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香港书写和家国想象

摘要：1935－1941年间，许地山旅居香港，较深地融入了本土社会。他对香港本地历史文化与现实处境深表关切，在杂文随笔及学术研究中多以香港为瞩目对象。但他的话剧与小说创作仍从内地取材，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实感，《女国士》、《铁鱼底腮》、《玉官》等都呈现出某种家国想象，反映出他生命晚年强烈的抗日救亡意识与对民族命运的深沉关注。
关键词：许地山；《玉官》；香港书写；家国想像
1006-0677（2012）4-0054-06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因内地战乱频仍，众多作家纷纷南下香港，在此或避难，或谋生，或从事文化宣传，史称“南来作家”现象。绝大部分南来作家居港期间都有一种过客心态，与香港本土社会融入不深，在文学创作中采取一种“北望中原”的姿态。与此相对，新文学的元老之一许地山居港年限较长，对香港本地历史文化与现实处境深表关切，在杂文随笔及学术研究中多以香港为瞩目对象。但其文学创作仍从内地取材，展现其家国想像。讨论许地山的香港书写，有助于考察在一个特定年代现代作家面对“香港”与“中国”的思考及处理。

一、居港心态与文化反思

1935年，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之一、原燕京大学教授许地山经胡适推荐，应聘至香港大学中文学院。9月1日，他正式就任中文学院主任教授，于港大工作长达六年，直至1941年8月4日因劳累过度引发心脏病，于罗便臣道寓所逝世。这六年间，他的生活相对宁静，而工作异常繁忙。每周除授课达二十小时之外，还非常积极地参与各类社会文化活动。因其学问精湛，职位甚高，名气又大，人又热心，因而交游甚广，活动繁多，“在港锋头甚劲，到处被邀……终日马不停蹄。”①六年间，他参与的各类校内外公开活动，仅见诸各大报章公开报道的，就无月无之：为大学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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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社会团体演讲，内容涉及民族、宗教、社会、教育、文化、婚姻等；参加许多学校的毕业、颁奖等各类典礼；担任学生论文、演讲、书法各类比赛评委；担任各类研究会、赈灾会委员或顾问；接受报章及电台访问；参加或主持内地文化人送往迎来活动；担任南来文人证婚人；带领师生前往内地考察等等，不一而足。②尤其是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事情更多。据许地山之子周苓仲于他逝世当月回忆，“自抗战以来，难民到我们家门口，或是到大学的中文学院找爸爸帮助的，络绎不绝，爸爸总是尽力替他们设法，送钱，找事，或是送入救济所”。他每天的日程表为：“早晨八点去大学，一点回家午膳，两点再去，直到六点或七点才回家。在学校除教课及办校务外，总看见他在读书，写卡片，预备写书的材料。所以他写小说一类的文章，是在清早四点到六点之间，写一个段落又回到床上去睡，七点再起来。”③因劳累过度，终至英年早逝，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哀悼。他兢兢业业的辛勤劳动，为香港的文化事业留下了宝贵财富。如“柳亚子认为，香港的新文化可说是许先生一手开拓出来的。”④具体而言，许地山对香港的贡献主要可分三个部分：一是教育方面，包括高等教育和中学语文教育。其中，他对港大中文系进行的课程改革（由读经为主改为文、史、哲、翻译四项课程）广受称道。二是思想文化方面，在他的一系列文章及演讲中，都努力尝试于殖民地环境下输入许多新文化理念，如现代婚姻观念、中国拉丁化新文字、通识教育观念，以及中西文化的沟通等。三是文学方面，他于大学课堂提倡新兴白话文，同时担任文协香港分会和中国文化协进会等的领导职务，以个人创作及理论提倡影响当时的香港文坛。
和一般因个人生活原因来港以及被党派组织安排来港的南来文人不同，许地山长期于殖民地高等教育机构任职，尽管期间也曾因改革理想无法完全实现而萌生去意，不过相对而言，通晓粤语的他比较重视香港本土现实，对此地有较多融入。翻查他此期发表出版的著作，除了对香港教育问题发言，他还对香港的历史文化进行过研究，写过《香港考古述略》、《香港与九龙租借地史地探略》等文章。固然这和他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强烈关注、试图通过历史研究证明香港和大陆的历史联系有关，但也说明在他的文化想像中，香港和大陆仍是一体的，他并未因其是租界的时空而将其置于个人视野之外。此外，在政治立场上，他并不属于任何一派，这让他能够超越左右的意识形态对立，同时为双方所接纳，在工作中取得更大效用。他一方面担任左翼领导的文协香港分会的常务理事、总务负责人及研究部、艺术文学组主持人（因南来作家流动性很大，久居此地的两名理事许地山和戴望舒是该组织实际上的领导人），另一方面担任右翼文艺团体中国文化协进会的常务理事、常务委员会委员、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与双方为友，从中斡旋，成为双方的相似度检测和缓冲，“努力在统一战线的原则下，联系左、，平衡左、的利益，在团结中加强抗日斗争工作。”⑤
卢沟桥事变以后，许地山在港积极号召和参与抗日救亡活动。此后发表的文章，大部分洋溢着高涨的民族意识。每年的元旦和七月七日，他几乎都要在报刊撰文，讨论和抗战有关的事宜。据香港《大公报》1941年8月13日刊发的几则《许地山先生日记》，他平日对抗战期间的国内状况和日本人活动非常关注，但他的思考方式，不是去正面表达日军的暴行和对日本的民族仇恨，也很少涉及时政与军事，而是坚守文化岗位，从文化角度着眼，借讨论教育、学术、礼俗等方面问题，检讨中国的历史文化，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民族的时代使命，以及为了达成这使命需要进行的精神重建工作。其中，他特别重视个人和民族的独立性，多次强调民众要去除奴性，国家要撇除对他国的依赖性。譬如在检讨香港的教育时，他说：
作者以为教育底目的在拔苦。拔苦底路向是启发昏蒙和摧灭奴性。一切罪恶与堕落都是由于无理解与不自尊而来。教育者底任务是给与学生理智上底光明与养成他底自尊自由底性格。但这两样，现代底教育家未曾做到，反而加以摧残，所以有用底人无从产生。如果有完备底学校教育和补充底社会教育，使人人能知本国文化底可爱可贵，那就不会产生自己是中国人而以不知中国史，不懂中国话为荣底“读番书”底子女们了。奴性与昏蒙不去，全个民族必然要在苦恼幽闷底沙漠中徒生徒死，愿负教育责任底人们站起来，做大众底明灯，引后辈到永乐底境界。⑥在中华民国成立三十年之际，他撰文回顾三十年来礼仪的变迁，文中多次提醒应如何对待西方国家及其文化，对国民行为持批判态度。他注意到，“一个耶稣诞期，洋货店可以卖出很多洋礼物，十之九是中国人写底，难道国人有十分之九是基督徒么？奴性的盲从，家凑热闹，说来很可怜的。”对于整个国家，他提请人注意，“民国算是入了壮年的阶段了。过去的二十九年，在政治上、外交上、经济上、乃至思想上，受人操纵的程度比民国未产生以前更深，现在若想自力更生底话，必得努力祛除从前种种的愚昧，改革从前种种的过失，力戒懒惰与依赖，发动自己的能力与思想，要这样，新的国运才能日臻于光明。我们不能时刻希求人家时刻的援助，要记得我们是入了壮年时期，是三十岁了。更要记得援助我们的就可以操纵我们呀！”⑦类似的警惕在他作品中多次发出，又如他在1939年国庆节前夕写道：“我们不要打空洞的如意算盘，望国际情形好转，望人来扶助我们。我们先要扶助我们自己，深知道自己建立的国家应当自己来救护，别人是绝对靠不住的。别人为我们建立的国家，那建立者一样可以随时毁掉它。”⑧1940年七七事变纪念日他再次强调：“我们的命运固然与欧美的国家有密切的连系，但我们的抗建还是我们自己的，稍存依赖的心，也许就会摔到万丈的黑崖底下。”⑨再三示意，语极殷切。

二、现实忧怀与家国想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许地山香港时期的文学创作，无疑有助于我们的理解。因忙于教学、研究及文化活动，此期许地山的文学创作不多，但多有讨论之价值。
1938年秋，为了帮助香港大学女生同学会赈灾筹款，许地山创作了独幕剧《女国士》，并于11月11、13、15、16日分四次刊登于《大公报·文艺》。该剧取材于《唐书》薛仁贵的传记，而将重点放在薛妻柳迎春身上。剧本讲述的是，年轻的薛仁贵居于家乡绛州龙门镇大黄庄，整日好习武打猎，不事稼穑，田地里的农活由年迈的父亲打理。时值高丽入侵，皇帝御驾亲征，地方上正在招兵，薛仁贵想去投军。某日，同乡的一个小偷宝奴潜来偷鸡摘瓜，薛大伯为了追拿，跌倒摔死。仁贵以父亲新丧，准备断掉投军的念头。柳迎春以民族大义为重，愿意独立奉养婆婆，先后说服丈夫和宝奴都去投军。她对仁贵说：“大哥不是个凡人，当然知道古来底大孝子是要立身建功，保卫邦家；若是早晚底请安，春秋底祭祀，不过是人子底末节，凡夫底常行罢了。如今边疆这么吃紧，寇贼这么猖狂，做子民底须当以身许国，扫除夷虏，才是正理。”⑩而面对怕死的宝奴，她提出在这样的年代，“好男当好兵，好铁打好钉”，并设身处地替宝奴分析道：“若是你不改变你底行为，一直流氓当到底，那有什么好处？也许会引你到牢狱里过一辈子。若是你去投军，还有立功底希望。你不但自己受人恭儆，连国家也有光荣。要知道为人民底，捍御外侮是他最高的责任。奴虽然是个女子，若是用得着奴，奴也要去。何况你是个堂堂的男子汉？”宝奴也被说服了，愿意随着仁贵投军。薛仁贵对妻子大加赞叹：“大嫂真是一个贤明的女国士！若是个个女子都像你一样，国家就没有被侵略底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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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也就太平了。”{11}
许地山的作品多以女性为主人公，塑造出许多美好的女性形象。异域风情、宗教色彩与女性关怀是他多数小说艺术上的基本特色。本剧从史书中发掘出柳迎春这一深明大义的女性形象，固然一方面是方便大学女生团体演剧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他抗日救亡意识的突出反映。为此，他不惜借剧中主人公之口，直陈保家卫国之志。这样直接从事政治宣传的作品，在他此前的创作中是很少见的。
小说方面，许地山在香港创作发表的只有两篇：1939年发表的《玉官》与1941年发表的《铁鱼底腮》。二者之中，《铁鱼底腮》很早就得到文学界的认可，而《玉官》亦在近年越来越得到高度评价。
《铁鱼底腮》是一个以抗战为背景的宣扬爱国主义的短篇。小说的主人公雷老先生曾是一个最早被官派到外国学制大炮的留学生，回国以后，因国内没有铸炮兵工厂，以至他学无所用，一辈子坎坷不得意。他当过英文、算学教员，管理过工厂达十几年，后来在广州附近一个割让岛上的外国海军船坞做过机器工人，学到不少军事方面的新知识，因受怀疑，怕泄露身份而辞职，从此靠远在马尼拉的守寡儿媳妇寄钱赡养。他的兴趣是在兵器学上，为了加强本国海军装备，自己研究发明了一种潜艇模型，这种潜艇比现有的有许多改进，包括一个人造铁腮和调节机，可令人在艇里呼吸自如，并在水底呆上好几天。但他的这个发明国家不需要，同时也不能献给外国船坞，因为“我也没有把我自己画底图样献给他们底理由，自己民族底利益得放在头里”。{12}不久，侵略者的战车来到，雷老先生被迫逃难。他想去广西梧州，结果船被击沉，女仆丧身海中，她带着的潜艇模型也丧失了。他只好随一群难民在西市的一条街边打地铺。儿媳妇汇钱过来，让他去马尼拉，他不愿去，还是想到梧州做些实际工作，于是带着蓝图和铁腮模型又一次上船，结果到埠下船时，失手把小木箱掉到海里去，他急起来，也跳下去了，和他的发明一道潜在了水底。
雷老先生以本民族利益为重，不愿将发明献与他国，实践了“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国界”的正义和道德。这样的思想主题一直受到高度肯定。然而，小说的重点并不在于这位民间科学家对民族利益的捍卫，而是书写他报国无门的遗憾乃至悲愤，“与其说它是一曲爱国主义的颂歌，不如说它是一曲爱国主义的悲歌”。{13}为了改进本国海军军事技术，他一心一意不计报酬，钻研新式武器，然而他所画的图样，献给军事当局，就没有一样被采用过。他怀抱着自己的发明，却不能献给中国的造船厂，因为有些造船厂已成为“同乡会所”，要踏进它们的大门就得同当权者有血统或裙带关系。纵然能进去，申请到试验经费，到了实际工作上已剩下不多了。而研究院的风气也很不好，主事者多半是些不虚心的年轻人，且拉帮结派。眼看自己年已七十三四，发明是没有实现的机会了，雷老先生只希望能活到国家感觉需要而信得过他的那一天来到，然而他没有等到这一天。通过这样一位普通老人怀才不遇的遭遇，作者批评了当局的昏聩和社会的不良风气。而这也是许地山香港时期众多杂文的共同特点。哪怕是在一些纪念文章或学术性较强的论文中，他也常常对抗战以来的某些丑恶现实发出针砭。《女国士》和《铁鱼底腮》这样的作品，与许地山五四时期的作品大相径庭。它们褪去了传奇和浪漫色彩，主旨简明，文风朴实，时代性强，显然是地地道道的以大众为对象的“载道”之作。这样的转变，离不开抗战的现实。抗战令许地山不断思考知识分子与时代和民众的关系。在他那篇著名的长文《国粹与国学》中，他说：“学术本无所谓新旧，只问其能否适应时代底需要。”又说：“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怕新学术呼不出，也不怕没人去做专门名家之业，所怕底是知识不普及。”{14}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和文化普及的目标，也贯彻到他对文学的认识上。在给简又文编译的《硬汉》作序时，他曾将文学分为两类：“怡情文学”与“养性文学”，并作如下解释：“怡情文学是静止的，是在太平时代或在纷乱时代底超现实作品，文章底内容全基于想像……只求自己欣赏，他人理解与否，在所不问……养性文学就不然，它是活动的，是对于人间种种的不平所发出底轰天雷，作者着实地把人性在受窘压底状态底下怎样挣扎底情形写出来，为的是教读者能把更坚定的性格培养出来。……我们现时实在不是读怡情文学底时候，我们只能读那从这样时代产生出来底养性文学。养性文学底种类也可以分出好几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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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是带汗臭底，一样是带弹腥底。因为这类作品都是切实地描写群众，表现得很朴实，容易了解，所以也可以叫做群众文学。”{15}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又提出：“……我们最要的作品，必须以能供给前方将士与劳作底群众为主。……我们不希望烂调的宣传文学，只希望作者能诚实地与热情地将他们感想与经验宣露出来，使读者发生对于国家民族底真性情，不为物欲强权所蒙蔽，所威胁。”{16}这样的提倡，已经和从事抗战文艺工作的左翼作家们的说法非常接近了。尽管他自己创作不多，但在有限的篇目中，可以看出他是实践了这些在一个新的时代对于文学的新认识的。
和《铁鱼底腮》相比，《玉官》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作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篇小说为文学史研究者所忽视，即使有所论及，一般也评价不高，而主要原因则有两方面，一是认为作品思想倾向有问题（包括政治立场不对，对有歪曲描写，民族之恨的意识不强，对革命形势的描写模糊了前进与倒退的界限等），二是作品表现了浓厚的宗教意识，主人公虔信宗教。{17}这两个方面，实际上都针对的是作品的“思想性”。最先在文学史上对《玉官》进行较高评价的是夏志清，他称许地山和他同时期的作家最不同的一点就是他关注到“宗教上的大问题”，“所关心的则是慈悲或爱这个基本的宗教经验……他给他的时代重建精神价值上所作的努力，真不啻是一种苦行僧的精神，光凭这点，他就已经值得我们尊敬，并且在文学史上，应占得一席之地了”，而确定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作品，以《玉官》最为重要，从“寻求一个完美的寓言来表达他对完善的生活之见解的努力”来看，它“确实是一篇小小的杰作”。{18}这样的基本估价受到一位内地学者的批评，认为夏志清是由于受其“反共政治立场与基督教迷信的影响，严重歪曲了事实”。{19}可以说，上述评价多少受到论者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学界才逐渐厘清这些不无偏颇的思想性论断，{20}重新检视作品的艺术价值，认为作品具有复杂多义性，艺术成就较高，应算许地山一生代表作之一，甚至可被列为文学“经典”。而它最大的贡献，是创造了玉官这一现代文学新的人物形象，反映了中国式基督徒的复杂心态，进而体现了作家对宗教的开放性理解。
《玉官》长达四万字左右，是许地山小说中篇幅最长的作品。小说的背景由十九世纪末延伸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主人公玉官是一个孀居的寡妇，丈夫在甲午海战中牺牲，留下她带着个两岁的儿子过活。为了生活，她接受街坊“吃教婆”杏官的撺掇，也入了基督教，加入传教的行列。从此，她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小说主要就是描写她入教后几十年内的坎坷生活与心态变化，并带出社会现实的变迁。玉官成为“圣经女人”后，个人心理上经受了中西文化的剧烈冲突，她几十年里一直随身带着几件老古董：一本白话《圣经》、一本《天路历程》，和一本看不懂的《易经》，这是对她矛盾心理的准确形容。一方面她对基督教逐渐从不信转为虔信，另一方面又时不时受到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影响。而在和外界的关系上，入教除了给她带来衣食无忧，还令她享受种种好处，如一般个人和地方政府再也不敢随便欺负她，她的儿子也由教会派出国留学，回国后做了官，令她地位陡升，等等。不过，此时她已将传教当作事业，并不介意个人名誉，在她为教会怎么写作满四十年后，教会发起给她举行一个纪念会，有人提议要给她立碑或牌坊，而她“这时是无心无意地，反劝大家不要为她破费精神和金钱。她说，她的工作是应当做的，从前她的错误就是在贪求报酬，而所得的只是失望和苦恼。她现在才知道不求报酬的工作，才是有价值的，大众若是得着利益就是他她的荣耀了。”{21}
许地山将《玉官》的主人公设置为一个颇为另类的中国女基督徒，和他的多数小说一样，这篇作品也反映了他对宗教问题的思考。许地山很早就对宗教感兴趣，青年时成为一个基督徒，此后在求学和治学过程中，亦以宗教史和比较宗教学为重点。在他看来，“宗教是社会的产物，由多人多时所形成，并非由个人所创造。宗教的需要，是普遍的”。{22}他曾批评香港的教育，认为此地“五方杂处，礼俗不齐，意志既不能统一，教育于是大半落在投机者，无主义者，两可论者，钓誉者底手里”，{23}可见他认为一个人是需要有“主义”和信仰的。不同的只是有的人信仰某一政党所崇奉的意识形态，而他信仰宗教而已。但和一般的教徒不同，他并不拘守某一教派的所有教义，而是有思考，有批判，力图以时代需要为准，取各教之长，怎么写作社会。许多论者从他的早期小说中看出有“消极”“出世”精神，事实上他本人在生活中是具有相当“积极”进取精神的。他后期作品人物的特点之一，也是务实辛勤、脚踏实地，面对生活采取平实和坚忍态度。正如他在一篇文学评论中这样写道：“无病的固然不对，有病的也是一样地不应当。永不底才是最有勇气底。……永不底当是极能忍耐最善于视察事态底人。”{24}论者常将许地山前后期作品风格的变化概括为从浪漫传奇到客观写实。《玉官》的“现实性”是非常强的，反映了几十年内丰富的社会内容，如基督教扩张过程中引发的矛盾和冲突，又如玉官和儿子儿媳两代人生活方式的龃龉等。而联系到作品对中西文化、宗教方面的思考，可以说，小说既是写实性的，又是寓言性的。
将上面讨论的三篇作品放在一起考察，还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事实：它们都呈现出某种对国土的想像。《女国士》写一个年轻女子劝丈夫从军抗敌，保卫家国；《铁鱼底腮》写一个老科学家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流亡，想要撤退到大后方从事救亡工作；而《玉官》则写一位中国籍女基督徒在本国乡土上传播一种外来宗教。尽管旨趣不

一、然而对国土的共同关注，体现了许地山对国家民族现实命运与前途的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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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振威：《从陈君葆日记谈许地山居港生活片段》，《香江文坛》2004年第1期，第28页。
② 卢玮銮编：《许地山在香港的活动纪程》，《八方文艺丛刊》第5辑（1987年4月），第271-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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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苓仲：《我的童年·序言》，《新儿童》第1卷第6期（1941年8月），转引自周俟松、杜汝淼编《许地山研究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

4、55页。

④ 黄庆云：《落华生悄悄播下的种子》，《香江文坛》2004年第1期，第14页。
⑤ 余思牧：《许地山对香港文学的贡献》，《香江文坛》2004年第3期，第49页。
⑥ 许地山：《一年来的香港教育及其展望》，《大公报》，1939年1月1日。
⑦ 许地山：《民国一世（三十年来我国礼俗变迁底简略的回观）》，《大公报》，1941年1月1日。
⑧ 许地山：《国庆节所立底愿望》，《大公报》，1939年10月9日。
⑨ 许地山：《今天》，《大公报》，1940年7月7日。
⑩ 落华生〔许地山〕：《女国士》，《大公报·文艺》，1938年11月13日。
{11} 落华生〔许地山〕：《女国士》，《大公报·文艺》，1938年11月16日。
{12} 落华生〔许地山〕：《铁鱼底腮》，《大风》第84期（1941年2月20日），第2775页。
{13} 袁良骏：《简述许地山先生写于香港的小说》，《河北学刊》1997年第6期，第63页。
{14} 许地山：《国粹与国学》，载高巍选辑《许地山文集（下）》，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69

4、705页。

{15} 许地山：《怡情文学与养性文学——序大华烈士编译〈硬汉〉小说集》，《大风》第25期（1939年1月5日），第771页。
{16} 许地山：《国庆节所立底愿望》，《大公报》，1939年10月9日。
{17} 参见张登林：《〈玉官〉：一部被“忽略”的文学经典》，《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第67-68页。
{18} 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

2、74、75页。

{19} 徐明旭：《“偏爱”，还是偏见？——评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有关许地山章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3期，第327页。
{20} 对作品思想性方面新的解释一般是这样的：因为作者抱着超越党派的立场，将“”与国军等量齐观，并非有意歪曲，因此只是一个小的瑕疵；作品的主人公玉官并非只是一个单纯的基督徒，作者亦儒、亦佛、亦道、亦耶，他在主人公身上表现出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寄寓了宗教沟通的文化构想等。参见袁良骏：《简述许地山先生写于香港的小说》，《河北学刊》1997年第6期，第61-64页；姜波：《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汇——许地山小说〈玉官〉重评》，《学术论坛》2001年第5期，第98-101页；张登林：《〈玉官〉：一部被“忽略”的文学经典》，《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第67-73页；巫小黎：《〈玉官〉与许地山“宗教沟通”的文化构想》，《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第111-115页。
{21} 许地山：《玉官》，《大风》第36期（1939年5月5日），第1145页。
{22} 许地山：《我们要什么样的宗教？》，《晨报副镌》，1923年4月14日。
{23} 许地山：《一年来的香港教育及其展望》，《大公报》，1939年1月1日。
{24} 许地山：《论“反新式风花雪月”》，《大公报》，1940年11月14日。
（责任编辑：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