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新实证主义文学批评策略

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走过了六十多年的里程。实际上，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性质的研究模式，即作为文学批评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作为文学史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从理论上讲，这两种性质的当代文学研究模式之间应该是互补互渗的，两者各有侧重，但又彼此融合，这才是健康的当代文学研究生态。按照我们习惯上的划分，文学批评、文学史与文学理论这三者之间并非绝缘或割裂的关系，而是一个文学研究的有机统一体。三者之间彼此依存，交互作用，我们在文学研究中不应该有厚此薄彼的想法，只能是在各自的研究中有所侧重，但对于文学研究大家而言，这三者的融合才是理想的学术境界。显然，没有今天的文学批评，就不会有明天的文学史；而缺少了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支撑，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的出现，即使有，也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点在中外文学批评史上的诸多例证中早已得到证实。
然而，从实践上看，这两种当代文学研究模式之间长期以来又是分裂甚或对立的。把当代文学当作文学史研究的学者瞧不起把当代文学当作文学批评的批评家，认为后者缺乏学术性，信口雌黄、游谈无根，主观性淹没了客观性。而把当代文学研究视为文学批评的批评家对前者也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过早地将当代文学历史化会使当代文学研究丧失了批判性和前沿性，沦为了古代文学研究的衍生物，很难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作出敏锐的回应，这等于是取消了“当代文学”的特殊性。于是有了折中的提法，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前三十年即“50—70年代文学”可以而且应该作为文学史来研究，而后三十年的“新时期文学”研究则属于文学批评的范畴。（当然这里的文学批评主要是实践形态，而不是特指文学批评理论，尽管文学批评理论只能来自文学批评的实践形态。）我个人觉得这种折中的提法虽然也有它一定的合理性，但心理论上讲，它仍然人为地割裂了作为文学史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作为文学批评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之间的有机关联。事实上，近三十年来，一部分当代文学研究者开始追求把作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二者融合起来，由此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学术品格。一方面是使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保持了当代文学批评的锋芒，另一方面又使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具备了文学史的视野。前者可以简称为“批评的文学史”，后者可以凝练为“文学史的批评”。通常，我们的当代文学批评习惯于直接援引西方文学理论来进行，那是典型的“文学理论的批评”，寻求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实践嫁接或融合，等而下之者成了二者的生搬硬套，换句话说，作为文学批评对象的当代作家及其作品成为了特定的文学理论体系的阐释对象或演绎对象。而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学史的批评”则不同，面对当代作家作品的时候，我们不是从外在的西方文艺理论出发，而是从中国当代文学演变的历史视野来观照这些作家作品，辨析这些当代作家作品究竟具有怎样的思想和艺术特点，由此判定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甚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乃至于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或贡献。显然，这个时候我们的当代文学批评不再是简单化的理论阐释，而是有了客观的历史品格。此时的当代文学批评尽管依然要做阐释，但不再是主观的阐释，而变成了立足于实证的客观化阐释了。我们并不简单地反对阐释，但反对简单化的主观阐释。我们倡导的是在实证基础上的客观化阐释。
在中外文学批评史上，倡导实证的文学批评方法由来已久。在西方，实证主义作为一种席卷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学术思潮而出现是在19世纪，法国人孔德是实证主义哲学的教父，他认为人类经历了神学时代和玄学时代之后已经进入了科学时代，即重视经验、事实和现象的归纳和推理的实证时代，以此区别于神学和玄学时代着意建构超验的形而上学神话。但孔德主要把实证主义应用于社会学研究，而他的同胞丹纳则把实证主义引入了文学研究领域，开创了社会历史批评的新范式。丹纳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学研究中“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相互作用的原理，形成了一种把内因与外因结合起来，把空间与时间结合起来的立体化的文学研究模式。这种文学研究模式体现了近现代的科学方法和精神在文学研究领域里的渗透并成熟。及至20世纪后半叶，法国人戈德曼和埃斯卡尔皮又相继把文学研究与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开创了文学社会学研究模式，进一步强化了文学研究中重视客观实证的科学精神。不同之处在于戈德曼借助发生学结构主义开创了文学社会学的新路径，注重挖掘作品的文本结构与作者的精神结构之间的关联，进而探测作者的精神结构与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精神结构之间的关联，由此形成了带有辩证色彩的文学社会学研究模式。而埃斯卡尔皮主要从文学的生产、传播、接受、消费等社会机制方面来开创文学社会学研究新范式。不难看出，无论是戈德曼还是埃斯卡尔皮，他们的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都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范式相关。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一样，他们也重视文学与时代精神的关联，重视文学与社会环境乃至于经济因素的关系，但又在不同程度上吸纳了结构主义或传播学的新方法和新视野，从而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了西方近现代以来的实证主义文学批评方法和精神。如果我们把视点从法国转移至整个欧洲会发现，在20世纪上半叶还出现过一次席卷欧陆的新实证主

摘自：本科毕业论文答辩www.udooo.com

义哲学思潮，新实证主义比实证主义走得更远，他们强调通过数理逻辑分析彻底摧毁形而上学神话，所以新实证主义又称为逻辑实证主义。应该说，新实证主义后来陷入唯科学主义的陷阱或逻辑推理的知识迷宫中了，但它对20世纪西方现代或后现代的科学派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影响还是深远的，如与现代语言学和符号学密切相关的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批评都带有鲜明的逻辑实证色彩。事实上，在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流派中，即使是习惯上被我们说成是走人文主义路线的理论派别，如精神分析和神话原型批评、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批评之类，同样具有强烈的科学性和实证精神。尽管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学被严格的科学派指责为不可证伪的伪科学，但精神分析学的文学批评十分重视心理学的逻辑推理程序，也很重视案例分析和证据的收集。荣格开创的神话原型批评同样形成了较严格的逻辑推理体系，而经过弗莱运用符号学和结构主义改造后的神话原型批评模式就更加闪烁着科学和实证的光芒了。至于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学和叙事学等联姻之后，其文学批评理论的科学实证性也是大为增长，新历史主义与叙事学和解构主义结盟后也体现了强大的逻辑实证力量。凡此种种，无不说明了近现代以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与繁荣是与其追求科学的实证精神和方法分不开的。而我们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的从业者只知道盲目地“拿来”各种西方文论的皮毛炫技，而没有抓住其科学实证的精髓。其实，重视实证的社会历史批评一直以来就是中国文学批评中的宝贵传统。孟子提出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至今仍然闪烁着科学的光辉。它与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重主观感悟的中国式印象派批评传统之间并非不可共存，相反是有机互补的关系，各自有其适用的条件和对象。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不仅将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方法引入了中国学界和文学研究界，而且借此机会大力宣传并倡导了中国传统汉学中强调实证的朴学传统。胡适留美期间成了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信徒，而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将欧陆的实证主义哲学加以功利化的推演和应用，二者在重视客观的经验和现象的归纳和推理、反对构筑主观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神话方面是完全一致的。而在胡适看来，中国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与西方学者重视实证的科学实验方法之间息息相通。清代学者一反宋明时期的宋学（主要是陆王心学）重玄思冥想的形而上学传统，径直回归两汉时期古老的重视考据的汉学传统，继而开创了乾嘉时期繁盛一时的朴学风气。通过强调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考订学等实学功夫，清儒复活并光大了中国古老学术中的实证传统。胡适则精练地把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归纳为“大胆的检测设、小心的求证”十字方针，并在他的一系列文学研究著述中，尤其是在古典小说考证中体现了这种实证方法的力量。应该说，胡适倡导的这种融合了中西学术精髓的重视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在民国时期的学术界和文学研究界已是一种学术主潮，诸如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倡导的“诗史互证”，鲁迅提倡的“知全人”研究，都体现了在中西交会、古今融合之后科学精神和实证方法日益得到国人认可的学术趋势，由此也带来了民国时期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良好风尚。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在革命语境中庸俗社会学的泛滥，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日益流于主观化，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和胡适派的学术方法论遭到集中的批判就是明证，从此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也就丧失了科学精神和实证品格，基本上沦为了主观主义的文学阐释。及至“”结束，历史翻开了“新时期”的文学篇章，但重主观阐释的当代文学批评风气并未得到根本的扭转，相反，由于时代精神的愈益浮躁不安而呈现出某种变本加厉的趋势。西方现代种种目不暇接的“主义的旅行”在中国批评界乱花迷眼，主观阐释乃至过度阐释在当代文学批评界泛滥不已，由此酿成了当代文学批评中的主观阐释危机。许多批评家的文章一味地追求漂亮的“辞章”，片面地追求空虚的“义理”，而根本上缺失了“考据”的基石。这类批评文章尽管写得好看或有趣，但凌空蹈虚，既无严谨的逻辑又无切实的材料，最终只能充当实证批评的反面教材。
那么，在今天我们究竟应该倡导一种什么样的实证性的文学批评呢？这个问题的回答很可能没有一定之规，毕竟在近现代以来西方流行了那么多的具有实证性质的文学批评理论派别，有的直接标举实证主义的大旗，更多的虽然没有打实证的旗号，但同样渗透着现代实证精神。这里我愿意提出个人的一种设想。我的想法是，我们应该倡导一种把传统与现代的社会历史批评和科学主义批评结合起来的新实证主义批评方法体系。我所说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既包括中国传统式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和“文史互证”之类，也包括西方近现代丹纳的实证主义批评，还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在内。我所说的科学主义批评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心理学相关的文学批评方法，既包括中国传统的“发愤著书”“不平则鸣”和“穷而后工”之类的文论，也包括精神分析和神话原型批评这样的西方现代心理学批评方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像存在主义那样与心理学密切相关的哲学批评方法。另一类科学主义批评方法以文学的语言形式问题为中心，既包括中国传统式的朴学方法，还包括与西方现代语言学、符号学和叙事学相关的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等在内。这两类文学批评方法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科学实证性质。我把通常所谓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简称为“史证”，把与心理学密切相关的批评方法简称为“心证”，而把与语言形式密切相关的批评方法简称为“形证”。“史证”偏重于外部取证，强调从文学创作的外部环境如自然的、社会的、历史的、经济的、的、宗教的语境来解释文学作品或者作家的意义和价值。“心证”虽然也与以上诸种外部环境因素密切相关，但它偏重于内部取证，一般倾向于挖掘文学作品或者作家的个人性或私人性的材料，包括文字性的日记、传记、书信、创作谈，以及行为性的疾病、癖好、恋爱、婚姻、仕途、交游等特定履历资料。当然，“心证”除了弗洛伊德式的注重个人化的内部心理取证之外，还应包括荣格式的注重集体化的内部心理取证，比如对作家作品所在的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精神症候的发掘，乃至于最广泛范围内的人类性的集体无意识的挖掘之类，都有助于说明或解释作家作品的意义和价值。至于萨特式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弗洛姆式的社会文化派精神分析，还有各种女性主义精神分析之类，也属于我们所谓“心证”的范畴。说到“形证”，它指的是以文本为中心的形式逻辑分析，比如从文学文本的文字、语言、结构、叙事、修辞、版本等形式层面进行逻辑严密的学理性辨析，强调从文本内部来自我证明，带有逻辑实证主义意味。长期以来，这三种实证批评方法处于相对独立而不交融的状态，如同盲人摸象，各执一端而不明真相。只是在少数批评理论家那里才呈现出三者融合的集大成境界。在本质上，这种集大成的新实证批评模式所追求的正是我国老辈学者所提倡的“文史哲不分家”的学术境界。“形证”属于文学（审美）批评，“心证”属于哲学（心理学）批评，“史证”属于历史批评。但“形证”是文学实证批评的前提和基石，如果离开了“形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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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心证”和“史证”，只会导致文学批评本体的失落，把文学批评降为哲学（心理学）和历史研究的奴婢。如果是那样的话，文学的实证批评也就名不副实了，不是实证而是虚证了。
当“史证”、“心证”与“形证”这三种实证批评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意味着批评家将从“形证”出发，从具体的文学作品出发，首先慧眼识别出文学作品的特殊形式，然后通过作品的特殊形式去反观作家的思维方式，去解析作家的精神和心理特征，即把“形证”与“心证”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史证”，探究作品的形式特征或作家的精神、心理或思维特征所形成的外在社会历史语境，由此可以出一个时代的特定社会文化精神风尚。这样就做到了我们所向往的“形证”、“心证”与“史证”相融合的比较理想的“实证”境界。其实，我们前面说的“文学史的批评”，与这种理想的新实证批评境界之间并不矛盾。在“文学史的批评”实践中，我们不可能不辨析进而确认特定的作家作品在文学形式和思想心理方面的创造性或传承性，而在这种文学辨析和历史鉴定的过程中，如同古人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一样，始终需坚守客观的文学史和历史立场，这样才能在文学批评中对作家作品或文学思潮、文学社团作出中肯的文学史评价。而且也只能是在这种实证性的文学批评实践中，批评家才能归纳或提炼出独具特色的文学批评理论。
（李遇春，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2009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编号：NCET—10—0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