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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媒时代的到来给文学理论的教学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学生的接受视野形成了一个稀缺与盈余的颠倒结构，学习目的和学习方式也变得多元而不再单一，但是教材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这导致它与变化了的接受群体之间产生了错位。对此，不要一味叫喊文论危机论，而是采取实际行动：教师要在学生的经典阅读上进行适应和引导，在教学方法上讲究开明性和灵活性，在正确使用教材上出新意，方能有效解决问题。
[关键词] 传媒时代；文学理论教学；接受视野
[] A [文章编号] 1005-4634（2013）04-0076-03
0 引言
文学理论是高校中文系的一门基础课程，也是一门专业性、理论性极强的课程，它对锻炼学生的理论思维、深化问题意识、进行独立思考具有重要作用，对学生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乃至人生理想也有特殊意义，因此在教学中具有相当的位置。但是在教学史上，它却屡屡被研究者和教师以“面临危机”来指称，尤其是随着传媒时代的到来，这种危机感更加剧烈，突出表现为近些年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辩论和文艺学的“越界”上，这也影响到当下的文论教学，值得关注。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文论教学旧疾未去、又添新病，表现为：接受群体即学生的接受视野发生了根本变化，形成了一个稀缺与盈余的颠倒结构。现在的学生（以2013年毕业的为例，最迟大概为1990年左右出生，其他年级的当更晚）生活在影视大面积侵入他们生活的年代，从幼儿开始即受电视的影响，而到了入学受教育的年代，恰又赶上网络开始侵占人们生活空间的时期，所以有更多的时间被图像和屏幕所占据，这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笔者2010年在课堂上曾这样提问过学生，“完全看过四大名著纸版的举手”，结果是零，问“完全看过四大名著纸版之一的举手”，结果也是零，问“看过四大名著纸版之一的一章或几章的举手”，有三五人举手，问“看过四大名著电视/电影的举手”，结果是大家齐刷刷地都举起了手。这个现象虽是个个案，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深思。2011年，笔者又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发现平时阅读中外名著纸版的
接受群体的学习目的和学习方式发生了变化，变得多元而不再单一。在人们的惯有意识中，学生考上了大学，又选择了中文系，那么一定是由于爱好文学才来的。但实际上，随着经济大潮的冲击和近几年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抱有这样念头的学生在逐渐减少。这样一来，他们的入学目的就发生了分化：一是确实爱好文学并选择了中文系；二是不得已被调剂到了中文系；三是仅仅为了有个文凭而到了中文系，对后两类学生来说，他们学习的目的或许仅仅是为了拿个学分。接受群体的学习方式也不再局限于课堂上听老师讲课，而是变得多样化了。在印刷媒介时代，教学活动就是老师教，学生学，现场感非常强，但现在不同，学生开始充分利用网络：下载名校老师的课件、观看名校老师的视频等。虽然这样没有了现场的光晕，但却能弥补现场授课的一些不足，比如现场上课你可能没有听清老师讲的话，没有跟上老师的思路，但在网络上这些问题却可以通过“暂停”、“回拉”轻易解决。尤其是对文学理论来说，由于它的理论性较强，在讲课过程中很难一下子就把老师讲过的东西消化掉，而现在的学生又大都没有预习和课后复习的习惯，这就使得很多学生选择到网上找课件，下载视频等学习方式。
接受依据即教材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导致与变化了的接受群体之间的错位。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在传媒时代却异常突出。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教材知识僵化、滞后，不能解释、解决现实文艺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而对于学生来说，他们非常想通过文学理论了解新出现现象的一些具体情况和背后的运作机理，但却找不到。对此，陶东风教授说，“文艺学研究与公共领域、社会现实以及大众实际文化活动、文艺实践、审美活动之间曾经拥有的积极而活跃的联系正在丧失。大学文艺学（很大程度上也包括一般文艺学）已经不能积极有效地介入当下的社会文化与审美/艺术活动，不能解释改革开放尤其是20实际90 年代以来文学艺术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以及大众的文化消费方式的巨大变化。”[6]二是虽然现在的文学理论教材有百种之多，编写者也大都是名校的名专家、名学者，在知识上固然没有问题，但他们大都追求体系性、理论性和经典性，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以他们所在院校的学生水平和他们自己的眼光来定义其他高校学生的缺陷，这就造成了一刀切。青年学者黄世权专门就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俗称的红本教材）做了一下统计，发现该书的中西方文学例证共374个，世界文学史上的大家、名家几乎全部出现。如托尔斯泰22次，巴尔扎克12次，歌德11次，卡夫卡8次；鲁迅41次，李白17次、杜甫15次、苏轼12次、郭沫若9次[7]。这就造成了它的理论性和经典性甚至本质主义的弊病。即使后来一些新编或新论之类的教材在“反本质主义”的呼声下做了重大改动，但它们的实际效果仍然有限，因为对学生来说，这样开放性的教材只能是让他们学到最后什么都不知道，还不如告诉他们一个较为确切的答案好。 2 教师的应对措施
对上述情况，教师必须采取措施积极应对。首先，针对学生接受视野的变化，教师要在适应和引导上下功夫。所谓适应，指教师要承认经典已经弱化这个事实，不要一味用经典主义的眼光来要求学生，只有摸清
针对学生学习目的和学习方式的变化，教师要在开明性和灵活性上做文章。开明性指的是教师要了解学生，关注他们的学习动机和目的，不要因为某个学生不想学习文学理论就大动肝火，也不要因为某个学生喜欢文学理论就热情有加，而是以平实的心态来对待教学。既然学习目的是多层次的，就存在教学如何开展的问题。一个一个因材施教是不可能的，笔者以为可以采取照顾上位的方式，即以最高的标准来讲授内容。孔子在几千年之前就说“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因此这样的方式就能让学生各得其需。当然这样的方式并不新鲜，但实际上，在今天的语境中，这涉及到教师的心态问题。灵活性指的是教学方法上要变通，不要一味地读教案、板书、提问、作业等。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一方面教师要制作精美的多媒体课件，在讲课过程中巧妙使用而不是仅仅拖动鼠标读读而已，这涉及到课件制作的水平。以笔者之浅见，课件忌满，不要把讲的内容全都罗列上，那就没有了发挥的余地；课件忌花，把一些不需要的图片或歌曲都安排上，这样是博了学生眼球，但事后他们却什么都不记得了；课件宜巧、宜少、宜精。但还要考虑文学理论课的具体内容，不要什么内容都设置课件。另一方面教师要允许学生看其他人的讲课视频等网络内容，并且自己还要看，融会贯通，师生共同进步。
针对教材错位的问题，教师要在正确使用上出新意。教材不过是教材而已，是教师讲课和学生学习的依凭，而不是万宝囊。一方面，要承认它的滞后性，中外文论史上没有一部教材是充满前瞻性的。如果不管什么新鲜的东西一出现，立即把它纳入到教材中，那么这本教材就会成为杂货铺，当然，这样说也不是拒绝把新内容纳入到教材中来，在考虑中国实际国情和理论成熟与否的基础上，可以适当采纳一些理论。另一方面，教师要会使用教材。会使用指的是不要完全仰赖某本权威教材，而是要在读了几本、多本教材的基础上，在学习了与教学内容相关的理论和知识的基础上，予以调节、糅合、提升，再根据学生的实际进行讲授。以为有了一本教材就可以高枕无忧，实在是懒汉主义的做法。对教材中的经典文本案例，要恰当运用，不可一股脑推给学生。
参考文献
陈洲.2011年全国电视频道覆盖观察[J].市场观察，2012，（2）：84-86.
CNNIC调查组.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2-07-19）[2013-03-26].http：//tech.sina.com.cn/z/CNNIC30/.
[3]易灵珊.国内手机普及率不及全球平均水平[N].通信信息报，2012-03-20（3）.
[4]谢苗枫.全省青少年手机普及率超过八成[EB/OL].（22010-03-31）[2013-03-26].http：//gd.nfdaily.cn/content/2010-03/31/content_1064268
[6]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J].文学评论，2001，（5）：99.
[7]黄世权.经典冷遇与文学理论的困境[J].嘉兴学院学报，2012，（2）：123-128.
[8]Culler J.The Literary in Theory//Batler J，Gillory J，Thomas K.What's Left of Theory？ New York on 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Theory[M].New York & London：Routledge，2000：273-289.
[关键词] 传媒时代；文学理论教学；接受视野
[] A [文章编号] 1005-4634（2013）04-0076-03
0 引言
文学理论是高校中文系的一门基础课程，也是一门专业性、理论性极强的课程，它对锻炼学生的理论思维、深化问题意识、进行独立思考具有重要作用，对学生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乃至人生理想也有特殊意义，因此在教学中具有相当的位置。但是在教学史上，它却屡屡被研究者和教师以“面临危机”来指称，尤其是随着传媒时代的到来，这种危机感更加剧烈，突出表现为近些年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辩论和文艺学的“越界”上，这也影响到当下的文论教学，值得关注。
1 传媒时代及对文学理论教学的挑战
传媒时代即电子传媒时代，是指影视、网络、手机等电子媒介大面积介入生活并支配、制约、引导着人们的生活行为和文化观念，而原先占据主导地位的印刷媒介和口传媒介逐渐让位的时期。或许在20世纪80年代，电视还比较少见，但现在已不是新奇之物。统计显示，2011年中国电视人口再创新高，达429亿人次；1999～2011十三年间持续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达11.5%。随着1997年CNNIC（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成立，网络开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上网、搜索、娱乐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生活的一种常态。 2012年7月19日，CNNIC发布的《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称，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88亿，手机首次超越台式电脑成为第一大上网终端。而手机这一新兴的电子媒介更是由于它的小巧便捷、功能多样强大受到人们的喜爱。2001年7月，全国手机用户为1.206亿；2006年12月为4.61亿，2007年为5.39亿，手机普及率已达39.9%，到了2012年，国内手机市场突破10亿部大关，这一数据超过了欧洲的总量[3]。世界电信产业联盟GA协会2009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青少年的手机普及率已达48.9%，而广东等发达省份更是到了80%以上，大学生中没有手机的更是凤毛麟角[4]。这一系列数据确信无疑地说明总体上人们已经进入了电子传媒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文论教学旧疾未去、又添新病，表现为：接受群体即学生的接受视野发生了根本变化，形成了一个稀缺与盈余的颠倒结构。现在的学生（以2013年毕业的为例，最迟大概为1990年左右出生，其他年级的当更晚）生活在影视大面积侵入他们生活的年代，从幼儿开始即受电视的影响，而到了入学受教育的年代，恰又赶上网络开始侵占人们生活空间的时期，所以有更多的时间被图像和屏幕所占据，这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笔者2010年在课堂上曾这样提问过学生，“完全看过四大名著纸版的举手”，结果是零，问“完全看过四大名著纸版之一的举手”，结果也是零，问“看过四大名著纸版之一的一章或几章的举手”，有三五人举手，问“看过四大名著电视/电影的举手”，结果是大家齐刷刷地都举起了手。这个现象虽是个个案，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深思。2011年，笔者又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发现平时阅读中外名著纸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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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确实非常少，大家都把时间花费在阅读畅销书或网络文学作品上了。如果说笔者所在的二本院校只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那么北京师范大学赵勇教授在他的课堂上做过的一个调查或许更能说明问题。“以自身经验为例，您认为电子媒介、数字媒介对文学的影响是——A、多读文学作品；B、少读文学作品；C、不读文学作品。”统计结果中选B、C的占了74%，因此赵教授得出结论：少读或不读文学作品，很可能就是我们今天的阅读现状[5]。这就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学生的经典文本积累非常少，在有些人那里甚至是一个空白；二是他们看的网络作品、影视作品和畅销书又非常多，在这方面有盈余。接受群体的学习目的和学习方式发生了变化，变得多元而不再单一。在人们的惯有意识中，学生考上了大学，又选择了中文系，那么一定是由于爱好文学才来的。但实际上，随着经济大潮的冲击和近几年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抱有这样念头的学生在逐渐减少。这样一来，他们的入学目的就发生了分化：一是确实爱好文学并选择了中文系；二是不得已被调剂到了中文系；三是仅仅为了有个文凭而到了中文系，对后两类学生来说，他们学习的目的或许仅仅是为了拿个学分。接受群体的学习方式也不再局限于课堂上听老师讲课，而是变得多样化了。在印刷媒介时代，教学活动就是老师教，学生学，现场感非常强，但现在不同，学生开始充分利用网络：下载名校老师的课件、观看名校老师的视频等。虽然这样没有了现场的光晕，但却能弥补现场授课的一些不足，比如现场上课你可能没有听清老师讲的话，没有跟上老师的思路，但在网络上这些问题却可以通过“暂停”、“回拉”轻易解决。尤其是对文学理论来说，由于它的理论性较强，在讲课过程中很难一下子就把老师讲过的东西消化掉，而现在的学生又大都没有预习和课后复习的习惯，这就使得很多学生选择到网上找课件，下载视频等学习方式。
接受依据即教材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导致与变化了的接受群体之间的错位。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在传媒时代却异常突出。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教材知识僵化、滞后，不能解释、解决现实文艺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而对于学生来说，他们非常想通过文学理论了解新出现现象的一些具体情况和背后的运作机理，但却找不到。对此，陶东风教授说，“文艺学研究与公共领域、社会现实以及大众实际文化活动、文艺实践、审美活动之间曾经拥有的积极而活跃的联系正在丧失。大学文艺学（很大程度上也包括一般文艺学）已经不能积极有效地介入当下的社会文化与审美/艺术活动，不能解释改革开放尤其是20实际90 年代以来文学艺术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以及大众的文化消费方式的巨大变化。”[6]二是虽然现在的文学理论教材有百种之多，编写者也大都是名校的名专家、名学者，在知识上固然没有问题，但他们大都追求体系性、理论性和经典性，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以他们所在院校的学生水平和他们自己的眼光来定义其他高校学生的缺陷，这就造成了一刀切。青年学者黄世权专门就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俗称的红本教材）做了一下统计，发现该书的中西方文学例证共374个，世界文学史上的大家、名家几乎全部出现。如托尔斯泰22次，巴尔扎克12次，歌德11次，卡夫卡8次；鲁迅41次，李白17次、杜甫15次、苏轼12次、郭沫若9次[7]。这就造成了它的理论性和经典性甚至本质主义的弊病。即使后来一些新编或新论之类的教材在“反本质主义”的呼声下做了重大改动，但它们的实际效果仍然有限，因为对学生来说，这样开放性的教材只能是让他们学到最后什么都不知道，还不如告诉他们一个较为确切的答案好。 2 教师的应对措施
对上述情况，教师必须采取措施积极应对。首先，针对学生接受视野的变化，教师要在适应和引导上下功夫。所谓适应，指教师要承认经典已经弱化这个事实，不要一味用经典主义的眼光来要求学生，只有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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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学生的实际，才能在讲课中有的放矢，也才能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比如，针对学生喜欢网络文学、哈利波特以及动漫等现象，要适时跟进，在讲课中让学生明了它们的产生过程和其中蕴藏的文学性，而不是不屑一顾或一棍子打死。因为今天的“文学性”已经泛化，甚至理论也有了“文学性”[8]。但适应并不是迁就，要有一定取舍，这里的标准就是价值性和文学性。而价值性和文学性的大小，既在于文本自身，也在于教师的学习、研究与筛选。不可否认在有些院校，有些教师的讲稿是多年未动、“千磨万击还坚劲”的，如果这样的话，就直接给这门课判了死刑。所谓引导，指的是虽然学生不读经典，但并不代表经典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相反，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经过多年历练淘洗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师必须利用教学时间引导学生接触、学习、把握经典，而不是听之任之。可以开书单，可以举办读书会，可以让学生做读书笔记，可以年/季/月汇报等，总之，方式多样，但目的都是为了让学生接近经典。但需要注意的是，经典的接受过程是循序渐进的，不可操之过急，看到学生储备少就巴望学生在短时间内把经典全部盘活，也是不切实际的。针对学生学习目的和学习方式的变化，教师要在开明性和灵活性上做文章。开明性指的是教师要了解学生，关注他们的学习动机和目的，不要因为某个学生不想学习文学理论就大动肝火，也不要因为某个学生喜欢文学理论就热情有加，而是以平实的心态来对待教学。既然学习目的是多层次的，就存在教学如何开展的问题。一个一个因材施教是不可能的，笔者以为可以采取照顾上位的方式，即以最高的标准来讲授内容。孔子在几千年之前就说“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因此这样的方式就能让学生各得其需。当然这样的方式并不新鲜，但实际上，在今天的语境中，这涉及到教师的心态问题。灵活性指的是教学方法上要变通，不要一味地读教案、板书、提问、作业等。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一方面教师要制作精美的多媒体课件，在讲课过程中巧妙使用而不是仅仅拖动鼠标读读而已，这涉及到课件制作的水平。以笔者之浅见，课件忌满，不要把讲的内容全都罗列上，那就没有了发挥的余地；课件忌花，把一些不需要的图片或歌曲都安排上，这样是博了学生眼球，但事后他们却什么都不记得了；课件宜巧、宜少、宜精。但还要考虑文学理论课的具体内容，不要什么内容都设置课件。另一方面教师要允许学生看其他人的讲课视频等网络内容，并且自己还要看，融会贯通，师生共同进步。
针对教材错位的问题，教师要在正确使用上出新意。教材不过是教材而已，是教师讲课和学生学习的依凭，而不是万宝囊。一方面，要承认它的滞后性，中外文论史上没有一部教材是充满前瞻性的。如果不管什么新鲜的东西一出现，立即把它纳入到教材中，那么这本教材就会成为杂货铺，当然，这样说也不是拒绝把新内容纳入到教材中来，在考虑中国实际国情和理论成熟与否的基础上，可以适当采纳一些理论。另一方面，教师要会使用教材。会使用指的是不要完全仰赖某本权威教材，而是要在读了几本、多本教材的基础上，在学习了与教学内容相关的理论和知识的基础上，予以调节、糅合、提升，再根据学生的实际进行讲授。以为有了一本教材就可以高枕无忧，实在是懒汉主义的做法。对教材中的经典文本案例，要恰当运用，不可一股脑推给学生。
3 结束语
由上可见，传媒时代的到来，确实给文论教学带来了一些新课题。面对这种状况，关键不是恐慌与叫骂，而是坐下来静静思考，沉着应对，在教学上出点新意，因为对于研究来说，文论教学是更为基本的，它承担着训练学生思维、培养后备人才、延续文论生命的重任。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导演”角色和“延嗣”责任显得尤为突出，这是必须要意识到的。参考文献
陈洲.2011年全国电视频道覆盖观察[J].市场观察，2012，（2）：84-86.
CNNIC调查组.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2-07-19）[2013-03-26].http：//tech.sina.com.cn/z/CNNIC30/.
[3]易灵珊.国内手机普及率不及全球平均水平[N].通信信息报，2012-03-20（3）.
[4]谢苗枫.全省青少年手机普及率超过八成[EB/OL].（22010-03-31）[2013-03-26].http：//gd.nfdaily.cn/content/2010-03/31/content_1064268
7.htm.
[5]赵勇.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48.[6]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J].文学评论，2001，（5）：99.
[7]黄世权.经典冷遇与文学理论的困境[J].嘉兴学院学报，2012，（2）：123-128.
[8]Culler J.The Literary in Theory//Batler J，Gillory J，Thomas K.What's Left of Theory？ New York on 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Theory[M].New York & London：Routledge，2000：273-289.