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
胡兰成因汉奸罪被通缉，匿名东窜西突，四处逃亡。留在上海的张爱玲遭到口诛笔伐。尽管她与胡兰成的结合不是出于政治目的，但沦陷时风头太健，单是与汉奸结婚这一项就受到强烈谴责。当时上海的大刊小报，以及《女汉奸丑史》《女汉奸脸谱》等小册子关于张爱玲的文字，连篇累牍，言辞尖刻轻佻，更有人身攻击。1946年3月30日的上海《海派》周刊上，甚至出现了《张爱玲做吉普女郎》的荒唐的耸动报道。（陈子善：《1945至1949年间的张爱玲——文坛盛名招致女汉奸恶名》）张爱玲在上海文坛消失。
一年多之后，1946年11月，上海山河图书公司出版了张爱玲的《传奇》的增订本，这一举动自然引人注目。山河图书公司的老板是唐云旌和龚之方。唐云旌（1908—1980），笔名唐大郎、刘郎、高唐等，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早年在银行工作，后任报纸编辑，人称这位写小报的第一能手为“江南第一支笔”。龚之方（1900—2000），上海人。担任过艺华等影业公司的宣传主任，创办过《艺华画报》等刊物，是与唐大郎密切合作的老搭档。他们两人在张爱玲遭遇舆论和感情的双重打击、处境艰难的时候，施以援手。《传奇》增订本就是龚之方一手办成的，他请上海著名书法家邓散木题写封面，让张爱玲写了“题记”。张爱玲有了一个向读者辩白的机会，这就是书中的《有几句话同读者说》。
张爱玲在文中说：“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她说明了辞去“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的事实，申明“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津贴”。“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话说得明确，而态度保持了她一贯的超然和矜持。
1947年4月，山河图书公司出版了《大家》文艺月刊，大32开本，主编
张爱玲的《华丽缘》登在第一期，写她在江南看戏的所见所闻所感。编者在《编后》中有一段文字推荐：“张爱玲小姐除掉出版了《传奇》增订本和最近为文华影片公司编写了《不了情》剧本，这二三年之中不曾在任何杂志上发表过作品，《华丽缘》是胜利以后张小姐的‘试笔’，值得珍视。”《华丽缘》，“编者将其标为‘小说’，它其实是一篇散文——文中的内容显然是纪实的。”（余斌：《张爱玲传》）这一期，同《华丽缘》一起作为佳作向读者郑重介绍的有赵超构的短论、黄裳的游记、吴祖光的杂写和马凡陀的诗。
第二期和第三期的《大家》，又连载了张爱玲的中篇小说《多少恨》。这是张爱玲根据自己原来的电影剧本《不了情》改写的一部通俗小说。故事前面有她写的简短题记：“我对于通俗小说一直有一种难言的爱好，那些不用多加解释的人物，他们的悲欢离合。如果说是太浅薄，不够深入，那么，浮雕也一样是艺术呀。”小说写一个年轻女子与比她年龄大得多的已婚男子初恋的破裂。内容与张的生活相似又相异，她把真实生活状况改造和转变到适合自己的意愿。
《华丽缘》和《不了情》的插图，不再是张爱玲自绘。前者插图没有注出作者，后者则标明“小丁作画”。人物造型与动势是丁聪一贯的风格，只是笔调纤细，与以往稍有不同。
《大家》出了三期，没有经费了，只好停刊。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传奇〉再版序言》）她鼎盛的时期虽说只有不足三年，但25岁以前就达到了创作的峰巅。学者杨义评价张爱玲：“她以一枝光润而圆熟的笔，敢于犯传统小说的窠臼而往往能够出其窠臼，交错着新旧意境，杂糅着新旧文采，让人们诧异于她笔底的古老的新鲜和新鲜的古老。”（《张爱玲：洋场社会的仕女画家》）学者王德威说：“张的作品，狎昵与讥诮，耽溺与警醒相持不下。由此而生的张力，最为可观。她的海派前辈为她打造了一座庸俗纷扰的城市背景，并附赠形形色色的人物原型。在另一个历史的夹缝里，这位二十来岁的才女要为这座城市写下传奇，并且身体力行，说张爱玲是集清末以来海派小说之大成者，应不为过。”（《落地的麦子不死》）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这年7月，唐大郎与龚之方又创办了《亦报》，龚任社长，唐任总编辑。1950年3月25日，《亦报》开始连载张爱玲的长篇小说《十八春》，用的是笔名“梁京”。早几年她拒绝为了避祸而改名，这时也只有向现实妥协了。《十八春》至次年2月11日刊毕。8个月后，10月31日的《亦报》又登出预告：“梁京继《十八春》后新作中篇小说《小艾》日内起刊。”4天后，《小艾》正式连载，1952年1月24日载完。同年夏天，张爱玲孑然一身悄然远走香港。
龚之方在《永远的张爱玲》中说，当他告诉负责上海文艺工作的夏衍“张离开上海”这个消息后，夏衍直叹可惜。接下来，龚在文中是一番感慨：“夏衍当时不知道中国后来有那么多的政治运动，才会直叹可惜。其实张爱玲决定1952年离开大陆是很机智的选择，否则1957年反右那一关，她就可能受不了，更何况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责编：思 源
胡兰成因汉奸罪被通缉，匿名东窜西突，四处逃亡。留在上海的张爱玲遭到口诛笔伐。尽管她与胡兰成的结合不是出于政治目的，但沦陷时风头太健，单是与汉奸结婚这一项就受到强烈谴责。当时上海的大刊小报，以及《女汉奸丑史》《女汉奸脸谱》等小册子关于张爱玲的文字，连篇累牍，言辞尖刻轻佻，更有人身攻击。1946年3月30日的上海《海派》周刊上，甚至出现了《张爱玲做吉普女郎》的荒唐的耸动报道。（陈子善：《1945至1949年间的张爱玲——文坛盛名招致女汉奸恶名》）张爱玲在上海文坛消失。
一年多之后，1946年11月，上海山河图书公司出版了张爱玲的《传奇》的增订本，这一举动自然引人注目。山河图书公司的老板是唐云旌和龚之方。唐云旌（1908—1980），笔名唐大郎、刘郎、高唐等，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早年在银行工作，后任报纸编辑，人称这位写小报的第一能手为“江南第一支笔”。龚之方（1900—2000），上海人。担任过艺华等影业公司的宣传主任，创办过《艺华画报》等刊物，是与唐大郎密切合作的老搭档。他们两人在张爱玲遭遇舆论和感情的双重打击、处境艰难的时候，施以援手。《传奇》增订本就是龚之方一手办成的，他请上海著名书法家邓散木题写封面，让张爱玲写了“题记”。张爱玲有了一个向读者辩白的机会，这就是书中的《有几句话同读者说》。
张爱玲在文中说：“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她说明了辞去“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的事实，申明“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津贴”。“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话说得明确，而态度保持了她一贯的超然和矜持。
1947年4月，山河图书公司出版了《大家》文艺月刊，大32开本，主编
摘自：毕业论文免费下载www.udooo.com
唐大郎，发行人龚之方。前一年，他们创办了《光华日报》，又办过《海风》周刊。《海风》首创12开的方形杂志，适应了十里洋场厌旧趋新的消费心态，大受欢迎。现在又推出了《大家》，创刊号的《编后》说：“眼前，书坊中畅销的是专给堂子里姑娘枕头边消遣的书刊。……许许多多杂志在我们还觉得可以一看的都先后夭折了。……我们有的是一股傻劲，始终没有想到要迁就环境。《大家》月刊还是有我们自己的风格，综合性的取材，尽可能做到轻松明快，不让读者感到沉重；趣味是不可少的，实质也不能不顾到。”张爱玲的《华丽缘》登在第一期，写她在江南看戏的所见所闻所感。编者在《编后》中有一段文字推荐：“张爱玲小姐除掉出版了《传奇》增订本和最近为文华影片公司编写了《不了情》剧本，这二三年之中不曾在任何杂志上发表过作品，《华丽缘》是胜利以后张小姐的‘试笔’，值得珍视。”《华丽缘》，“编者将其标为‘小说’，它其实是一篇散文——文中的内容显然是纪实的。”（余斌：《张爱玲传》）这一期，同《华丽缘》一起作为佳作向读者郑重介绍的有赵超构的短论、黄裳的游记、吴祖光的杂写和马凡陀的诗。
第二期和第三期的《大家》，又连载了张爱玲的中篇小说《多少恨》。这是张爱玲根据自己原来的电影剧本《不了情》改写的一部通俗小说。故事前面有她写的简短题记：“我对于通俗小说一直有一种难言的爱好，那些不用多加解释的人物，他们的悲欢离合。如果说是太浅薄，不够深入，那么，浮雕也一样是艺术呀。”小说写一个年轻女子与比她年龄大得多的已婚男子初恋的破裂。内容与张的生活相似又相异，她把真实生活状况改造和转变到适合自己的意愿。
《华丽缘》和《不了情》的插图，不再是张爱玲自绘。前者插图没有注出作者，后者则标明“小丁作画”。人物造型与动势是丁聪一贯的风格，只是笔调纤细，与以往稍有不同。
《大家》出了三期，没有经费了，只好停刊。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传奇〉再版序言》）她鼎盛的时期虽说只有不足三年，但25岁以前就达到了创作的峰巅。学者杨义评价张爱玲：“她以一枝光润而圆熟的笔，敢于犯传统小说的窠臼而往往能够出其窠臼，交错着新旧意境，杂糅着新旧文采，让人们诧异于她笔底的古老的新鲜和新鲜的古老。”（《张爱玲：洋场社会的仕女画家》）学者王德威说：“张的作品，狎昵与讥诮，耽溺与警醒相持不下。由此而生的张力，最为可观。她的海派前辈为她打造了一座庸俗纷扰的城市背景，并附赠形形色色的人物原型。在另一个历史的夹缝里，这位二十来岁的才女要为这座城市写下传奇，并且身体力行，说张爱玲是集清末以来海派小说之大成者，应不为过。”（《落地的麦子不死》）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这年7月，唐大郎与龚之方又创办了《亦报》，龚任社长，唐任总编辑。1950年3月25日，《亦报》开始连载张爱玲的长篇小说《十八春》，用的是笔名“梁京”。早几年她拒绝为了避祸而改名，这时也只有向现实妥协了。《十八春》至次年2月11日刊毕。8个月后，10月31日的《亦报》又登出预告：“梁京继《十八春》后新作中篇小说《小艾》日内起刊。”4天后，《小艾》正式连载，1952年1月24日载完。同年夏天，张爱玲孑然一身悄然远走香港。
龚之方在《永远的张爱玲》中说，当他告诉负责上海文艺工作的夏衍“张离开上海”这个消息后，夏衍直叹可惜。接下来，龚在文中是一番感慨：“夏衍当时不知道中国后来有那么多的政治运动，才会直叹可惜。其实张爱玲决定1952年离开大陆是很机智的选择，否则1957年反右那一关，她就可能受不了，更何况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责编：思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