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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1895～1944）原名邹恩润，是我国著名新闻出版家。他的新闻、出版活动主要集中在20世纪20－40年代，其间主编《生活》周刊，创办《生活日报》、《大众生活》周刊、《抗战》三日刊和《全民抗战》等报刊和生活书店。他秉持“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进为鹄的”的理念，直面社会问题，倡导政治，成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舆论领袖——1936年因抗日救亡运动而被捕的著名“七君子”之一。
邹韬奋1932年就确认：“深刻认识剥削大多数民众以供少数特殊阶级享用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终必崩溃；为大多数民众谋福利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终必成立。”（《韬奋全集》第4卷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在为民族解放、政治和进步文化事业的奋斗中，他的政治立场逐渐接近马克思主义和中国。1942年，他转入中国领导下的苏中抗日根据地，1944年因病逝世。故后因其生前和在遗言中的申请，被追认为中国党员。
邹韬奋分别在《生活》周刊第6卷第1期、第7卷第1期及第7卷第26期发表《我们的立场》、《我们最近的思想和态度》、《我们最近的趋向》，清晰、坚定地表达了他的新闻和出版理念：“根据理性，根据正义，根据合于现代的正确思想，常站在社会的前一步，引着社会向着进步的路上走。”“以劳苦大众的立场为出发点”办刊；“要顾到大多数民众的福利，不为少数人所利用来为他们特殊利益说话的工具”。这样的理念，使得
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和《大众生活》，发行量曾达到15万份和20万份，创造了当时中国周刊发行量的最高纪录。作为一个成功的报刊出版人，他办刊的特点是：通过“以读者为中心”的编辑业务创新，不断扩大刊物的影响力。这首先体现在坚持与读者直接交流，回应读者关心的广泛的社会问题。自从1926年邹韬奋接手主编《生活》周刊起，便开辟《读者信箱》专栏，让读者们自由讨论他们所关切的问题。他“每天差不多要用全个半天来看信”（同上，第7卷201页），最多一天收信在千封以上。而后来办的（生活日报）创刊还不到半个月，各地读者的来信，已经使编辑部的案头堆得一尺多高。如今编入《韬奋全集》中的大量文字，是回应读者来信。此外，他还创建了“短简”、“编后随笔”、“编辑室电话”等更为灵活地回应读者信息的栏目，并将因篇幅原因未能在《生活》周刊发表和回复的来信，编辑为《信箱外集》，由生活书店出版。
邹韬奋把报刊与受众之间双向交流的功能发挥到了当时传播条件下非常高的水平。有学者注意到《生活》周刊读者来信和发行量之间具有一种“同步增长的‘曲线现象’”（李频《韬奋研究随想》，《邹韬奋研究》第一辑第197页）
有学者认为：“韬奋从这些大量的不断的读者来信之中，认识了中国社会的状况，了解到劳动入民的悲惨处境和反动派的黑暗统治，看清了中国未来社会的发展道路，真正明了中国的政治是怎么一回事，进而找到了报刊的方向。”（徐兆荣《试论韬奋政论与读者来信的关系》，《新闻学论集》第15辑）
邹韬奋不断进行编辑业务方面的革新创造。《生活》周刊“向例每遇每年度或每半年开始的一期，在编辑上常有多少改革”。（《韬奋全集》第5卷433页）比如，《生活》周刊在图片画页的基础上增设《生活图画附刊》。在《大众生活》上开辟《图画的世界》专栏，“就精绘的世界地图上，依世界的动态，加上隽永的漫画表现出来。在中国出版界算是创举。”（同上，第6卷294页）邹韬奋也由此被学者称为“我国新闻史上一个大革新家”。（俞月亭《革旧从新 与时俱进——韬奋成功的秘诀》，《新闻研究资料》总第35辑）
在不断创新的报刊实践中，他认识到：“新闻之迅速真确，固靠办者之努力，就是编辑方法，我们也主张须于每事之前因后果，作有系统有组织的叙述，尤其是关于国内及国际的重要问题或事故，编者须有历史的眼光，平日的研究，明其原委，抉其关系，籍此灌输一般国民以有条理的真确知识。”他由此提出，新闻的编辑法要“研究化”。（同上，第6卷380、484页）
在写作风格方面，韬奋主张“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式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文字。”并提出“尽可能用语体来写一切文字”，“要使一切初识字半通文的孩子们、农夫们、工友们、妇女们，都能看得懂”。（同上，第1卷648页、第6卷717页）
邹韬奋不仅是和社会主义的信仰者，更是在新闻出版业力行管理制度和按劳分配制度的实践者。他为其创办的生活书店确立了“赢利归全体，没有剥削存在，一面为社会怎么写作，同时也为自己工作。”（徐伯昕《韬奋先生的一生》，《邹韬奋研究》第一辑第30页）的经营原则。“生活书店对内为生活出版合作社，每位职工都是书店主人，合作社章程有三项原则规定：即经营集体化，管理化，盈利归全体。”“办社培养了员工的主人翁觉悟，形成了思维上的共鸣和统一的基础。这是与过去出版业迥然不同的。”（喻建章《韬奋的办社思想》，《邹韬奋研究》第一辑第14
邹韬奋1932年就确认：“深刻认识剥削大多数民众以供少数特殊阶级享用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终必崩溃；为大多数民众谋福利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终必成立。”（《韬奋全集》第4卷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在为民族解放、政治和进步文化事业的奋斗中，他的政治立场逐渐接近马克思主义和中国。1942年，他转入中国领导下的苏中抗日根据地，1944年因病逝世。故后因其生前和在遗言中的申请，被追认为中国党员。
邹韬奋分别在《生活》周刊第6卷第1期、第7卷第1期及第7卷第26期发表《我们的立场》、《我们最近的思想和态度》、《我们最近的趋向》，清晰、坚定地表达了他的新闻和出版理念：“根据理性，根据正义，根据合于现代的正确思想，常站在社会的前一步，引着社会向着进步的路上走。”“以劳苦大众的立场为出发点”办刊；“要顾到大多数民众的福利，不为少数人所利用来为他们特殊利益说话的工具”。这样的理念，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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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手之后的《生活》周刊由原来讨论职业教育的刊物“渐渐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同上，第7卷203页）在此后《生活日报》的创办中，他提出了创办“人民的报纸”的观念：“言论要完全作人民的喉舌，新闻要完全作人民的耳目。”（同上，第6卷682-683页）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和《大众生活》，发行量曾达到15万份和20万份，创造了当时中国周刊发行量的最高纪录。作为一个成功的报刊出版人，他办刊的特点是：通过“以读者为中心”的编辑业务创新，不断扩大刊物的影响力。这首先体现在坚持与读者直接交流，回应读者关心的广泛的社会问题。自从1926年邹韬奋接手主编《生活》周刊起，便开辟《读者信箱》专栏，让读者们自由讨论他们所关切的问题。他“每天差不多要用全个半天来看信”（同上，第7卷201页），最多一天收信在千封以上。而后来办的（生活日报）创刊还不到半个月，各地读者的来信，已经使编辑部的案头堆得一尺多高。如今编入《韬奋全集》中的大量文字，是回应读者来信。此外，他还创建了“短简”、“编后随笔”、“编辑室电话”等更为灵活地回应读者信息的栏目，并将因篇幅原因未能在《生活》周刊发表和回复的来信，编辑为《信箱外集》，由生活书店出版。
邹韬奋把报刊与受众之间双向交流的功能发挥到了当时传播条件下非常高的水平。有学者注意到《生活》周刊读者来信和发行量之间具有一种“同步增长的‘曲线现象’”（李频《韬奋研究随想》，《邹韬奋研究》第一辑第197页）
有学者认为：“韬奋从这些大量的不断的读者来信之中，认识了中国社会的状况，了解到劳动入民的悲惨处境和反动派的黑暗统治，看清了中国未来社会的发展道路，真正明了中国的政治是怎么一回事，进而找到了报刊的方向。”（徐兆荣《试论韬奋政论与读者来信的关系》，《新闻学论集》第15辑）
邹韬奋不断进行编辑业务方面的革新创造。《生活》周刊“向例每遇每年度或每半年开始的一期，在编辑上常有多少改革”。（《韬奋全集》第5卷433页）比如，《生活》周刊在图片画页的基础上增设《生活图画附刊》。在《大众生活》上开辟《图画的世界》专栏，“就精绘的世界地图上，依世界的动态，加上隽永的漫画表现出来。在中国出版界算是创举。”（同上，第6卷294页）邹韬奋也由此被学者称为“我国新闻史上一个大革新家”。（俞月亭《革旧从新 与时俱进——韬奋成功的秘诀》，《新闻研究资料》总第35辑）
在不断创新的报刊实践中，他认识到：“新闻之迅速真确，固靠办者之努力，就是编辑方法，我们也主张须于每事之前因后果，作有系统有组织的叙述，尤其是关于国内及国际的重要问题或事故，编者须有历史的眼光，平日的研究，明其原委，抉其关系，籍此灌输一般国民以有条理的真确知识。”他由此提出，新闻的编辑法要“研究化”。（同上，第6卷380、484页）
在写作风格方面，韬奋主张“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式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文字。”并提出“尽可能用语体来写一切文字”，“要使一切初识字半通文的孩子们、农夫们、工友们、妇女们，都能看得懂”。（同上，第1卷648页、第6卷717页）
邹韬奋不仅是和社会主义的信仰者，更是在新闻出版业力行管理制度和按劳分配制度的实践者。他为其创办的生活书店确立了“赢利归全体，没有剥削存在，一面为社会怎么写作，同时也为自己工作。”（徐伯昕《韬奋先生的一生》，《邹韬奋研究》第一辑第30页）的经营原则。“生活书店对内为生活出版合作社，每位职工都是书店主人，合作社章程有三项原则规定：即经营集体化，管理化，盈利归全体。”“办社培养了员工的主人翁觉悟，形成了思维上的共鸣和统一的基础。这是与过去出版业迥然不同的。”（喻建章《韬奋的办社思想》，《邹韬奋研究》第一辑第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