账单》(1997)、《忏悔的底稿。长篇小说的草稿》(1994)、《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伏尔加》1993年第2期)、《文学权力：文学权力的赋予和重新配置》(2000)、《不幸的决斗》(2003)、《糟糕的犹太人》(2005)等。这些论述，极力推崇后苏联审美价值观的多元化、凸显后现代主义之于俄国文学进程的意义，较早看到文学中心论格局之瓦解的情形。
第二种是年龄段上的后苏联批评家，其知识结构、批评范式、语言风格等与苏联批评家皆有很大不同，敏感于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和其他许多流行的文化现象。其中，对极力推动后现代主义在俄国合法化的库里岑(Вячеслав Курицын, 1965-)，作为苏联培养、在后苏联成长起来的批评家，出生于新西伯利亚、本科毕业于乌拉尔国立大学新闻系(1989)、副博士毕业于国立人文大学(1995)，任职于《文本》杂志(1990-91)，并先后担任《文学报》、《今日报》(1993-95)、《斗牛士》(从1995年开始)、《晚间俱乐部》报(从1997年开始)专栏批评家，在《文学报》、《今日报》和《源泉》、《新文学批评》、《民族友谊》、《新世界》、《批评大众》、《紧急储备品》等大型文学杂志发表大量讨论重要文学现象的论文，被推选为俄罗斯当代语言艺术学院院士(АРСС )。不过，这种批评家成长于西方文化大量进入后苏联时期，用西方流行理论去解释俄国本土文学现象，成其为明显特征，如那部享誉俄国学术界之作《俄罗斯文学的后现代主义》(2000)第一部分所建构的理论框架，几乎完全局限于詹克斯、利奥塔、德乐兹、罗兰?巴特、福柯等人理论，尤其是关于“身体”、“解构”等学说。 См.Вя.Курицын, Русски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 М.: ОГИ, 2000, С.7-43.这种按西方理论讨论俄国后现代主义，其《后现代主义：一种新的原始文化》(1992)就质疑后现代主义文学在俄国的质量，“最后一个并非最令人舒服的问题——关于俄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质量和水平问题”，“应该承认，我国后现代总体水平不很高”，彼托夫和普利戈夫、列夫金和维尔尼科夫、维克多?叶罗费耶夫和别尔格、巴尔希科夫和德拉戈莫申科等虽是严肃的艺术家，但人数有限，而后现代在原则上是有高度教养的人的事情、“技术高超者”的事情，唯如此方能轻松驾驭严肃问题并自由用各种文化语言公开说话，“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粗通门径者和个体手工劳动者(连那些作者也犹豫地用这类不愉快的定义称呼自己)，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См. Новый мир. №2,1992.库里岑很赞赏后现代主义文学现象，却很少从中提炼出影响世界的理论，难以改变国际学界忽视苏俄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状况。但是，更年轻的批评家，如1970年代出生的、以小说《卡拉冈达》获2002年度布克奖的作家帕弗洛夫(Олег Павло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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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作为后苏联俄国成长起来的批评家，其《根本性问题：俄罗斯传统主义者的宣言》(《文学俄国》报1996年7月19日)、《俄罗斯散文的隐喻》(《十月》第1期)等，则少生搬硬套西方理论，而是参照西方社会建构和文学发展之间的矛盾情况，主张不要否定苏联文学，认为这种文学和俄国历史及其传统相关联，放弃苏联文学即放弃肖洛霍夫及其《静静的顿河》，现实主义是俄国文学的基本状态，西尼亚夫斯基、叶罗菲耶夫等人只是俄国文学中的一种，且并非最重要的，倡导后苏联俄国继续推崇现实主义精神；此后，发表《作家先生：论弗拉基斯拉夫?奥特罗申克创作》(《十月》1998年第7期)、《二十世纪俄罗斯人》(《民族友谊》1998年第12期)、《我们的战争》(《十月》2000年第5期)、《普拉东诺夫之后》(《十月》2000年第6期)、《我用本能写作：和别克对话》(《文学问题》2003年第5期)、《俄罗斯文学和农民问题》(《十月》2005年第1期)等，出版《20世纪俄罗斯人》论文集(2003)、《反批评：作家视野中的文学》(2005)等，这些文章显示出后苏联青年批评家的敏锐观察力和丰富的知识结构。更有甚者，“80后”批评家——获2006年处女作奖中的文学批评奖的普斯托娃雅(Валерия Пустовая, 1982-)，从莫斯科大学毕业于后任职《旗》杂志，已在《新世界》、《十月》和《旗》等发表批评文章近40篇，如《当代小说中的新‘我’：论作家个性的净化》(《新世界》2004年第8期)讨论马卡宁、冈达列夫斯基等人创作情况，《带的人：死刑犯、叛乱者和作家》(《新世界》2005年第5期)讨论青年人的军事题材小说，这些显示出新时代批评家对当下文学现象的敏锐观察力，由此获得新普希金奖(2008)。
批评家队伍的这种结构性变化显示出，后苏联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一样有其生命力，并且具有新时代的特征，包括许多批评家身兼数职，有可能是作家，如作为《俄国报》文化版主编的巴辛斯基(Павел Басинский, 1961-)，这位20岁就开始在《文学报》上发表文学批评文字、苏联时代就在大型文学杂志发表许多批评文章的批评家，实际上以小说《俄罗斯长篇小说，或约翰?波洛维金的生活与传奇》(2008)而使俄国文坛惊奇，其《俄罗斯长篇小说，或约翰波洛维金的生活与传奇》把侦探小说、罗曼司、神秘小说、政治小说、惊险小说等组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包容有丰富社会内涵的奇特文体；他们的境遇可能比很多作家要好很多，但后苏联形成之际就是消费社会产生之时，这种情况波及到这些文学批评家的工作，他们不再像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宁可挺住物质生活贫困，也要坚守文学批评的知识分子责任，造成后苏联几乎不再存在职业的文学批评家，只是不同的人同时兼顾文学批评活动，把它作为一种专业化行为，但不妨碍他们从事别的活动，如叶辛不止一次编纂《怎样自习备考文学？》(1992、1996)和《文化学导论》(1999)，利波维茨基时常到美国去教授俄语和俄国文学课程，托尔斯泰雅和斯米尔诺娃主持独立台颇受非议的对话节目“诽谤学校”，许多批评家并不拒绝邀请，如2005年10月17日伊凡诺娃接受讨论文学和文学有关的话题，包括后苏联时代人们应该阅读哪类文学，说明为何那些获奖作家缺乏道德感召力、对商业领域的影响力等重要问题等；2007年2月19日，邀请谢达科娃讨论普通人的生活，认为苏联时代普通人的生活是被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出来的，“我们这些普通人是需要肖斯塔科维奇的”，文化消除了所有在人民看来未必属于异己的先进和优秀艺术，后苏联用难以明确判断的大众文化替代了苏联主流文化概念后，就流行起未经过滤的各种大众文化，到处充斥着低级趣味，正如维涅季科特?叶罗菲耶夫《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中用另类方式展示出来的麻木。当然，这种把文学批评视为工作之一的做法，没有改变他们对文学的专业认知；无论其立场归属多么不同，“在文学中心论终结这一完全陌生的条件下，批评表现出超强的生命力，展示出灵活性和智慧。文学中心论终结和新闻繁荣是自然而然的合拍。新时代需要新语言——直接的、有信息量的、明确的、不需要伊索寓言式的隐晦。出现了大量的新报纸和杂志、分化出新的电视频道、产生新电台，这些使传统图书和杂志退却。日常生活改变，自然影响到文学：兴奋点转移的文学成为生活中并非必要的陪衬，不再是引导者。失去了权力之后为权力而战也就不再了。那些不顺从新状况的人，无容置疑地被边缘化”。 Наталья Иванова, Между О месте критики в прессе и литературе//《Новый Мир》，1996, №1.这种新时代文学批评家存在方式的丰富性、生活化，是苏联时代文学批评界完全不可想象的，这也强化了后苏联文学批评的时代性，包括论题的现实性、文风的生动性。
总之，1980年代末以来，那些大型文学杂志对后苏联到来发挥着无可估量的作用，除了刊发大量的回归文学之外还有相应的评论文字，以至于造成回归文学领域有多宽广，文学批评范围就有多大：这也就是1980年代末以来苏俄出现了“历史的文学变成了当代文学”的时代错位景观。而具体制造这种景观的正是这些归侨批评家、来自苏联的批评家、新成长起来的批评家，他们在各大型文学杂志和重要报纸上的具体批评实践，完全替代了苏联式的批评，成就了后苏联文学进程中的又一种事实，这些人的文学批评活动正如当代著名批评家伊凡诺娃《谁需要这种批评？》(2005)所言，“批评家的，直接说，对读者而言就是教师，而通常学校里的语言文学教师是没人喜欢的：奥涅金形象、别巧林性格……呸”，俄罗斯作家不需要批评家，“批评家有写得好的，但很少。或者说，更多的是写得差而多。批评家明白什么，但基本上浅尝辄止，不深入也不充分。他常停留在细枝末节上，看不到修饰和隐喻。批评家是者。批评家是奴才”，出版社不需要批评家，需要的是广告，以便提升其发行量，造成职业批评事实上是在减少，批评家也在成批的减少，如库里岑、叶甫盖尼?什克洛夫斯基、巴维利斯基、弗拉基米尔?诺维科夫等转向了小说，导致批评变成了批评家自身的需要，“今天俄国的文学批评之于读者、传播者和作家而言，结果被证明是不合时宜。但有某种悖论：文学批评始终存在着，虽然形式上有曲解，但文学批评自身使否定批评的文学不知所措。谁对此难过呢？图书出版商、读者、图书销售商，当然还有读者”。 Наталья Иванова, Кому она нужна, эта критика? 《Знамя》，2005, №6.这也就是：后苏联文学发展的事实必须包括爱泼斯坦、利波维茨基、伊凡诺娃、库里岑、格罗伊斯等著名批评家和理论家，他们对促使俄国人重新认识俄罗斯问题及其审美表达方式的作用不可低估，“当代文学进程少了涅姆泽尔、伊凡诺娃、科斯德尔柯、斯拉夫尼科夫、玛丽娅?列米佐娃和米哈伊尔?佐洛托诺索夫、达基扬娜?卡萨特金娜和弗拉基米尔?诺维科夫、根尼斯和利波维茨基等人尖锐、鲜明、论争、深刻的批评文章，那是不可想象的”。 М.черняк,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критика рубежа хх-хх вв. //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хх века в зеркале критики: хрестоматия.М.: Академия, 2003, С.3.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